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昙浔嘈薜摹躲�县志》所写的“泾俗贵男贱女”，“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就淹溺女婴了。　　　　
　　　　溺女陋习的流行，使人口中女子少于男子。清季普查人口，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载的北京、顺天府、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浙江、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的统计数字，男口均多于女口10％以上。人口性别不平衡，关系到人类本身的发展，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虽是清末的统计，但男多女少的现象不是到这时才冒出来的。在此以前，统治者已感到溺女问题的严重，一些地方官采取命令的方法，禁止民人溺毙女婴。乾隆时尤溪令吴宜燮“出示严禁”溺女，并“作歌晓谕”，希望民人知晓溺女的害处和官府的态度（《乾隆尤溪县志》卷五）。嘉庆时金华知县刘陆遵因俗多溺婴，“为立条约，时于地方耆老谆切劝戒，并捐产创建育婴堂，以恤贫困”（《武进西营刘氏宗谱》卷六）。有的官僚和士人做一些禁止溺女的宣传，如翰林院侍讲施闰章作《溺女歌》，劝人存女为善，载在他的《愚山先生别集》中。有的宗族宗祠和上层分子也参与这项活动，如益阳熊氏宗族特作《溺女戒》，作为宗规要求族人遵守。它以歌谣的形式，对溺女的种种糊涂观念，如养女破家、养女妨碍生儿等，一一予以驳论，如说：“若云养女至家贫，生男岂必有怡亲。浪子千金供一掷，良田美宅等埃尘。”生子不一定能保家、发家，何必总看着嫁女赔钱。又说：“若云举女碍生儿，后选迟速谁能知？”又针对穷人溺女，说：“贫者杀女终不富，家无担石身无裤。”（《熊氏续修族谱》卷首《家训》）道理不一定讲得透彻和准确，但发人深省。　　　　
　　　　地方官和士人的劝禁溺女的规定和宣传，记载上述那些人的业绩的文字，都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媮风因以稍革”，“陋俗一变”。实际是在短时期内，该地溺女者减少一些。所谓“俗尽革”，则是美化劝禁者的过甚之词。其人去后不久，溺女又在那里流行起来。盛行溺女的金华府，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兰溪令李昭祥就在禁止，并且规定养了三个女孩的，就给予免除差徭的优待，当时出现“无弃女者”的局面（光绪《华亭县志》卷十四）。但是后来沈藻、吴恩诏等还在那里禁止，直到清末钟琦说金华溺女严重，可见终明清之世，当地始终流行溺女的恶习，只不过有时候略为好一点。在宁国府，乾隆初知府程候本“开诚谕禁，陋俗为变”（光绪《嘉定县志》卷十六）。究竟变没有变，同治间修纂的《宁国县通志》说，“弊俗相沿，莫盛于停丧、溺女二事”，揭了这个底。


世态剪影（三）第13节　溺女风习与育婴堂的建立（3）

　　　　封建的财产继承制度、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下的人民贫困、贵男贱女的观念，婚姻仪礼的奢华糜费，这些制度和风习不改变，溺女现象只能长期持续下去。它不是某一项法令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激发天良能奏效的。道光间，梅曾亮明确地指出，溺女“非法所能禁”，因为“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柏枧山房文集》卷十一）。他承认人们为了经济的缘故而溺女，不像某些官僚只责备民心而回避严肃的社会问题。不过梅曾亮并没能提出救弊良方，他只是在建立育婴堂上打主意。好吧，现在就来考察这项办法。　　　　
　　　　设立育婴堂、六文会之类救济机构，是从经济上资助贫人，促其养育女婴。清代育婴机构的建立，较早地出现在扬州、北京、通州、绍兴、杭州、苏州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民国《吴县志》卷三十）。康熙四十五年（1706），左副都御史周清原鉴于溺女严重，奏请各省建立育婴堂，“以广皇仁”，得到康熙的批准，命疆吏留心承办（《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这一决定促进了地方官对建设育婴堂的热情。许多州县官和地方绅士结合，捐钱，捐田，或拨给部分公田、公费，作为育婴堂的固定资产，从而把它建立起来。育婴堂多半由绅士管理，地方官监督，如安徽怀宁育婴堂，先于乾隆十一年（1745）由巡抚潘思榘、安庆知府赵锡礼、知县陈间仪捐金募建，后于道光二年（1822）由布政使陶澍等捐银置田，望江县监生周锡荫等捐钱发典生息，开始时“绅士董其事”，次由候补官在堂经管（道光《怀宁县志》卷十）。常熟县的育婴堂，“绅士为监堂，生员为董事”（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十七）。　　　　
　　　　育婴堂必有田产可收租，或兼有银钱放债取利。前述怀宁育婴堂每年可收息银3700两，租谷263石。奉化育婴堂始建于嘉庆，至同治末，有田1400多亩，岁收谷11万8000斤，钱6484千文，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产业增至田1868亩，山210亩，地52亩（光绪《奉化县志》卷三）。江西溺女严重，然而育婴堂的规模并不大，萍乡县城育婴堂，每年可收租近400石，归圣乡、长丰乡等六个乡坊各立育婴堂，收地租。但到同治间财产损失，县育婴堂只剩房三间、田十余亩（同治《萍乡县志》卷二）。财产甚少，无法办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邦玺才强调办六文会。这个会章规定各村设立股份，由民人认购，每股每月交钱六文，100股可得600文，以给本村贫民养女之家。　　　　
　　　　育婴堂立有规则，条具抚养女婴的办法。有的堂备有房舍，将弃婴收留在堂，雇乳妇喂养；有的把女婴交给乳妇带回家抚育，按月发给生活费。无论在堂与否，均给衣服。如松江府育婴堂把女婴放在佃户家抚养，给予钱米，管理人每月初到佃家验视。因此陈金浩在《松江衢歌》中咏道：　　　　
　　　　水云亭畔义堂开，不复传闻虎乳孩。　　　　
　　　　记得城东收弃子，佃农月旦望门来。　　　　
　　　　育婴堂在各地设立，无疑救活了一些弃婴，做了好事。但是各地育婴堂受着经济来源不稳定的制约，堂田时存时没，难于一贯坚持，所以办办停停，甚至在一些地方仅是昙花一现。即使在开办期间，它的有限经费，对于众多的贫困人家的嗷嗷待哺的女婴来讲，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它常常是统治者“善行”、“仁政”的点缀，而不能解决溺婴的社会问题。是以有清一代，溺女之风踵相流行。但是，育婴堂是社会慈善事业的一种，对本无社会保障事业的传统社会而言，育婴堂的问世，是社会前进的一种表现。


世态剪影（三）第14节　“传食”—清人的分养父母

　　　　“吃派饭”，是当代的词汇。记得在六七十年代，农村干部或工作队下乡，到农民家吃饭，交粮票和一点钱，叫作“吃派饭”，所去的农户多将来人当作客人，量力做些好吃的。这里所说的吃派饭是另一回事，系指清代失去劳动力的老年父母，轮换到已经分开生活的儿子们家里吃饭、养老，那时人把这种赡养的方法唤作“传食”。　　　　
　　　　三百多年前的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江苏崇明县（今属上海市）有位姓吴的老人已99岁，他的妻子仅比他小两岁，可以说都是百龄人瑞。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业已77岁，其他的都白了头。在早年家中奇贫，四子都卖给人家为奴，然而孩子们很争气，一个个挣了家业，赎了身，开着店铺，老大经营棉花店和米店，老二开设布庄，老三开张腌腊店，最小的营业南北杂货店。各人成了亲，生子娶媳，生活过得相当自在，但是想到往日的苦处，父母的艰难，不仅不记恨父母的卖身之痛，反而要好好报答双亲，让他们有个欢愉的晚年。人人争着孝养父母，商定请老人轮流到各家用餐，开始一个月一轮换，后来儿媳们觉得公婆年岁太大，一月时间太长，得三个月以后才有侍奉的机会，不如一天一换，但是还感到不能尽情意，决定一餐一换，即早饭在老大家，午饭转到老二处，晚饭则到了老三家，次日早上老四备饭，如此类推，周而复始。每逢五、逢十的日子，全家族在一起吃饭，为老人敬酒，说些庆贺吉祥的话，令老人高兴。在老人用餐的厅房的柜子里，儿子们各放一些制钱，以便老人饭后拿用，出去买些零食，若钱少了，儿子们会自动往里添钱，不使短缺。老人时或到友人家打牌，儿子叫人偷偷地送些钱给那家，让那人故意输钱，好让老人高兴，有时老人兴致冲冲地带着“赢”的钱回家，不知是儿子暗中孝敬他的，为他买的笑（《清稗类钞·孝友类·崇明老人有孝子孝妇》）。这一对老夫妇晚来有福，“派饭”吃得好，岂止是口福，而是欢快的家庭人际关系，真正享受天伦之乐。　　　　
　　　　光绪年间，江苏金匮有华金桂、银桂兄弟二人，操舟为业，分家各过，父亲早逝，有母傅氏，两家轮流供养，所谓“传食于二子”也。老大娶妻沈氏，原来是童养媳，长大了圆的房。沈氏生有一女，为人诙谐，善于言笑，每当侍候婆母吃饭，就说些笑话，或者唱山歌给傅氏听，博得老人家一乐，多吃点饭。傅氏对大儿媳，因系童养带大的，既是婆婆，又是母亲，因之在抚爱之中掺和着严厉，动不动数说她一顿。老二妻子裘氏，生有一子一女，心地朴实，沉默寡言，孝养傅氏。两妯娌姊妹般地共处，相亲相爱。两兄弟孝顺乃母，傅氏偶尔有点不舒服，即不拉客人，二舟并在一起侍奉老母。这时裘氏主动为傅氏浣涤脏衣服和便器，让沈氏做饭熬药。沈氏过意不去，争着洗亵衣，裘氏不让，并且说嫂子跟随婆婆年久，知道婆婆心意，人又细心，适合于做饭煎药，我做粗活，没有关系，各人尽各人的心。傅老太有这两对和睦的儿子媳妇的侍候，生活自是安适满意的了。不想有一个族侄媳周氏，也是童养媳出身，好搬弄是非，傅氏不让儿媳同她往来，可是她却找了一个机会，向沈氏造言：裘氏因沈氏是童养媳而看不起她。沈氏因而多心，冷淡裘氏，裘氏则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婆婆傅氏看出她们的不自在，也以为是裘氏的毛病，一天借着一件事对裘氏说：你嫂子虽然是童养媳，但我将她当女儿看待，有时数道她，正表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瞧不起她；媳妇不在于是否童养，而在于人品，贤能的人就值得尊重。话虽没有挑明，裘氏也多少明白原委，更热诚地对待嫂子，沈氏原是没有城府的人，于是关系和缓下来。偏偏这时沈氏女儿得了疾病，还把沈氏传染上了，裘氏不怕危险，侍候汤药，使沈氏母女转危为安，沈氏这才知道裘氏是真正敬重自己的，于是欢好如初（《清稗类钞·孝友类·金桂银桂官妇之孝友》）。傅氏得到儿子和媳妇的孝敬，除了自身的长辈地位，还在于她的为人。她善于处理与子媳的关系，对童养媳慈严兼致，对二儿媳虽有某种误解，但不责备，委婉喻解，起到缓和两个儿媳妇紧张关系的作用。这样的为人，自然令儿媳敬重，“传食”到谁家，都　　　　
　　　　会得到欢迎。　　　　
　　　　吴氏老夫妇、傅老太太在子媳分养下，晚年生活美满，得终天年，显然，“传食”的观念和方式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之一。子孙多，跟着某一个过，可能会发生一些纠纷。如和这个儿子一起生活，别的儿子或许会说他偏心眼，而在一起过的儿子也许觉得负担太重，别的兄弟占了便宜。诸子轮流供养，各尽自身的责任，要孝养的都有机会，不情愿的也不能推卸，做老人的也不会有偏向，因此这是一种好的赡养老人的方法。　　　　
　　　　


世态剪影（三）第15节　清人祠堂祭祀生活（1）

　　　　江苏《宜兴筱里任氏家谱》卷二《募建大宗祠序》中云：“国有宗庙，家有宗祠，所以崇报享而齐众志也。”　　　　
　　　　在宗法社会的国家，把祭祀与兵戎当作头等大事，民间的祠堂则以管理祭祀为重大的事务，因此宗族规约有着关于祭祀的一系列条例。　　　　
　　　　规定族人与祭的义务和权利　　　　
　　　　《辋川里姚氏宗谱》卷三江苏江阴姚氏宗规讲：“时而祠祭，时而墓祭，皆展亲大礼，必当敬谨。”要求按时进行宗祠祖坟的祭祀。到该祭祀的日期不举行祀典，就是犯了忘本的过愆，是不允许的，所以《澄江彭氏宗谱》卷三载江阴袁氏《祠约》规定：“祭期不许旷缺不举及有事不到。”不准祠堂司事到期不举行祭祀，不容许族人无故不参加祭扫仪式。直隶南皮县侯姓《侯氏宗谱·家规》也作了同样的训诫：“朔望率子弟谒先祠。……勿怠废先人祀。”参加祭祀是族人的义务。康熙间山东即墨县杨文敬在《即《即墨杨氏家乘·祭法》书影墨杨氏家乘·家训》中教训后人：“子弟幼时嬉戏，当令习拜跪，学揖让，设祭祀，扮长官。”　　　　
　　　　小孩子做游戏，就教他学习祭祀的礼节，以养成参加祭祀的习惯。男子到16岁算是成年了，就正式出席祠堂的祭礼。届期如果不到或迟到，就会受到宗法所规定的惩处。安徽潜山王氏家法，每年腊月二十四日、正月初一日族人两次到祠堂礼拜，“倘有托故不到者，每名下罚稻一硕”（《潜山琅玡王氏三修家谱》卷一）。女子也参加一部分祭祀，即墨杨氏祭法，凡元旦的祭祀，男子举行过后，退出祠堂，“妇女齐集参神，四拜，非疾病不得免”（《即墨杨氏家乘·祭法》）。　　　　
　　　　族丁的参加祭祀，有的祠堂要族人出祠费。江阴彭氏祠堂每当大祭时，各房由一人出面敛钱，每一丁交一钱银子（《澄江袁氏宗谱》卷三）。如不交钱，祠堂就要处以家法了：“族中有抗赖祠逋者，二祭日系于祠门，追完释放。”（《宜兴筱里任氏家谱》卷二）对拖欠祠赋的人捆绑示众，处置得相当严厉。所以在有祠堂的地方，族人必须出席合族祭礼，交纳分例的祭费，这就成了宗族成员的义务。　　　　
　　　　参加祭祀也是族人的权利。武进高氏宗族对过失严重的族人，“不准入祠入谱”（《毗陵高氏宗谱》卷一）。不许进祠堂，不得与祭，都是不准参加宗族祭祀。参与宗族的祭祀，是被承认为宗族里的人，也是一种权利，一旦失去祭祀资格，就不被当作族人对待，不再受宗族保护，也就失去相应的权利了。有的宗族向与祭人员发放钱物，如安徽庐陵王姓“家祠祭祖，向来等齐族众，一同礼拜，祭毕每人分钱八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全宗·土地债务类）。公有经济雄厚的家族，还向贫穷的族人发放粮食、布匹、银钱，若被取消族人资格，这类救济就无从享受了。由这些宗规可知，参加祭祀，是族人的义务与权利的一种体现形式。　　　　
　　　　为了掌握参加祭祀人员的情况，要求族人报告人口，增添男丁要及时登记。山东武城曾参后裔宗祠设有年纪簿，由族长收贮，“凡诞子之家，于三朝命名后报知族长，登名于簿，将生辰注于名下”，这是登录新生的男子。死亡也限期报告：“春秋二祭，子姓毕集，各将半年内寿终者注其月日及葬某处。”娶媳妇要声明系何家之女，何日出生。迁徙者应与祠堂保持联系：“其迁居四方者，每岁一次汇列寄报，凡挈眷迁居某州县某乡镇，族长亦逐为记载。”（《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例言》）武城曾氏作为儒家大师的后裔，礼法严密，以杜绝他人冒入宗籍，在宗祠报户口，以便届时参加祭祀。中国传统礼法，有新娘“三日庙见”（“三月庙见”）之礼，清代宗规亦多所强调，即墨杨氏《家法》：“（新）妇三日，姑率之庙见，返中堂拜尊长，其卑幼并见于新妇。”新娘拜了祠堂，婚姻得到宗族的承认，才可以与祭。　　　　
　　　　祀始祖及配享　　　　
　　　　宗族祭祀，祭什么人，大有讲究，族规对此是颇为重视的。祠堂祭祖，主要是祭宗族的祖先，这就是始祖、初祖、始迁祖。江阴姚氏以隋代姚允为祖先，为“报本追远”，“宗祠内推忠武王（按即姚允）为初祖”（《辋川里姚氏宗谱》卷三）。即墨杨氏合族祭始祖、一至八世祖。这些被祀的人的牌位置于宗祠大堂。还有祔祀的，被子孙认为有善行而值得纪念的，神主置于大堂的两侧，面向东或向西。有的宗祠规模大，在大堂外，别建祠屋，以安插其他祖先的牌位，如湖南益阳熊氏宗祠主堂外，还置有忠孝堂、廉节堂（《熊氏续修族谱》卷末）。在神主设置上，宜兴任氏祠堂也是一个典型，它建大宗祠一本堂，奉祀11世以上先祖，12世以后的要进一本堂，需别具资格：“十二世以下论德、论爵、论功，孚众论者，配享两列。”即以德、功、爵作为入祠的条件。其具体规则，康熙五年（1666）议定：　　　　
　　　　宗祠重大之典，莫如配享，论德、论功、论爵不敢不严，子孙能输助百金，亦以功论，此严中宽典也。……至于生前品行不端，有过犯者，即输助倍蓰，亦不得入祠。自议之后，万不得宽纵，以得罪祖宗。


世态剪影（三）第15节　清人祠堂祭祀生活（2）

　　　　嘉庆四年（1799）续议配享，规定论爵为文官七品、武官三品以上，论功是给祠堂捐银，银数多少，视捐纳人及被配享人的地位来定，地位高者交钱少，如文官八品交40两，从九品为70两，吏员90两，武官四品40两，七品90两。配享之外，在一本堂的左侧建立“树风堂”，“祀一善一行之不与配享者”，右侧建造“锡类堂”，“祀通族祖先之不与‘树风’者”。“一本”、“树风”、“锡类”三堂有等第，所谓“礼莫大于一本，而树风，而锡类，等杀之义也”。所以被祭祀，主要是一族先祖，其次是员和有钱财的人，再次则是有所谓一善一行的人，最后是本宗族的一般平民祖先。　　　　
　　　　按辈分排列祖先在祠堂的地位，这是祠堂尊祖敬宗原则的体现，本不足怪，但论德、爵、功，则与这条原则不甚吻合。如果只是宜兴任氏一族如此，尚不必多加注意，可是它却不是个别现象。武进庄氏于道光二十年（1840）重修宗祠，决定为始建祠堂的庄恒、庄朝生设立祠室，名曰“缔造祠”，岁时祭祀，以鼓励后人效法，并决定“其后凡有子姓增修祠宇，续捐祭田，大有功于兹祠”的人，“准其身后祔位入祠，大祭时一体享祭”（《毗陵庄氏族谱》卷十五）。据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九《洛阳戈氏宗谱》讲：“宗庙之礼，以序昭穆，此不刊之典也。曾见绅士家止序贵贱，不论尊卑长幼，其与名分何？”这份文献本身表示反对祭祀论贵贱，但也反映一些宗族祠堂祭祀以贵贱区别族人的情况。李兆洛直接批评宜兴任氏的规则，他说：　　　　
　　　　近世祠制，吾所知者宜兴任氏为最。……然吾谓其立法太夸，用意太亵，有入无祧，已无限断，论德论爵，复起争端，见在子姓虽云能守，而当其致祭，祖宗纷纭于上，子姓淆乱于下，有法而仍无法，乖经义矣。……圣人之立宗，非薄众子也，明统也，亦天之经也。　　　　
　　　　尽管有这些反对论者，有些祠堂仍是以辈分和权势来安排祖宗牌位的。　　　　
　　　　祭祀种类　　　　
　　　　各个宗族祭祀的名目纷繁，日期不一，习惯不同，为各家族的规则所制约。即墨杨氏家族定有《祭法》，给我们留下较清晰的记录：元旦祭祖，先男子，后妇女；元宵节祭祠堂，在晚间举行；清明前二三日，合族扫墓，祭始祖，各房祭本房始祖，各家祭祖，并祭伯叔高曾祖、伯叔祖、伯叔、兄嫂；初伏日献新，祭于祠堂；中元日，晚上在祠堂祭祀；中秋节亦祭于祠堂；十月初一日祭扫部分祖先坟墓；冬至前一日祭于祠堂；各家祖先的忌辰，各自往墓前祭奠。　　　　
　　　　古人秋祭曰“尝”，冬祭曰“烝”，江阴袁氏宗祠“祭期定于二月、八月，效昔人烝尝之义”。这是春祭和秋祭，不过符合古人祭奠之义。吴江任氏《祠规》：“合祭所以收族也。每十月朔期早齐集，历四时而一会，水木之思，何人蔑有，务望各致其诚。”（《有竹居集》卷十三）以十月初一日为全宗族的大祭。南皮侯氏《家规》：朔望率子弟谒先祠。”即每月初一、十五两日拜祠堂。总起来说，清明和冬至，一次扫墓，一次祠堂祭祖，是两次大祭，各宗族大体相同。　　　　
　　　　以上是常规的祭祀，还有特殊的。子孙有了荣耀，回乡祭祖，或新得功名，表示感谢天恩祖德，举行临时性祭祀。江阴袁姓《祠规》：　　　　
　　　　凡子孙入泮者，备祭三席；补廪者捐钱三千，作二年交清；中乡举者捐钱三十千，本年交足十千；中甲科者捐钱五十千，本年先交二十千，余皆匀二年交清；其登仕籍而有俸余官资者，临时公议酌捐。　　　　
　　　　中秀才祭祖，功名高的更要捐钱祭祀了。　　　　
　　　　祭祀仪式　　　　
　　　　光绪间武进、阳湖两县合修的县志，谈到当地民间祭祀　　　　
　　　　习俗：“春分秋分祀宗祠，羊一豕一，酒盏菹肴具，族人以昭穆为次，重行北上。”（光绪《武进阳湖县志·风俗》）这里讲了祭仪和供品，反映了家族祭祀状况。不过我们还是看族谱宗约的规定为好。祭祀仪式包括祭礼、供品、主祭人、分配祭品等内容。“宗子以主祼献”。宗子、族长主持祭祀仪式，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