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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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反清复明队伍，以士人为主干。无论是广东、江苏，抑或全国，莫不是明朝的士人和清初读书不仕的人构成复明活动中坚力量，本文所讲到的各种人物的学历、学业表明这一点。读书人代表民族意识乃其素质所决定，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屈大均说：　　　　
　　　　自申酉（1644～1645）以来，天下贤士大夫之死国者，类多文士，惟士人之能死国也，其所以为文者，固有以异乎人也。（《翁山文外》卷二）　　　　
　　　　谁都可以做志士仁人，但士大夫读圣贤书，更懂得国家民族大义，故而能够为理想而献身。


世态剪影（四）第21节　清代后期广东人移徙上海（1）

　　　　上海在清代前期就是一个交通商业重镇，在“江宁条约”中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迅速。洋务运动后，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买办资产者徐润（1838～1911）在1883年说：“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徐愚斋自叙年谱》）　　　　
　　　　岂只富甲东南，孙世馥在《徐愚斋自叙年谱序》中说“上海为中外总枢”。清末上海商业之兴盛为全国之冠，“实为中外贸易之中枢”（《清稗类钞》）。在政治上上海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留连于此，所谓“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王韬《彛�园老民自传》）。维新运动主将康有为甚至有迁都上海的设想。在行政上上海虽然原来是县治，后来只是苏松太道的驻地，但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政治中心。清代，尤其是近代，上海地位变化巨大，发展迅猛。上海的兴盛，除了土著居民的贡献，移民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是一个移民城市，新的居民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等省。如果我们把清代上海的发展，比作一个演员的演出，则外来居民相当于他学艺时的教师，演出中的导演、化妆师，都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外省移民与土著共同建设了上海。广东人可以说是上海建设的导演之一。广东人与上海的关系，笔者准备用三篇札记来作说明。　　　　
　　　　广东沿海居民，富有冒险精神，在清代，国内至各省，海外往南洋、美洲，多从事商业和做工，像潮州“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粤民到上海，在清前期就不乏其人。乾隆中周硕勋主修的《潮州府志》，说该府“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多”。这是说潮人经海道到上海，进入松江府，再到苏州。既然形成女子学习苏松人化妆的习惯，可见往来苏松的人不在少数。随着清代经济发展，粤人以经商的敏感，在上海开埠之后，即意识到它是“南北仕商往来孔道，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遂热衷于到上海做买卖，所以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粤人激增，以后陆续增加，绝对数量很大，在上海人口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上海开埠，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商人纷纷到来，原在广州贸易的也有不少转向上海。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有的还走在西方人前头。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2／3的惊人比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易地而来。　　　　
　　　　广东人到沪，因家庭、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有名的买办、官僚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家族就是显例。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徐润从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脑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可知其家族在沪人口之众。香山唐廷枢、廷植、杰臣、纪常、廷庚、国泰均在沪营生。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盛世危言后编》卷八）。广东人到上海的多，在王韬的小说中都有了反映，《淞隐漫录》写蓟素秋是孤儿，跟随姑母过活，其姑母是粤商的妾，该商安家在上海，经常到汉口买茶，及至“赭寇南下”（当指太平军到江南），粤商携带他们返回广东。这个故事可谓粤人在沪寄居经商事实的艺术再现。


世态剪影（四）第21节　清代后期广东人移徙上海（2）

　　　　传教士晏玛太在《太平军纪事》中说19世纪50年代上海有8万广东人，8万的记载不实，当时上海并没有那么多粤人，但人数亦应相当可观，晏玛太才能这样夸张。据调查统计，可知清代晚期在沪的广东人数及移民中的比重，我借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制作《清末上海公共租界内粤籍人口数及在客民中比重表》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同时期上海“华界”的人口统计数字，从而不能计算出粤人在上海整个居民中的比重。不过它在一个时期内占到客籍人口的1／5，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此后，由于邻近上海的江苏、浙江、安徽人的大量移入上海，使粤人比重逐渐下降，及至清朝灭亡，比重竟下降了近10％。不过这一事实表明，1885年以前，粤人在客籍中的比重要在20％以上。邹依仁书中还提供了《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籍人口与非上海籍人口》　　　　
　　　　在清末25年中，租界内的外省人口比上海本籍人口多得多，土籍不足1／5，粤人又在客民中占多数地位，所以在租界的整个华民中也占较大比例。总之，粤人移民上海，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构成成分。移民上海的广东人，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建立了同乡团　　　　
　　　　体，兹作《粤人在沪会馆表》以明之：　　　　
　　　　设立时间名称资料出处　　　　
　　　　1759潮州会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1783海澄饶会馆同上　　　　
　　　　1822揭普丰会馆同上　　　　
　　　　1839潮惠公所同上嘉应公所《上海近代史》上册102页　　　　
　　　　1872广肇公所《徐愚斋自叙年谱》　　　　
　　　　清末南海邑馆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工会的历史考察》，收入《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　　　　
　　　　清末顺德邑馆同上　　　　
　　　　团体建立，形成粤帮势力，与本地人及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人的帮派构成不同的派系。广东人组织的势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广东人移民上海的兴盛和拥有巨大的势力。


世态剪影（四）第22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经济活动（1）

　　　　清代广东人在沪，开始是从事传统的区域间物品交流；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贩卖鸦片，并从事买办活动；洋务运动兴起，买办转而为官僚商人，兴办新式企业，中小商人也建造工厂；在清代最后50年中，华人出国做工、经商骤增，粤人又在上海经营适应华侨需要的贸易。明代就有广东人到上海经商。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他的名著《广东新语》中说：　　　　
　　　　广州望郡，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腊、香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　　　　
　　　　广东商人到江浙，走海路的，必有一些人到上海。雍正间纂辑的《东莞县志·风俗》说：当地人“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故居人多富”。民国间该县修志者认为雍正志所说的是明代的情形，清初不是那样。这两种资料表明，广东人经商到上海，明代已经兴起，而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断了它的发展，康熙后期起逐渐恢复，乾隆以后兴旺起来。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以歌咏的形式描绘沪粤间的贸易：“淞南好，锁钥仰雄关，商货万樯通岭表。……”又云：“淞南好，市价日高低，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民瘦客商肥。”嘉庆间，褚华在《木棉谱》中写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衣以归，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　　　　
　　　　广东到上海的商船，称为“估船”，一个月能往返一趟。广东人贩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亦复不少，运回去的主要是棉花，其次是陶瓷、茶叶。上海商人用“沙船”把本地棉花、布匹运往广东（同治《上海县志》卷一）。据统计，鸦片战争前，上海每年从闽粤运进糖约50万担，染料和其他物品12万担，运往闽粤的棉花、茶、丝等物20～30万吨（据刘惠吾《上海县志》卷一）。糖的价值达数百万两银子，是一种大宗交易。沪粤间的棉糖对流，是这两个区域间的传统贸易内容，坚持到清末。直至民国时期，上海西南乡居民仍在生产土布，因为它能“行销闽粤及北地”（民国《上海县志》卷四）。清季广东人自然也会需要一些上海土布。广东人随洋人到沪的，做掮客、通事，发展为买办，代洋行东收购丝、茶，推销洋布、洋杂货，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从事这方面的经营。在上海贩卖鸦片烟的多是广东潮州人，据说潮州有个姓郭的人，能讲英语，随同洋商到沪，开始为洋人推销烟土，后来开设鸿泰号，自行销售。他的亲戚、族人、同乡见有利可图，相继来沪，经营烟土，“于是贩土之人日夥”（《清稗类钞》），郭家因此成为烟土业的大亨。清代后期上海经济界大家盛宣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杨坊、严信厚、祝大椿，其属于粤籍的，都是买办出身，在给洋行东经营丝茶之时，积累了经验和资本，于是自行从事这方面的业务。　　　　
　　　　唐廷枢是上海怡和洋行买办，为怡和推销鸦片，收购茶叶，后自己贩茶，并开办修华号棉花庄，成为上海茶叶、丝业公所董事。唐国泰是汇丰洋行买办，自办恒顺号茶栈。徐润于1852年入宝顺洋行学徒，学习丝茶业，1859年起与人合伙开设绍祥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1862年与人合股办宝源丝茶土号，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办宝源祥茶栈，同时在外地设立分号，以便收茶。徐瑞珩亦是宝顺洋行买办，自设亦昌丝茶土号、荣记丝行。“日与异国人相接”（《郑观应集》上册）的郑观应是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在宝顺学丝业生意，后任和生茶栈通事，不久承办其茶栈。不是买办出身的广东商人，也有经营茶丝业的，如投资上海轮船招商局20万两股份的顾、陈二姓，就是潮州商人。广东籍商人在沪经营丝、棉、茶，到这些商品的产地收购，运输到上海，转售给外国商人，行销海外。丝、茶、陶瓷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广东人在沪经营对外贸易，地位重要。


世态剪影（四）第22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经济活动（2）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清朝在上海开办机器制造局，提倡官商合办近代企业，广东买办出身的商人以较大兴趣，在沪投资办企业。清末官督商办有四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始设天津，后改上海），上海占了三个。这些企业，都是以广东商人为主干设立起来的。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72年李鸿章委派上海邻近的宝山人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朱出身沙船世家，有些经营条件，但没有威望，招不来商人投资，且有亏损。李鸿章遂于次年改派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及无锡人盛宣怀为会办，实由唐、徐主持，立即改变了该局面貌。1883年完成预订计划，集资200万两。其中，徐润投资48万两，由他招徕的亲友股金五六十万两，他个人联系的股金占了总投资的一半；唐廷枢个人购买了价值8万两的股票，凑集商股数10万两。唐、徐等招致的股东相当多的是广东人。招商局很快发展起来，在国内天津、牛庄、武汉、广州等地设分局，客轮远航日本、南洋、伦敦和檀香山。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78年筹建，1880年郑观应、龚寿图筹集商股50万两，请香山人容闳在美国聘技师、购机器。电报总局1880年设于天津，盛宣怀总办，郑观应为襄办，1882年系官督商办，故又称“电报招商局”，1884年总局移于上海，以沪为中心，线路通达广州、武汉、天津各大城市。郑观应还参加上海造纸局的建设。不在上海的开平矿务局，是唐廷枢一手经营的。此外，唐、徐、郑等广东人以上海为根据地，还在直隶、安徽、江西、湖北办矿山、铁路、保险、耕殖畜牧公司。在上海的广东人兴办了近代企业，只他们才能打开局面，这是因为：（1）他们在洋行实习过，有办近代企业的经验，能突破中国固有陋习，使用新的经营方法，把企业办好；（2）他们本身有资本；（3）他们凭借同乡的关系，能联络上富有的在沪乃至在其他地方的广东商人到上海投资。唐廷枢刚就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京记洋行的费伦预言：招商局“不难找到为数众多的股东，只要他们知道这个公司是由唐景星（廷枢）在妥善地加以办理”（郝延平书，录自《唐廷枢研究》）。事实也正是这样，粤商踊跃认股，徐润敢于收买美商旗昌洋行的轮船，使悬挂清朝龙旗的船只在伦敦与英人见面。　　　　
　　　　在沪的广东人经营中小企业的亦颇不乏人。方赞举在沪充当工匠，孙英德原在广东老家打制农具，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初创建发昌机器船厂，维修船只，十几年过后，具有造船能力。香山人林文开始在发昌机器厂当工人，几年后自办建昌机器厂，20年间发展到相当规模。1866年潮阳、惠来商人75家共建潮惠会馆，德盛号捐银6420两，另有两家捐助5000两以上，21家捐1000两以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能捐这么多银两，都是不小的商家。　　　　
　　　　在上海经营对南洋华侨贸易的，主要是闽粤商人。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期间，广帮协泰和、潮帮花德盛，甲午战后，潮帮仁诚、谢璧记、春华等商号主要从事南洋华侨所需要商品的交易（李伯祥、蔡永贵《近代上海与洋庄和南洋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广东人在沪经营工商业，特别是新式企业，对于当地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积极意义：　　　　
　　　　（1）所创办的近代工商企业，主要有造船、航运、电报、纱布、造纸、保险等业，其中有旧行业，有过去所没有的新行业，但都采用新式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突破了旧行业的管理办法。　　　　
　　　　（2）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原来买办在洋行搭股，是买办资本，从中分化出来，开办民族工商企业，成为民族资本，扩大了民族资本队伍，对发展近代生产有利。　　　　
　　　　（3）保护中华利益，与外国经济势力进行商战。以航运业为例，轮船招商局设立以前，由美国上海轮船公司、英国大英轮船公司控制长江航运，所以法国人梅朋、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说，轮船招商局的出现，“是令人注目的”。它与英、美　　　　
　　　　轮船公司竞争，挽回部分航运权利，其主管人之一郑观应说它“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郑观应集》上册），也不算过分。郑观应还说他自己先做买办，后来经营民族企业，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洋务运动》，第8册），用外国人的办法与外国人竞争，争取中华民族的权利。　　　　
　　　　（4）出现近代生产关系。在新式企业建立的同时，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即民族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5）影响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新式企业出现必然影响思想界，提出适合于它生存、发展的要求，郑观应就成为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出工艺救国的主张：“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饶裕。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郑观应集》上册）。这成为后来问世的工业救国论的先声，同时他主张政治改良，要求设议院。　　　　
　　　　总之，在沪粤人对于发展上海经济，尤其是建设近代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的近代企业和发达的经济。这种作用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江、浙籍人在沪势力没有超越粤人之时，更加显著；洋务运动以后，上海成为近代化趋势明显的城市，经济枢纽的作用与日俱增，促进全国的微弱的变化。同时，粤人又是以上海为据点，四处经营工商业，所以他们不仅有对上海的作用，而且影响及于全国。


世态剪影（四）第23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政治活动（1）

　　　　广东人领头发动上海小刀会起义；维新运动时，上海是康、梁制造舆论的中心。在清代后期上海的这两大政治事件中，广东人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布告前文述晏玛太说小刀会起义之前上海有八万广东人是不确切的，但其时广东人甚多，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还不在人多，广东的移民同时还把在广东流行的民间结社天地会带到上海，正是这一组织，作为基本力量发动了小刀会起义。这个团体的首领是刘丽川。刘是广东香山人，1845年参加天地会，1849年只身到沪，当过丝茶栈伙计、商场经纪人、洋行通事，失业后运用民间验方为人治病，遇到贫穷的病人不收诊费，获得好声誉。他发展天地会成员，使之散布于上海及邻县青浦的城乡。当时上海民间会党很多，有福建移民组织的小刀会，土著居民建立的罗汉党等。1853年3月太平军到达南京后，上海民众谋图响应，刘丽川联合其他会党，并大度地以福建人组织的小刀会为联合团体的名称，于当年9月发动起义，担任总首领，起义基干队伍由粤人、闽人和青浦农民组成，内有七个帮派，为闽人的建帮和兴化帮，浙人宁波帮，当地人上海帮，粤人的广帮、潮帮、嘉应帮。粤人七居其三，可知其为起义中的基干力量。由于起义队伍中粤、闽不能团结等原因，起义坚持一年多，于1855年1月失败。小刀会起义是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运动，反对清朝统治，并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表现出民众的愤慨。粤人充当了领袖的作用，处于骨干的地位，给上海的历史留下了粤人的重重一笔。　　　　
　　　　戊戌变法是在北京进行的，舆论中心却在上海。不管在哪里，最重要的人物中都有广东康有为、梁启超，而康梁在上海制造舆论的作用更大。康有为认为要变法，在于有人才；要人才，得讲求学术；讲学术，要有团体。他本着这个认识，办报纸、书局，组织社团。1895年8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9月筹设北京强学会，11月初到达南京，动员两江总督张之洞，取得他的支持，偕同其幕僚、广东番禺人梁鼎芬到上海，设立了强学会分会，代替张之洞撰《上海强学会序》，发表在《申报》上，主张士大夫参加议政，并作《上海强学会章程》。次年1月上海《强学报》创刊，康有为令其弟子、广东人徐勤、何树龄主持笔政。但是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查封，《强学会》办不下去，浙江人汪康年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康让弟子粤人麦孟华、徐勤、欧矩甲先后来主笔政，番禺人黄延耀为该报理事，管理财务。需要指出的是嘉应人黄遵宪为参预上海强学会活动，为《时务报》的出版筹款独多，贡献甚大。《时务报》自1896年8月9日创刊，至1898年8月8日止，共出版69册，刊出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序例》、欧矩甲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徐勤的《中国除害议》等文，鼓吹变法，认为：若仍因循守旧，就会像印度那样灭亡，波兰那样被分割，而变法就会如同日本那样地富强；变法就要废科举，兴工艺，发展民族工商业。1897年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与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馆，出版译著《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书。康广仁还同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设立戒缠足会，提倡风俗改革。　　　　
　　　　维新志士在沪的团体和出版机构，制造了变法舆论，推动了维新运动。他们的出版物大得读者青睐，尤其是《时务报》，问世数月后，售出万余份，为中国报纸所从来没有的盛况。梁启超的文章议论精彩，妙笔生花，大得阅者欢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的文化人都知道梁启超其人，把他与维新运动主将康有为相提并论，号称“康梁”。各地方的读者在当地传播康梁维新思想，陕西有位书院山长刘光刊刻康有为给京沪两地强学会写的序言，号召在陕西实行变法，还集资在陕西设立织布局，发展工商业，并主动与梁启超联系，梁向他转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梁在沪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倡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张废科举，清积弊，开议院以通下情，开办近代工商业。这些思想渗透到士大夫阶层，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


世态剪影（四）第23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