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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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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随人圣庵摭忆》
与西太后关系甚深
张之洞遗折，出于亲授，言之有物，故挽词多及之。之洞与西后关系甚深，极感知遇，折谓：“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过之。”著受知西后之始也。（两后垂帘，孝贞仅尸其名。）挽联中如王丰琪之“合东坡涑水为一人，恩礼宣仁终始重桂邦杰之”；“比苏玉局事功独迈，溯先朝知遇，犹闻遗疏念宣仁”，均就此发挥。……高树《金銮琐记》云：“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自注：“癸卯张文襄来，湖园召见，出殿门，树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数刻，坐肩舆回小寓。后遇濮梓泉前辈，闻之内监云，孝钦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孝钦癸亥垂帘，阅定文襄殿试卷，是时文襄二十六（？）岁，今免冠叩首，白发？*？），孝钦焉能无感！”亦特著文字知遇之曩事焉。忆有某笔记，述西后召见之洞情事，谓西后向之洞垂涕而道庚子之祸，言误于王文韶一人，当时尚可挽回，曾命文韶赴各使馆解释，文韶惧不敢往，事遂不可收拾。迨文韶卒，西后仍予优恤，足见待文韶之厚云云。苟如所述，则亦西后诿过于人之惯技。惟文韶之卒，后于西后，恤典之加，出自载沣，无与西后事，所述盖不足信也。
《凌霄一士随笔》卷3
谈缠足之弊
南皮相国张文襄，撰《戒缠足会序》，论中国女子缠足之弊，最为切中。谓：“极贫下户，无不缠足，农工商贾畋渔之业，不能执一。虺弱倾倒，不能植立。不任负戴，不利走趋，凡机器纺纱织布缫丝，皆不便也：与刑而刖之，幽而禁之等。”又谓：“若妇女缠足，贫者困于汲爨抱子，富者侈于修饰，资用广而病多。遇水火兵乱，不能逃免，且母气不足，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数十百年后，吾华之民，几何不驯致人人为病夫，尽受殊方异俗之蹂践鱼肉，而不能与校。”文襄此论，所谓仁人之言，不惜苦心疾口，极言弊病，以冀众民之听，凡提倡不缠足者，当称述而阐明之者也。
《眉庐丛话》
天然无缝之联
合肥李鸿章与南皮不甚融洽，庚子年，东南互保时，合肥居京当外交之冲，日与德将瓦德西周旋，南皮贻书讥之，合肥语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语闻于南皮，乃仇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以为天然无缝之联。按《南亭笔记》卷十六云：庚子张刘既订东南之约，李在京惟日往来于联军总统瓦德西之门而已。张遗书诮让之。李告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盖谓其不谙大局也。张闻而勃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同光风云录》上篇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10）
张文襄加礼留学生
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崧生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生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文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
《清朝野史大观》卷8
张文襄与幕僚会餐
光绪朝，南皮张文襄公久督两湖，知名之士大半罗致，故幕中人才称盛一时。其尤契合者，每饭必召与同餐。幕僚以文襄位望之尊，奉召，必肃然陪侍。然有时餐未及半，文襄竟倚几假寐，沉沉睡去，诸幕僚未便遽离，仍整肃端坐，待文襄醒，然后毕餐。
《清稗类钞•；幕僚类》
张文襄不使幕僚误一字
张文襄督鄂时，尝委一首县杨某兼院署文案，某不敢辞而甚苦之。一日，院事毕，即回署，适稿中误一字，饬人持令某改。同幕以某既去，即为代改。见字迹不类，询持去人，具以对，不怿，即召某与代改者入。凡文案入见，必衣冠，故某与代改者衣冠而进。先斥某曰：“稿有误字而不知，大谬；令改而他出，尤谬。”又斥代改者曰：“汝何敢代人改字，更荒唐，速自涂去。”仍谓某曰：“非汝自改不可。”其改之，乃出。
《清稗类钞•；幕僚类》
张文襄暗于知人
张之洞晚年笃念故旧，颇以煦煦为仁，凡附之以求官者，必百计经营，餍所欲而去。安徽芜湖道缺出，屡为易顺鼎言之。监国曰：“闻易某湖南诗人，能作诗固佳。芜湖缺繁，恐妨事。”卒不予，久之始放临安开广道。自是每有大事，之洞虽极力谏争，亦不见纳，盖疑其不尽出于公也。当时袁世凯势力极大，出其门者，不二三年辄至专阃。之洞自领封圻，以至入参枢政，推毂人卒不过道府丞参而止，故小人有才者不甚附之。又性骄好谀，士踵门求见者，或七八往不一延接；或引至花厅，历数时不出；或出见，略询数语即欠伸呼茶欲退；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达于户外，以故君子亦望风远避。平时所赏拔者只一二浮华浅露之士而已。陈宝琛本之洞故交，监国从其言，强起之，咸以为必大用。及至，只还原官，无后命。之洞虽引以为疚，亦不敢为宝琛进一言也。
《国闻备乘》卷3
张文襄之学问
使南皮而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之间，占一席之位置。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常熟而后，主都门风雅之坛坫，可无疑也。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诸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吾于南皮其殆同此感情矣。
南皮生长世胄，少时即有神童之誉，壬子领解时，年甫十五龄耳。其后踬礼部试者十年，而后捷南官，抉高第。庚申会试，嘉定徐侍郎致祥即套袭南皮领解之文，竟魁多士，而南皮反落孙山，艺林至今传为佳话。其癸亥殿试对策，独能屏去一切格式忌讳，畅论时事，洋洋数千言，识乾以拟苏长公、陈同甫，阅卷官初拟大魁，及进卷拆封，两宫忽抑置第三。盖时翁文端公心存方领弘德殿事，授穆宗读书，而其子同书，以败军下狱拟辟，两宫欲安文端之心，故擢其孙为状元以慰之也。实则翁曾源之文学，出南皮下远甚。南皮学术，好立异于人，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其先倭文端、唐确慎诸公，方主辇下牛耳，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而朴学渐即衰替，北方士大夫，更不知汉儒家法为何事。南皮生于世族，富有藏书，独博览经史，以马、郑、贾、孔之学为天下倡，文衡所至，必拔取渐闻殚见之士，一时士习为之不变。所著《书目答问》、《県轩语》两种，至于家有其书，辇下书值为之奇涨。厂肆书贾，悉颂南皮德不置，亦可见其势力之伟大矣。其督粤时，甄录国朝儒者考证史学谙书汇刻为《广雅丛书》，欲以配阮文达之《学海堂经解》，为乙部巨观，而取富卷帙，别裁未当，榛眓勿剪，琐碎已甚，读者竟弗之重也。
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在既持节开府以后。平心论之，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特以举世之所不为，欲独辟非常之境界耳。故其于西学也，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博而不精，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上见所为《劝学篇》。盖康氏之进用，由于南皮之荐剡，迨其后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以彼料事之明，逆知后来必有大祸，因授意门下士某君作为此书。
《张文襄事略》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11）
樊增祥祝张七十寿文
张文襄之洞七十生辰，樊云门增祥撰骈文二千余言为寿。中叙述文襄外任四十余年，凡所兴作，辄遭部臣盄。有警句云：“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数语直抉出文襄心事。相传此文系交电局分日拍发，文襄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云门是可儿！”又文中叙述文襄禁学校沿用东洋名词，有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措词亦殊佳妙。
《东华琐录》
张之洞抑郁而死
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沈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勘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及袁世凯既罢，无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亲贵尽出揽权，心甚忧之。军咨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唐绍仪为世凯死党，监国欲委以津浦铁路，之洞不可，绍仪闻而衔之。先是粤汉铁路拒美款，本谓收回自办，旋以款绌，又改借英债，皆之洞为政。绍仪因是嗾美使诘路事以撼之洞。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疾甫作，即知不起，急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国闻备乘》卷4
张之洞之死
当张之洞以相国在枢府时，对于政局之坏，未能有所挽回。而至辛亥清室将退位时，朝士颇有追思张氏者。谓使南皮尚在，何至如是乎？盖以其才非当时诸大臣所及，而又非如袁之有野心也。张在亦何能为？惟清之无人，则可见耳。闻张之死，以与载沣争洵、涛典兵事。时命载洵筹办海军，载涛训练禁卫军，管理军咨处。张力谏，沣曰：“此太福晋意也。”张曰：“何不改畀他项优差，军事实非所宜。”沣不可。张退而发病呕血，以至不起。其受知士陈衍《诗话》云：“《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云：‘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按：陈氏《年谱》引此诗，“民”字作“臣”，“世”字作“造”。）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此首为广雅绝笔之诗，因与摄政王载沣争亲贵典兵各要政不听，椎心呕血，一病至死。遗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凛古人不戢自焚之戒’云云，天下诵而悲之。”又陈氏《年谱》云：“是冬广雅薨于位，即日定谥文襄。先是，载沣为摄政王，专用亲贵。满洲人初疑汉人排满，至是不排于汉而见排于亲贵，率多解体。洵贝勒既长陆军，涛贝勒又长海军，又将以某富侩为京卿。广雅力争，以为不可，为载沣所斥，归寓呕血，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盖张自入枢府，罕所匡正，至是以清祚已垂殆，不能无恫（动）于中。以此而死，亦甚可悲。立幼君而俾载沣摄政，张氏实赞其议，其亦有悔心欤？辛亥一举亡清，新军之力甚伟。不戢自焚，可云言必有中。而张固以提倡新军负时誉者，以彼时政治之窳败，乃孳孳以新军为事，就清论清，尤张人骏所谓“参蓍良药，误投适以杀人”。不戢之焚，不过时间问题耳。《陈谱》记之洞在鄂用陈“盛铸铜元”之策，以赢大利。遂积极扩充新军，添造快枪子弹，遣送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士官，“卒成武昌革命之局”。虽“非广雅所及料”，而民国之建，之洞亦有大功足录也。（之洞卒于己酉八月，《陈谱》曰“冬”，误也。谓洵长陆军、涛长海军，尤误。《陈谱》于晚清史料掌故颇有记述，足供参考，而舛错处亦不鲜。）
《凌霄一士随笔》卷3
第二册王国维（1877—1927）（1）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后在上海为时务报馆掌书记。潜心好学，受康德、尼采思想影响。先后在学堂讲授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并从事中国戏曲及词曲研究。辛亥革命后在日本致力于古代史、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及敦煌遗书之研究，成就颇大。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有《观堂集林》、《王国维遗书》行世。
罗振玉与王国维
静安年甫冠，即值中日大战，海内士大夫竞言天下事，彼亦跃然欲试，遂赴上海，拟有所自见，顾茫然无所适从。时上虞罗振玉方设农学社，及东文学社，聘日人为教授，静安乃往受学。夏间偶写所作咏史诗于同舍生扇头，振玉见之惊异，许为奇才，遂拔于俦类中，不惟勤其教，而更济其贫。故静安知学问途径，发奋以争上游者，振玉有以牖迪之。
振玉复诏之曰：“君喜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应知江氏之学多偏驳。本朝学术，实导源昆山顾亭林，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惟戴震、程易畴、汪中、段玉裁，及高邮王氏父子耳。”因以各家著述为赠，而勉之以力学焉。
庚子，毕业于东文学社，于西洋哲学、文学、史学、美术、及顾戴二王各家之学，研究俱深。时振玉方长武昌农学校，聘之任教授。明年，东渡扶桑，就学于物理学校，精研科学，以会通文学，故静安之学有文有质，非仅一哲学家、文学家而已。
《同光风云录》下篇
罗振玉评说王国维
公生而岐嶷，读书通敏异常儿。年未冠，文名噪乡里。寻入州学，以不喜帖括之学，再应乡举不中程，乃益肆力于诗古文。
在都门攻治戏曲，著书甚多，并为艺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别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公闻而忄矍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之于茂堂者论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公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复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国内则沈乙庵尚书、柯蓼园学士，欧洲则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东则内藤湖南、狩野子温、藤田剑峰诸博士及东西两京诸教授。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如是者数年，所造乃益深且醇。公先予三年返国，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送之神户执公手曰：“以君进德之勇，异日以亭林相期矣。”公既返国，为欧人某主持学报，并遍观乌程蒋氏藏书为编书目。并取平生著述撷其精粹为《观堂集林》二十卷。三十五以前所作弃之如土苴，即所为诗词亦删剃不存一字，盖公居东后为学之旨与前此殊。
《碑传集三编》卷31
第二册王国维（1877—1927）（2）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归国后，任南通师范学院讲师，主讲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甲辰秋，振玉长江苏优级师范，遂移静安于苏州，凡三年，刻所作诗词，自此遂致力于文学矣。
静安尝曰：“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则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毁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在，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不泯。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莎士比亚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祝之社而稷之者也，而政治家无与焉。”故彼孜孜兀兀以文学家自勉。
又复论曰：“‘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也。然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以上所论，皆我国文人诗人之金科玉律也。故静安忧国忧民之心，愤世嫉俗之言，恒散见于诗词间而不显露，世有以消极文人目之，非定论也。
光绪二十五年，振玉奉学部奏调，至是始荐静安于尚书荣庆，命在学部行走。自此乃治宋元以后通俗文学，而更殚瘁于宋之词，元之曲，著《人间词话》。论词则讲求境界。尝言：“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而境界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出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又曰：“词也者，自有我之境，亦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得出来。故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
静安毕生之力，尤在剧曲，所著《宋元戏曲史》，盖综平生论曲之旨而集其成也。彼以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平时殊不惬于中国人竞言欧美科学，而忽视我国传统之美德。彼以欧战以后，西方有识之士，已憬然于政学之流弊，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我则昏昏不知，而辄追逐其后，争民施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垂涕为人道之，而人以为迂阔，然今日诵其言，不禁悚然！
民国十六年四月，方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以感时丧乱，忽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于衣带中检得遗墨：“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海内识与不识，闻此噩耗，莫不惜其学，而悲其心。使不即死，则大造于文学者，未可限量也。
《同光风云录》下篇
论近世学人之敝
（王国维）不徒精于礼制，凡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莫不研几穷微。尤善论证金石文字，其论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考证。考证之学精，大则古义古制日以发明，次亦可以董理群书。於戏！可谓片言中窍者已。其所为文辞，从容雅朴，恶夫空言游说者之以古文自炫也。故一篇之成，必有实义名论贯注乎中。诗尤芟浮藻而成隐秀，兼众体，以为雅度遗篇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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