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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1966-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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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门里任何一个女孩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小妹令瑞平有一种亲近的幻想。继而他的心就像是被咬一样的疼痛。
当瑞平走过的时候，小妹正好将一团回丝放到一个大口袋中，一抬头，她就见到瑞平，就说：“瑞平，我还欠你一点东西。”瑞平就说：“没有什么欠的了。”说着眼圈红了。
生逢1966 19（5）
小妹看了不忍心，将装纱头的饼干筒往边上一放，就对瑞平说：“跟我来吧。”小妹的家在亭子间里，大同坊的亭子间只有七个平方米，在瑞平家中，这样的亭子间是劳动大姐睡的。长脚阿蔡已经是长脚了，再加上小妹妈妈也不是一个矮人。小妹也有一米七四。七个平方如何居住三个人是很叫人奇怪的。瑞平以前一直没有到小妹的家去过。小妹的妈妈倒是经常要瑞平到前弄堂去玩，只是妈妈却不愿意，说是瑞平看见人家住这样差的房子，说不定会说些什么话扫人家的兴致。这天走上楼梯才知道，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阿蔡还搭上了一个小阁板。朝北的亭子间本来就很暗，搭上阁板之后，更显得暗了。阁板搭在长脚阿蔡夫妇的床上面，就像是集体宿舍的双层铺，上层稍稍狭了一点，房间里除了一只很陈旧的简易五斗橱，就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了。瑞平这才知道小妹一家几乎所有的事情全在弄堂里做。他在墙角见到了一块圆的胶木板，这就是他们吃饭的饭桌。
小妹的妈妈在楼下的厨房里烧饭，小妹就将门掩上了。她脱下鞋，修长的身躯一下就上了阁楼，开始瑞平只能见到小妹几乎坐在自己的双脚之上，小妹的脚趾头是圆圆的，和蓓蓓不一样。然后小妹很灵活地在上面转了个身，探出头来，将一个很沉重的东西扔了出来。这是一个旅行袋，蓝色的，正是瑞平家中被抄家带走的那个，硬硬的里面全是书。小妹从阁板上跳下来，将拉链拉开了。瑞平一眼就看到了书里面有一些就是自己家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他们拿走了很多。”小妹说，将拉链拉到了头。在旅行袋另外一角变出了另外一些书：雨果的《九三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茅盾的《腐蚀》，陈登科的《风雷》，艾明之的《火种》，还有《红楼梦》和《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有一本书，被抄走是瑞平万分心疼的，现在小妹也从旅行袋里拿出来了。那就是苏联别莱里曼的《趣味物理学》。最后掏出来的是一本《资本论》，解放初期出版的竖排本，纸张已经发黄。
这些书全部放在长脚阿蔡的床上，像是一座小山。小妹很认真地对瑞平说：“你可点清楚了，这是我还你的。从那天抄家开始，我就将这个旅行袋留下了。你家的书少了很多，《家》、《春》、《秋》没有了，《基度山恩仇记》没有了，《红与黑》没有了，《飘》没有了。
“现在这些书就全还你了。还有是我在成都路上的那个废品回收站，用练习本和那个阿胡子换来的。这里还有几本，是图书馆的封条被撕开之后，很多的书在红卫兵手中流传，传到我这里，最后也没有人问我要，就放在里面了。以前我不能还你，怕还有人到你们家寻找罪证，又将它们全部拿了去。现在你妈妈厂里的人不会再来了。我想你看看书可以解解厌气，也不要一个人瞎想，反正也没有人到你们家革命去了。”
生逢1966 19（6）
“书你全部看过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古文观止》还读了不止一遍。只是《资本论》看不懂。”
“谢谢你，小妹。”
小妹的眼睛便近距离地直直看着瑞平，看得瑞平把头低下了去，小妹便把自己的眼睛看往一边。
“这里也有一本《军队的女儿》，不过不是你家的。是我自己的。我送一本《军队的女儿》给蓓蓓作纪念不好吗？”小妹从枕头底下拿书来，现在已经不能买到这样的书了。
“应该的。”瑞平嗫嚅着，小妹和蓓蓓到底是不一样的。小妹骨子里是一个一直在坚持什么的人。
“我还有什么没有交代清楚的？没有，好。”看到瑞平摇摇头，小妹将旅行袋拎出门外，轻轻放下。“我们两清了。”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好像门槛就是一根分界线。小妹说话一向很简洁。瑞平很久以来的一些幻想现在正式结束。沉甸甸的旅行袋和空落落的心一起回到了家里。
他不由自主走进小间，蓓蓓正等在对面。
“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
“你的魂到哪里去了？”
“还在。”
“我的照片呢？”
“拿来了。”
他们其实没有说话，是用眼睛和表情近乎哑语将这些意思表达出来的。瑞平背过身去，平静了一下自己。重新回身的时候，好像有了一点神采。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天全是黑暗的，他失去了小妹，毕竟还有蓓蓓。
他们年轻，血气方刚，当然少不更事。他们的胆子变得大了起来，傍晚西晒太阳收去了刺眼的光芒之后，他们决定开始延续自己的童年生活。小时候，他们是坐在一起玩，现在，他们不能坐在一起，就用四个眼睛来传递游戏。一张又一张，瑞平将照片给蓓蓓看。蓓蓓踮起脚，她有一点近视，便很着急，戴上了眼镜总算看得清楚一点了，于是伸出双手向他要。他点了点头。
他们打牌。用两副牌来打。两面各人一副，陈瑞平很认真地发牌，对面汪蓓蓓也很认真地发另一副牌。为了表示公正，两个人全将牌高高举在手上，不时会出错牌，不时又会有赖皮，就像小时候一样。一方虎起了脸，另一方就掩着嘴吃吃的笑。在硬纸版上画上正字记录战绩。玩恹了，汪蓓蓓又拿出将在香港穿的衣服，穿给陈瑞平看。香港会有这样五颜六色的衣裳，很让他吃了一惊。怎么衣服可以有绿的红的还有这样“荤”的颜色？汪蓓蓓本来很会舞蹈，走的模样又很妖，是要让他笑一笑。箱子里的衣服，一次又一次地换，汪蓓蓓就不断变换姿势。四套衣服全穿完了。这哑剧受到了唯一的观众的热烈的无声的掌声。夜幕渐渐收去了夕阳的余晖。弄堂中想起了收音机的声音。他们开始讨论明天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明天其实是最后能自由支配的一天。硬板纸已经涂抹成了黑色，只好把练习簿上的纸撕下来用回型针夹在纸版上。江山已经红遍，上海其实没有多少地方是没有人的，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警觉的眼睛。这是一场智力测验，正如以前在课堂上他们在老师面前角逐最高分数。
生逢1966 19（7）
陈瑞平举起的纸上写着：“碉堡”。
汪蓓蓓掩口，极力让自己不笑，回写：“大便。”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建设的很多碉堡当年还没有拆掉，确实是个 “掩体”。后来大多被农民和过路人当作便溺的地方，就不能用来谈情说爱了。两人前仰后合地笑着，几乎透不过来气。
汪蓓蓓写：“川沙海边”。
陈瑞平知道那里。他们初中下乡劳动就是在那里。那里的人虽然少了一些，总没有无人的地方。加上那里是前线，保卫很严，生人去了，反而会引人注意。于是拚命摇手。
汪蓓蓓又写：“外滩。”“人民广场。”“大光明电影院。”“思南路。”
方案一个接着一个被否定了。其实，这些地方也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陈瑞平忽然明白了自己，原来，他们现在正在寻找的不是单纯相会的地方，而是一个“能做”的地方，“如今是生离死别，也不要顾那么多了。你们做过了没有？”外婆这样说的。这是一句人生的警句。
对面不再在纸上写字了，汪蓓蓓的两只大眼睛很迟疑地看了陈瑞平一会，真正是一小会儿。女生是最能猜透男生心的。女生总是比男生更有果断，也更鲁莽，女生又往往不需要用言语来说明自己的想法。
饥渴的人舌尖尝到了第一滴水，只会感到更渴。饥饿的人吃到了第一粒米饭，胃会饿得痉挛。谁叫他们已经有了第一次了呢？一把钥匙扔了过来。汪蓓蓓很细心地在钥匙上系了一根红色的绸带，像所有的女孩一样，她用的是一种娇憨的姿势，她的手举过了肩，软软地向后垂着，胸挺着，两只赤脚踮着一前一后像一张弓一样，试过几下，钥匙就飘荡着飞过来了，不过没有飞进窗户，在墙上撞了一下，幸好软软地落在了明沟里。你不能责怪她，她不是篮球队的。
天已经黑了。钥匙躺在沟里，只能见到一个影子。陈瑞平下楼，从厨房找了一把火钳，从半个身子探出窗口，用火钳夹住了，这才将钥匙拿到了手中。钥匙和罗汉钱一样黄澄澄的，用得很旧了，他知道这是一把后门的钥匙。在他们小学的时候，他和蓓蓓还有蔡小妹每天都是用一根长长的带子串上钥匙，挂在头颈上，然后在弄堂中疯跑。
抬起头来，只见汪蓓蓓的脸红红的，抿着嘴唇，吃吃地笑着，然后转身到后房去了。
生逢1966 20（1）
这一天稍稍凉爽一点，十点又飘过了几点雨，于是在弄堂中乘凉的人们全都回了家。大约在11时30分，三楼亭子间余子建的台灯也熄灭了。陈瑞平到长乐路上看了看。知道二楼校长的灯也已经黑了。再等了一会，他听到弄堂隔壁新娘子家的自鸣钟敲过了十二下。到这个时候，马路安睡了，只有不多的路灯似乎是睡眠中飘荡着的梦。
他悄悄开了门。很好，没有声响。在他反身关门的时候，他似乎闻到一股腐败酸臭的味道，有一个黑色的光溜溜的孩子跟在他的身后。他再定神，又用手触摸了一下。只摸到了挂在门背后的数把马桶宣帚，和擦干净马桶用的抹布。他就以为是惶惑而已。他抬头，上面是一个黑洞，一个深不可测的黑色隧道，他已经被一种魔力控制，身不由己，被黑暗吸引。
一楼的房门开着，一家大大小小六口人，横七竖八，鼾声很浓。他担心自己脚步会发出声音，就做筋做骨地一步一步向上走去。二楼亭子间的门关着，亭子间嫂嫂的男人，一向是睡得很早的。二楼正房门口应是一个灶台。陈瑞平担心自己的人太高了，头会撞上什么东西。楼梯上太黑了，他只能想象以前来这里看到的情形。两只手在前面探着，他摸到了余子建小时候睡过的摇篮，吊在空中的一只饭篓。摸到了转弯扶手的那个圆圆的东西，才放了心。经过三楼亭子间，他在转弯的时候错了方向，一下子额头碰上了门，门是虚掩着的，隙开了一点，有吱呀一声。怎么会撞的？自己家的楼梯全是向左转弯的，而对门的楼梯是向右转的。他迟疑了一会，心跳得很快。一时不知道怎样才好。幸好门里没有什么响动，他才走上最后一段的直楼梯。三楼的正房的门开着，有一点微微的光，一截短短的蜡烛在摇晃着火焰。这是汪蓓蓓在欢迎他。
正房除了光光的四壁，什么都没有了。空旷的房间中，蓓蓓显得很小。但是对他来说，只要有蓓蓓就可以了。蓓蓓光溜溜的手臂像蛇一样钩住了他的脖子。整个身子全部贴上了他的身体，嘴唇就紧紧贴着了他的嘴，他们还不会吻，只是嘴唇撞上了牙齿。蓓蓓在颤抖，瑞平吻到了蓓蓓小巧的耳朵，还有软软的鬓丝。他的手探到了她的脑后，她已经将两根辫子全部解开了，秀发为他而纷披。
“你一身的汗。比打一场球还要吃力吧？衣裳都绞得出水来。”蓓蓓用一块毛巾给他擦着，随手就脱下了他的汗背心。
“你也是。”
“怎么不是？你道是只有你在走楼梯？我在窗口见到了你走进后门，我也和你一起从下面走到了三层楼。很想知道你已经走到哪里了，又怕你走路的声音太响，惊醒了没有睡熟的人。新娘子家的自鸣钟敲一次，我就看一看门口。”她把毛巾递给了瑞平，“你替我揩揩吧。”蓓蓓的衣服就这样委然落地了。
生逢1966 20（2）
“叮”的一声，石破天惊。钥匙，刚才还给蓓蓓的钥匙，从蓓蓓的袋里落出来了。余音袅袅了好一会，寂静才又恢复了。
两个人顿时分开了手，像罗马的塑像一样，一时不会动了，只有心怦怦跳个不停。石库门的楼板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校长如果没有睡死，当然听到了声音。
但是，不急。这声音代表什么呢？
他忙着将照片拿出来，交到蓓蓓的手中，蓓蓓将照片放到了席子底下，给了瑞平一个笑容：“我以后再看。”完全是无师自通，他们又抱在一起很粗笨地亲吻。
蓓蓓向瑞平的手中塞了个什么，瑞平一摸就知道是那个压箱底。蓓蓓总是这样，最难说的话她永远不用说。
他们躺到了席子上。席子还是那张席子。瑞平有一点迟疑，他惶惑地以为，背后好像有着两只眼睛，在跟随着他们。
倒是蓓蓓坦然，她的双眼微闭着，嘴角笑着，小小的下巴向上仰着，在等待。把眼睛闭上是一个女孩最勾魂的时刻。当瑞平的手触摸到她双脚的时候，她似乎觉得痒，脚动了动，随后把那双手缓缓拉了过来，放在了胸口。
他的心脏再次激烈撞击着胸膛。几天来，他们身体急切的渴望和灵魂的恐惧抵抗，都是在等待这一刻。
晚上十二点。
余子建在刚刚睡下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倦意。B配件设计中的一个难题，还是没有解开，最后使他对自己选择的公式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在自己的脑海中将几乎所有的公式重新回复了一遍。他发觉自己竟然在一开始就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帕努里定律”的再一次使用。他从床上爬起来。正要打开台灯的时候，他听见门轻微的一声撞击。他立刻警惕了起来，过度的警惕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使他想到了远在西北的设计院是不是派人赶到上海来寻找他了。他的雄辩像滔滔流水在他的胸中酝酿起来了，口中喃喃说着。他想，开头第一句，他要称呼他们“亲爱的同志们”。
但是黑暗中并没有人进房来，只有轻轻地，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才能听得出的脚步声向上走去了。他躲在门口向上望去，他见到了摇曳的烛光，和烛光中的瑞平。后来，是两个变换姿势的身影。一个科学工作者能从影子上推算出里面的人在干什么。他忽然切切笑起来了。至少他也是一个成年男人。
他觉得他有一种责任，制止这样的流氓行为发生。于是他构思了一个方案，用三两分钟的时间进行了证明和验证，确信无误。他下楼了。他疯狂而又清醒，他错乱而又理智。按照他的方案，他首先必须寻找到一支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伍。然后用五人的小队伍包围后门，并且在前门设立一个防止楼上人从阳台跳下自杀的装置，如果没有气垫的话，就用三到四层棉花胎，有二十个人抓住最上面的棉花胎，进行第一轮的缓冲，他迅速计算了一下，就算一个下落成人男子的质量约等于六十五公斤，f=ma，……而拉住棉花胎男子的臂力等于……横向拉力实际上是一个合力……够了，五个人就够了。是否要分两个场合，要是两人分开来跳怎么办？不会，一定是有先后的。然后喊话：“光屁股，搞腐化，拉出去枪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死不悔改，死路一条！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然后上楼抓获，让他们自首，游街示众，然后他将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演说，说明走资派还在走，革命还要进行下去……
生逢1966 20（3）
他走路比瑞平还要精细，尽管他的动作很夸张，而且有些像电影里的匪兵，但是他确实做到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当他斜背着那个须臾不离身的装着他所有资料的书包走在弄堂里的时候，他很像是一个广场活报剧中的人物。
走进里委他探头一看，里面正有两个“文攻武卫”和一个红卫兵。里弄干部一个都没有。他们正在吃夜点心：每人两个豆沙馒头。旁边是一副下到一半的象棋，地下是一地烟头。里委办公室本来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现在这里平添了一种肃杀之气，钩子上挂着四顶藤帽，藤帽下面是四件雨衣。墙上靠着四根三角刮刀做的长矛。以往居委会总有一种卫生药水的味道，现在这里全部是飞马烟味。余子建的进来让他们吓了一跳。
“我是革命群众，我来揭发一桩腐化流氓事件。”
三人中，只有红卫兵眼睛像闪光灯一样闪了一下。这是一个初中生，还在不谙风情的年龄。两个工总司并不起劲，抓流氓是多余的事情。只要过了二点，他们就可以在另一间屋里呼呼大睡。明天就可以拿到四只角子的深夜班津贴。“流氓？什么地方还有流氓？上只角会有什么流氓？”他们嚷。
余子建很有一点失望，他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就说：“我要汇报上去，说你们完全丧失了革命战士应有的立场。”
“好好好，去去。”
其中一个瘦瘦的“文攻武卫”将馒头塞进嘴里，胡乱嚼着，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抓起一顶藤帽套在头上，拿了一根长矛，对另一个说：“老刘，你看家。你，”他指指红卫兵，“去开开洋荤吧。”
三个人走在寂静的弄堂里，瘦瘦的“文攻武卫”毕竟不是军人，他将长矛拖在地上，发出啷啷的响声。余子建很生气，当他向瘦瘦的“文攻武卫”说明自己的方案的时候，那人哼了一声说：“等你将人召集拢来，那两个人已经走了。长矛一根，一根长矛，够了。”
当余子建打开后门出去的时候，校长正扶着墙挪到了门口。
他是听到楼上那一声钥匙掉地的声音醒来的。这几个月，校长一直在紧张之中生活，他的觉像淡淡的灯光一样轻，半夜一般要醒来五六次。为此，他的脸色因为神经衰弱经常苍白浮肿。他总是在写检查。现在桌上还有一份检查正写到一半。每当淮海路锣鼓喧天的声音从前弄堂传来的时候，他知道那里一定有红旗招展的游行队伍。他知道，又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又发表了。他就很注意地收听电台广播，他就彻夜拟稿。根据最新的精神写成思想汇报请人送到学校去。他以前是不抽烟的，他的香烟票全给了别人。现在他学会了抽烟。他最寂寞的时光总是在云雾缭绕之中度过的，他这才知道香烟是孤独者的朋友，他很珍惜每一根香烟，所以他的手指已经熏成了咖啡色。他当年的难友，不管是生还是死，一个个全在烟雾之中出来了，他怀念他们。他甚至还在怀念当年审讯他的特务，“怀念狼”。他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说出事实真相。
生逢1966 20（4）
正是楼上那一声金属响声。又让他睡不着了。他明白，他毕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三年前到新疆去的二十四名学生。他树起了数个典型，有优秀成绩但是放弃高考下乡的高三学生，有像汪蓓蓓这样坚决和资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典型。也有优秀的学生团干部。还有那个“未来的华罗庚”。天花板像电影一样，他们的脸一张张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们曾经红极一时，当年的党报解放日报和团报青年报全登载过他们的事迹。他们歌唱，他们登上列车，他们向他挥手。他们写来的信歌颂边疆。他们确实是自觉自愿去的新疆，而他也真的是在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完全彻底的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还有错吗？
但是，谁都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只有良心会时时提醒。他一直有一点隐痛在胸，教师确实不是诗人，教师也永远做不了诗人。因为这二十四人，可以考上全中国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他有什么资格不让他们考试？
当汪蓓蓓回到上海的时候，他首先是一种恼怒，以为她是败坏了68中赫赫有名的校风。但是当汪蓓蓓在新疆的真实生活一点点展示开来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背上了债。二十四名学生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不能再将户口迁回到上海了，大学不会再开门了。现在当他平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他这才会后悔，后悔自己那样坚决地代替那些学生选择了去新疆。他甚至想，如果他自己带队到新疆去，那就好了。殊不知后面还有文化革命，他没有挽回的丁点机会。当汪家好婆告诉他蓓蓓要回香港嫁人的时候，他先没有回答。后来，他想到这样聪明美丽的一个女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去香港还能怎样呢？于是他便告诉汪家好婆。还是去了的好。去了说不定还有机会念大学。这样的回答已经背叛了他当年在主席台上高昂调子的动员报告。
他听到了楼上“笃”的一声。他的中年人已经开始衰退的听力突然有一点恢复了。他听到了赤脚在走路的声音，他听到不真切但是很明白的说话声音。他知道楼上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前两天，他见到对面楼的陈瑞平曾经走过来，也曾听汪家好婆说，在陈瑞平妈妈住院的时候，汪蓓蓓几乎天天到医院去。教师是天然的心理学家。从青年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校长已经准确推算出楼上正在发生了什么。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教师需要行动。
他晃动了一下白发苍苍的脑袋，如同一只冬眠的熊，他又伸伸自己那条被老虎凳咬过的腿，他是一个刚刚开始走路的小孩。这些天，他坚持照着《赤脚医生手册》，用手指狠掐穴位，有些效果。现在他要站起来，于是他用一支圆珠笔对着膝盖上下的穴位使劲戳去。几乎要将这几个穴位弄出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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