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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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破坏日美高级会谈，东条及其喽罗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对近卫进行攻击。他们不仅对他提出种种批评，而且于9月18日对他的人身进行袭击。当时他正离开距东京中心约45分钟汽车路程的郊区别墅荻洼，四个身带匕首和军刀的暴徒，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已紧紧锁着，凶手们还来不及砸碎玻璃就被便衣警察抓走了。　　　　
　　　　近卫对日益迫近的期限的关心，超过了对个人安全的关心，他只有不足3个星期的时间去和平解决日美之间的问题了，而美国领导人，由于对日本法西斯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因此拒绝为会晤安排日期。在9月25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最高统帅部要求把10月15日定为不许改变的期限。会议结束后，处于绝望中的近卫把阁僚都请到他的官邸。在那里，他问东条：“10月15日这个期限，是最高统帅部的强求还是请求？”　　　　
　　　　东条回答说：“这肯定是既定的意见，但不是强求。这不过是开始执行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而该决议是不容更改的。”　　　　
　　　　在这样的决心面前，近卫感到一筹莫展。他对木户侯爵说，既然陆军坚持那个期限，他只有辞职了事。“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木户告诫他要“慎重”。近卫没吭声。本来，他已垂头丧气，加上痔疮再次发作，情绪就更坏了。他对私人秘书牛场说，他需要冷静地考虑问题。于是，9月27日，他离开东京到附近的镰仓海边休养去了。　　　　
　　　　在远离日本9000英里的美国国务院里，人们对近卫的“和谈”诚意持怀疑态度。赫尔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侵略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是当时的首相。虽然近卫表示同意美国提出的四原则，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吗？由于这些理由，在细节草拟出来以前，罗斯福和他的任何会晤将只能以失败告终。赫尔的诸多忧虑使罗斯福初期对会晤的热情凉了半截。9月28日，总统从海德公园向国务卿发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完全同意赫尔对日本的分析所持的立场。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19节　迫使近卫辞职（2）

　　　　近卫从海滨休假回来，更加心灰意冷。他的同事同样失去信心。只有木户尚未放弃和平的希望。“从国内外时局看来，日美战争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他对近卫说，“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时局。政府应该明确，首先考虑的事是成功地解决中国事件，而不是立即作出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今后10年到15年是卧薪尝胆的年月。”　　　　
　　　　近卫认为，这种解决办法虽不尽合日本帝国侵略扩张之意，但比较现实，因此他决心付之实行。10月12日，正是他50寿辰，他再次把陆相、海相以及企画院总裁铃木召到他在荻洼的别墅议事。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长官富田健治来到，带来了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写给近卫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海军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我们在会上不能公开表达这样的意见。”　　　　
　　　　不知怎的，东条知道了这条子的内容。当他抵首相别墅后，便下决心让及川海相和盘托出，指责海军“推卸责任，是懦夫行为”。当大家坐定要开会时，东条竟恼羞成怒，对海相及川很不客气。他十分冲动地喊道：“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在华盛顿谈判。”及川说：“我们正处在战、和的十字路口，如果要继续进行外交，那就要放弃备战，如果谈判了几个月，然后又突然改变我们的方针是不行的……海军愿完全由首相作主。”　　　　
　　　　近卫说，不管作出什么选择，都得立刻作出。“两种办法都是危险的。问题是哪一种办法危险性更大？如果我们立刻在此作出决定，那么我赞成谈判。”　　　　
　　　　东条把脸转向丰田海军大将，并带讥讽的口吻问：“外相先生，对谈判阁下有信心吗？从阁下发表过的高论看来，鄙人觉得阁下不能令总参谋部信服。我倒想听听阁下是否有什么信心。”　　　　
　　　　“权衡两者，”近卫代外相作答，“我们选择谈判。”　　　　
　　　　东条气势汹汹，咄咄逼人。“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他刻薄地说，“你说服不了陆军参谋本部。”及川表示同意和谈，这更惹恼了东条。他要求近卫不要仓促决定，并说：“我想听听外相的意见。”　　　　
　　　　“这要看条件是否许可，”丰田说，“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派遣军。如果陆军同意美国的要求，谈判倒不是不可能的。”　　　　
　　　　东条大声吼道：“在中国驻军对陆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那方面不能妥协！”他继续说，日本已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兵，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让步。现在，很明显，美国是要日本立刻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这是不可能的。有100万的日本人还被困在中国战争中。在中国的秩序恢复之前，日本不能完全撤军。“中国内地是共产党人和土匪的温床，只有驻守日军，才能保证法律和秩序得以维持。战争之目的未酬而先全面撤军，是与我陆军尊严不相称的。”东条特别强调，整个参谋本部以及国外的派遣军都同意他的看法。　　　　
　　　　近卫说：“你不认为现在正是弃虚名而求实的时候吗？为什么不能在形式上向美国妥协，即原则上同意全面撤兵，暗中在不稳定的地区留驻日军呢？”　　　　
　　　　东条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并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好比是多米诺骨牌，不仅华北，而且连朝鲜也可能丢掉。”　　　　
　　　　东条坚持陆军无意改变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他以挑衅的口吻说：“海相刚才说，是战是和全由首相决定。本人决不同意。战争的决定应由政府与最高统帅部共同作出。在现阶段我认为没有办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战争能否打胜，我没有把握，”近卫反驳道，“除了用外交谈判外，没有别的办法克服目前的困难。”然后，他转向东条：“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如果外交失败就开战，这不是已经定了吗？”东条勃然大怒，“你不是出席了那次会议了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出尔反尔？为什么不能对战争承担责任？！”　　　　
　　　　“我对中国战争负有重大责任。”近卫慢腾腾地说，“这场战争至今已打了4年，胜败未卜。我很难再下决心进行一场新的大战……”　　　　
　　　　陆相东条寸步不让，激烈反对首相的意见。他说，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一场战争。东条的话很像本世纪初日本进攻俄国前有人讲过的一句话：“只要战争打响了，枪声就会把国民团结起来。”　　　　
　　　　争论延续了整个下午，最后以妥协而告终。谈判延至10月15日。如果统帅部同意，还可再延长，但在中国驻军和同共产主义打仗这点上，决不作任何让步。　　　　
　　　　虽说内阁会议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是有关内阁危机和可能同美国宣战的风言却一时四起。近卫对妥协有些后悔。在中国问题上，如果不进一步作出让步，要与美国达成协议那是不可能的。限期到来之前，能做些什么呢？他茫然。近卫决心找东条非正式地谈一谈。他于10月14日清晨，给陆相打了个电话，约好在10点钟开内阁会议前见面。　　　　
　　　　“除了你对中国驻军的立场外，其他我都同意。”近卫说。他建议立刻从中国撤兵“做个样子”。　　　　
　　　　东条气得毛发倒竖。他说：“如果我们让步，美国就会采取高压态度，而且会步步进逼。你的解决办法确实不能算什么解决办法，几年内战争必然再起！”　　　　
　　　　近卫提醒他说，我们“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东条听到“谨慎”两字，把身子挺了挺说：“有时候我们也要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庙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　　　　
　　　　近卫说：“作为个人来说是可以这样做的，而身居要职的人可不能这样想。”　　　　
　　　　东条轻蔑地看了看近卫，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之间个性不同而已，难道不是吗？”他暗自想，近卫这个人太软弱，在这个重要关头，不配当首相。　　　　
　　　　东条决心在内阁会议上采取强硬的立场，迫使近卫辞职。“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作！”东条大发雷霆。“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耻辱！我们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把过去的论调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他把满肚子怒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因为他没有坦率地公开表态是否能打败美国。近卫和他的阁僚们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的“炸弹般的发言”吓得呆若木鸡。　　　　
　　　　东条这一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会后几小时，近卫提出了辞呈。充当近卫中间人的铃木将军来到东条办公室说：“既然陆相公开地发表了如此强烈的意见，近卫无法再当首相。”但东条拒绝收回意见，并说：“近卫只有愿意合作才能留任，否则必须下台。”　　　　
　　　　宫内大臣木户所担心的局面果然出现了，他所面临的任务又被时局弄得更加困难。新内阁将是日本最苛求的内阁，而且得由他负起挑选人的重担。他想：既然目前的危机是东条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怀疑，看来应该选及川才是；但是，实际主宰陆军的青年军官，不会接受及川出任，他们不仅要反对，甚至可能发生叛乱。因此，首相人选就非东条莫属了。宫内大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军国主义十分猖狂的日本，只有东条才能控制日本的局势。　　　　
　　　　一位海军将领，即冈田启介大将，正是那奇迹般地逃脱了“二二六”法西斯匪徒谋杀的冈田首相，不同意遴选像东条这样的人出任首相。他说：“东条所代表的陆军统治集团，难道不曾表明是最顽固、最好战的冒险集团吗？”冈田对东条执政的前景表示十分担心。　　　　
　　　　宫内大臣虽然对东条任首相不尽满意，但他认为，当今的日本除了东条外，还有谁具有如此地位、威望和力量去控制青年军官和右派呢？海军里有这样的人吗？　　　　
　　　　经过重臣们的磋商，天皇授命东条英机正式组阁。为了表示对天皇的忠诚，他发誓要按新的座右铭来生活：“以吾皇为吾行动借鉴。”次日，57岁的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以便与其新职务相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后，他坐上火车来到神社中最神圣的伊势神宫，并按习惯向天照大神朝拜。　　　　
　　　　法西斯头子东条担任首相，在国内外引起了人们密切的关注。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东条上台嗤之以鼻，担心他把日本人民引向更深的灾难，而军国主义分子却掀起了“拥护”的狂潮。《读卖新闻》宣称，这个抉择将鼓舞日本“起来对付紧急局面，并给予反对轴心的诸强国以巨大打击”。而比较实际一些的文武官员却暗地里感到担心。他们埋怨木户推荐东条担任首相，此人如此好战、蛮干，天皇又怎么会同意他呢？　　　　
　　　　东条就任首相的第二天，10月18日，就向国内外记者发表了他好战的政府声明。他说：“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为帝国既定的国策。而今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局势，务期对外愈益敦厚与盟邦之友谊，对内愈益完备国防国家体制，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东条宣读完毕，就将军靴一磕，活像个刚入伍的新兵那样采取了立正的姿势，一瞬间来个向后转，皮靴又一响退出去了。施政演说虽然只用了3分钟的功夫，但字里行间却杀气腾腾，充满着侵略扩张的臭气。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20节　枪杀左尔格（1）

　　　　在东条内阁就职仪式结束后，东条英机被钦定为陆军大将，并身兼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一事，正好说明了东条内阁独裁专政的法西斯本质。　　　　
　　　　东条上台伊始，就磨刀霍霍，大开杀戒。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了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苏联谍报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和他所领导的拉姆扎小组。这在当时是轰动全世界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东条还逮捕和枪杀了为数众多的日本进步人士。　　　　
　　　　拉姆扎小组一共包括9个国家的人：有日本人、苏联人、德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南斯拉夫人和丹麦人。他们的核心成员除了左尔格外，还有日本著名国际评论家、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南斯拉夫记者、法国哈瓦斯通讯社驻东京记者勃兰科·武凯利奇，日本画家宫德四德和拉姆扎小组的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他们虽然国籍不同，信仰不同，却一致憎恨法西斯侵略战争。他们履行了自己的光荣义务，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令人敬佩的印象。　　　　
　　　　近卫内阁的总辞职，正好发生在日本的间谍机关——宪兵队逮捕首相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的同一天。尾崎秀实被控为里通外国。但是，问题不仅仅涉及尾崎一个人。东条的宪兵队人员在多年毫无结果的搜寻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直在日本活动而没有被查获的秘密小组拉姆扎的踪迹。这个小组的名称也只是在逮捕尾崎前不久才探听清楚。6年来，日本反间谍机关一直解不开从日本发出的秘密无线电报之谜。宪兵队的档案里保存着一大叠叫人捉摸不透的电文，最有经验的密码破译人员也译不出其中任何一行。而秘密电波却不时出现，忽东忽西，难于捕捉。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深夜，一组组神秘的电码飞向太空。明摆着，从日本发出了一些秘密报告。可是，究竟由什么人发出？什么内容？发给谁？这些问题谁也回答不了。东条一直为此大发雷霆，责骂日本宪兵机关是“饭桶”。　　　　
　　　　首相顾问尾崎的被捕，只是一场引起严重政府危机的急风暴雨的序幕。法务相岩村向枢密院议员们报告说，被侦破的拉姆扎小组的领导人是里哈尔德·左尔格。他是德国记者，又是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的“密友”。根据宪兵队获得的材料，这个德国人，里哈尔德·左尔格，多年来一直是苏联谍报人员。　　　　
　　　　尾崎秀实的被捕，在日本政府内部好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不久前还是近卫的秘书兼顾问，在同首相共商机密大事的早餐会上每次必到的人，原来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间谍！谁也不知道尾崎秀实把日本帝国的哪些机密交给了左尔格博士，不过，尾崎和近卫私交甚笃，随时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最隐密的内情和计划。因此，作为《法兰克福报》记者、德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实际上是驻日本的苏联间谍里哈尔德·左尔格，对这些情况是洞悉无遗的。　　　　
　　　　震惊日本帝国的这件大事发生在公元1941年的10月底。以往在日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如此深入到“日出之国”的机密重地。这个外国人就是无形战线上的坚定战士、忠贞不渝的反法西斯英雄并因此而献出了生命的里哈尔德·左尔格。他神通广大，机智勇敢，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西方，直到今天仍然把左尔格称为“20世纪最大的间谍”，至今不了解内情的人还在问：左尔格博士究竟是个什么人？　　　　
　　　　根据他在日本巢鸭监狱写的自传材料，里哈尔德·左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南高加索的阿吉肯德，父亲是德国人，在巴库一家德国石油公司当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左尔格3岁时来到德国，在那儿住了1/4世纪多，随后移居到苏联。　　　　
　　　　左尔格的祖父弗里德利赫·左尔格是马克思的战友。他同恩格斯一起参加过巴登起义，在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风暴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上个世纪中叶，革命战士们反复传诵着鼓舞人心的话：“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还有结尾的一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年轻的音乐教师弗里德利赫·左尔格曾和朋友们一起反复传诵着这些话。正是在《宣言》这部雄壮而激动人心的交响乐的鼓舞下，使老左尔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勇敢地参加了巴登起义。在共产党员奥古斯特·维利希领导下，起义持续了两个月。最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了，革命遭到了镇压。弗里德利赫·左尔格被缺席宣判死刑。后来流亡到美国，在那里又组织了“无产者联盟”，并参加美国解放黑人的南北战争。当时美洲大陆上的战火方兴未艾，欧洲又诞生了被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它是由卡尔·马克思领导的。几年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到纽约。根据马克思的提议，由弗里德利赫·左尔格当了总书记。　　　　
　　　　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返回欧洲已经无望。不过弗里德利赫·左尔格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中断同德国的联系。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来往就是例证。他们的通信持续了几十年，弗里德利赫终身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信件，并在去世前不久付诸出版。　　　　
　　　　年轻的左尔格为有这样一个革命的祖父而自豪，但真正决定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他参加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他憎恨战争，憎恨造成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决心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沿着他祖父老左尔格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　　　　
　　　　1917年，左尔格从前线回来后，进入柏林大学。这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革命洪流鞭策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在基尔，他在水兵中进行地下工作，秘密潜入兵营，号召士兵们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不久，德国海军的水兵们在基尔举行革命起义。后来他从基尔来到汉堡，在汉堡的大学里撰写论文，通过答辩，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底，他在佐林根党报任编辑，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之后，他还参加过汉堡起义，参加过红色萨克森的革命斗争。当然，所有这些，在德国警察局的档案里肯定有共产党干部里哈尔德·左尔格积极活动的详细材料。当初，他曾经担心盖世太保会在档案里偶然发现。而现在，在巢鸭监狱里，这一点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只是左尔格过去的经历，所以他才主动作详细地自述。让东条们了解，他们是在同什么人交手吧！左尔格像一艘高挂着战旗的军舰，投入最后的战斗。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使馆连续向东条政府提出抗议。奥特大使同左尔格相处了整整10年，多亏左尔格的帮助，才使他爬上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的位置。他怎么也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间谍。他大骂日本宪兵队，脸色气得发紫。　　　　
　　　　“他们想挑拨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他大声嚷道，“那可以想别的办法么，干吗来这一手？！……简直是骇人听闻，想把左尔格打成苏联间谍？今天他们抓左尔格，明天就该抓到我头上了。这是侮辱国格……毛森格，你听我说，立刻到宪兵队找中村将军，要求释放左尔格。叫他们别装蒜，他们简直成了间谍迷！”　　　　
　　　　使馆特务头子毛森格上校蹙着眉头站在那里，用两只大拳头支着腰。　　　　
　　　　“大使先生，我真想把日本反间谍机构统统砸烂。这关系到党卫军的荣誉！我永远是左尔格的搭档。”　　　　
　　　　左尔格被捕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毛森格还奔走于宪兵队，想证明他的“牌友”是无辜的。有一天，毛森格又来到日本反间谍机关。大阪大佐请他查证一些有关左尔格博士的材料。党卫军分子欣然同意了，但是，当他读完一份材料后，不由得怒火冲天。怎么，居然说，左尔格是共产党的干部，是德国共产党首脑恩斯特·台尔曼的密友。　　　　
　　　　“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押犯左尔格的亲笔供词。”　　　　
　　　　这位特务政治专员两手一摊，纵声大笑：“这可真叫绝了，左尔格是台尔曼的朋友！想想看，这是多么愚蠢，多么荒唐！好吧，我来查证。可是大佐先生，一旦收到德国秘密警察的答复，我可不会羡慕你们侦查员的本领！”　　　　
　　　　过了一些日子，毛森格上校接到柏林来电，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盖世太保头子缪勒说，从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关于左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警察局档案库的材料所证实。　　　　
　　　　毛森格这才明白是左尔格愚弄了他。现在他到处嚷嚷说，除了他以外，谁都忽略了这个苏联共产党的间谍。他要求宪兵队把左尔格交给盖世太保。　　　　
　　　　总检查长和侦查员都急待左尔格把他的书面供词写完。然而左尔格却不慌不忙地写着那些同秘密工作无关的事。　　　　
　　　　“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