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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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饭。
席间，谈及个人的爱好，刘斐趁机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笑答：“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紧追不舍：“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禁不住失笑：“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对革命取得胜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对和平谈判，他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对谈判破裂更作了充分准备。国共和谈终因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共谈判代表团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而告失败，休整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最后一道天然防线——长江，于1949年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胜利之师，携胜利之势，摧枯拉朽，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南进军，解放了杭州、上海、武汉、南昌等大中城市；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发动了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进攻，接连解放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城市。
城市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就是管理城市、恢复城市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但是，怎样面对？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定论。
正在天津市视察的刘少奇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为全党解决面对的城市管理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与发展问题，为新解放城市提供借鉴和经验。
毛泽东也同时认识到了这一个问题。1949年4月，同刘少奇在天津市视察一样，毛泽东也邀来了上海市商业界的代表谈话。
有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唯利是图。”
“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有人迷惑不解。
毛泽东肯定地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来自上海的资本家不无忧虑，因此，他们自称“产业界”。
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是新中国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
“那么产业界的位置摆在哪里呢？报纸上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中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有人提出了疑问。
“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肯定了资本家对城市生产生活的重要性，要摆在第一位。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
刘少奇对这一思想非常重视，并在天津视察期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
因此，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和阐发“四面八方”政策。他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概括是最合适不过了。
刘少奇要求军管会提出一个规定，以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内容：所有公私工厂尽可能保证工人解放前的生活水准；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目前暂时不可能，将来一定能提高；一切公私工厂必须开工，努力生产，不得怠工；私营企业主，因生产需要，可以雇请或辞退工人；雇主必须正当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须遵守厂规，不得不听指挥；工人开会或搞其他活动，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活动，资方不得干涉；每个工厂需要专门做工会工作的人，可以脱离生产；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决。一句话，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
黄敬称之为：“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总之，“母鸡”不能杀来吃，“鸡蛋”也还要“慢慢吃”。
“吃鸡蛋”，也要大家来吃，当然包括资本家。
刘少奇感觉到，必须给资本家“交底”，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1949年4月19日，刘少奇邀请天津市工商业资本家座谈，参加的有李烛尘、周叔■、宋■卿、朱继胜、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以及其他各工商业界的人士等。这些工商业界人士都是天津市工商业中占较大部分的私人工商业者，比较知名。
因为刘少奇是从北平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资本家们在谈话时就流露出探刘少奇的底的意图，看到底共产党对他们资本家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说：“你是中共中央。”
刘少奇非常干脆：“好！我来就是给你们底的。”
刘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资本家可以和贸易公司合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私营也只有和国营合作才能发展。
他对紧张的劳资关系提出意见：“你们可以定厂规，经政府批准，就可以执行了。至于临时工，有些可变长工，有困难的就不变。”
这一来，资本家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任务中的地位就很明确了：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资本家的合作。
参加座谈的资本家话多起来，纷纷反映问题，献计献策。
有人说，共产党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们的忙。
刘少奇点点头：“这个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是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
有人说，我们怕你们的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
“这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嘛！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通生意人的做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刘少奇说。
资本家李烛尘憋不住谈到：前不久，他去山东销盐，事先征求天津市的意见，有人告诉他可以去。可是到了山东临清，当地的贸易公司一看来了个资本家销盐，就压低了当地的盐价，李烛尘不仅仅没有赚到钱，还亏了本，回来就一肚子气。
刘少奇批评了临清地区贸易公司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告诉李烛尘，会跟那边讲清楚，让他再去。
有资本家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饭。
刘少奇笑笑说：“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广，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实际上等于没有限制，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和国营的竞争。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
李烛尘提出，要限制股息，以利润的1／3给工人，1／3作公积金，1／3作股息。
刘少奇则主张，在股息问题上，现在最好不加限制，股息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李烛尘说：私人资本能不能与公家合作，合资办工厂？
刘少奇马上同意：“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天津市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2个厂、3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不敢再开第四个厂子，厂子开多了，剥削的工人就更多了，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刘少奇说：“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
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卿对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企业也有顾虑，考虑到前途问题，是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后就算大资本家，资产都要没收。
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私营企业的前途问题，是资本家都有的后顾之忧。
刘少奇开导他说：“你现在才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
宋■卿一听，这个领导说话非常干脆，当即回答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必须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搞起，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有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刘少奇的风趣引起在座资本家们的一片笑声。
刘少奇一席话，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纷纷表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早日使天津市的经济走上发展轨道。
很快，刘少奇对资本家的态度和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就产生了效应。
4月30日，宋■卿写信给刘少奇，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刘少奇很快回信鼓励他：“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现在，当年宋■卿主持的东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工厂——东亚毛纺厂，已经创造出天津市乃至全国有名的品牌：“羝羊牌”毛线。
刘少奇鼓励工商业资本家提出意见，帮助党和政府修改具体的政策：“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
由于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有些资本家觉得负担很重。刘少奇开诚布公：“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的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平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就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多负担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另外，刘少奇提出：“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当然是临时性的。”
在同资本家座谈时，有的资本家提出不愿听“资本家”这个词，更害怕“剥削”这样的字眼，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感觉苦闷。有人甚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成“利益分润者”。
“资本家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你们担心生产发展后会提高股息，主张把过多的股息归国家。那，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刘少奇开玩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行。在没有找出其他适当的词之前，我们只好叫你们‘资本家’。”
共产党对资本家不是消灭，而是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仅仅管几十年。几十年以后呢？资本家的前途怎样？
刘少奇给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还就一些情况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
薄一波回忆说：
“当时，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我认为，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避免的。雇佣关系愈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得到就业，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
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的王光美因要生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她去见了毛泽东。
她回忆说：
“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特别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
刘少奇回北平后，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天津视察的情况的报告，并于6月4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对私人工商业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斗争走到社会主义”，“这些产业有代价的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退不完，号召一下，乡村有人献地，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年也都可以。”
刘少奇从天津视察完毕，就赶往唐山、开滦继续视察。很快他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立即回北平，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到苏联“秘密取经”。
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初出茅庐”，是个初生的“牛犊”，尽管是个烂摊子，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了上去。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1）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摸底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
1949年1月30日，石家庄机场，一架苏军飞机从天而降，停在当年的日军军用机场上。
飞机的舷梯打开，下来的是一位苏联人。他名叫安德列夫，实际上他的真名是米高扬。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受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委派，秘密从苏联赶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又从大连起飞抵达石家庄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未完全取得胜利，因此，米高扬的来访是秘密的。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同苏共中央的联系以及与斯大林的联系都用的是斯大林的化名：菲利波夫。斯大林的这一化名直到朝鲜战争期间仍然使用。
1月31日下午1时，按照约定的时间，米高扬来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一见面，米高扬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跟着，他就介绍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这次秘访西柏坡的决定：“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
接着，米高扬向毛泽东等人表示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超然物外的态度：“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因此，怎样设计新中国的政权、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就成为刘少奇秘密访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米高扬谈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建立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经济建设、军队、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等问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强调了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的明确化，已提到日程上来。新政权的性质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府必须是个联合政府，但领导权要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其次，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
第三，毛泽东谈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帮助我们打扫屋子，但别的客人要等一等，这就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第四，关于中共同苏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多次说，中共中央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米高扬表示，苏共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向苏共中央征求意见时，苏共中央只能提出建议，而不能作指示。
毛泽东一再要求这样做，并说，我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因为我们的经验还很少，我自己仅仅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毛泽东的这些想法直接影响了刘少奇后来秘密访苏时关于两党关系的论述。
在毛泽东同米高扬会谈时，有些会议刘少奇也参加了。因此，会谈的内容在他起草的准备同苏共中央会谈的提纲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据米高扬写给苏共中央的汇报电报说，2月3日，在会谈中，刘少奇就新中国的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设想。
他说：“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像的。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应起决定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帮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组经验。2．为我们提供有关的图书资料，向我们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3．为我们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苏联、民主主义国家和中国应该相互提供经济援助，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会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我们知道，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无法恢复满洲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知道苏联能向我们提供的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预先对其作出估计。”
刘少奇对米高扬说：“我们政策中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小商品生产者问题，即他们是否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
刘少奇进而提出，中共的目标是通过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和斗争上的激烈性。据我们推算，对我们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动全面进攻，要等到10—15年之后，然后我们将着手使工商企业转到国家手中，进而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只有为农业奠定工业基础，我们才能考虑把农业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
刘少奇的这一些想法，实际上就是1948年9月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当然，这一规划是否妥当，借米高扬来访的机会，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是很正常的。而且，还带有很大的“请示”、“汇报”的成分。在后来的天津讲话中，刘少奇就把这些想法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传达，以纠正党内在城市工作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以及错误做法。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人此时的对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仍然是停留在一个“规划蓝图”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更具体的方针政策。但毕竟是大政治家，对涉及国家大计、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没有丝毫的含糊的，而且的的确确作了深入的思考。
当然，毕竟没有管理和治理国家的经历，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的思考有其偏颇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