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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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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安徽省宿县符离区委书记给邓子恢写信，反映了群众的意见，认为“责任田”保持“五统一”，就是坚持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原则，方向是正确的。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接着就派出了工作组去安徽调查。6月中旬和7月18日，工作组给他发来了一些材料：《当涂县责任田的情况调查》、《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宿县城关区刘合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都肯定了“责任田”，认为“责任田”是“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找出了一条出路”，群众说：“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
5月9日，邓子恢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农村问题发言说：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
邓子恢说：
我认为，当前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过去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危险，我看也有点太夸大了。因此，可以适当扩大小自由。
我认为，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恢提出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展开讨论。刘少奇及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5月24日，邓子恢给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信：《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主张给农民多一点“小自由、小私有”，强调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重要环节。
5月底到7月中旬，邓子恢又应邀在军委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作了报告，分析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村元气大伤的原因是：所有制变动太大，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瞎指挥、经营管理没有上轨道、干部中存在特殊化作风、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等。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要搞联产计酬的包产到户。他针对一些批评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
7月2日，安徽宿县符离区党委再次给邓子恢并中共中央寄来材料：《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七条理由证明“责任田”方向是对的，列举了十个变化说明它确实好。
邓子恢坐不住了，眼看着这种农民自发的生产经营方式得不到承认，还不能合法化，邓子恢着急了：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把安徽寄来的材料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材料给他们看。有人劝他：可以暂时缓一缓，等中央尤其是主席的态度明朗后再说。
邓子恢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共产党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丢“乌纱帽”。
陈云在上海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就打算向毛泽东进言。7月初，陈云回京后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上一致。
刘少奇说：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同时，田家英回京后，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开始起草一个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文件。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毛泽东还在邯郸时，田家英就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回答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
尽管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都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等问题有过明确的态度，但是，最终还要看毛泽东的态度。
而比较集中的就是在毛泽东刚刚从邯郸回京的几天：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接二连三地向他汇报，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赞成包产到户。这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7月初，毛泽东从邯郸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就约见了陈云。陈云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现在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当时毛泽东并未表态。第二天，有人说：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这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后，缄默不语。北戴河会议初期，陈云就写信给邓小平并毛泽东，说是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陈云就没有参加后来大批特批“单干风”的北戴河会议。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的60％是集体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与刘少奇在田家英汇报时性急地打断他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
田家英汇报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这一来，一下子把田家英给问住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提问，田家英毫无准备。
毛泽东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马上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没有发表任何的明确意见，不过这种态度已经非常明显，没有说出来而已。
田家英从游泳池回到办公室，心情很沉重，对其他人说：“主席真厉害。”
就在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前后，邓子恢在许多地方作了报告，也去向刚刚回京的毛泽东汇报。当然，邓子恢可能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对陈云、田家英的汇报没有表示出明确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不赞成甚至批评的态度。
7月17日，邓子恢应邀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向毛泽东谈了他5月上旬向毛泽东报告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意见》的内容，并就刚刚收到的宿县符离区党委的《关于“责任田”汇报》的内容，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意见：“责任田”能够做到“五统一”，不是单干；“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仍然一言不发，只是听。等邓子恢起身要走时，毛泽东淡淡地说：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区党委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后来，毛泽东批评邓子恢说：“他那个讲话一训，训了我3个钟头，水泼不进，话说不出啊！”
当年11月，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毛泽东给了这个机构一个评价：“10年中没干一件好事。”
接二连三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汇报，使毛泽东不得不对形势和情况作出新的判断：该到反击“单干风”的时候了。
就在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批评他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对刘少奇这一时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也表露了不满。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毛泽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
薄一波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1962年7月上旬，毛主席从邯郸回来，主意已定，对邓子恢、田家英同志主张“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少奇、陈云、小平同志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9、10、11连续三天下午他分别把河南的刘建勋、耿其昌同志，山东的谭启龙同志，江西的刘俊秀同志召来北京商谈农村工作问题。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他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同志参与其事。毛主席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单干的风，越到上层就越大。毛主席态度明确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
刘少奇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转变得并不彻底，刘少奇非常谨慎地对“包产到户”问题存疑、“研究”。
7月18日，刘少奇在一个会议上讲话，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到主要产粮区的100多名司局长以上干部。
针对集体经济，刘少奇说：要巩固，要发展农业生产。
当然，刘少奇也批评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够巩固，相当多的集体经济不巩固，发生动摇，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而至于干部，要求单干，要求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原因有多种，有集体经济内部的原因，有集体经济外部的原因，有天灾的原因，有过去的五风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的原因，有国家征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太多的原因。……现在已经有的地方散了，单干了，或者包产到户了，大概每一个地方都有，数量不算很多，有一部分，全国大概已经有20％以上采取各种形式散了，包产到户了。有一些现在还没有散，但是要散。
这是刘少奇的批评，但他也有个存疑，有个尾巴：怎样巩固集体经济？一是要调整集体内部的关系；二是要实行按劳分配，就是要实行责任制。
把必须实行责任制同巩固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这一点，可以说表明了刘少奇对实行责任制以转变困难形势抱有坚定的信心。
因此，即使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明确，但是，要说刘少奇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是不对的。他留下了一个余地。
但是，这个“尾巴”到底也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打掉了。
对“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批评和批判，实际上引发了毛泽东认为要出“修正主义”的看法，也促使毛泽东作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断。
八月的北戴河，凉风习习，确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本来在国民经济调整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应该是一个气氛轻松、继续励精图治的会议。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业、商业及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
此前，毛泽东要陈伯达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7月17日，文件初稿拿出。7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陈伯达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座谈该决定。会上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柯庆施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刘澜涛介绍了西北局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争论的情况。陶铸、王任重也曾经到广西龙胜县座谈过包产到户的问题。陶铸、王任重召开的座谈会记录，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批发给与会者看，并加批语说：“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北戴河会议的初期，与会者按照刘少奇等人审阅过的通知的内容进行了讨论，集中的问题是“包产到户”等农业问题。
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泽东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所主持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作出了“黑暗风”的评价和结论。
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
毛泽东说：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说：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下半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就不合法了。这次会议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
毛泽东说：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
显然，在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上，毛泽东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领导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同意调整，但有一个前提：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容许有任何的触动，因此对形势的估计、对困难的认识，必须与此相适应。而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五月会议都对此作了相当多的触动，并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等问题有所存疑。
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动摇。
因此，引起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小组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的。像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
毛泽东说：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哪有有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的？
还有，庐山会议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禁区：彭德怀问题已经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度为过去曾经批错了的党内外人士平反，而且刘少奇主张不能一个一个甄别，要“一风吹”，但是彭德怀的问题却一直压着。
刘少奇虽然多次提出庐山会议的问题，但在彭德怀问题上，他也不可能大踏步地跨越“雷区”，不敢为彭德怀平反问题说话，而是尽可能地淡化。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此作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错误”；二是“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彭德怀对刘少奇的后半句话，感觉到莫大的冤枉，于6月16日给中央写信辩护，称之为“八万言书”。8月22日，他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鸣冤诉屈，“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对此，毛泽东说：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捣鬼的，不怕搞阳谋的。
这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议题：“翻案风”。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按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讲这些话，表明了对刘少奇这一时期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十分不满：一是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刘少奇是第一个也是最坚决的要对困难要估计够甚至估计过分了都不要紧的人，而且他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其影响是很大的；二是在农业生产问题上，刘少奇先后多次表明了自己对“包产到户”、“责任田”等能够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作用的经营方式的态度，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没有顶住”；三是对党内一系列的所谓严重的“翻案”、“修正主义”等倾向注意不够，甚至是“麻木不仁”。
刘少奇不得不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
11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五月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估计过分了”。
但是，刘少奇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还要考虑到国民经济调整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非常担心毛泽东的讲话会冲击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
刘少奇虽然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但刘少奇也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以至于影响到他对“四清运动”的性质上同毛泽东产生了迥然不同的论断。
眼下，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作了检讨；然而，面对毛泽东对形势、对情况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该怎么办？
不可能当面抵制，也不可能背后抵触，反对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只能任由毛泽东的论断也存在，但是又不要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
夹缝中求生存：国民经济调整与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并行不悖吗？
刘少奇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有保留地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上则不遗余力地继续坚持下去。
8月20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提出一个当时只能由他提出的建议：
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究竟怎样传达，应该规定个范围。
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
毛泽东说：“是应该定一个范围。要搞一个决定。”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提议表示赞同。
进入1962年秋季，北戴河有些凉风。没想到这股风一直吹到了北京，吹到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几乎全部是带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论断，如果不正确对待，可能在实际上使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发生转向，也可能使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变化。为了就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北戴河会议决定接下来就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再次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及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在会上还继续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毛泽东说：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没有搞错？难道是彭德怀问题没有搞错吗？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但显然他认为是对的。
就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接着就念了这个条子，并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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