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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 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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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拉贝变为纳悴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1938年，他告诉德国听众：“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
几十年后，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坚持认为，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种看法是确切的。拉贝在南京参观各个部门期间，一再用社会主义术语概述他的纳粹哲学：“我们是为工作而战的人，我们是工人的政府，我们是工人的朋友，危急关头我们将决不会脱离工人一边。”
当他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就听从朋友和使馆官员的劝告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拉贝选择了留下，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持留下。南京陷落期间，受上司派遣去保护拉贝的日军少佐冈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你要卷入我们的军务呢？这些事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里又不曾失去任何东西！”
拉贝停倾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冈少佐道：“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们都在这里出生，而且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快乐，事业也很成功。我始终受到中国人的礼遇，即使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并同样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礼待，那么你尽可相信，当遇到像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也绝不会离开日本人民的。”
这个回答使尊奉效忠观念的日军少佐消除了疑虑，心悦诚服。“他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军国主义的义务，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走了，”拉贝记下了这件事情。
但是拉贝之所以不走，还有一个更为个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中国雇员的安全。他们是西门子公司一批能干的机械师，他们养护着南京市主要电力厂的涡轮机，各部门的电话系统和时钟，警察局和银行的警报器，以及中央医院的一台巨大的X光机。“那时我有一种预感”，拉贝写道，“——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如果我离开他们的话，他们所有的人即使不死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一年，拉贝在南京躲过了无数次空袭，他常常是躲在一个加着几块厚木板的防空洞里。衣服也不够，尤其是在9月底左右，拉贝错误地将其全部衣物寄存在运送德国人离开南京的“库特沃”号轮船上保管以后。“库特沃”号轮船一抵达汉口，就卸下了所有无人提取的行李，只留给了拉贝两套衣物，其中的一套他给了一个中国难民，他觉得这个难民比自已更需要衣服。
但是他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个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随即委员会发现，将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将军的军队撤出安全区是不可能的——尤其因为唐生智自己的别墅也座落在该区域内。当中国军队不但拒绝撤离安全区，而且在该区域内的街道上架起了高射炮的时候，对拉贝来讲最后一个细微的机会出现了。他忍无可忍，以辞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一职和告知外界其中的原因相威胁，要求唐生智立刻从安全区内撤退。“他们向我许诺将尊重我们的愿望，”拉贝说，“但是履行诺言花的时间太长了一点。”
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11月25日，他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拉贝—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希将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他发电报之前，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像军事学校、临时机场和兵工厂军火库等。拉贝写道：“这……就是我发电报的目的，它在我的美国同事身上留下了十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初拉贝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将安全区内的空房留给南京最贫穷的市民专用。为了避免人们成群涌入，委员会在市内到处贴海报，力劝难民们从朋友那里租房子。可是如此之多的人流涌进了面积为2。 5平方英里的安全区，拉贝马上发现，甚至比曾经预想的最坏情况还要多出5万人。难民们不仅塞满了屋子，而且也拥到草地上，战壕里和防空洞内。整家整家人露宿街头，还有数百个茅草屋极为迅速地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建起来了。在南京陷落之前，安全区——它的边界用白色的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是一个群集了25万难民的“人类的蜂窝”。
不久卫生设施成为另一个可怕的问题。临时茅屋里的污物——尤其是厕所的——这些都激怒了拉贝，他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使西门子基地的难民中心变得秩序井然。以后当拉贝视察西门子难民基地时，他发现不但厕所环境良好，而且中心的每一堵墙都得到了修缮。“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漂亮的新砖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我发现该地区内许多新一些的建筑物都比以前矮多了。”
食品的短缺是令安全区领导人最为头疼的间题。12月初，南京市长送给国际安全区委员会3万石（或2万石）大米和1万袋面粉，供给难民作为粮食。但是这批食物贮藏在城外，委员会缺少必要的卡车把它们运进安全区。中国军队已经征用了该地区内大部分运输工具将2万人和5千箱北京故宫珍宝运离南京；绝望的市民和个别士兵偷走了几乎所有遗留之物。对于拉贝和其他外国人来讲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他们驾着自己的汽车，疯狂地在南京城内穿梭，尽可能地多将一些大米运进安全区。当日军炮击南京时，这些外国人仍继续运送；有一个卡车司机恰恰被流弹片击中了一只眼睛，最后安全区领导人只获得了整个粮食总数的一部分——1万石大米和1000袋面粉——但是这些粮食确实使安全区的许多难民免于饿死。
12月9日，委员会觉察到了即将来临的可怕形势，力图以磋商达成3天的停火（参阅第3章），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和平地撤出。然而，蒋介石反对停火，导致第二天日军开始对南京实施了一场猛烈的炮击。12月12日，委员会再一次与中国军队方面接洽协商，要求守城部队投降，但是这个计划再次失败。
从那个时候起，拉贝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坐视不可避免的灾祸的到来。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记录着事态的变化。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他写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山的四周部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当时拉贝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紫金焚则金陵灭。”
晚8时，拉贝看见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接着他听到有人疯狂地敲着两房院门：一些中国妇女和儿童哀求着放她们进来，有些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院子里的难民挤满了防空洞，有人甚至躲避到巨幅的德国国旗下面，旗子是拉贝为了防止日本轰炸他的房子面悬挂的。越来越大的哭叫声和敲门声搞得拉贝心神不定。他迅速地打开大门，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黑夜接长难熬，但是人声嘈杂，噪音只是一个劲儿加强。拉贝被激怒了，他戴上一顶钢盔，在院子里的人群之间来回穿梭，喊叫着让每个人都静下来。
晚11时30分，拉贝接特了一名意外的来客。他是拉贝在纳粹党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35岁左右，为德国克鲁维茨工程公司工作。这个高高的、金发碧眼的工程师本来是到中国来监督一个大型钢铁工厂的构建的，但是却发现自己像拉贝一样，已经陷了南京的疯狂时期中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任命他为财务总管。
克勒格尔中途来释访拉贝，告诉他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武器和各种军用物资。甚至有人愿意出售一辆公共汽车，出价20美元。
“你说会有人买这辆车吗？”克勒格尔问。
“可是，克勒格尔，他们又怎么买呢？”拉贝回答。
克勒格尔接着说：“我已和他约好，让他明早到我的办公室来。”
最后，环绕房子周围的嘈杂声开始变小了。精疲力尽的拉贝，已经有两天不曾挤得出时间换衣服了，向后一仰便躺在了床上，在他所得知和热爱着的周围的文明世界即将倒塌崩溃之时，竭力松弛着自己的神经。他知道交通部大楼已全部被焚毁，这个城市随时都会陷落。拉贝恢复着自已的信心，相信从这以后事态只会变将越来越乐观，而不是越来越坏。他的一个中国同事曾经告诉他：“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他们一被管这个城市，和平和秩序就将恢复——通向上海的铁路干线将很快重建，商店将会恢复他们的正常营业。”入睡前拉贝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感谢上帝，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拉贝被另一次空袭惊醒。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撤离了南京，当时刚刚早上5点，于是他又躺下了。像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拉贝已经被空袭整得疲惫不堪，以至于轰炸再也不能像扰他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拉贝仔细察看了全城被毁坏的情况。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大量中国人的尸体，他们中的许多市民是被从后面射来的枪弹击中的。他目睹一队日本士兵排队前进，进入一间德国人开的咖啡馆。当拉贝指着房上悬挂的德国国旗，指责他们的强盗行径时，一个操着英语的日本士兵高声说：“我们正挨饿呢！如果你要报怨的话，去日本大使馆好了。他们会付帐的！”这些日本士兵还告诉拉贝，他们的军需物资供应队还未到达，即使到了他们也不指望从供应队那里获得任何给养。后来拉贝得知那些士兵洗劫了咖啡屋，然后放火烧了房子。
更糟糕的在后头。从远处，拉贝看见日本军队正在从南京的南部向北那挺进，以占领其余的地区。为了避免烧上他们，拉贝立刻驱车向北赶往南京的主要街道中山路，他将车停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外。中国医护人员已逃离了医院，伤亡人员躺得到处都是——躺满了屋子、走廊，甚至挡住了医院的出口。
那一天拉贝还遇上了一批中国溃兵，这些饥饿和疲惫的散兵们无法渡过长江撤退以求保命。开车经过山西路环岛时，他碰到了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荷枪实弹，正沿着日本军队推进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这时，拉贝有了一种突然的“人道主义冲动”，这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拉贝提醒他们日军正从南部朝这里推进，建议他们放下手中的机关枪，加入到安全区的难民中来。经过短时间的商量，他们同意随拉贝进入安全区。
同样地，当数百名中国士兵发现白己陷在城市北部，无法渡江撤退时，许多人闯入了安全区，请求欧美管理者们救命。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们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帮助他们。毕竟他们创立这个安全区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而不是收容士兵的。委员会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以解决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但只是在汉中路遇见了一名日本上尉。
委员会最终被士兵们的处境所打动，在他们的恳求下让步了。像拉贝一样，委员会成员告诉这些士兵，如果放下手中的武器，日本人会仁慈地对待他们。然后他们协助士兵们解除了武装，井将他们安置在中立区内不同的房子里，在混乱中，许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混在安全区的难民之中。
第二天，约翰·拉贝写了一封长信给日军指挥官，解释说明当前的情况。他恳请日本人宽恕这些中国士兵，并根据公认的战争法律规定，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使拉贝大为欣慰的是，一名日本军官向他许诺，这些中国士兵将免于一死。
但是当日本人违背诺言，把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拖出去杀害时，拉贝的这种慰藉变成了恐怖。如果拉贝还寄希望于日本人不能从成千上万的难民中找出那些士兵来，那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了。日本人通过翻查手，几乎把每一个士兵都挑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每天被用枪支会在士兵手指的某个部位留下茧子。他们还检查每个人的肩膀上是否有扛过枪的痕迹，前额和头发下面是否有戴过军帽的压痕，甚至还检查脚上是否有因数月行军而起的水泡。
12月14日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委员会获知日本人己经把捕捉到的1300人聚集到总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枪杀他们。“我们知道确有一些原中国士兵在难民当中，但是拉贝那天下午曾经从一个日本军官那里得到许诺，这些士兵将免于一死。”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怡·菲奇在其日记中写到这一事件。“现在看来再明显不过了，日本人要干什么。这些人被排列两行，以100个左右为一队用绳子紧系在一起，由上了刺刀的士兵看押着；那些戴着帽子的人被士兵粗鲁地扯下帽子摔到地上——然后，借助于照明灯的光亮，我们看着他们走向了死亡。”
后来，拉贝提到他在安全区收留中国士兵的决定时，这样写道：“难道我没有权利那样做吗？我那样处理不对吗？”
随后的几天中，拉贝无能为力地看着日军从安全区拖走成千的中国士兵进行杀戮。日军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他们凑巧在手指上、前额上、脚上有茧子或疤痕——这些人包括拉黄包车的苦力、手工劳动者和一些警官。后来，拉贝亲眼目睹了南京的一个佛教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一个池塘里拖出了120 具尸体（在以后的一份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几个池塘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均填满了尸体。）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和纳粹党南京地区负责人，拉贝的这种地位对日本权力机关而言确实还是有一定份量的，他给日本大使馆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最初他总是压制自己的愤怒，每次在信中均使用礼貌的语气，因为身为德国公民和纳粹党领导人，他觉得有义务维持德日两国大使馆间的关系。他让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把他们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给他看看、这样他就可以给这些信“加进一些甜言蜜语”。在他对日本大使信进行私人拜访时，拉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日本外交官必然也以亲切的微笑和官场上的礼德来处理拉贝的信件，接待他的来访。但拉贝最终总是得到千篇一律的回答：“我们将会通知军部。”过了一些天，每天都有令人无法容忍的新的暴行出现，拉贝给日本大使信的信中语气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了，言语中加重了对暴行的愤怒：
当时留在南京的27个西方人以及中国居民都被你军在12月14日进行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所震惊了！
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入口处，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
昨天，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神学院的大厅里，日军士兵当着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面，强奸了数名妇女。我们22个西方人不能养活20万中国平民，也不帮你们白天黑夜地保护他们。这是日本当局的职责。如果你们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我们能够帮助养活他们！
假如目前这种恐怖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很快连工人也找不到，基本的服务根本无法进行。
渐渐地，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开始理解日本外交官答复的真实含义——下令进行屠杀的是军方，大使馆也无能为力。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跟拉贝谈了很多，他说：“日木军队想尽量地破坏这座城市，但我们大使馆，将竭力阻止他们。”在南京被疯狂蹂躏期间，一些日本大使馆官员确实曾建议国际委员会直接向日本国内寻求公众舆论的支持，以迫使日本政府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另外一名使馆官员却竭力劝阻拉贝保持沉默，并警告他说：“一旦你对新闻记者说了什么坏话，整个日本军队都会对我群起而攻。”
到后来，日本盟国官员的身份成了拉贝最后一张护身符，他做了现在想起来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游荡，打算以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的发生。
无论何时拉贝开车往来于南京城中时，不时会有男人跳出来拦住车子，请求拉贝去制止一场正在进行的强暴——通常受害人是该男子的姐妹、妻子或女儿。于是拉贝就让他上车一起赶往出事地点。一到那儿，他就将日本兵从受害者身边赶跑，有一次他甚至亲自拉起一个正趴在一名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他知道这些行动是非常危险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但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的正义之举——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
拉贝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有位母亲跪在我面前，大声哭叫着恳求我，去营救她年轻漂亮的女儿。一进（房子），我就看见一个全身裸露的日本兵正压在那年轻姑娘的身上，那女于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我对那蠢猪喊叫着，用各种他能听懂的语言嚷着，‘新年快乐！’他只好灰溜溜地光着身子跑了，手里还拎着自己的裤子。”
拉贝被南京城内的暴行惊呆了。在街道上他看见许多具妇女的尸体横陈在被烧焦的房屋废墟边上，她们都是被强奸以后惨遭杀害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3到10个一群的日本士兵开始沿街搜索，掠夺各种可以被偷走的东西。”
他们不停地对妇女和姑娘们施以残暴，并随心所欲地杀死任何人，包括表示反抗，试图逃跑、以及碰巧是在不适当的场合、不恰当的时间出现的人。上至年过七旬的老媪，下至不到8岁的幼女，都很难逃脱被奸污的恶运，事后日本兵还以最野蛮的方法，对她们施以毒打或残害。我们发现有些妇女的尸体躺在碎啤酒瓶上，还有的被竹竿刺破了身体。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受害者的惨状——甚至与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交谈，最后是我把她们的尸体送到了鼓楼医院的停尸房。所以，我个人确信，所有这些报告谈到的都是事实。
在拉贝走在这座他深爱着的城市的废墟之时，他看见几乎在每一条街角处，都贴着漂亮的日本海报。上面写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他们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他不断地向日本军官控诉这些暴行，但都仿佛是泥牛入海，那些人根本置之不理。有一天拉贝抓住一个正在后院茅舍里强奸妇女的日本兵后，把他交给他的上司处理，可那日本军官也只不过煽了这个流氓一记耳光而已，再没有别的惩罚。
情况很糟糕，拉贝失望极了——因为他和其他20几个人只能有限地保护成干上万左右的市民免遭5万多日军的伤害——不过他井没有表示出来。他知道，最关健的是不能让日本人觉察到他们有丝毫的软弱，井且要以“一种不可一世，专制的姿态和力量”击溃对方。
值得庆幸的是，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使许多日本兵在准备更为残酷的伤害中国难民时有所顾虑——起码是在他面前，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乔治·菲奇写道：“一旦他们中的任何人提出抗议，〔拉贝〕就把他的纳悴袖章伸过去，还拿着自己的纳粹勋章，并且是国家最高勋章，问他们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这样做总是很管用！”日本兵似乎非常尊敬——有些时候甚至害伯——南京的纳粹。当日本兵毫不犹豫地毒打美国人，用刺刀袭击他们，甚至将一名美国传教士顺看一段楼梯推下去之时，他们对待拉贝及其同胞们却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有一次，4名日本兵正在干着强奸、抢劫的勾当，当斯珀林的纳粹袖章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尖叫着“德国人！德国人！”逃跑了。还有一次，正是纳粹袖章救了拉贝的命。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兵闯入他的住所，拉贝打着手电筒迎了上去，其中一名士兵掏出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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