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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英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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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正式批准的。一个亲自进行这种灭绝人性实验的战犯，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这些人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的注射。遭受实验而发病的这些人，被严格看管，进行观察，而且为了保密起见，部队工作人员通常把被残害的人称为“木头”。第七三一部队还进行类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活人细菌实验。他们借助电流爆炸细菌弹，使被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受炭疽热的传染。日寇还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鼠疫病菌和坏疽菌的实验。凡采用这种办法实验坏疽菌的中国战俘，经受一周的痛苦折磨后，全部死去。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先对受传染的人进行治疗，身体稍稍复员之后，再次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这些细菌部队，除了用活人进行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实验之外，还广泛进行冰冻活人四肢的试验。第七三一部队在做这种试验时，每次用2—10人不等。中国战俘被看押在严寒的室外，强迫他们把手放在水桶里，然后冰冻若干时间，直到被冻伤为止，再带到监狱实验室里。而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受实验者多半是四肢腐烂，被割去四肢，直至死亡。
实验的目的在于使用。1940年夏，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率领一支特别细菌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布鼠疫。结果使该地区发生疫病，造成大量死亡。1941年，该部队再次派远征队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撒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1942年，当日本侵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七三一部队又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的远征。
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争，危害极大，贻患无穷。1937年和1938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的鼠疫，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的炭疽，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为了挑拨各民族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除了鼓吹大和民族富有优秀素质和卓越能力，是对其他民族进行启蒙指导、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外，还竭力歪曲和捏造中国的历史，胡说“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为了笼络满族上层，日寇在沈阳特别成立满族学校，专门收容清代皇族子弟，进行特别教育。另外，如满洲国军警卫连，均由满族士兵所组成，用以监视汉族士兵，防止暴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人口不到100万、居住地区占伪满洲国领土3/1的蒙古族的政策，也是煞费苦心的。1933年7月和1936年5月先后两次作出决定，对蒙古人的“指导方针”是：维护原有的旧制度，继续利用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广大蒙古人民进行统治；同时离间蒙古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并利用蒙古民族的悍性格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为此目的，在蒙族地区特别设立兴安省，组成兴安军、兴安军区和兴安军官学校。后来伪满军改成所谓国军之后，蒙古人的部队称为第九军和第十军。这些部队多次被驱使到各处进行侵略战争，为日寇充当炮灰。例如，在所谓呼伦贝尔事件、哈尔庙事件、察绥作战、诺门坎事件以及伪三江省“治安肃正”、热河地区“治安肃正”等军事活动中，都迫使蒙古人军队参加。特别在诺门坎事件中，蒙古民族，尤其是中下层，和其他民族一样，一直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并多次横遭屠杀和镇压。
此外，日本法西斯侵占东北后，对东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肆意掠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伪满洲国居民有85％是农民，耕种着1700多万公顷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最大限度的殖民掠夺和法西斯高压统治，竭力维护满蒙皇室和王公贵族的封建土地关系，又大量霸占和剥夺农民土地，进行移民侵略，扩大日本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制定的移民计划，以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移民户数是递增的，第一期为10万户，至第四期计划为40万户。100万户准备占地1000万町步（每町等于09974公顷）。在这一计划驱使下，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农民土地，截至1944年，除军事和铁路占地外，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顷，约占当时全部耕地面积的近1/10。如果日本移民侵略计划得逞，岂非是东北的全部耕地和大部分荒地，均将被剥夺殆尽。
日本侵略者剥夺人民土地的惯用手段，是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为名，把人民赶走，随后没收。据敌伪档案记载，1941年，日本统治者以维持珠河县治安为名，强令散布在该县所谓危险地区的600户群众，迁至伪三江省鹤岗充当煤矿苦工，并决定将帽儿山胡家粉房的33户居民，作为第一批迁移对象，强制全部迁出。群众闻讯后，竞相逃走，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30多万移民中，有86万多“义勇队”移民，他们年龄多为16—19岁，持有武器。他们既是日本侵略军现地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别动队。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量霸占和兼并农民土地的同时，还疯狂掠夺中国的劳动力。据日本《满洲国史》一书提供的材料，每年日本要在东北强行征集200—300万劳工，用于开矿、伐木和其他军事工业设施。他们“将劳工装上闷罐车，铁门上了锁。劳工只能在闷罐里大小便、吃饭、睡觉。到了换车的车站，一停就是两三天，时常这样走上十天半月，不等到达工作地点，劳工就死了好多”。中国劳工的生活十分悲惨，住的是不避风寒的工棚，吃的是糠菜和橡子面。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的侵略战争输血打气。每年要从东北掠夺数千万吨煤炭、石油和大量的木材等战略物资和重要经济物资。仅据1940年至1944年不完整的统计，日本就从东北掠夺谷物3329万吨。日伪当局从农民手中掠走了这样庞大数量的粮食，留下的却是罄竹难书的无穷灾难。据1942年7月3日伪治安部警务司警特秘发第五六八号文内载：“兴安省望奎县因食粮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暗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从5月10日至20日，仅在5户人家中便有30多人自杀。”这就是东条英机之流在东北所鼓吹建立的“满蒙新秩序”和所谓“王道乐土”。
压迫愈甚，反抗愈坚。尽管日寇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东北的人民并没有被杀绝，抗日武装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但并没有被扑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的抗日健儿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勇敢战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
赵一曼，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她被党派往东北，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她先在沈阳满洲省委工作，1934年后调到哈东珠河县任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她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哈东区的游击战争。为了对付敌人扫荡，她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组织青壮年成立自卫队，带领他们积极操练，并在左撇子沟搞了第一次伏击，把敌人杀得七零八落，只逃出两个敌兵。从此，铁北区的武装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1935年冬，党组织调赵一曼到抗日联军中工作，担任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与团长王惠同一起带领战士们在零下30几度的严寒中出没在黑龙宫、秋安屯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后来，二团奉令回铁北，配合主力作大规模出击。由于日本“讨伐”队的烧、杀、抢、掠，游击区遭到破坏，抗联的给养成了问题，不少战士在暴风雪中，几天也吃不到一粒米。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又被“讨伐”队主力包围了。敌人600多，而他们只有200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一天，打垮了敌人6次冲锋，自己也伤亡很多。赵一曼和团长商量，决定突围，她主动要求留下来掩护。在战斗中她负了伤，左手腕被打穿，左腿膝盖被击断，左臀部也负了重伤。第二天突围以后，她和战友们在候林乡小西北沟又与日军遭遇。一个同志被打死，她与另外两个同志被敌人活捉了。
敌人把赵一曼押往哈尔滨伪警察厅，特务头子想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部队调集到松花江下游的行动意图与党的基层组织情况。开始，对她软硬兼施，后来见她坚贞不屈，就用竹签子扎指甲等酷刑折磨她，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赵一曼的革命意志。敌人从她嘴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她只是愤怒地表示：“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开展反满抗日活动，这就是我的主义和信念！”
无奈，敌人把她暂时送进医院治伤，但常来病房审问，急切地想知道抗联的动向。赵一曼还是不予理睬。敌人经常把她从床上拖下来进行毒打，弄得她的伤口好了又坏，反复地遭受折磨。赵一曼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深深地教育了看护韩勇义和其他医生与护士们，连看守警察董宪勋也感动了。董宪勋听到日伪要处死赵一曼的消息时，连忙跑来送信，并与赵一曼、韩勇义一块儿研究逃跑的办法。第二天，6月28日深夜11点，他们乘汽车来到离哈尔滨15公里的阿什河，天快亮时到了金家窝铺，傍晚雇了一辆马车奔往游击区。眼看只有10公里地时，敌人的马队追上来了。于是又被押回哈尔滨。在酷刑拷问中，赵一曼右膀被刀背击断了，一只手耷拉着，她被解回珠河。途中敌人问她有什么遗言，她只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敌人把她绑在马车上示众，她激昂地唱起了《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殓着战士的尸体。
尸首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赵一曼虽然被日本法西斯匪徒杀害了，但她却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她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革命战士们奋勇前进。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7节 策动内蒙叛乱（1）
东条英机在残酷镇压东北抗日力量的同时，又遣使特务加紧策划内蒙“独立”。早在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就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鼓吹扩大和加强对内蒙的工作，“使内蒙脱离中央”。
《对内蒙措施要领》说：
为了大规模侵华和“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致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措施重点指向多伦和苏尼特右旗方面。
“关东军决心实现前项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文化、经济的措施。……
“为收揽内蒙的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对于所要物色培植的傀儡对象，这一“绝密”文件指出：
“对于德王，事实上给予自治政府代表者的待遇，此外以培养他的个人势力为目的，应给予若干援助。对于云王和索王，如果态度良好，也给他们个人若干援助。
“对卓特巴札布，使他和德王日益加强合作，并在实际上就任察哈尔盟盟长，负责维持治安和行政工作。
“对于绥远，新设特务机关后，首先要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和真意所在，如果他没有诚意，就把他打倒。”
以上就是关东军《对内蒙措施要领》的要点。日本帝国主义所以选中德王作为培植伪蒙“首领”，是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的。
德王是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他的名字叫德穆楚克栋鲁普。“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逐步走上了背叛祖国、勾结日寇的罪恶道路，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蒙、把持军事、操纵政治、垄断经济制造了方便条件，给内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的侵略魔掌又伸向西部各盟旗，首当其冲的是与热河接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它初则以“满蒙联合”为口号，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继又以所谓大蒙古主义煽惑各盟旗王公，说什么“收复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旧业”，等等。日寇除派遣特务间谍深入各盟旗进行秘密活动外，并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前来进行政治拉拢，威胁利诱。
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寇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希坦）为主要对象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曾派依田四郎到乌珠穆沁右旗劝诱索王“归向”伪满。嗣后又派参谋田中玖带同蒙语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诱索王赴伪满参观，并要求在锡盟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对日本帝国主义染指内蒙存有戒心，因而使日寇的两次诱骗均未得逞。
当时日本侵略者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但对德王这个副盟长也并没有放过。早在1930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德王所在的苏尼特右旗进行活动。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授英佐在扶桑馆请他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从中进行煽动。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等，伪充喇嘛，来苏尼特右旗进行间谍和诱降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早就抱有掌握内蒙封建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到处游说，活动“自治”，并于1934年4月下旬，在百灵庙正式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大会。蒙政会成立后，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皆年老多病，德王即以蒙政会秘书长的身分代行委员长职权，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这样，德穆楚克栋鲁普就成为日寇主要的拉拢对象了。
当时日寇对于内蒙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胁迫利诱，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伪满或者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因此，他们对于德王发动的“自治”运动最初是不感兴趣的。就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拉拢各盟旗王公归向伪满，特由驻在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驻在多伦的松井大佐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邀请锡、察两盟的王公和总管参加。会上，松室孝良竭力挑拨汉、蒙民族关系，怂恿各盟旗加入伪满。他说：“成吉思汗向西进兵曾打到欧洲，建立雄跨欧亚、威震世界的赫赫战功；反之，向东发展就受到挫折，例如元朝东征日本，曾全军覆没。根据这个历史教训，现在你们应当向西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大力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土，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希望你们蒙古要主动走向这条途径。”
之后，松室孝良又给德王发来贺函，对他发动的内蒙“自治”表示祝贺，并以所谓大蒙古主义来进行煽动，要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西部盟旗王公在用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以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惑的口号了。
1934年秋天，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飞机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其目的是拉拢德王进一步投靠日本。土肥原对他打气说：“你工作如有困难可随时提出，我当尽力帮助。”随后，关东军即派B424浦来苏尼特右旗任日本特务机关长，架设电台，以资加强联系。接着，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二课课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又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见面晤谈时，田中隆吉特在一张纸上写了“满洲国”和“蒙古国”几个大字，他拿着对德王说：“我们日本人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又送来飞机1架，日币50万元，枪支5000条，供德王扩充军队之用。并盼望尽早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古军司令部。
早在这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李守信甘心事敌，与日本特务山本信亲合谋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张北事件。
张北事件是多伦日本特务机关蓄谋已久的。根据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1935年夏，山本和伪装日本“商人”的3名特务，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盖印的护照，强行进城，守城卫兵阻挡不准通过，因而发生口角，守城卫兵把山本等人押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闻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方的侮辱，提出了强硬抗议，并屯兵察省进行威胁。国民党政府遂派察哈尔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6月27日达成《秦土协定》。主要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本人在察省自由行动；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从张北、宝昌、保康、商都、沽源等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一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的地带。
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就乘机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指使蒙奸李守信率部于1935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军民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增援进攻，并有日本飞机配合，疯狂轰炸扫射。当地抗日军民终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八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并进占张北县城。德王就以蒙政会的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尤为副盟长，并定于1936年1月1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因此，野心家德穆楚克栋鲁普从张北返苏尼特旗后，就由百灵庙蒙政会调来一批民族分裂分子，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这年正是成纪七百三十一年），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标记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中国的隶属，走上了分裂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
随着全国抗日斗争的高涨，特别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就加强了对蒙古革命工作的领导，因而处于国防前线的内蒙古抗日斗争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对德王来说是个严重的障碍。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8节 策动内蒙叛乱（2）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代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宣言》。宣言指出了内蒙古民族存亡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趋于灭亡的道路；一条是奋起抗战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宣言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内蒙古地方为战场、以内蒙人民作炮灰、以进行反共反苏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阴谋之后，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内蒙古人民，无论平民还是王公贵族，一致奋起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对内蒙古人民的种种压迫，主张内蒙古人民有权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同时也希望他们不要让中国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进攻陕北红军。这一宣言的发表，对以后内蒙古革命工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内蒙伊盟工作的领导。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时，又解放了定边、盐池二县，打通了陕北和伊盟的联系。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伊盟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在那里展开了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和争取上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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