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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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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不投降。可日子长了，老百姓也受不了，有些落后群众就说：“看，谁谁整天价不做活，净瞎胡闹，眼看你家豆角都爆在地里了。八路军不吃香了，还闹个什么劲。”一些没有民族觉悟的人甚至说：“老百姓是自在王，谁来了给谁纳粮。这个年头是八路军抗日抗出来的乱子，村干部净瞎胡闹，还能挡住日本的大炮和机关枪喽！”“快成立‘爱护村’吧，不成立就被敌人把房子烧光了！”最后这个村子也不得不表面成了“爱护村”。类似情况在冀中是很多的，据1941年冀中区的调查，全冀中34个县有4314个村资敌，占全冀中60％（全冀中7200个村）。就这样，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至少表面上成了敌人的地盘。
日伪军一片地方一片地方地与我争夺，当时管敌人这种做法叫“蚕食”。真是如同蚕吃桑叶一样，今天这地方还是咱们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地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了，再过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完全沦为敌占区。
1941年7月冈村宁次到任后，并没对冀中搞气势汹汹的“扫荡”，而是不声不响地“蚕食”。“过去，广大地区在日军的‘不知不觉’下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却出现了抗日根据地在抗日军民不易警觉中不断缩小的局面。”
日方文献也声称：“特别是由7月7日开始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华北当局的领导得当，不断稳定而顺利地收到实效。”
这里所说的“华北当局”，是指华北伪政权。其实这些汉奸，还不都是冈村宁次手里耍的猴子。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9）
同样的作法由不同的人来操作，会有不同的结果。冈村宁次虽说不过是继承多田骏的一套作法，却给八路军带来更大压力。彭德怀认为1941年的困难局面与冈村宁次有很大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考虑到冈村宁次不喜声张的性格和不声不响的策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冈村宁次对多田骏临离任前做的另两件事，抱不同的态度了。聂荣臻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他（指冈村宁次）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7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扫荡”持续了两个月，结果“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组织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他还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无非是为自己解嘲罢了”。
现在我们已知道，日方编辑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说的很清楚，这次“扫荡”从总体计划、到兵力部署，都是多田骏在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冈村宁次到任后，只不过是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未予否定罢了。这次“扫荡”计划虽说“是在充分研究了历次的经验和成果，通过周密的准备而制订的。”当年晋察冀军区的侦察科长罗文坊讲，此次“扫荡”其行动之诡秘、部署之严谨，也确实是极其毒辣的，尽管比以往有所改进，仍未抓到我指挥机关，也未抓住我主力部队。几万人在山区武装大游行两个月，死伤5000多人，只不过抓了些劳工、抢了些粮食，安了些据点。这样的“扫荡”，是不太符合冈村宁次的指挥风格的。冈村宁次心里虽说明白，为了制造声势，需要来这么一个“百万大战”，但他内心对这种效率颇低、兴师动众的“扫荡”并不赞许，故而才说这种“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并指出“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当然，如果把冈村宁次说的话理解成“自嘲”，把冈村宁次的观点理解成这次“扫荡”碰了壁才形成的，也未尝不可。冈村宁次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这一时期的四部日记已在停战后烧掉，现仅存“临烧前将认为可能会被允许保存下来、无大妨碍的部分摘录，”从中看不出冈村宁次当时的真实想法，因而应该说，对冈村宁次所说的什么“狮子扑鼠，效力不大”的话，两种理解都有可能。不过，要是联系起1942年冈村宁次那几次大“扫荡”的狠劲——“五一”大“扫荡”一举占据整个冀中，
对太行区的“扫荡”几乎摸到我指挥机关八路军总部的鼻子上，左权副参谋长牺牲。要是论起冈村宁次这么个中国通，似乎“五一”大“扫荡”这样的部署才更像他的指挥风格。何况，当年，连华北派遣军的普通参谋都早已认识到肃清共军非短期所能实现，难道冈村宁次还看不到这一点？非要等碰了壁才有所觉悟么？相反，冈村宁次对多田骏卸任前对冀中十分区的“扫荡”，倒是十分欣赏。也许有人要问，多田骏在遭受“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之余，正是手忙脚乱的时候，怎么还想着腾出手来搞十分区一下子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有一段话，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十分区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区，战略上对敌人威胁很大。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不利于我军大部队活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以及国民党的势力都很大。我党过去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地建点修路。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经常驻着1万多名日伪军，建立了204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丈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了牤牛河、霸县以西，大清河以东、以北地区和平汉路以东、大清河以西、拒马河以南地区。这两块地区各有百十来个村庄。
当年冀中区抗联主任史立德回忆说：十分区是敌人死也不放的地区，也是我们非坚持不可的地区。如果说冀中根据地是插入日寇指挥心脏的一把利剑，而十分区则是这把利剑的尖端。它既雄踞于日寇的“卧榻之旁”，又是我冀中根据地的北方门户，敌我必争，斗争极为残酷。在抗日战争与自卫战争的八年中，当腹地还能大兵团活动时，这里只能进行小部队分散游击活动；当腹地的同志还能日间工作时，这里早已是非夜晚不能行动……我们的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同志们因成年累月不见太阳，个个都成了“白面书生”，面黄肌瘦看不见一丝血色。
现在我们理解了多田骏为什么急于“扫荡”十分区：其一，这地方靠日伪在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最近。在中国古代，像这样天子脚下的“近畿”岂能容他人插足？其二，这地方经过日伪数年“努力”，共产党的势力已愈来愈小。当时，北平到河北大名府有一条公路，就叫平大公路。这条公路由北向南，大致把十分区分成东西两半。十分区政委帅容说：“1941年时，平大公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我主力部队已无法进入。”这与吕正操将军所说的“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大致相同。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0）
敌人主观上容不得八路军在这里搞根据地，声称：“欲保平津，必先保大清河北。”客观上，经过“蚕食”，我军回旋余地愈来愈小，这样，敌人实施大“扫荡”的条件就成熟了。在六月大“扫荡”前，早在4月1日日伪已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小“扫荡”。小“扫荡”，是相对而言。其实日本人出动的兵力并不少。帅容回忆说：这次敌人出动得非常突然，他们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边，用火车偷偷从中条山一带拉来8000多鬼子兵，过保定后，沿路下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十分区根据地猛扑过来。敌军一路从涿县下车向固安、永清方向进攻，另一路从高碑店下车，向新城、霸县方向进攻，像老虎钳子一样，妄图把我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一口吃掉。我们军分区当时刚开完政治工作会议。头天下午会议结束，第二天上午突然知道有新的情况，是由我们司令部在铁路两旁派的瞭望哨和在公路附近埋伏的侦察小组，将情况报告到司令部的。我们当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被动。
这次突然袭击的后果是“我回旋地区越来越小，大部队活动极受限制。二十七团和三十二团分别转到晋察冀一分区和平西地区整训，只留下二十九团四个连和军分区警卫营五个连，游击总队四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实际上只留下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其他主力都被迫转移了。如当时人所讲，如果一个地方变成敌人的地盘，那就叫“进不去”了，且进去了，也“待不住”了。1941年4月底，吕正操曾带人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虽还不致于进不去，但已是相当困难，且确是“待不住”了。他从十分区返回的路上，在蠡县潘营村，还遭到敌人合围。当时情况万分危险，吕正操说：“当我从村西口冲出去后，警卫连还没有冲出来，和我一起的只有警卫员吴天增、军区敌工部长赵濯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6月10日，日伪军以两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十分区仅剩下的一小块地盘开始大“扫荡”
“敌人封锁大清河和各公路交通线，首先由西而东地扫荡，经容城、定县，渡大清河，一直向东推进到天津近郊，再拉转头来，从东向西扫荡。”
日本人像压路机似的在十分区根据地反复压了两趟，然后就进入所谓“细碎分割”阶段。到处安据点，修公路，挖壕沟，并在每一个村子实行“强化治安”。吕正操说，敌人“每搜索一个村庄，都是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政权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这样逐个突击，持续了一个多月。”
通过这一通折腾，“我十分区主力部队大部分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北岳区，农村党组织大部分被敌人摧毁，经不起考验的不坚定分子，有的畏缩妥协，有的叛变投敌。”“至此，我十分区大清河北几乎全部变成了敌占区。”故而，日本人认为他们这次“扫荡”是很成功的：“我作战部队，6月10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时任十分区司令员——引者注）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十分区沦为敌占区后，日本人闹得就更欢了。在大清河北，“敌人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岗楼，又以公路连接起来，群众下地干活甚至日常活动都受到敌人监视。各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任意奸淫勒索，打人、抓人、杀人，强迫抗属定期报告，昼夜不能关门，任敌人借口搜查，肆意侮辱。”整个一个人间地狱。
听当地的老人们说，当年要是晚上走进一个村子，到处死气沉沉没半点生气，到处黑乎乎地没个亮光。可有的人家门上却挂着红灯笼。这些挂红灯笼的人家，就是抗属。“跟个公共厕所似地，是个人就往里闯，过的什么日子！”在敌人的高压下，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度，成立了“自卫团”，每天晚上轮着班巡逻，见了八路就鸣锣打鼓报信。否则，“窝藏与掩护八路者杀无赦。”12岁以上，不论男女，都得随身带着身份证。
日本人还强行把雄县以东划为“小麦模范区”，霸县以北划为“棉花模范区”。实行“夏粮夏交，秋粮秋交。”一天也不得延误。大批棉花、麦子，被敌人掠夺去了。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此次“扫荡”，至少在短时间
内达到了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多田骏策划的这次针对十分区的大“扫荡”，很明显地可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尽量“蚕食”我根据地，将我方的回旋余地压缩得愈小愈好；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铺天盖地地大干一场，一次解决问题；第三步，安据点，修公路。以武力强迫百姓建立伪组织，捕杀共产党。最终实现所谓的“王道乐土”。
冈村宁次对多田骏这一成功的“战果”真是欣赏极了，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明的这一点。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简直就是多田骏组织的这次“扫荡”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部署更周密、手段更残酷罢了。冈村宁次到任后，除了继承多田骏的一套做法，学习其经验外，还忙于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并为配合日军在其他战场的行动，于1941年10月，集中一部兵力打过黄河。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华北日军，仿佛上满了发条的机器，运转不停。又仿佛一群拥有一只更健壮、阴险的头狼的狼群，活动更频繁，更积极。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1）
日方文献记载了当时驻扎在冀南且“被110师师团长称为模范大队的”
步兵第140联队第三大队在1941年8月至12月的活动情况：大队部设于钜鹿（顺德东北约50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宗等三县（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50公里，周围约160公里地区）的警备任务。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讨伐。日军一个大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就控制了3个县的地盘。日军大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手头不过200名日军士兵和200至300伪军，就敢“不分昼夜”地“出动”、“急袭”。可见这时日军的活动是多么积极、猖狂。不难看出，较以往分散驻扎、不敢主动出战的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进。
而我们这方面呢？由于日军“将连接各据点的基干道路，改修为汽车公路，配备汽车分队，进行巡回警备。通信联络，以有线为主，发现被切断时，即使深夜也须立即抢修。另外，受到敌人袭击，则采用掷弹筒发射信号弹或紧急射击等方法进行通报。”敌人“点”、“线”已连成一片，成了气候。而我方既无实力打像齐会战斗那样一举歼灭日军700多的硬仗，骚扰、伏击等游击战又未很好组织起来。遂陷入被动。我们被动了，日本人自然得意了。据称，这一所谓“模范大队”管辖区的“治安状况”，“自1941年后半年以来日趋好转，到1942年春，已达到如饭沼师团长所希望的‘在警备区内，随时都能平安无事地自由行动’的地步。”
日本人行动自如了，我们的人则活动愈来愈困难。1941年11月27日，在冀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政治委员帅容率一个连由路西返回冀中时，在清苑县大李各庄遭到日军110师团步兵163联队所属部队合围，朱占魁战败被俘。
同时被俘的，还有冀中军区后勤部政委王文波。冀中根据地建立几年，军分区一级军事首长被敌人活捉，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战斗失利，固然是由于指挥失误，出了差错。但也表明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如果我们愿意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应该承认，1941年上半年，也即多田骏在任的最后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比1940年有了明显的改进；1941年下半年，也即冈村宁次到任的最初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又较上半年有了显著的改进。或者还是用我们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敌人越来越猖狂了。
话说至此，似乎也应该谈谈1941年形势为之一变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自身的原因。上面谈到的两个原因：聂荣臻谈到的“百团大战”问题和彭德怀谈到的冈村宁次的问题，都当属外部的原因，而有没有内部的原因呢？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谈到：这半年来，冀中的敌我斗争，表现了许多特点，无论我、敌都有着不断的进步……不否认，敌人的进步，还未被我们完全认识，而我们的进步，还不够快，特别是今后的斗争，愈趋于复杂、曲折、残酷与尖锐，我们不断的进步，有着极严重的意义。谁进步的快，谁就会有更多的胜利，否则便要受到损失。
程子华还说，许多人对敌人大张旗鼓的“扫荡”看得重，对不声不响的“蚕食”却看得轻。岂不知这正是敌人的“新方针”，正是敌人的进步所在。
有人在总结河间县反“蚕食”斗争受挫的历史时说：“我们仍以1939年反扫荡的老想法和老做法来估计和对付敌人，而对敌人政治上、军事上变换了新的策略和手段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尤其是没有仔细地研究反‘蚕食’的对策，究竟怎样叫‘蚕食’？对它还没有认识。”
李健也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宝贵财富，既是历史责任，也是未来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交通战，除客观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外，从主观上讲，对敌总结受我‘百团大战’大破击打击的教训，而于1941年初提出‘新交通政策’，分块修路、筑碉、挖沟、浚河细碎分割，步步为营，先‘蚕食’十分区，后对其他区边缘同时分块‘蚕食’的阴谋诡计，认识不很够，也是一个历史教训。”他还说，当时对敌“充实了新的内容”的交通战，“我各部队并未及时引起重视，甚至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或者只看到敌人暂时的一些成就而夸大之，消极悲观。”■药是好药，可惜开晚了一点
打仗，是斗勇，更是斗智。好比下围棋，双方都要争主动权。老是人家得“先手”，老是跟着对方落子，事情就不好办了。当年，延安的毛泽东，太行山上的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冀中的吕正操、程子华，都在苦思冥想：怎么才能摆脱日本人这一套“新交通政策”、“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造成的被动局面？聪明的指挥员不会坐在那里苦思冥想，而是非常善于
总结现实中的经验教训。这应包括两个方面：从历史中学习，即从过去的现实中总结经验。向百姓学习，即总结现实中百姓创造的好办法。
比如说“敌进我进”，就是当时采取的新的对策。聂荣臻回忆说：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2）
聂荣臻的这个办法，是根据内战时期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会议上，聂荣臻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聂荣臻讲，“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此次会议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等中共北方局成员，在清漳河畔一个名叫下南会的村子，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彭德怀首先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
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不过这时还未有谈到具体的方式，具体的口号。会后，彭德怀不断找人谈话、查看各地的报告，心里的想法愈来愈明确。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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