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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清白于毛泽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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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载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①②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的两次插话全是错的。其一，“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其二，“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刘少奇把马列主义搞错了。列宁主义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详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第222—23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
现在许多人坚持刘少奇的错误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主张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认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而主张把公有制经济，拉回到资本主义来。拼命鼓吹私有化。吵吵让让20多年，而且越叫越响！
刘少的特点：其行为表现为“左”，其思想则是“右”的。形“左”实“右”。
九、渡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59、1960、1961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严重困难。导致困难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1959、1960、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三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是全国人民共同承认的。在这个共识中又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见解，认为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另一种见解，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而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论者，诬蔑毛泽东头脑发热，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刮浮夸风，大搞共产风，推行“左”倾路线；由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专制”，党内无人敢提不同意见，以致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最终导致严重经济困难。这里人们看到，“七分人祸”论者的矛头所向是毛泽东，毛泽东的过失又是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联在一起的；而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又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联在一起的。高唱“七分人祸”的人们，其用心是反对社会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大喊大叫。
本文前八章所表明的立场——毛泽东从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场出发，发起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刘少奇一些人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以其坦荡的襟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对于“左”倾错误的责任。而刘少奇一些人，对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支字的自我批评，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哗众取宠，唱出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门。此后许多人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跟着起哄，吵吵嚷嚷40余年。那些起哄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不明真相，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怀鬼胎。这种鬼胎的险恶用心，是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国共产党，曲解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我们真诚的希望那些不明真相，但却是正直诚实的人们，认认真真地去研究那段历史，把事实真相搞明白，把自己久己形成的偏见改正过来。至于那些心怀鬼胎，别有用心的人们，用不着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掩盖历史、篡改历史，善于蒙人、哄人、骗人的老手、高手。我们应该用“事实真相”把这些人的画皮剥下来，让他们见见阳光！
三年经济困难究竟是怎样造成的？笔者提供大量的历史材料，供人们去研究，去判断，去分析，去得出自己的结论。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兹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所记载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绍：
1959年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 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 68。9％和 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 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 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 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个时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50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50余年来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承认1959、1960、1961年出现的经济困难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有关。《中国经济日报》1998年2月27日报导：《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l、“过量的粮食征购”；2、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3、公共食堂和非理性消费。对所有这些，笔者用一句话来回答——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关于“苏修”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和逼还债务问题
1959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这里人们看到，赫鲁晓夫以牺牲中国向帝国主义妥协。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虽然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一方却始终坚持。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以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第1548页）。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也要还清债务。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I0。5亿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第422页）。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
关于“左”倾错误的贻害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虽然在毛泽东努力下迅速得到克服，但10个月（1958。6—1959。4）的错误，毕竟贻害于历史，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吉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种错误判断，埋下了征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个别地方发生饿死人的祸根。
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 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己经普遍出现饥饿：到5月己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为零。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虽然在1959年4月就基本被克服了，但是“左”倾路线却贻害于历史。
在我们把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三个方面的史实大致弄清之后，再回到本章开头的话题上来。那些“七分人祸”论者们之中的心怀鬼胎的人们，其用心可用汉语中一句话“醉翁之意不在酒”来说明。这些人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浮夸风、共产风混同起来；大跃进就是搞浮夸，搞浮夸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搞共产，“共产风”就是人民公社。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人祸”。就是这样的“人祸”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他们大肆渲染三年经济困难，甚至莫须有地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本书有专题论及此事，这里从略）？！他们之所以这样搅和，旨在曲解社会主义，丑化毛泽东，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反毛必反共，反共必反社会主义”。一切反对毛泽东的人，必然反共、反社会主义。他们不过是一帮资本主义狂！
马列主义从不讳疾忌医，从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确实犯有“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确实损伤了人民的利益，在毛泽东领导下，这些错误虽然很快地被克服了，但毕究成为贻害，毕究构成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之一。“七分人祸”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泼给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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