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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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诮铮龀�11％；棉花550万担，增长16％；基本建设投资345亿元。同时，会议提出：5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年内要把城市人民公社试办和推广起来；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的设想。4月冶金部又提出了1960年钢产量三本账：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5月底，中央批准这一计划指标。
这些指标和目标，显然是在“继续大跃进”。但是，接下来却是不能实行下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会后，各省纷纷响应号召，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本已控制的“共产风”重新刮遍神州大地。
“大跃进”的形势逐步陷入困境：以钢产量为例，1960年第一季度的产量已低于1959年第四季度，4、5月份的视察继续下降。冶金部所提出的确保完成第二本账、争取实现第三本账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完成；同时，“钢铁元帅升帐”，使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受到严重影响，受冲击最大的是农业，产量持续下降，与此同时1959年起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严重后果在1960年“大显身手”：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出现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5省严重缺粮。
在掀起一阵阵浪潮之后，人们终于领略到了违背客观规律的痛苦；在震天撼地的“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困难，严重的困难，悄然来临。
薄一波回忆说：“当时的情况，不仅干部和群众焦虑不安，处于第一线的经济综合部门更是紧张。”
形势，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能否“柳暗花明又一村”？
刘少奇在年初就开始了视察，想从实际中找出一条路。能否“柳暗花明”，他也存疑。但至少，刘少奇在找出路。
在海南岛读书近一个月后，刘少奇在掌握理论，进行初步思考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调查研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9个省市，深入到基层调查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让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刘少奇被震惊了。
1960年3月下旬至5月底，刘少奇为掌握第一手的实际情况，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上海、山东等省市视察工作。
1960年3月下旬，刘少奇视察天津。3月28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汇报。
在谈话中，刘少奇就“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刘少奇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了要求：要以农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饭吃，还剩下多少人去搞工业、运输、教育、文艺、科学等等。说社会分工，首先是农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
他说：
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和公社的同志们讲清楚，这是不能胡来的。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
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
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要把物资调拨部门和财贸部门结合起来，组织各方面的协作。物资调拨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
刘少奇沿京广线抵达了河南省，这是实现人民公社化最早的省份，也是问题比较严重的省份，尤其是在工业方面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盲目追求高指标，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省的农业发展，而且危及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
4月20日，刘少奇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他说：
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
刘少奇告诫当地负责人说：“如果领导上不搞清这些道理，反来反去，就会走到另一个方面去。”
的确如此，从反冒进开始，到反“反冒进”，再到“大跃进”，不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矫枉过正”吗？
这次视察，刘少奇并没有沿京广线继续南下，而是从郑州拐弯向西，然后从西安南下四川。
1960年4月30日，刘少奇抵达四川。当时，四川是基本建设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上马”的基建项目比较多，相应地影响了其他部门的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由于形势造成的困难，工业区要做缓建的准备，暂时“下马”，但必须保护好一切设备，一旦形势好转就要再“上马”。
就是说，“上马”不是不可以，是应该的，但要看条件，要看实际，本来国民经济就处于困难，再“上马”基建项目，势必加重困难形势，直至影响基建项目不可能顺利“上马”，甚至还会拉它“下马”。
在四川，刘少奇逗留了半个月，转而乘船沿长江，顺水而下，考察了未来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坝址——三斗坪。
5月17日，刘少奇到武汉；5月21日，刘少奇经湖南、江西到杭州；5月23日，刘少奇到上海。第二天，刘少奇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
5月26日，刘少奇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海现场会议上讲话。
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了自己的忠告说：要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包括工资制度的调整，保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保持群众的热情和干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群众的热情使得干干净净，总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会走向反面。
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刘少奇又马上飞了回去。刚刚结束国际访问的周恩来，也急匆匆飞往上海。
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紧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已经非常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
形势的确不容再继续乐观下去。高指标和“共产风”的热度居高不下，终于使国民经济在1960年上半年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滑坡。
1960年上半年，工业发展的势头不仅没有按照年初预计的实现“继续大跃进”，反而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速度越来越快，渐显控制不住的态势，到第二季度，钢从日产量连续下降，2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占90％，其中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种，高达55％；农业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根据虚报数字增加了粮食征购任务，许多地方把农民的口粮都作为征购粮上交了国库，各地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浮肿病日益蔓延，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后，从未遇到过的“险情”出现了，而且很难估量这次困难究竟持续多久？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短时期内不可能迅速扭转这一形势。
刘少奇在上海，首先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有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刘少奇列举了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在座谈会开始就明确地指出了困难的形势，非常严峻：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刘少奇勇敢地提出了庐山会议没有纠正“左”的错误，对此感到有些缺憾：
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实事求是，切实可靠、充分可靠，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
刘少奇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也向各路诸侯提出了警告：
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
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
果不其然，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问题，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第二天，刘少奇仍然主持座谈会，在当时“大跃进”的急先锋柯庆施发言时，他明确说：现在群众能否撤换他们不满意的干部？我们有些代表选举流于形式。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鉴于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加以约束。
刘少奇在会议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设，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但要注意客观规律。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
在这次座谈会的最后，刘少奇虽然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困难的严重性，但还要打气：“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刘少奇毫不客气地、实事求是地将困难形势摆在了各路诸侯面前，原来头脑发热的干部们，逐渐冷静下来，思想上开始发生转变。
毛泽东也开始“降温”。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说：“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做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满”，今后3年的计划，“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绝不可以打得太高，以至于超不过。”
这实际上同刘少奇以前的主张吻合起来了。这一点，刘少奇已经有所认识，因此，他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要把1962年的指标，“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对降低指标，争取主动权，刘少奇非常赞同。他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3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入主动就好了。”
周恩来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后3年的补充计划，都要降低。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
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十年总结》，谈了“大跃进”从发动起来到中间一段的纠“左”，再到后来指标的抬高，“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3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农业方面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毛泽东承认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比如抬高钢的生产指标、提出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等等。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转变，带动了全党在思想上发生转变。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长达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开始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这实际上可以算作是国民经济调整的起步，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三面红旗”仍然高高飘扬，这是不可动摇的。
会议期间，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多次提出对1961年的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来，周恩来又加上了“充实”二字，把“整顿”改为“调整”，概括出了指导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的“八字方针”。
8月10日，刘少奇主持了最后一天的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总结了与会者的意见后，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他强调说：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工业要尽量地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帮助。基本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这个东西还是要抓，要提到路线上来认识，战线太长了违反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实际上是少慢差费。
但是，就是在会议期间，几年来一直未得到解决的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旧创未愈，又添新伤”。苏共先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发动了突然袭击。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宣布准备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两党的分歧，逐步扩大到政府间的关系的分裂。
刘少奇对此情况的反应是：站起来！不屈服，不低头。
8月26日，刘少奇主持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座谈会，讨论中苏关系恶化的问题。他说：在这种困难面前，在这种风浪面前，我们团结一致，这很好。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站起来！不应该这么一压就倒了，那就不好了。中国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是受压迫的，但是还没有倒嘛！难道现在就可以压下去？我们站起来了！不光是这么一件事情，再大的事情也压不下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坚持立场，坚持团结，同时要谨慎对待。
不久，刘少奇亲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经过斗争，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凯旋而归，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往北京机场迎接刘少奇一行。
这在当时，毛泽东亲迎出访归来的国家领导人，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次争论，没有真正的赢家，也并不都是输家，但是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中苏关系的僵持，没有能够阻止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直至后来“兵戎相见”。
这次斗争，主要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苏两党的分歧，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党际关系的原则问题。斗争是必要的，但难免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
后来，邓小平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说：
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可以说，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从那时起，差不多过了30年。回过头来看，需要指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压力下，没有屈服。但是，这种压力毕竟不同于国内困难形势的压力。
刘少奇访苏归来，马上就投入到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中。
在周恩来、李富春的倡议下，国家计委在《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一方针，并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至此，开始了为期4年的国民经济大调整。
八字方针已经提出来了。但情况明了吗？
情况不明，不可能正确地对八字方针进行认识，更谈不上切实地贯彻实施。
于是，1961年就成为建国以来的第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刘少奇走在了前头，也深入到了第一线。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1）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让全国人民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少见的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同当地群众一起：毛泽东在上海，刘少奇在长沙，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外地，为什么？报纸上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们心系全国人民，与民同乐，也要与民共苦，更要与民共渡难关……
3年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他们想知道……
农村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每个人的脑子里不能说是一笔糊涂账，但至少是不甚清楚，或者知之甚少。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提出后，怎样贯彻执行，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困难局势？怎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首先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最先下决心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因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会后，毛泽东就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旨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和所属各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集东北局、华北局和西北局三个中央局和所属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同样是农村工作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汇报，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同一天，毛泽东建议“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召开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工作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第二天，刘少奇就飞赴广州。
到广州的当日，刘少奇就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群众提出他们对多购少吃很有意见，要求丰收、多产情况下可以多购，但他们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产少购少吃。我们对于多产的，应该有所奖励，国家应该采取这个政策。按劳分配，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问题上，就是说多产的要能够多吃一点，多用一点。增加收入的问题，不但贫队要增加收入，富队也要增加收入，这样他们才满意。我们不是提出，要让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吗？如果让富队不增加收入，那就达不到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主张。3月19日，他在会议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专门谈了调查研究的问题。
刘少奇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下了决心：“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
广州工作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大区领导人纷纷走出办公室，走向乡间农田、工厂车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去河北邯郸；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邓小平、彭真亲率5个工作组在京郊顺义、怀柔等等。这一年是建国以来全党调查研究规模大、范围广、涉及面宽并卓有成效的一年。
4月1日，广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就到达长沙，开始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下乡前，刘少奇特地对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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