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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英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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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不受军事攻击的威胁。
“我取得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德国驻东京的大使馆。这些情报是自愿向我提供的。我没有采取可以受到惩处的行动来取得这些情报。既没有进行威胁，也没有采用暴力……。”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21节 枪杀左尔格（2）
这就是左尔格的自卫线。他像炮兵侦察员一样，在关键时刻力求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保护同志们免受打击。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瞬间的懦弱玷污自己，要昂首挺胸告别人间。
侦查员和总检查长总算得到了左尔格的书面“供词”，但大失所望。他们手里拿着的根本不是犯人的供词，而是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和思考，是叙述革命生平的遗书。于是又开始了长时间的疲劳审问。现在侦查员已经掌握了拉姆扎的“罪证”。许多年来，他们向苏联中央发了大量的情报。仅在最后3年就发出了65420组密码，也就是327100个数字！
审讯员问道：“你承认这些数字吗？”
左尔格蔑视道：“我没有时间来做这样的统计。”
“我们掌握的材料已足够判你的罪了。”
“如果是为判罪，那你们根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几个事实就够了。我们向中央发出报告，几百万人就开始行动起来！”
当审讯员依次列举拉姆扎小组发往苏共中央的情报目录时，左尔格嘲弄地说道：“我真没想到，我们居然干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发出的情报有：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按德国样式使军队现代化，日本军事工业的现状和关东军的部署情况；希特勒进攻苏联及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的情况；最近密报有9个集团军在苏德边境集结的情况。接着是日本的汽油贮备量，以及最近内阁会议关于决定南进而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重要情报……
侦查员念得非常单调，不时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看左尔格。这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听着敌人列举他们的工作成就，思绪万千，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是的，他同拉姆扎小组的战友们，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所做的工作可真不少啊！
左尔格是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奉苏共中央之命开始搞情报工作的。先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了德国，那是法西斯政变之后不久。1933年1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上了台，德国沦入极端恐怖之中。苏联谍报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来到这座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活地狱。在这种情况下，左尔格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法西斯德国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行动。可是，共产党员左尔格就这样去了。
当然，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员来到一家有名气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毛遂自荐要求当一名驻外记者，困难的确是不少的。为此，左尔格和苏联情报部门曾反复设想各种方案，有的推翻了又重来，再设计新的方案，逐步拟出了计划，定名为拉姆扎行动。决定借德国法西斯之手打进日本，再从日本收集关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侵略意图的情报。
左尔格在中国曾专门研究过经济问题——银行业务和中国市场的容量，给化学康采恩帮过忙，因此建立了业务联系。而且这次的旅行就是德国化学协会安排的。他本人是协会会员。化学协会和《法兰克福报》实际上都非正式地接受这家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实力雄厚的康采恩领导。这一切都有助于实现左尔格的计划。
《法兰克福报》主编是个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纳粹党还没有来得及撤换他。他殷勤地接待了左尔格，详细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听取了博士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没有多加考虑就聘请他到报馆工作。
“博士先生，久闻大名！《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将为得到您这样的工作人员而感到荣幸。我已经听到别人介绍过您。不需要其他推荐信啦，您来得正好，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打算回欧洲。他那个位子现在还空着。”
里哈尔德·左尔格还有另一道难关：必须取得纳粹党驻报社特派员的同意。下午，左尔格专门拜见了这位年轻的头上留有几道伤痕的特派员。左尔格在门口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平伸右手敬了一个法西斯礼，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我叫左尔格，”他在安乐椅上一靠，“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可恶制度，我在国外住了8年，现在回来了，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他们要我到东京去当记者，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左尔格对纳粹分子那一套不太复杂的术语和口号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不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为“元首”服务的坚定的纳粹分子。一小时后，就和这位特派员打得火热，晚上又一起到法兰克福纳粹党人经常聚会的皇家咖啡馆去喝烧酒、啤酒，用酒杯敲着桌子，一面唱歌，一面痛骂犹太人和共产党。
特派员已经喝得有点摇摇晃晃，但头脑还相当清醒。他对左尔格说：“老兄，别介意，为元首服务到哪儿不是一样。我一定尽快地为你办。在日本我们也需要有可靠的人……来，干一杯！……祝你健康！”就这样，三个星期后，去日本的全部证件都办齐了。
左尔格来到东京最初住在佐野饭店里。这是一家中等旅馆，虽然比不上帝国饭店，却也有些名气。客房都是日本式的小间。旅馆不在繁华的银座，可是相距也不太远，旅客不至于远离市中心。对于一个初到日本尚未扬名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样的旅馆是最合适不过了。
最初几个月，左尔格是为自己“创牌子”。他给《法兰克福报》和通俗画报写了不少稿子，同外交官、工商界、政治家、演员、军官、新闻记者、德国侨民等广泛接触，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向新来的记者介绍东京的生活，晚上就带他到茶座和日本的小酒馆去玩，不过更多的是到德国人开的店里去，那里可以吃到油煎小灌肠加白菜，品尝巴伐利亚啤酒，高呼“万岁！”而碰杯，然后海阔天空地闲聊。
左尔格就是在这些社交圈子里巧妙地同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记者勃兰科·武凯利奇、画家宫城四德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秘密地建立了联系。左尔格向他的战友们传达了莫斯科对他们小组的期望。莫斯科要他们查明：日本是否打算在满洲边境进攻苏联？日本是否因此而训练陆海军？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的关系如何？日本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如何？是哪些势力在决定日本的国际政策？侵略成性的军界集团现在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如何？
左尔格列举了那些等待回答的问题。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左尔格说，“要进行许多调查。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传递情报的邮箱或转运站。自己也应当成为可靠情报的来源。为此，我们应该熟悉情况，细致地研究每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这之前，左尔格已经分别同每个人谈了他们的工作。拿尾崎来说，他是享有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德高望重，因此有机会接近日本统治集团。他应该探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相的计划。这个任务十分艰巨，而且非常重要。但是，尾崎作为最大一家报纸的名牌观察家，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宫城应该扩大和保持同军界的联系，注意国内问题，收集事实，加以整理，作出结论；武凯利奇已经同各方面的记者建立了联系，他要在英、法、美等国记者中间收集情报，收集西方国家对远东问题的政策，特别是对苏、日关系前景的推测。
左尔格本人则负责研究纳粹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像一架巨大的无形透光镜的焦点，国际政治的条条线索都在这里汇聚，并且被它所左右。谈到他的工作体会，左尔格说：“作为一个记者和情报人员，不仅要洞察当前的国际形势，而且要全面地通晓日本的情况。否则，我就很难比一个普通的德国记者高出一筹。凭着这些知识，我在德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日本问题记者。”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常常表扬他，说他的文章提高了报纸的国际声誉。也正是由于左尔格作为一个记者所获得的名声，德国外交部授予他以新闻专员的官衔。左尔格在新闻工作上获得的成就有利于掩护他对情报工作的开展。
为了获取德日两个法西斯统治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况，左尔格在德国大使馆里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欧根·奥特的军官。奥特有礼貌地作了自我介绍。他穿着德国炮兵参谋的制服，盘花肩章，胸前戴一枚铁十字勋章。奥特说，他到日本有好几个月了，他是作为军事观察员派来的，住在名古屋一个日本炮兵团的营房里，只有妻子来的时候才到旅馆里住。目前，他正在替冯·包克将军写军事评论，可是对于外交部分感到很困难，不知道左尔格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位可靠的熟悉情况的人。
左尔格面前这个人，长得粗眉大眼，仿佛刚刚用石头雕凿出来，这是典型的普鲁士军人。世界大战时，他在炮兵服役，当过黑色国防军的团参谋长，后来在德国谍报机关头子尼古拉上校领导下的新德国历史研究所工作过。这一重要细节像爱克司光一样，透视了奥特的整个生涯。左尔格了解历史研究所的底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军事指挥部、谍报机关和动员局都打着学术机关的招牌。奥特同德国将军团的最上层有联系，曾在中国干过谍报工作，因此他在日本干的肯定也是同样行当。左尔格的面前是一个有经验的德国谍报人员，目前他似乎需要一点帮助。
“我认为，”左尔格说，“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现行政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明治天皇就说过，大和民族只有实现了三个阶段的计划才能征服世界。这就是：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占领满洲，乃至全中国。在征服台湾、朝鲜、满洲之后，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从来不忘称霸全球的传统政策。在他们眼里，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半岛而已。”
奥特聚精会神地听着左尔格博士的宏论。他的报告里就是缺少这样一些远见卓识。军事观察员心里明白，他的前程取决于他将向柏林提出什么内容的报告。奥特派驻日本的时候，接受了一项机密而具体的任务：为军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德国两家的谍报机关建立合作关系。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不够，需要提出自己的看法，预见到今后的前景。如果能吸收左尔格参加，那就太好了。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22节 枪杀左尔格（3）
左尔格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慷慨激昂地说：“现在还有一个题目：日本需要一个军事盟国来实现它的大陆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指望谁呢？苏俄？不行！美国和英国？也不行！那还有谁呢？只有德国。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的政治神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你还记得‘生存空间’和‘向东方挺进’的口号吗？难道日本军方就没有这种意图？依我看，元首的德国也需要盟国，这个盟国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的远景和我国远东政策的基础。”
“这就是我的浅见，不一定对。”左尔格最后说，“我再想想，看谁能给你帮忙。容我考虑几天。”
“我不揣冒昧，”奥特反问了一句，“请问，您本人能帮助我吗？”
左尔格正中下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过早地表示同意。他笑道：“奥特先生，我对这些问题可是一窍不通！我能说出什么道道？我还要向您求教呢。我给您另请高明吧。”
“不必，不必，我恳求您。当然，要看您有没有时间。”
“那我们以后再说吧……”其实，左尔格的这些议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他只是迎合柏林的情绪，研究过纳粹的外交政策。他想，奥特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人，为什么不给他一些启示呢？
奥特的报告果然受到柏林的好评，尤其是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提升为武官，不久又晋升上校。祝贺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有希特勒的顾问约德尔、冯·包克、凯特尔和其他将军。现在奥特青云直上。他的官运亨通也多亏左尔格暗中相助。如果没有他，这位撂在名古屋日本军营里坐冷板凳的炮兵军官，当然写不出那样出色的报告，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出人头地了。奥特明白这一点，所以对左尔格感激不已，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一天早晨，他们出去散步。奥特让左尔格带上他的莱卡相机。他们溜达了一会，不知不觉进入了军事禁区，拍了许多照片。左尔格换上新胶卷，把照完的一卷装进口袋，他想再照一些，这样的好机会太难得了。突然从前面走来两个宪兵，还有一个便衣。幸亏有奥特这个保护伞替他解围，不然可就糟了。
傍晚，他们在凉台上下棋，奥特说：“左尔格，我给你安排了一项你想不到的活动，明天5点到使馆来。现在保密，包你满意！”
读过《日本纪书》这本古书的人，都知道1000多年前神武天皇诏书中的一句话：“以全世界为家，并统一之。”用日本话来说，就是“八NBC72一宇”。这是在日出之国生息繁衍的大和民族的先祖遗训。
到参谋总部军事学院参加招待会的路上，左尔格对奥特谈到了这句话。在被邀请的来宾中，非军人寥寥无几，左尔格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在东京声望日隆的奥特上校努力争取的结果。
他们进入军事学院礼堂之后，奥特悄悄对左尔格说：“今天我带你见识见识，跟着我，别离开！”
学院院长忙着迎接来宾。这是一个身体衰弱的老将军，肩头斜挂着一条绶带，胸前缀满了勋章。其他的将军也都受到天皇的“恩泽”，人人都有不少勋章。殷勤的值星少佐领着奥特上校，要把他介绍给这里的高级将领。这里有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军事顾问、军区司令和舰队司令们。奥特指着一个宽脑门、蓄短髭的将军说：“这是东条将军，他代表最强硬的一派。”奥特指着另一个个子不高、推着光头、宽额大耳，再加一个蒜头鼻子的人说：“那是土肥原将军，走，过去见见。”土肥原是日本的特务头子，有远东劳伦斯之称。他衣着讲究，胸前是全套的“瑞宝”勋章，还有“猛虎”勋章、“金鸡”勋章、“旭日双辉”勋章等。左尔格借奥特的光，来到了日本军阀中间，这些人都掌握着左尔格需要刺探的军事机密和阴谋诡计。
土肥原打过招呼之后，用德语问道：
“咱们用什么语言交谈？”
“用蒙语吧。”左尔格戏谑地答道。
“替木（行）！我同意。”土肥原用蒙语说。“萨因，拜因鲁（您好）！……”
“得了，得了。”左尔格嚷道。“我宁愿用中文，或者英文，当然最好用德文……”
“好吧，悉听尊便。”土肥原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了凹凸不平的牙齿，表情是冷漠的。
他们谈了几分钟就分手了。土肥原走开之后，奥特说：“这个人会讲13种语言，在中国住了15年。”
左尔格在招待会上还认识了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他是关东军参谋长。他和土肥原一样，是国际挑衅事件、颠覆活动、政治暗杀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组织者，他们是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中最反动的人物。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要了解日本统治集团的内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7年，日本上层人事变动频繁，这对拉姆扎小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里哈尔德·左尔格的助手、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成了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近卫公爵每星期三都要请几个密友共进早餐，尾崎秀实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早餐客”又称“智囊团”，他们盘腿围着坐在一张矮矮的长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讨论着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制定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后来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一年以后，也就是1938年春，德国使馆也发生了对拉姆扎小组有利的人事变动，左尔格的“亲密朋友”奥特上校被提升为大使，并且为左尔格出入使馆机要室开了绿灯。这两件事情为拉姆扎获取有关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他们就通过这两个渠道，把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以及希特勒准备在1941年6月份进攻苏联、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重要情报及时发到了莫斯科，从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拉姆扎小组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无形战线上拼搏着。他们有时觉得是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时，他们感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小组已经被严密包围。确实，日本宪兵队的特务近在咫尺，但一无所获；他们虽然截听到大量的密码，可是无法破译，什么也分析不出来。
东京反间谍局的局长大阪是东条的人，他们曾一起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工作。大阪为这些解不开的密码伤透了脑筋，当然也挨了东条不少的骂。最后，这位局长决心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所有力量对行踪可疑的人密切监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有时，反间谍人员放出一种“示踪”秘密情报，并注视着它会在哪儿出现。但迄今为止，任何一条锦囊妙计，包括使用德国最新仪器进行的测位法在内，都是徒劳无功。这情况使大阪怒不可遏。的确，能否查获这个不知名的组织将影响他的仕途前程，他把这些捕获不着的谍报人员视作他个人的大敌。
尽管没有任何罪证，宪兵队还是在几天前逮捕了画家宫城。他被带到筑地警察分局。宫城在一次审讯时就跳窗，但是自杀未成，正巧挂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他试图逃跑，又被警察逮住了。在搜查宫城的住处时，找到了一封关于满洲铁路及煤炭、汽油和钢铁贮量的奇怪信件。一部分材料是用英文写的。另外还逮捕了路透社的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他跳了窗，自杀身死。
大阪大佐认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他们是不会跳窗的。”于是一场大的逮捕开始了。过了3天，首相的顾问兼秘书尾崎秀实被捕。这件政治大丑闻一下传开了，好像在政府人士中爆炸了一颗炸弹！
在逮捕尾崎秀实之后，法相岩村签署了拘捕外务省一公爵的拘票。公爵是帝国元老西园寺的孙子。根据法相的命令拘捕了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但是岩村还不敢立刻拘捕德国使馆的新闻专员左尔格。这需要更大的人物签字。拘捕左尔格的命令是首相东条亲自签署的。
日本检察长芦川亲自主持了被捕者的搜查工作。在德国商人马克斯·克劳森（拉姆扎报务员）家里的护墙板后面，查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法国记者武凯利奇家里发现摄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但是在尾崎秀实和左尔格家里，却什么也查不到。直到后来，芦川才注意到，克劳森家里也有一本与左尔格家里相同的德国年鉴。里面有什么名堂？说不定是密码？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研究，终于解开了神秘电文的秘密。
逮捕后过了两年，1943年9月，才对潜伏日本多年的地下组织拉姆扎的成员正式开庭审判。左尔格和尾崎秀实被判处死刑，武凯利奇、克劳森和宫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宫城由于肺病很重，已经奄奄一息；武凯利奇也是生命垂危。他们虽然没有被判处死刑，但都死于狱中。
以里哈尔德·左尔格为首的拉姆扎小组在监狱中虽然受尽了非人的法西斯折磨，但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革命的秘密，维护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荣誉，因此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拉姆扎小组的战士们在东条的屠刀下英勇地牺牲了。日本法西斯头目自鸣得意，从而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但是，就在他们作孽的时候，死神已经向他们招手了。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23节 紧锣密鼓（1）
东条英机就任首相的第二件事，就是加紧进行南进的准备，并以此作为他当时工作的重心。他一面连续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协调行动，克服分歧；一面责令海军、陆军加强战备，并着手实施以“Z”命名的作战计划。
在10月23日的联络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说：“原定10月要作出决定，可是现在还是这个样。”海军每小时消耗400吨石油，每天要消耗9600吨。“情况紧急，非此即彼，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陆军表示赞同。参谋总长杉山将军说：“不能再花四五十天时间去研究了，必须速决！”
东条首相故意装腔作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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