读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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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朋友也曾当过“问题学生”，他们在“老板”还没开业之前就来这地方混，关心社会策划行动，夜了就横七竖八地睡满一地。“老板”的院子停了一辆红色的生锈破车，就在其中一棵果树荫下。朋友还记得：“这车早该报废。有一次我们逃离示威现场，警察追得很紧。就是它，居然在一段上坡路死火。结果害得我们全部被捕。”不怕，张老板今非昔比，他搞左翼串连搞得风生水起，如今换了一辆Volvo，恐怕就连载人越境都没问题了。


喧嚣城市里的孤独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一个结业书店的老板，后来已经走到了连移动电话费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清理藏货，被意外坠下的书籍层层叠叠地压住，死去。几天之后，开始有臭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它的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遗体埋在书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主角是个处理废纸的工人，在十五年来每天要压毁无数书籍文献，外表肮脏的他竟然在这三十五年里饱览群书，遍读遭到极权政府禁制的经典，成了一个学问极大的人。他最后的结局是走进压纸机里，抱着心爱的诗集，让机器里的沉重书籍渐渐压断自己的肋骨……
我们的二楼书店。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逛书店的路线图，到了港岛，湾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后来也没再见过这样的店了，马国明开的“曙光”专售英文书，与后期由罗志华主理的“青文”共同占据巴路士街楼上的一个狭小单位，一间书店其实是两间书店。一开始我总是光顾“青文”，“曙光”看看就好，英文书我还买不起。而“青文”曾经是诗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虽小，文学书的种类倒是很齐全。这些书后来一直没怎么动过，十年，二十年，它们还在。店面成了货仓，乃一家书店开始朽坏的迹象。渐渐地，我一进门就往“曙光”的方向走，总是抱了一堆书出来才觉得内疚，好像有责任要帮罗志华买点书，不管是否重复，不管是否喜欢，我还是得捎走几本书才好。现在的“二楼书店”只是名词，真正的楼上书店甚至已经搬上十一楼了。
我们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陆文化热，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与甘阳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大丛刊书系不只冲击了整片神州大地，也让我们香港读书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而台湾正是解严前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民进党还是股青春的*进步力量；当年的台湾出版物记录了这一切，总是叫我们大开眼界。至于香港，新左余威犹在，“新文化人“与年轻的本土学人正吹着欧陆风、福柯、罗兰·巴特、阿尔杜塞乃至于后现代主义一股脑地进占了主流报刊的专栏角落。“青文”是这三种势力的汇流地，去“青文”和“曙光”打书钉，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十年的新启蒙运动终止于八十年代末，*的执政束缚了台湾的民间力量。香港？“新文化人”都转行了，曾经是华文世界第一本福柯专论作者的邵国华跑去开办流行少年杂志《Yes》。
我们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时候，罗志华就在收银机旁编书校对。他出版了今天红得发紫的陈云回港后第一本专栏文集，出版了游静、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丛书的名字很有气魄，叫做“文化视野”。每次见他，他都说“最近实在太忙了”。如此细小的生意，小到我不知该不该叫它做生意，究竟有什么好忙的呢？可是看起来他又真的很忙，永远坐在收银机旁吃盒饭一副动弹不得的模样。只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空去楼下吃饭，但那天轮到我忙了，我赶着去录电视节目。某天，我看见他正在大量影印着什么，竟然是一本诗刊——“反正卖不了多少，还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个二三百本，卖完就算。如果还有人要，我就现场再印一份给他”，他说。
太多太多的象征意义，象征太多太多的孤独与失落。我宁愿记住一些具体的个人的事，但又不敢。
“青文”的最后一天，马家辉来电，叫我去帮忙关门收档，我又要录节目，去不成。后来再听见罗志华的消息，是朋友从他的货仓那里买来一套书赠我。呀，竟是中国美术史权威高居瀚（JamesCahill）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中译本，硬盒精装，插图印得比英文原版还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见这套书是八十年代，虽然一见就喜欢，但一个穷中学生又怎买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后，它居然神奇地出现在罗志华座位后的橱子上了，很高很沉……原来他见无人帮衬，就收了起来，最近才又重新搬回来碰碰运气。我有钱买，却又嫌重，遂请他替我留着。留着、留着，我一直没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欢，在他的货仓闲逛时看见了就说要买。罗志华就对他说：“这套书我本来要留给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拿。这样子吧，你就先买，我立刻再订。”后来我还怪朋友为什么不说穿，省得罗志华再订，难道我真得去多买一套吗？
知道罗志华的死讯之后，我努力地抑止自己，要自己别去想他死的过程。他是清醒的吗？他是立刻窒息？还是在不得动弹的情况下等待了几天几夜？我好怕好怕，我好怕那堆书里有两本巨大沉重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罗志华，你真的为我再订了那两本书吗？罗志华，我该什么时候过来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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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门手工业
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时代，或许是人类史上第一个由不读书的人去统治其他人的时代。知识，甚至文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权力阶级的特权，古老的祭司，后起的王权，莫不以此为后盾，操纵不可使知之的百姓。然而，看看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香港；从企业高层、政府领袖到传媒大亨等一切实际操控大家命运的人，这里头有多少人看书呢？我指的看书，要求并不高，一年十本就够了；但这些每天决定着社会未来走向的人里头可有一半人能达到这个要求吗？我怀疑。本来这也不是问题，因为书籍早就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了；何况任何人也都不该怀念那个知识精英垄断权力的年头，更不应期盼它的再临。知识不再被过分地吹捧，知识人不再理所当然地备受尊崇，这都是好事，我没有任何意见。老牌出版社博益关门了，理由不是它不赚钱，而是它赚的钱不够多。对它背后的集团来讲，养一批人做不大赚钱的生意很不合乎成本效益，在账目上就更不好看了，所以结束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美国的重量级作家乌苏拉·勒奎恩（）在最新的一期的《哈泼》杂志（Harpers，February2008）上呼吁所有掌控出版社的那些大集团：“放我们一马吧。”她首先指出，许多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如今都一一落入像梅铎这样的大亨手中；他们收购出版社，是因为他们相信出版还是一个能赚钱的行业。近年最佳的例子莫过于《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但问题是全球每天出版近四千种新书，有几本《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呢？当一个主管众多生意众多媒体的老板发现属下一间出版社干了几年都干不出《哈利·波特》，他一定会觉得这是门不好做的买卖，然后就会压缩他们，甚至要他们结业。勒奎恩的意见很简单：你们不喜欢读书，我们喜欢。你们不喜欢这门生意无所谓，别再搞出版就行了。就让我们这些既喜欢书又不怕白费力气的人，自己写书自己卖书自己买书好了，你们就别再到处收购出版社更别再自办出版社行吗？我不能完全同意勒奎恩的有趣主张，可是我觉得她的话隐约指出了一个不合时宜但却非常正确的现实。
今天人人都谈文化创意产业，觉得这真是个点石成金的好买卖，只要有一点不知打哪里来的创意，就能变出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于是大家都忘了，所谓文化产业，它的本质其实只不过是非常土气非常卑微的手工业罢了。许多大型时装品牌都会推出一些设计一般、大量生产的镜框，加上个商标，就突然变身为名牌高档货了。不过讲究眼镜的人都晓得，在眼镜的世界里，真正站在顶峰的其实是些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手工小作坊。例如日本的泰八郎，不开分号，不加入连锁集团，不假手于外包工厂，就他一个老头每天在那里磨胶版，一年只做不过千副眼镜，卖完就算。香港是有很多顾客排队下订金，但香港绝不会有人想做泰八郎。
出版难道不也是种手工业吗？就算大牌如北京三联，靠的岂不也就是一帮优秀的作者和眼光独到又专注勤恳的老编辑吗？这么大的事业，其骨干不外乎一群身具“手艺”的人才，用做女红的方法一针一线地把一本本书制作出来。即便如此，三联依然不是一家拥有可观利润的企业（相较于其他行业）。卖书的利润很微薄，被誉为台湾地标的“诚品书店”至今仍在收支平衡的红线上下浮沉，于是这个行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层层盘剥的怪现象。
关于这点，我有切身体会。我和朋友搞了家小出版社，虽说是自娱自乐，但也不想亏掉老本。于是伙伴常常就得勤奋地自己跑书店，看看自己出的书行情如何，问问店家销售的数字怎么样，好有资讯做根据以决定应该重印些什么书。可是有间新加坡开过来的连锁书店就是不肯给我们这必要的数字，照他们的讲法，“只要有一天你们的书还在架上，我们就绝对不会告诉你，你们的书到底卖出多少”。理论上说，他们只需永远在架上保住一本我们的书，就直到世界末日都用不着“交数”了！这其实是司空见惯的“拖数”老招，只是他们店不大怕小出版。看起来很有品位很爱书的业者也是如此，更不消提那些不好书本只求数字的大集团了。为什么“博益”结业，背后的老板可以不释回版权给作者，自己不出书了不让其他人出呢？我觉得这还不是什么深层利益计算的结果，而是非常简单非常表面地不拿作者当回事。人家做的是产业，不是什么手工业；既然如此，那些手工艺人又有几斤几两呢？所以他们也可以毫不吝啬地销毁所有库存，既不贱卖，也不捐赠，因为他们的眼里没有书。想想看，捐赠也好贱卖也好，这可都得耗用人力的。而一个真正做手工的人是不可能不爱自家出品的，就像泰八郎，假如纯粹为了赚钱，假如不是真心喜爱眼镜，他能数十年如一日地这么做下来吗？


同代诗人的悲哀——《斋书话》
陈智德是我的同代人，他是我中学六年级的同学，那时就知道他既玩音乐也同时写诗。当年（*年），他已经得过青年文学奖，写过一些非常出色的诗，有些句子我至今记得。
中学总是愚蠢的，唯一令人兴奋的就是放学。智德会带我这个从沙田出来的新界仔去逐一拜访旺角的楼上书店。他每次都是毫不犹豫地走向属于文学的角落，找出一些诗集，站在书店里逐行指给我看，有时候甚至轻声念给我听。陈智德是我的新诗老师，教我认识了杨牧、商禽和我们香港人的也斯。
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那个年代还没有VCD和DVD，更没有互联网，大家家里用的是录影机。如果想看*电影，尤其是硬的那种，我们就要透过录影带，那叫做“咸带”。旺角真是个奇妙的地方，有最密集的书店，也聚了最多的“咸带铺”。为了怕警察便装突击，咸带铺有自己一套交易方式，总是让客人透过相片选择喜欢的片子，再叫你离开半小时，然后他们从不知埋藏在何处的货仓把带子取来，你再鬼鬼祟祟地回去一手交钱一手取货。
每回光顾咸带铺，我在那焦急的半小时里都会去附近的书店等待，往往就遇上了智德。他很高兴地与我分享新近出版的好书，浑然不觉我的心不在焉。时候一到，我就极不自然地会消失，说自己有点急事，过了半晌，才又重新出现。我想他一直都不知道我在那些奇异的二十分钟里干了什么事。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们虽是朋友，但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果然，2六年我俩虽各自出版了一本书话集，可是内容与风格完全迥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陈智德的《愔斋书话》，罗维明设计的封面朴素淡雅，没有时兴的作者肖像，不张扬不夸大，一如书名里的“愔”字，冲淡平和。他的写作态度亦然，且引作者自己在“前记”里的说法：“我所欣赏的书话来往于知识和艺术表现之间，有一点自由散漫的气度，写书话的人不会赶读众人喜欢的书、附和流行的意见，不以书本等同资料或教材。”
谈香港文学为主的《愔斋书话》何只不赶潮流，简直是在拾破烂。陈智德除了是位诗人，也致力于研究香港新诗的历史，考掘失落的片段，搜寻绝版的书籍刊物，这十年来可谓费煞苦心。看他这本书话，最有意思的就是他提及的许多诗刊如《秋萤》、《九分壹》和文化杂志如《工作室》与《越界》等，看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古老，皆是我曾读过甚至参与过的，哪算得上历史。但再细心一想，才醒悟到原来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俱已过去，我们这一代人竟在不知不觉间渐渐成了上一代。如果不是有心人刻意收藏记录，它们又怎能不淹灭？这等刊物书籍正如近二十年来盖起的楼房，根本不入刻意求古者的法眼，也不会有人起意保留。智德难得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只是一头栽进报纸堆，还时时以为历史存证的眼光看眼前的一切物事，就像看着当下身边的建筑却遥想它五十年后的光景。故此，他笔下总有一股历史的温情。
访问藏书家许定铭的时候，他说藏书是为了写书话，书话写好了也就尽到责任，书也就可以散去，再漂流到另一人手。智德书话亦然：“藏书是生活的另一面相，书话是读书和觅书的历程，二者同样漫长，但藏书终必散尽，留下的是一则又一则书话。”或许有人会质疑，凡是绝版的书埋没的人岂不都是历史淘汰的残余？智德在述介叶辉《新诗地图私绘本》时这样说：“香港新诗不论在任何时代，都拥有最多最无名的诗人，或者说在香港写诗，就几乎自动成为无名诗人”。这是我同代诗人之哀，必有此哀，方有《愔斋书话》。且存鸿爪于后，凭人自辩。


叫他们去闻自己的秽物
听说乔治·惠特曼（GeeWhitman）先生仍然健在，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这位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前两年我还在一部纪录片里看见他对两个女孩示范自己理发的方法：点燃一根蜡烛，然后把它凑近头顶，烧一阵子，再不慌不忙地用手拍熄头发上的烈焰。
他这家店已经成为巴黎的地标了，读书人去了巴黎可以不逛铁塔，但不能不去一趟“莎士比亚”。假如你是个年轻而贫穷的作家，觉得有朝一日必成大器，还可以去他那里短住，就睡在二楼的书架旁边搭起来的小床上。不用付费，只要帮他打杂（同时忍受他的怪脾气）。此外，他还提供早餐，你则必须留下照片和作品；也许你有天会真的成名，他的书店就多了一项活见证了。
现在实际营运“莎士比亚”的，其实是他那年轻迷人的女儿毕奇（SylviaBeachWhitman）。光看这名字，就知道惠特曼先生多么崇拜上一代的毕奇，又是多么地希望自己创办的这家书店能够接得上老“莎士比亚”的荣光。
那当然，早在一九四一年结业的那一家“莎士比亚”根本就不是个卖书的地方，它是现代主义的震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产房。且看看当年那位老板雪维儿·毕奇（SylviaBeach）的顾客名单：纪德、莫杭、庞德、曼·雷、艾略特、梵乐希、拉尔博、海明威、阿拉贡、乔伊斯、安塞尔、葛楚斯坦、费兹杰拉德、艾森斯坦……他们在这里看书、聊天、抽烟、朗诵、办公，甚至在无聊的时候走进来看看自己今天会碰到谁。于是毕奇多了一项奇特的新业务，就是帮人收发邮件和电报，因为许多寄居巴黎的文人干脆把“剧院街。莎士比亚书店”当作自己的通信地址。
然而，真正令到“莎士比亚”名垂千古的还是出版。毕奇推却了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把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转介给人；可是，她出版了《尤利西斯》。她怎样全心全力地协助乔伊斯，怎样让这部文学史上的巨塔突破重重限制进入市场的故事，要知道的人早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就该好好看看她的*《莎士比亚书店》。
不知道为甚么这本出了半世纪的老书要等到今天才有中文版，难道是里头的故事不精采吗？看看达达主义大诗人阿拉贡，他和其他人一样，迷上了毕奇美丽的妹妹；但是他上一个爱慕的对象是埃及艳后的木乃伊。
这本*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一大堆著名文人的奇闻异行，而是它们都过度符合大家对这些人的既有印象，典型得不得了：阿拉贡果然是这么地超现实，萨提果然是这么地冷静节制，而且不论晴天雨天总要带一把伞上街。至于费兹杰拉德，就和传说一样地挥霍。“总是把钱放在他们住家大厅里的盘子上，如此一来，那些要来结账或者要小费的人就可以自己动手拿钱”。
叶芝一如既往地扶掖后进，他是最早为《尤利西斯》下订单的顾客之一。他的爱尔兰同乡萧伯纳就是萧伯纳，当大家都以为一向支持言论自由的他必定也会赞助这本禁书时，他却回信给毕奇：“当《尤利西斯》连载刊登出来的时候，我就读过了一部份。它以令人厌恶的方式记载了一个恶心的文明阶段，不过里面写的都是实话。我还真想派一队人马去包围都柏林，特别是包围城里面十五到三十岁的男性，强逼他们看这本充斥着脏话以及胡思乱想的嘲笑与*之作。……我在二十岁之际抛开这一切逃到英国；四十年后的今天，我透过乔伊斯先生的书知道都柏林还是老样子，年轻人还是跟一八七○年代一样，满嘴说着乡巴佬的流氓混话”。“在爱尔兰，人们把猫弄干净的方式是压着他的鼻子去闻他自己的秽物。我想乔伊斯先生也是想要用同样的方式把人弄干净吧。我希望这本书能大卖。”可他自己就敬谢不敏了。


一家书店被海明威解放了——《莎士比亚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不是雪维儿·毕奇的自传，它的结尾也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尾声。可是就算到了末日，它仍然是传奇。
二战爆发，德军入城，毕奇那些说英语的朋友多半游回老家，而说法语的那帮则全部成了地下反抗军。一开始书店还在营业，直到有一天，一位德国军官走进来指名要买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记》（多高的“品味”呀，就和我们印象中的纳粹一样，就算满手血腥照样可以弹一手漂亮的贝多芬）。可是毕奇不卖，她说店里只剩一本了。于是这位军官火了，声言要带人来充公整家店的东西。最后毕奇进了集中营。
1944年8月尾，盟军快要打进巴黎，毕奇也早被释放，那阵子她还回到了剧院街。26号那天，一辆吉普车停在书店门口，毕奇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叫喊：“雪维儿”，那声音传遍了整条街道，原来是海明威“我冲下楼去，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来转圈圈，一边亲吻我，而街道窗边的人们都发出欢呼声”。然后海明威问她还有什么可以做，她就请他解决仍在剧院街屋顶放冷枪的纳粹狙击手。一生以好斗的男子气自豪的海明威二话不说，招呼了几个同行的大兵上楼，接著传来的是剧院街最后一次枪响。海明威和他的人马下来后又开著吉普车走掉了。海明威说，接下来要去解放丽池（Ritz）饭店的酒窖。这一天，史称“海明威解放剧院街的那一天”。
就是这样，巴黎光复了，莎士比亚书店的故事也结束了。心灰意冷的毕奇没有再把店子办下去，二十年后，她把这个神圣的名字交托给乔治·惠特曼，让他延续一家巴黎英文书店的血脉。虽然后者也是群贤毕至，声名大噪，但始终及不上第一代的光采。书店凭读者留名，毕奇的莎士比亚以纪德为第一批会员，以海明威的解放而告终，一般书店往来无白丁，它却是往来尽名家，恐怕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书业史上都找不到第二家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撇开店子办得好，店主有魅力这些难以深究的理由不谈，我想主要还是时代使然。回想二战之前，巴黎仍是全球文化首都，英语世界有点志气的文人作家都想去那儿混一阵。当他们到埠之后，这家罕有的英文书店自然成了会馆。更可注意的是一座文化首都的包容与自信。读《莎士比亚书店》，你会发现许多法国本土精英居然都是它的常客，他们不像最近妄言美国没文学的那位诺贝尔奖评审那么自大，以欧陆为中心，相反地，他们对爱尔兰人和正在崛起发亮的美国文学充满好奇心。
有时候那种好奇心甚至热烈到了明明不懂英文也老要来逛的地步。例如诗人列昂·保罗·法格，他来书店不是看书，而是为了碰那帮包括英语作家在内的好家伙。其中一个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