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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作战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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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进入阵地时，有15个营，8000人上下。上阵2天，营长以下军官牺牲殆尽，8000名战斗兵员损失达3500人左右。湖南部队第77师的1个团进入阵地14日，3个营长阵亡2人，15个连长伤亡14人，全团士兵生还的只剩500余人。
10月26日起，中央作战军主动放弃了从北站到江湾之间的阵地。为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军队仍在坚守上海，第3战区司令部决定将第88师第524团的一部留下，再配属必要的特种部队，由团副谢晋元率领坚守紧依苏州河北岸紧靠租界的四行仓库。
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率部进入四行仓库时，中国守军主力已经在夜色中撤离。谢晋元对全体士兵作战前动员，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华民族的志气。现在四面都被日军包围了，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同时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坟墓，但只要还有一个人在，这片土地就是我们中国的！”
在谢晋元团坚守四行仓库的第三天，日军向国际上宣布，上海已全部被日本占领。但当天他们对四行仓库的第六次进攻仍告失败。这天晚上，一名叫杨惠敏的小姑娘把一面临时制作的中国国旗紧紧地裹在身上，外面套上童子军制服，巧妙地穿过日军的重重包围，渡过苏州河，把这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第四天早晨4点钟，谢晋元让三名战士把这面国旗升在四行仓库的楼顶上。
坚守四行仓库的第四天，谢晋元率部打退了日军的第七次进攻。这时，第88师接到南京大本营的命令：四行仓库的坚守行动已达预定目的，命令壮士们即日撤离。按照命令，谢晋元降下楼顶上的国旗，率部于31日零时从坚守了4天的四行仓库撤入英租界。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汉奸刺杀。蒋介石闻讯撰一挽联，高度评价谢晋元率部固守四行仓库事迹：“坚苦矢成仁，终古光腾孤岛血；英魂应不泯，从今怒吼浦江潮”。
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实400余人）坚守四行仓库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尊敬。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军驻沪总司令的史摩莱特少将不无感慨地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壮士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举动了！”租界的英国军人也多次表示愿帮助谢晋元团退入租界，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谢晋元谢绝了，他坚定地说：“我是一名军人，身可死但枪不可离，没有命令虽死不退！”
在国内，“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坚持抗战”的消息轰动一时，鼓舞和激励着国人，正如《八百壮士》歌所唱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英雄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闻义赴难
参与淞沪会战的70万部队，有所谓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来自四川、广西、湖南、陕西等地的地方军。不少地方军曾经是军阀战争的积极参与者，与蒋介石政权矛盾重重。然而当日军魔爪蹂躏中华时，他们朝命夕至，闻义赴难，唯国民政府马首是瞻，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
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桂军，1929年与蒋介石的中央军曾大战一场，是谓蒋桂战争；1930的中原大战，桂军再与蒋介石部大动干戈。中日淞沪开战后，桂军第7、第31军6个师经长途跋涉来到淞沪战场，李宗仁、白崇禧都到南京，并来上海视察，多年的蒋桂分裂，重新合作。蕴藻浜一役，桂军6个师全部投入，白崇禧亲临前方指挥。桂军素以骁勇悍强，善于野战而称著，抗战意志亦很高昂，但武器陈旧、新兵不少，又缺乏现代战争的经验，经一日激战，损失惨重，当晚只好另派部队接防。
七七事变后，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川军领袖刘湘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25日，他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对于抗战“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是川军出川抗战的日子。四川各界在成都少城公园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纵队司令唐式遵，善于拍马，又极其顽固，被人骂为“唐瘟猪”。此时，只见他走向台前，慷慨陈词：“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还朗诵了一首改写的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完全是另外一种军人形象。此次欢送，少城公园人山人海、战旗飘扬，慷慨激昂处，数万军民每每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川军装备可怜得很，如第26师，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川军甚至连雨衣都无力购置，只好带着雨伞行军。以如此装备与拥有飞机大炮的日军交锋，川军虽伤亡惨重，然前仆后继，毫无惧色。第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但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会战结束后仅剩600多人！
杨森担任军长的第20军，在内战中恶名在外。但在淞沪抗战中同样舍生忘死。10月上旬该军参加蕴藻浜战役，不到7天，伤亡营、团长10余名，连、排长280余名，士兵伤亡达7000余人。这个军原有2个师，撤出阵地至嘉定境内整编，缩编为2个旅。
据何应钦的统计：抗战8年中，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敌5万余人，但付出了伤亡20余万人的代价，并最后失去了淞沪，战役失败。
但从战略上看，则是另外一种气象。其一，淞沪会战吸引了侵华日军的主力，淞沪战场实际取代华北战场成为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这对日后我方的抗日正面战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二，淞沪会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至极，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他们认为，只要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或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日本陆相松山甚至扬言：“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日本军部较为谨慎，也估计“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结束”。淞沪一战，使日军短期内灭亡中国企图化为泡影，显示日军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之中。其三，日军的进攻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此战不仅粉碎了日军狂妄叫嚣，而且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勇气。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淞沪之战，日军摧毁中国陆军这一最大与唯一之目的并未达到，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的兵力基础，淞沪抗战的精神必将在以后发挥作用。
淞沪会战是八年抗战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个战役。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的英勇抗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淞沪一役，“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前所未闻者”，“华军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淞沪抗战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平型关战役：击破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
八路第一师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参加了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判。经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承诺。1936年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持续10年的内战，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并开始与共产党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4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9月11日后，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９月１１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编制4万5千余人。
第115师以原红军第1方面军的第1军团和第15军团为主编成，约1。5万人，是八路军人马最多的一个师。红一军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时有５个军团，但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就只剩第1军团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红军中，只有红一军团从头至尾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军团是长期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林彪都在红一军团工作过，由此可以看出红一军团在红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第115师的大部分领导都是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师长是原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副师长（实际上就是政委）是原来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相当于政治部主任）是原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是一军团２师政委肖华，参谋长周昆也是原一军团的。第115师堪称八路军第一师。
第115师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师。
第115师交战的的第一个对手是日军第5师团。
1873年，日本下达“征兵令”，将全国分成6个军管区，负责征兵及地方卫戍。随着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日本开始将各镇台改编为陆军师团。作为拥有步、骑、炮、工诸兵种的战略单位，师团拥有众多的兵员、装备和强大的独立作战能力，是日军进行“大陆作战”的基础。日军首批6个师团从一开始就是专为对外扩张而设立的，其侵略矛头正是直指中国。第5师团是日本明治年间建立的首批6个师团之一，被日本人称为“钢军”。第5师团在察哈尔作战后，大举向山西北部进犯，相继占领蔚县、广灵、灵丘、涞源等地，其主力直逼平型关，企图突破内长城防线，进而攻占太原。
当时，第2战区国民党军队已退守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一带长城防线。八路军第115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集结。第115师与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在平型关遭遇，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战役：击破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
阵地战、山地游击战，还是伏击战？
如何与日军交战，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不同的设想。
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其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实施方针为“积小胜为大胜”。但在具体作战指导上，国民政府采取了与总的战略方针不相适应的单纯防御战术，选择的是阵地战和“填空式”打法。军队被指令必须死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而在先前防守阵地部队被打跨之后，再从后方调部队上去。淞沪会战即是这种打法的一个典型。这种打法实际上是把千千万万的有生力量禁锢在阵地里，遭受敌军炮火的猛烈攻击。蒋介石曾经说：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们吗？但消极防御战术却是以我方大量消耗换得敌方少量消耗，在淞沪之战后，有人痛切地分析：“我受若干牺牲，一定要敌人也受若干牺牲，使他无法避免，才可以说是消耗战，我的牺牲才有代价，倘使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牺牲了一师，又上去一师，我已死亡相继，敌则损伤无几，这样的肉弹主义，一方面的牺牲，并不是消耗战，乃是消耗自己的力量，结果非失败不可”。
毛泽东显然不赞同这种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打法，他提出中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尽可能地避免八路军的伤亡，避免同日军展开兵力消耗战和大兵团运动战。最初中国共产党内的高级指挥员欲在抗日战争中一显身手，为国家为民族立功，觉得只打游击战不够轰轰烈烈，多倾向于打成团成师消灭敌人的运动战，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彭德怀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刘伯承提出“游击运动战”。但洛川会议通过了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在深入敌人后方以后，怎样作战，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
1937年，林彪30岁，善谋筹略，且不乏年轻人的锐气。在洛川会议上，林彪是不同意打游击战的。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会后毛泽东曾专门找林彪谈话，强调全党全军统一思想的重要性。
然而，当林彪发现平型关的有利地形时，决定打一场规模不小的伏击战，而不是山地游击战。
平型关，地处山西灵丘县西，位于恒山、太行山两大山脉的交接处，两山夹谷中纵贯一条通道蔚代（蔚县至代县）公路，是东接灵丘、冀西，西进山西腹地，直逼太原的交通要地。平型关先秦时称瓶形寨，金代称瓶形镇。顾名思义，这里的地势像瓶子形状，口小肚子大。瓶口是老爷庙，瓶肚子就是这十里来长的乔沟。乔沟地段地形狭长，进入的部队和重武器均很难展开，不能守也不能攻，非常适合于打伏击战。
不过，林彪还是有些顾虑，他不可能不考虑毛泽东对游击战的再三强调。林彪征求副师长聂荣臻的意见。林彪说，这一仗我至少有八成的把握取胜；聂荣臻说，既然有八成把握，那就不用犹豫了，下命令吧。
平型关战役后，林彪认识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地位，他说：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多里。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后方线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还提出：我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平型关战役：击破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
设伏平型关
孙子曰：“知天知地，胜可乃全”。第115师指挥员在大战前反复查看了平型关的地形，哪怕是每一个最细小的环节也不放过。第一次，林彪带着几个侦察员，对平型关附近的地形作了一次全面侦察。回来后，他与聂荣臻等人交换意见，把伏击的主要地点确定在乔沟。第二次，他带上团一级的干部和几个侦察员化装侦察，为不暴露目标，他特意穿上老百姓的破大褂，扎根布腰带，头上戴了一顶山西的毡帽，把自己打扮成本地的农民，并告诫随行人员，不要交谈，不要说笑，以免引起行人的注意。第三次侦察主要是为具体的战斗部署做准备，侦察得相当细致。
1937年9月23日，在上寨村一家农家大院，第115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作战前动员。林彪鼓舞大家，为了提高八路军的声威，给友军以有利的配合，要在平型关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给日军以有力打击。
林彪判断日军9月25日可能进攻平型关，命令各部队9月24日晚12时出发，在天明前进入埋伏阵地。
第115师师部的部署是：杨得志的第685团在东侧，李天佑的第686团在西侧，两侧夹击公路，待敌人进入埋伏圈后，东西夹击，防止敌人向两侧逃跑。在老爷庙缺口处的高地上，下面架起四挺重机枪，两边各架3挺轻机枪，一共是10挺机枪。等敌人完全进入后，封住这条唯一的缺口，来个关门打狗。张绍东的第687团把守在平型关东北的山地上，放过先头进入伏击圈的日军，堵住日军的退路。杨成武的独立团在驿马岭负责阻击涞源、至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敌。第688团作为总预备队，暂时不动。根据这一计划，师、旅的指挥阵地在中央高地，与团的指挥阵地构成三角形。团的指挥阵地则设在营和营之间，以便及时传递消息，协调指挥。
9月23日，林彪就听当地百姓讲，五台山上空阴云密布，两三天之内，将会有大雨。如果真下雨，日军的运输车就容易陷在泥沼之中，武器火力也会大大降低。
果真，24日午夜时，天下起了大雨。第115师的指战员们冒着秋日的风雨向伏击阵地挺进，在凌晨前，第685、第686、第687三个团全部进入预定阵地。第115师指挥所设置在中央高地的一片树林里，四周棘草丛生，十分隐蔽，而且视野开阔，几乎可以观察到整个战场情况。
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对平型关并不陌生。1937年坂垣52岁，在当时日军所有师团一级的高级将领中，无论从资历还是从能力来说，都无人能与其相比。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坂垣曾是他的教官。几年前，坂垣曾以私人身份拜访过阎锡山。这次坂垣沿滹沱河谷至唐河古道作了一次考察，把长城雁门关至平型关等重要军事位置作了详细的记录。以坂垣的军事素养，当然知道平型关是设伏的好战场。但他显然没有理会这一点，他只有在平型关战后为自己的大意而悔恨了。
坂垣征四郎是个典型的中国通，熟读中国文学、历史以及兵法，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他一向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过是一群“东亚病夫”。正是坂垣的这种狂妄，将其同样骄横的部下葬身平型关。
平型关战役：击破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
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25日7时半，由三浦敏事少将指挥的第5师团第21旅团近4000人进入平型关。由于道路狭窄，雨后路面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坐在汽车上的日本兵，有的打瞌睡，有的在嬉闹，一副悠闲无事的样子。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钻进八路军第115师的预伏地域。
第115师抓住战机，全线突然开火。两侧山坡上顿时弹如雨下。在第一轮枪声中，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就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后边的汽车、大车、马匹等相互撞击，走不动了。骄横的日军遭到意外打击，不知所措。见此情景，林彪命杨得志、李天佑趁日军尚未清醒之际，赶快冲下山去，抢占公路对面的制高点。第685、第686两团随即向谷底发起猛烈的冲锋，将日军切割包围。
但被打懵的日军很快显示出它的战斗力，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自觉形成小组，3人一组，背靠背，与我军十几个战士拼杀。而一些班排一级的小股日军，居然很有战术意识地寻找我军薄弱环节，主动寻找有利战机。其中一股日军利用地形掩护悄悄接近我第685团一营的机枪阵地，突然发起进攻，竟然把我军的一个机枪排的阵地夺了过去。并且，被打晕的日军开始清醒过来，迅速集结，凭借汽车作掩护，运动着朝公路附近的制高点冲去。
战役结束后，林彪撰写了《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林彪指出：“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日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日军的伤兵不但用武器继续顽抗，而且还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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