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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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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当天，康生提议，被列为审查对象的彭德怀等5人不必要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9月27日，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组成对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进行审查。
毛泽东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也就是党内分歧说的。
9月25日，董必武在发言中说到了“单干风”。
毛泽东插话说：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存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邓子恢同志还跟别的同志谈了没有？
刘少奇、周恩来马上回答，并作了解释。
毛泽东说：建议可以，但不能采纳。
当然，这句话的背后含意是很明显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没有对“单干风”进行抵制，反而予以支持。没有抵制就是错误的，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支持呢？
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26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他再一次说：自己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太严重，承认“今年5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对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完全赞同。
刘少奇说：
1959年到1960年所遇到的困难是革命胜利后头一次考验我们。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第二种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第三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第三种态度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我们要坚持第一种态度，反对第二、第三种态度。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形势已有好转，我们更应该坚定。但是，在宣传上还要说有困难，要继续克服。
但是，对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的问题，刘少奇再一次郑重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要划个范围，“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
刘少奇在两次不太正常的会议上，两次郑重提出这个问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果敢的魄力。
刘少奇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留有余地。
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要求全党“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八届十中全会最后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级传达，不在全党展开讨论。
但是，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这一建议是有条件的：经济工作不能放松，阶级斗争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次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按照原先的布置继续进行，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但同时在政治上大力强调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出现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
于是，如同庐山会议一样，七千人大会后开始的一系列调整工作，实际上也是针对几年来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工作，被迫降低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中止了。
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的再一次纠“左”，也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作出了十分的努力之后，被迫中断了。其程度不同的恶果，也就很快到来了：庐山会议后出现的是大反右倾，出现的是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时期，与后来的浩劫相比，这还仅仅是一次小的挫折，而且这一次挫折还有部分的自然因素；自北戴河会议与八届十中全会后，出现的就不是反右倾了，而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是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一次浩劫，却是实实在在的人为因素。
在刘少奇看来，八届十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工作重点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一是国民经济调整，二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刘少奇顶着很大的压力，继续主持在他力争下才得以幸免的调整工作。尽管越来越举步维艰，但刘少奇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自1962年10月15日开始，至11月27日，刘少奇一共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工作进行调查。刘少奇要求各个部门都要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在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不要松劲，“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还要紧张工作。”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刘少奇逐步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进一步的发展经济、改革探索的阶段，开始在各个场合阐述自己的这一系列改革的主张。
尽管有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使整个国家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是经济调整继续进行，一是阶级斗争问题不断被扩大化。但是，1962年的国民经济状况，到下半年开始有所好转：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基本建设投资减至67亿元；钢为667万吨；煤为2。19亿吨。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关停并转，工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战线得到了加强。农村劳动力从1。7019亿人增加到2。1278亿人，粮食、棉花、生猪收购价格提高了10％—20％以上，几年内共向农民退还平调款20多亿元，这都使农业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1961年增加250亿斤。财政状况也有所好转：以前多发行的60多亿元货币很快回笼，1962年财政结余8。3亿元，这是自1958年以来，国家财政第一次由赤字转为盈余。
在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要抓紧，要继续努力工作，不要再来一次调整。
虽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但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坚持下，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改革与发展。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会议决定：自1963年起，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调整工作，从恢复时期逐步走向了一个发展时期，调整重点也发生变化：从大规模缩减、大幅度后退转向加强薄弱部门和薄弱环节，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改革的试点。
这次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完，就出访朝鲜了。在朝鲜，他同金日成会谈时，谈到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刘少奇说：“经济工作方面的经验，就是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对人民生活、农业、轻工业注意得不够。搞基本建设过多，就是搞工厂，搞扩大再生产过多。很多人只注意扩大再生产，忽视简单再生产。”
刘少奇不能不为中国这样一个向来以人口众多而自豪、以人口众多作为经济建设的动力的观点担忧：“我们有六亿人口，很快就有七亿，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以后要认真搞计划生育。”
回国后，刘少奇马上就找来薄一波，要他汇报工业生产情况。
刘少奇继续对基本建设投资仍然没有消除的上马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是一个几代人都要记取的教训。
10月23日，刘少奇继续听取薄一波汇报，提出要勤俭建国。对现有的工业管理体制，刘少奇对薄一波说：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厂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飞机、造船都可以成立总公司。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配，不由总公司管。
据薄一波回忆，这是刘少奇再一次谈起托拉斯的问题。
实际上，早在1960年3月之前，刘少奇就提出过成立托拉斯的问题。
196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北京传达不久前的天津中央工作会议时说：要随着生产建设的需要，不断地改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央考虑3年规划时，议过托拉斯的问题，需要在这方面提起大家的注意。过去少奇同志曾多次讲过，淮南的煤，马鞍山的铁，可以布点搞两个钢铁基地。过去，一个由煤炭部管，一个由冶金部管，不能很好协作。要解决这个矛盾，把这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下。
看来，刘少奇主张搞托拉斯，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而国民经济调整，又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国民经济出现好转的情况下，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业、交通等部门组织专业公司。
这就是刘少奇所说的：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10月24日，刘少奇再次找薄一波继续汇报工作。在这次汇报中，刘少奇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
管企业的组织要更接近企业，接近群众。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
要组织国内的统一市场，就要组织统一的生产。重要的工厂、交通要统一管。由行政机关管，不如由公司管。资本家管工厂是管得好的，他们的垄断公司内部很有组织。我们的管理方式应该比他们进步，应该做到更节省、更进步、更讲经济核算、成本更低。不能比他们更坏、更差，成本更高、矛盾更多，比他们还落后。当然，这样做变动很大，但是有基础。要全国统一，不受地方的干扰。地方政府只搞监督，可以抽附加税，搞市政建设。这个问题，已有资产阶级成功的经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
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考虑一下，如何管理好企业，无非是有组织、有计划和减少官僚主义。
中央成立部，各省成立厅，都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恐怕不合适。企业要搞经济核算。组织专业公司管企业，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
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各部的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变成业务机构。
刘少奇还提出，像一机部，可以组织几个总公司，成立汽车总公司比成立汽车局要好，钢铁也可以成立公司，有些矿也可以考虑成立采矿公司，还可以成立有色金属总公司、航运总公司等等。这样，就分清楚了，“将来各种公司成立后，物资局只管仲裁、调剂、储备。”
两个月后，刘少奇再一次提出了试办托拉斯的问题，批评了原有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刘少奇说：要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将来工厂会越来越多，怎样管理才能对国家有利？首先要撇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行业主义，要放在“分配制度、财政制度”中研究。体制方面，也要改革，“我们过去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过去苏联也是这样搞的，证明不行。统统改成公司，无非是几十个，百把个公司”，这样，“部就轻松了、搞平衡、检查、监督，帮助公司搞好工作。厅、局也去搞这些事，不直接插手管工厂。”
刘少奇说：“要撇开‘利润分成’、‘产品分成’和‘谁说了算’、‘谁大谁小’来考虑问题。这不是大公无私，有点私哩！”
刘少奇说：搞大公司，办托拉斯，“这个问题，好好讨论一下，酝酿酝酿。能试验更好，大概必须试验。石油部就可以当作公司搞，不要搞石油厅了。”
说到这里，刘少奇按捺不住，有些激动：
总而言之，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苏联没有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我们也没有解决，将来势必要解决。现在一讨论，就是“条条”、“块块”。
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做当事人，不好吗？有的厅局长、工业书记、商业书记、煤炭书记都滚到里面去了，不看全局。自己不滚进去，不是聪明的办法吗？超脱一点，就有全局观点了。党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样管的问题。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
不久，薄一波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也很赞成刘少奇的主张。1964年1月7日，毛泽东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人，干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
刘少奇、毛泽东先后表态，国家经委就开始了试办托拉斯的试验工作。
自1964年第三季度开始，这些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行业公司陆续试办。
刘少奇说：托拉斯办起来了，上面部的工作就少了。企业让托拉斯去管，部只管做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做群众工作。石油部和煤炭部可以改为公司，各厅、局一律取消，叫分公司，改两个部做试验。
这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试验，并终于在20余年后大规模付诸实施。那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
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国家经委党组召开了一次托拉斯试办改组座谈会。6月1日，刘少奇听取了试办工作汇报。
刘少奇说：“要不要办托拉斯，在认识上是否一致？听说总的是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不同意见好嘛！”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
刘少奇说：
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组织得更好。如何组织？工业七十条只是管一个企业内部的。而一个行业，整个国民经济，都要有组织、有计划。当然也不能太绝对，还有一些集体的、个体的经济。
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你们考虑一下，一个市，一个省，全国，这么多工厂，怎么很好地组织起来？要算总账。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些，更有组织些。
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12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一点，全面看问题。
这次座谈会作出了一个决定：把1965年工作的重点继续放在办好现有的托拉斯上，暂不扩大全国性托拉斯的试点范围；少数条件比较成熟的行业和地方，可再试办若干区域的或地方的托拉斯。
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试办托拉斯不仅仅被迫中断，而且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
试办“托拉斯”，可以说是刘少奇在经济工作问题上的一次对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突破，也为后来的“政企分开”打开了一条道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国务院的诸多部门进行合并，使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向企业转化，这不能不说是一次非常明智的选择。
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刘少奇主持下，自1963年开始明显好转，到1965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工作。
让我们来看一看刘少奇所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成就吧。
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在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上基本上恢复正常。
从这些数字看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1964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庄严宣告：
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恐怕不仅仅是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总结，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更不能忘记人为因素、“左”的错误造成的困难与切肤之痛的教训。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实质（1）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实质是“四清”、“四不清”的问题；毛泽东反驳说：“什么‘四清’、‘四不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刘少奇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
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论断，极大地影响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内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尽可能地同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开始“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
调整工作继续，而另一条战线：阶级斗争，也很快提上了日程。刘少奇不得不拿出许多精力主持在农村、城市普遍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强调的阶级斗争问题虽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大部分党内领导人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因此，毛泽东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和城市里开展“五反”斗争的问题。
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中组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刘少奇说：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干部当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当中有不好的，有坏人、蜕化变质的。党外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是好的，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对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
可以说，刘少奇对加强执政党建设一直非常重视，对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一开始从未同阶级斗争方面相联系。
但是，中共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作了一番扩大化的论述后，对党内会出“修正主义”作了肯定的回答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
刘少奇也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了：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阶级斗争相联系。
1963年2月6日至9日，刘少奇主持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主要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劳动工资、增产节约和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7日，当彭真汇报时，刘少奇插话说：“估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们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9日，刘少奇在会议结束时说：
要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危害性更大，反起来更难，而且人数比上一次“三反”“五反”要多。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
12日，彭真作了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
接着，刘少奇讲话说：
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分散主义。
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对于新的资产阶级和对于老的资产阶级的态度不一样。老的资产阶级、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采取赎买政策，还要他当政协委员。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比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小得多。那些老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本钱比较大，有店铺，有工厂，有生产资料，而这些新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在国家和人民困难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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