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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锹�规，也即按不成文的规矩收受好处费。陋规是不合法的惯例，但是众人习以为常了，几乎成为合法的东西了。李毓昌的死也可以说是不依陋规办事而遭受的杀身之祸，事情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陋规的盛行，标示着吏治的严重败坏。山阳、宝坻的事件，不过是嘉庆朝吏治清浊的测量器，表明官场的龌龊不堪。　　　　
　　　　官僚内部的陋规　　　　
　　　　道光帝继位之初，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试图清理陋规，整顿吏治，遭到朝内外的反对而作罢。于是陋规和腐败的吏治沿着嘉庆朝的轨道走下去，问题越发严重了。举人张际亮在道光十六年（1836）说：　　　　
　　　　今之外吏，贪以铦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下愤怒，舞文弄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张亨甫全集》卷三）　　　　
　　　　咸丰帝登基四个月，说前朝“登进冒滥，流品猥杂，……闾阎之膏血，以致政治堕坏，民生穷蹙”（《清文宗实录》卷九）。他们概括了道光朝吏治败坏的状况及其严重性。据笔者考察，道光时期吏治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变官吏贪污为合法的陋规的流行，其间有两种情形，一是实行在官吏内部的，二是官民之间赋役征收中的。　　　　
　　　　在官僚内部，下级对上司，地方官对京官，两个有业务联系的衙门之间，为了办事，都要送礼，但什么时候送，送多少，谁给谁送，经过多年实践，形成定规，并有专门的名词反映出来。　　　　
　　　　节寿礼。岁时节日和上司家庆日，僚属为其送礼。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讲陕西粮道向上司和有关衙门官员送礼定规为：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200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高级衙门的师爷节寿礼亦有规定，所谓“抚、藩、臬幕友一年节寿陋规，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书吏册费，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在中央衙门，书吏给司官送“年终规礼”。


世态剪影（一）第4节　道光朝的陋规与吏治（2）

　　　　程仪。招待过境官员，如在浙江，“凡上司委员到县，各县须送程仪”，候补官因为没有职务可以捞取油水，若被派为委员到县，更要多送（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卯规。州县官上任点卯，六房书役先送钱财，表示确定隶属关系，求得主官的欢心。　　　　
　　　　别敬。地方官奉派出京，或到中央述职，离京时，要给有关官员送礼，有师生关系的门生还要向老师、同年馈赠，名之为“别敬”。张集馨几次赴新任，所用别敬，据《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资料制成下表：　　　　
　　　　时间就任官职别敬银数目（万两）赠送范围　　　　
　　　　1845陕西粮道1。7军机大臣、军机章　　　　
　　　　1847四川按察使1。5京、六部尚书、都御　　　　
　　　　1849贵州布政使1。1史、侍郎、大九卿、同　　　　
　　　　1850河南布政使1。2～1。3乡、同年、世好　　　　
　　　　炭敬、冰敬。炭敬，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孝敬礼；冰敬，则是为消暑而送的礼。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原来京官靠地方官的孝敬作补贴，因而别敬、炭敬、冰敬成为不可缺少的规例。　　　　
　　　　秋审部费。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为此给刑部送辛苦费，四川按察司向例每年送600两银子，刑部人员才在五六月间派人把秋审奏折的底稿送到四川，以便川臬做准备，应付部驳和皇帝的查问。　　　　
　　　　晋升部费。州县官晋升，径直赴任的，照理由吏部发出正式通知即可。但吏部若不见该员的孝敬，不给发文，以示拿捏。　　　　
　　　　门生礼。清代官场盛行拜师风习，考官、学官广收门生。有的毫无师生关系，如州县官与府道官，府道与督抚，以至京察定为一等，大计评为卓异的人，对堂官、上司表示感恩，结为师生关系，在拜师时送礼，“甚至节寿厚其馈送”（《清宣宗实录》卷三一八、卷二一九）。门生礼实际上超出师生范围，成为官场陋规的一种。　　　　
　　　　修船陋规。水师所用战船的修理，归文官负责，由武官验收，武官验收时横加挑剔，“索行陋规，有加无已”（《黄爵滋奏　　　　
　　　　疏·查验战船草率筹议赶紧修造疏》）。官吏在银粮征收过程中，在贮存库房和动用时，进行侵蚀贪占，情形复杂，也形成名目繁多的规例。　　　　
　　　　“放炮”。州县官将要离任，提前征收田赋，办法是减收税额，因而民间踊跃交纳，大县可以收到万两银子，或五六千两，这个赋税落入私囊，接替官员替他赔偿。“太平炮”。地方官并不去任，但放出离任的风声，减额收税，也能达到提前得到钱银使用的目的。“倒炮”。新官上任，为得钱使用，提前催征钱粮。　　　　
　　　　税收中的陋规　　　　
　　　　官吏向税民巧取豪夺，在征额之外，多事勒索，名目同样繁多。　　　　
　　　　浮收。给事中安诗说：“州县征收，任意取盈。”（《清宣宗实录》卷四三八）陕西粮道一年浮收所得约6万两银子。山东堂邑生员许守宗控告县官浮收，被巡抚衙门迫害自杀身亡，按察使童槐派历城知县诱使尸子许哲受贿息和。　　　　
　　　　勒折。地方官征收赋税时，在银与钱价格兑换上做手脚，多收钱文。浙江乌程岁征丁银11万6千余两，折收制钱，市场上每银一两合制钱1200～1300文，征收时却要求每一两银子的税交纳2400～2500文，多收整整一倍（《清宣宗实录》卷二一六）。　　　　
　　　　漕规。有漕粮地区，百姓在正额钱粮外，再交纳耗米和运费，粮道、运官、漕丁皆有漕规费用。浙江海盐县漕粮，定额一石的民户，实际要交两石以上（《镜湖自撰年谱》）。　　　　
　　　　签子钱。民间向官府递交词呈，衙役得到费用才会接收。安徽阜阳县的门房、签押房，每收一呈文要制钱4500文，称为“签子钱”，有的还加倍索取，叫“双签子”（《清宣宗实录》卷一四八）。　　　　
　　　　富户节礼。山西商人富有，向本地父母官作特别孝敬：“每年有交官陋规银两，按节按季呈送，为数动逾巨万。”（《清宣宗实录》卷二七一）　　　　
　　　　以上诸例是通行于官民间的陋规，可谓是陋规中大端。其他如总督的盘库礼，在其境内的税关的规礼，各衙门所受的茶盐等商人的规礼尚未举出，陋规真是多得惊人。


世态剪影（一）第4节　道光朝的陋规与吏治（3）

　　　　这种种陋规中金钱财物的交往，是大官吞噬小官赃物，官吏压榨百姓血汗，是官僚在俸禄、赋役之外的贪婪追求。还需指出，下级对上司的敬奉，它的来源是正额赋役外的横征暴敛，所以对税民的敲榨勒索，是维护这些陋规的前提。陋规，不是法定的，但形成了规范，为人们所接受，是不成文的规则。它是既成事实，送礼者，受礼者，敲骨吸髓者，行之合法，受之当然，心安得，不送、不受，就是傻子，就会产生李毓昌现象。陋规是吏治败坏的内容，也是它的标志。　　　　
　　　　捐纳与官僚队伍　　　　
　　　　吏治败坏的另一个内容和表现，是大开捐例，滥用非人，官吏队伍庞大。　　　　
　　　　捐纳。道光初年停开捐纳，其后屡次开办捐纳事例。政府要钱用，就卖官，买官者则大肆贪赃枉法。道光中安徽举人朱凤鸣上书，指出用捐班等于是专用小人，他们最会作伪，对上司“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吏部必护持”（《校邠庐抗议》卷上）。　　　　
　　　　署事。旧官去任，新官未到，封疆大吏临时派人代理其职务，派什么人，本有定规：在新分来的即用官或候补官中按年资排定，可是督抚往往打乱常规，把吏部分发的即用官扣留在省城，改派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去署理。署事不记考成，可以放心大胆地搜刮民财，故而“署事如打劫”，其政事的败坏，自不必言了。　　　　
　　　　调署。让实职府州县官离开任所，到别的府州县署事，使其以苦缺署肥缺。这是疆吏向属员示恩和索贿的手段，经常使用，如“四川官多署任”，1847年川督琦善说：“文员调署纷繁，不惟易存五日京兆之心，即书吏亦呼应不灵。”（《清史列传》卷四十《琦善传》）说明了调署的频繁和弊病之所在。　　　　
　　　　买缺卖缺。地方上好的缺分，有人愿意花钱去买，有人则乐于得钱出让，他的上司和说合人也从中渔利。1838年山西太原知府王有壬署理河东道，朔平知府张集馨署理太原府，次年春天王要回任之时，年已70，候补令严于镐等劝张出资接替其任，请其告老，王提出要张用7000两银子为其弥补亏空，晋抚和藩司均同意这个办法（《道咸宦海见闻录》）。　　　　
　　　　胥役众多。未入流的官员，府厅州县的各种吏役多得惊人。1821年吏部报告，在部候选未入流的佐杂“人数过多”，要求不要再往各省分发了；1827年直隶一省裁汰吏役23900人，道光帝说：“直隶如此，他省谅亦不免。”（《清宣宗实录》卷一二四）确实如此，在四川，大的州县有蠹吏一千余人，小的也有数百人、百余人（《清宣宗实录》卷二六○）。1837年段光清说，知县下乡验尸，带着仵作、刑书、门印、签押、小使、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前往，多达一百多人（《镜湖自撰年谱》）。一县如此，全国的吏役该是多么庞大的队伍。　　　　
　　　　幕宾。1822年御史陶廷杰上疏要求严禁幕友舞弊，指出“督府两司之幕友盘踞上游，为害益巨，换官不换幕，官生幕熟，百弊丛生”，州县之幕客上下结党，挟制本官（《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二）。1833年胡怀符充任南昌府幕宾，与各地幕友串通一气，人称“四大寇”、“二十八喽啰”（《清宣宗实录》卷二三二）。　　　　
　　　　官亲家人。官员的家属与仆人，代表本官参与政务，甚或违背本官的意愿与幕友、吏胥结交，从中捞取油水。川督鄂山署内，有门丁杨姓、幕友两个杨姓，三人朋比为奸，又有仆妇马氏参与其事，人们把他们的作弊称作“三杨开泰，一马腾空”（《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二）。　　　　
　　　　捐纳和科甲是清代用人的两大门类，捐纳是任官制度的重要内容，署事、调署、幕友、买缺卖缺可以视作为执行人事制度的细则，是制度的补充。


世态剪影（一）第4节　道光朝的陋规与吏治（4）

　　　　道光朝这种制度及细则的通行，本身表明吏治的败坏。捐纳者搞贪污，又善于巴结上司，主官利用调署等作手段收受贿赂，所以捐纳、调署、署事、幕友都是制度的弊病，这就是吏治不清的严重性之所在。这种制度造成工于结纳和营求私利的官员秉政，他们不祸国殃民才是怪事呢！　　　　
　　　　亏空及其弥补之法　　　　
　　　　吏治败坏还表现在亏空钱银及弥补办法上。钱粮是清朝的正赋，是政府的命脉所在，从中央户部到各省、府、厅、州、县的主官都以收税为主要职责，这同时也就是他们为己敛财的条件。　　　　
　　　　亏空。贪官将征收的钱粮不全部交库，一部分纳入私囊，或者像前述“放炮”、“倒炮”那样，为本身早得税银而少征，造成钱粮的亏空。道光一朝亏空问题严重，1839年给事中况澄指出“外省州县亏空过多”，要求道光帝下令“核实参办”（《清宣宗录》卷三二五）。1850年春天赵光奏陈时务四条，其中之一是“亏空累积”，刚即位的咸丰帝承认他说的“切中时弊”（《清文宗实录》卷六）。1846～1849年两淮盐政应交盐税银183万两，交不出来，经过批准，允许在1849年先交30万两，仍然没有库存可交（《清文宗实录》卷八）。官吏亏损，还不如实上报，等到中央调用，又无银两上交，因此给事中安诗说“虚报库存，动拨则无实贮，各省亏空，大率类是”（《清宣宗实录》卷四三八）。　　　　
　　　　勒接。官员有了亏空，在其卸任时，本来无法交待，但是接任者为了能得实缺，往往愿意承受他的亏空，答应代为赔偿，以便上任，至于以后是否能赔补就不管了。有的人不愿接受亏空，拒绝给前任出结，这时上司就会出面，强迫新任接受，以免暴露出去，成为他的政绩污点。1822年御史陶廷杰请求道光帝饬禁“大吏毋许勒接亏空”（《清宣宗实录》卷四十四），可见勒接亏空具有普遍性。据揭发，河南永城令沈玉墀接受前任的亏欠银3万两，到任一年多，己身又亏空3万两，前后计达6万两（《清宣宗实录》卷二三五）。　　　　
　　　　流摊。一个官员的亏空被揭发或并未揭发，其本人赔补一部分，其他的，由其继任者、同僚、上司各任多少，代为赔偿，以弭端。分摊到各官名下的数目，只是名义上的，并不一定真正代其交纳。亏空是贪占和挪用公款，比前勒索民财，在性质上还要严重，可是官员就不怕惩罚，竞相违犯，说明吏治腐败的程度是多么深重。　　　　
　　　　贪官污吏，历朝历代皆有，道光朝也有这种现象似不足为怪，但严重的是它的方法，即对前代已经形成的搜刮民脂民膏、侵蚀钱粮、滥用官吏的各种陋规和弥补办法，使用得更加普遍和频繁，而这些陋规、办法，不仅保障贪污的实现，更掩护这种丑行，使它成为合法的、无罪的，因而得以继续下去。　　　　
　　　　无可救药的吏治　　　　
　　　　陋规的盛行，吏治的腐败，道光帝登基之初就想改变这种现实，英和建议清查陋规，他立即接受，发布上谕，指出：“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削，民生困敝，职此之由。”清查的方针是，将所有的陋规查明，该保存的留下，该取缔的消除（《清宣宗实录》卷四）。道光帝实际是想效法他的曾祖父雍正帝耗羡归公的办法，承认一部分陋规，取消另一部分陋规，控制其发展。上谕发出不久，遭到中外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汤金钊等上书要求停止清理，所持理由不外三条：一是怕陋规因此而增多，因为承认一部分陋规是合法的，官吏胆子更大，“势必明目张胆，多求于例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清史稿·汤金钊传》）二是清查中滋扰百姓，扩大清理对象，把零星小户，如舟车户的陋规也进行登记，搅得民间不安宁（《清宣宗实录》卷十）。三是肯定该留的陋规，名声不好听，广东巡抚康绍镛上疏说，将陋规名目“逐款胪列，上渎圣听，于　　　　
　　　　体制似亦未协”（《庸闲斋笔记》卷四）。清查如果实行得好，并有其他的澄清吏治措施相配合，会有好效果，如若公开承认一部分陋规，于政权形象不利。道光帝于是决定顾名不顾实，罢免英和军机大臣职务，下命停止清查。但是对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只是说了一通空话：“各大吏正己率属，奖廉黜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厘正，斯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饶裕矣。”（《清宣宗实录》卷十）　　　　
　　　　谚云“新官上任三把火”，皇帝继位亦有所谓励精图治的初政，道光帝整饬陋规是为初政之一，然而它流产了，预示道光朝政治不会有起色，陋规将越来越严重，吏治一发不可收拾，道光朝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个样子。


世态剪影（一）第5节　道光朝的民困与民变（1）

　　　　给事中黄爵滋在1834年《综核名实疏》里说，当时人认为：“　　　　
　　　　邪教可虑也，会党可忧也，灾黎可悯也，荒岁可惧也，兵弁多无用也，海洋多莫测也。”（《黄爵滋奏疏》）确是概括了当时的民间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其时民间社会有五种普遍现象，就是贫困者众多，盗匪多，民众闹事多，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成员多。　　　　
　　　　贫困者众多　　　　
　　　　1825年江苏巡抚陶澍在奏折中说：“江（宁）、镇（江）、苏（州）、常（州）等处，小民生计，外虽见有余，内实形其不足。”（《陶文毅公奏疏》卷四）。江南是全国的首富之区，人民家计是外表富实，内囊空乏，日子并不好过，其他地方赶不上江南，民众维生的艰难自不待言。　　　　
　　　　游民，前文说过，他们大多数是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穷人，没有职业或从事的是当时人认为的非正当职业，游荡在社会，或者流徙不定，也有一些是有职业的人，不满意，不正经地干。游民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也是贫民队伍的重要成分。嘉道时期举人张海珊在《小安乐窝集·聚民论》里说，当时“游手纷于镇集，技业散于江湖，交驰横骛，而上下之人不得问焉”。1849年川臬张集馨说“川省游民极多，每每三五成群，在集场滋事”。贵州盗匪有三种，其一叫“游匪”，是游民成群的表现（《清文宗实录》卷二十四）。　　　　
　　　　人民贫困的另一个表现是民众背井离乡，迁徙无常。1826年流亡到舒兰的就有14万5千多口（《清宣宗实录》卷一○○）。人民往往因为细小的缘故斗杀和自杀。1834年直隶乐亭小商人赵宗柽外出，妻子杨氏有病，把家里东西当光，自杀身死，陪伴及来探病的她的母亲王氏、杨氏女儿赵银姐、杨氏外甥女李阎氏也一同吊死（《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1847年浙江寿昌有两兄弟因贫穷偷砍人家的竹子，被发现，遭失主勒赔，其父羞惭喝卤水自杀（《镜湖自撰年谱》）。这些人死亡的触发点很简单，是自身或亲人有小的过失，甚至毫无污点，没有致死的理由，但是他们生活困苦，无法摆脱，这是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轻生的多，反映了人民普遍贫困的严重性。　　　　
　　　　遍地盗贼　　　　
　　　　广东学政戴熙进京陛见道光帝，说他沿路所见，“盗贼蜂起，民不聊生”（《清稗类钞·谏诤卷》）。1850年春季内阁侍读学士黄瀛山奏称“邪教、盗匪，在在皆有”（《清文宗实录》卷七）。道光朝盗贼横行，杀人越货，掳人勒赎，无时、无处不发生，从两广到东北，从东海岸各省到陕甘，在海洋、内河，没有不报盗案的，在各省的交界地区，一省的不同府州县的邻界处，由于是“三不管”地区，更是强人出没的所在。道光朝强盗的活动，形成下述特点：　　　　
　　　　有专门组织。河南有捻匪，其中张开运，设立大窝子，能指挥千余人，下设小窝子，每处数百人、数十人不等，散布在各个州县。整个捻匪活动在豫、直、鲁、皖、鄂各省。山东、江苏省有掖匪，四川有帼匪，都是百十为群，“置有旗号枪炮”（《清宣宗实录》卷四○八）。北京有把棍会，“十百为群”，天津府城匪徒聚会，名叫“锅伙”。漕船水手利用职业作掩护，有组织地抢劫，1836年上谕：“　　　　
　　　　漕船水手等人类皆无业游民，犷悍成性，劫夺是其故技。”（《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道光十六年整理漕务史料》）　　　　
　　　　私盐贩团伙性强，江苏海州胡大成聚集党徒，私设“盐关”，保护盐枭，抽钱渔利。　　　　
　　　　作案情节严重。不仅掳掠平民，而且抢劫官员、衙门。福建漳浦盗首杨九千，纠众四五千人，在1830年4月一天内烧房百余间，杀死47人。广州土匪聚众数万，在1844年冬至1845年春夏之交的期间里，作案几千起，把香山司巡检鲁风林抓去，剃了胡须，勒赎。北京南苑是皇家苑囿，竟有盗贼敢去抢劫牲口。　　　　
　　　　拒捕伤官。盗贼有组织，人多，有的还备有武器，如刀、枪、鸟枪、火炮。他们作案，往往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敢于抗拒械斗，杀伤官员兵役。广西归顺州盗匪进入天保县作案，将带领兵勇前来捉拿的县令沈毓寅杀死。　　　　
　　　　道光朝盗匪活动危害民间，也起着破坏清朝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盗贼以抢劫为生，其虽有组织，抗官拒捕，但主要是为保障其打劫，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没有举行反对官府起义的意识，只是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才激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身于起义队伍。


世态剪影（一）第5节　道光朝的民困与民变（2）

　　　　民变频生　　　　
　　　　道光朝出现一些民变，主要是反对官府的横征暴敛，少数是反对富人的盘剥和长官的欺凌，运动的规模小，时间短，基本上不具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个别除外），目标单纯，但斗争形式多样，抗官拒捕，告状，聚众示威，张贴传单，结党谋图武装造反。详情请见下表：　　　　
　　　　道光朝民变简表　　　　
　　　　时间地区情节资料出处　　　　
　　　　1821江苏海州私盐贩千余人，刘三毛《清宣宗实录》卷十三　　　立旗，上书“替天行道”　　　　
　　　　1821江苏嘉定王荣芳等结党闹漕，卷十八　　　称八卦青龙党　　　　
　　　　1821江苏徐州铜山民向学政状告知县卷五十七　　　铜山陈稷田，击伤之　　　　
　　　　1823江苏松江严海观等大闹松江府衙卷五十七　　　　
　　　　1823直隶大城水灾，村民向富户勒借，卷五十九　　　　状告知县　　　　
　　　　1824河南夏邑朱欲和号“重明大王”，卷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