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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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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依剧院是以十一世纪大诗人纳瓦依的名字命名的，纳瓦依在我国新疆和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同样有名。按新疆同志的说法，纳瓦依是维吾尔人。按这里的说法，纳瓦依则是乌兹别克人。类似的争议还有不少，例如著名的古典著作《 突厥语大辞典 》和《 福乐智慧 》的作者，乃至传说故事中的人物阿凡提（ 本名应是纳斯里丁 ）究竟是维吾尔人还是乌兹别克人乃至其他？（ 据说阿富汗亦流传着阿凡提的故事 ）其民族归属也无定说。当然，用一种和稀泥的办法，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纳瓦依等确实受到不止一个民族的人民的尊重和喜爱。
塔什干有纳瓦依剧院、有纳瓦依大街。剧场里有纳瓦依像，还有许多著名俄国音乐家的像，包括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柯萨阔夫、鲍罗金、莫索尔斯基等。当我如数家珍地看着这些像并叫出这些人的名字、谈起这些人的音乐作品的时候，拉丽莎惊叫起来，她指着我说：“你一定在苏联留过学。”我笑了。我们这一代人熟悉苏联以及旧俄的文学艺术，又何必非来留一次学。纳瓦依剧院给我一种熟悉感，因为它太像位于乌鲁木齐南门的人民剧院了。当然，更正确一点说，是乌鲁木齐的人民剧场太酷似纳瓦依剧院了。
芭蕾舞是由乌兹别克芭蕾舞团演出的，主要演员与乐队指挥都是乌兹别克人。演出隆重，每一场舞结束时都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高声叫“布拉瓦（ 好 ）！”还有人从楼上往舞台上抛掷鲜花，气氛热烈。
我问了一下拉丽莎，她告诉我门票每张只要一个半卢布，实在是便宜。如果在美国，看一场芭蕾舞总要五十美元左右。
5月26日
上午看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 赎罪 》，描写一个哈萨克青年因车祸丧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牧民，远道从牧区来到阿拉木图，为其子料理后事。这个过程中，父亲了解到儿子在城市的生活极不严肃，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其中有一个受害的女孩子的母亲把老牧民骂了一顿，最后老牧民默然而归，回到了草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故事进行中不断穿插对死去的儿子的活泼天真的回忆，似是用纯朴的大自然与某些城市的罪恶相对比。影片总共一小时十五分钟，相当单纯，拍得不错，令人有所感、有所思。
然后放映一部巴西影片，描写一黑人歌星，突出他的歌舞的粗犷、野性、热力，歌星把头剃成图案状，一侧有一五角星，另一侧是月牙，这也是一种刺激。
下午应电影节组织者之邀，接受当地电影厂拍摄来访纪录片。我最后用维…乌语言表达了对塔什干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谢意，受到他们的欢迎。
之后，我们与苏联影协外事部门负责人娜杰日达·伏日柯娃会见。伏日柯娃年纪已经不轻，说话文雅、娴静而又不失矜持，很有风度。
晚上看伊拉克电影《 大问题 》，影片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伊拉克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片子拍得很不错，据说导演是在莫斯科留学的，是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的学生。然后看了一部阿根廷电影，描写一个杀人有术的人如何杀人，当然也很刺激。未及看完便赶到火车站，乘车赴撒马尔罕。
这是一班从塔什干开往撒马尔罕的旅游专车，一切设备与中国的软席卧铺车厢无异。列车员是一位老头儿，六十多岁了，名叫塔什干巴依，圆圆的脸，个子不高，样子极朴实。他在火车上服务已经四十余年。我们用民族语言相谈甚欢，他特别给我们多泡了一壶酽茶。我们送给他一套《 青春万岁 》的电影画片。他高兴地逢人便说我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
在旅店、饭馆、展览会、车船上，我看到的苏联服务人员似乎年龄都相当大。一个说法是：年轻人去从事更重要、更需要体力的工作去了，而这些服务行业恰恰适宜安排一些老人。据说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是时常感到劳动力不足。
5月27日
上午七点到达撒马尔罕，同样受到盛大的欢迎，载歌载舞的场面时间相当长。随后分别登上十五辆大轿车，最后一辆是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车辆所过之处，一律绿灯，街道两旁警卫严密，由此亦可见苏联当局对电影节活动如何之重视了。
早饭后参观了四处古代清真寺及墓地及伊斯兰经文学校的建筑，圆拱形的土石建筑，都饰以极细致艳丽而又别具中亚特色的花纹，令人赞叹，如神游中亚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
历史，并为历史沧桑变迁而感慨。
下午抵达列宁集体农庄，再一次盛大的载歌载舞的欢迎。长桌如龙，食品丰盛，大家一去就入了座。这时天阴欲雨，据说当局向天空发射炮弹驱散了阴云。
午饭吃了四个多小时，我吃了许多樱桃，也颇干了几杯伏特加酒。桌对面坐着的是巴西电影制片人和作曲家及苏方给他们配备的翻译，我们碰杯、谈天，十分融洽。
由于吃饭时间很长，我便在就餐之中起立到处走走看看，遇到当地农庄庄员，便谈起天来。他们找了一些维吾尔族庄员与我见面，我们当然是一见如故。我解释我是汉人，但长期在新疆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生活，故而会讲维吾尔语。但他们太兴奋了，完全不理睬也不理解我的解释，并逢人便说：“这是我们的维吾尔人！从中国来的维吾尔人！”最后，我戴着一顶他们的小花帽，与他们合影留念。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塔什干、撒马尔罕、阿拉木图、伏龙芝，确实是一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
用了近六个钟头才结束了午饭，立刻十五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旅馆吃晚饭。这样的吃法实在令人大吃一惊！我实在无法消化，只吃了三粒樱桃加半斤西红柿。
晚饭后半小时，去火车站登上归程。又是一场吹着长柄唢呐、敲着手鼓的盛大欢迎。
5月28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
下午看尼泊尔电影。
晚上在拉丽莎家作客。她父亲是中国血统，出生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到达苏联，已不会讲中文。她母亲是俄罗斯人，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巴甫利柯，高中毕业了，刚结
束了毕业考试，正准备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一家人对中国电影代表团都非常热情，我们一起饮酒吃菜、唱歌跳舞，十分高兴，最后拉丽莎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彩色木勺，巴甫利柯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瓶伏特加酒，他们的母亲还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罐果酱。
我注意到，跳舞时放音乐的收录机，是那种旧式的大录音机，用那种大卷的磁带的。
拉丽莎的父亲担任一个工厂的工程师，有私人汽车，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但住房并不宽裕。拉丽莎和巴甫利柯各有一间小房间居住，拉丽莎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从美国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
5月29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看根据尤利·邦达列夫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岸 》。
下午看民主德国的电影录像《 转折点 》，片子拍得十分严肃。
民主德国参加电影市场的代表团一直对我们很友好，其中有两个人五十年代访问过中国。搭车的时候，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希望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仅限于
汽车上。”说完，我们都笑了。
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影工作者也极愿与我们攀谈。一位捷克女士，一见面便用中文说：“我爱你。”我没听出是中文，所以听不懂。她用英语又解释了一遍。使约旦老夫妇大惊愕然说：“她怎么一见面就求爱？”
中午，由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与全苏影协对外联络部部长娜杰日达·伏日柯娃宴请。宴会就在电影之家的一所漂亮的餐馆里举行，餐馆是对外营业的。上的几道菜中有一道是“拉面”，每人一小碗，与我在新疆常吃的“拉面”无异，只是更精致些。宴会中，苏联主人都回忆起他们五十年代访问中国的情景，称颂中国的美丽的风光与友好的人民。大家也不时开几句玩笑。玩笑虽然轻松，心情却不见得那么轻松。娜杰日达·伏日柯娃，这位年纪已经不轻、雍容含蓄的女性感慨系之地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互相微笑着闲谈，该有多么好啊！”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同意她的话。
我们向他们介绍了苏联电影在中国放映的情况。当我们提到去年中央电视台两次播放了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影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这部影片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的时候，他们似乎有些惊奇。他们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晚上在艺术宫小礼堂放映了中国的记录短片《 欢乐的大家庭 》。放映前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走上台与观众见了面。我用乌兹别克语向观众问了好，台下掌声热烈。
看电影时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一些服装艳丽的乌兹别克女大学生。她们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当看到其中一位维吾尔杂技演员走绳子的惊险场面的时候，她们失声叫起妈妈来。
同演的还有阿根廷的一部纪录片《 艾维塔 》，是描写庇隆的第二个夫人艾维塔的一生的。电影既有当年留下的文献性纪录片，又有向各界有关人士的采访，还有一个女孩子饰演艾维塔的若干生活经历场面。片子虽长，但很吸引人，手法不拘一格，亦是别开生面。
电影后晚十一点本来有一个招待会，与当地的表演艺术家联欢，我因疲劳没有去参加。
5月30日
上午应邀去乌兹别克斯坦纪录片厂看一部描写澳大利亚土人的悲惨生活与斗争的纪录片。下午在电影市场看一部日本影片《 舞序 》。
晚上在维吾尔诗人如兹·卡德尔家中作客。如兹·卡德尔原籍我国新疆喀什噶尔，于一九五五年赴苏学习，此后在塔什干定居。他是我国著名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的朋友，由于铁依甫江的介绍，我到达塔什干后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他用俄语和乌兹别克语写作，
已经出了十多部诗集。他现在在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善良温厚，有点发福，口里镶着几颗金牙，不论是语言声调、动作、形体，与我在新疆常常接触的维吾尔女人无异。
同桌就餐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说：“我是为了看一看中国人才来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人，我很好奇。”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国人都是一些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导演黄蜀芹同志和苏方工作人员嘎丽娜也都在座。嘎丽娜即席发表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嘎丽娜说：“这次本来是委派另一位年轻同志来担任中国代表团的联络翻译工作的，后来因为他家里有人生病，临时换了我。开始时我有顾虑，我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和中国人打交道会是容易的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这一工作。经过几天相处，我感到中国代表团是最有文化、懂礼貌、守时刻、守纪律的，他们当中有的人精通俄语，而他们的团长又会乌兹别克语，需要我做的事很少。当我把这一情况讲给旁边的翻译联络人员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感谢嘎丽娜的热情友好的话。
5月31日
上午在艺术宫看伏龙芝制片厂拍摄的《 狼穴 》，宽银幕，上下集，描写一个犯罪集团的覆灭和一个失足者的得以挽救。导演叫做谢米施·巴洛德，他曾经导演过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原著的《 白轮船 》。谢米施·巴洛德的妻子阿衣吐尔安在《 狼穴 》这部影片里饰演女主角。她是维吾尔族母亲、吉尔吉斯族父亲的混血儿，出生于我国新疆伊宁市。这样，我们至少是半个老乡了。
电影放映时，坐在我左侧的是阿衣吐尔安的母亲和她的女友。这位中年妇女告诉我说，她不久前曾回过中国，在新疆探亲后还到苏州、杭州等地旅游，她的中国之行是非常愉快的。
《 狼穴 》放映中，阿衣吐尔安坐在我右侧，一字不落地把影片的全部俄语对白译成了维吾尔语，使我对影片有了很好的理解，其情可感。
下午放映《 青春万岁 》。马立克·克尤莫夫陪同中国电影代表团上台与观众见面，接受了献花。演出中，不时听到观众的会意的笑声。演出后，掌声很热烈。
晚上看了一部古巴喜剧片《 鸟要飞 》，轻松愉快，粉饰太平，不乏小噱头。
夜十一点去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参加该厂的招待会。一进门是一个长长的葡萄架，周围是自来水喷雾器。塔什干这些日子本已是干热异常的，但是在这葡萄架下马上觉到了潮润清爽，似是到了一个清凉世界。
招待会上吃了富有中亚风味的串烤羊肉。烤羊肉的又香又辣令人馋涎欲滴的青烟在天空袅袅上升。来宾们对串烤羊肉十分感兴趣，有时服务员刚把盛着烤羊肉的盘子端到半路上，就被周围的客人截去，有几个“边远”桌子上的客人，竟未能吃上如此美味。
有三个乌兹别克女演员，身着长裙，肩披长发，哑声歌唱，电吉他伴奏，她们的动作是百老汇式的。然后人们纷纷起舞——迪斯科（ 香港译作“的士高” ）。这使我想起了旅美时的一些场面。“的士高”确是突破了东西方之间屏障，风靡于全球，这倒也有趣。
6月1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中国电影代表团依例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提问很踊跃也很礼貌。他们问《 青春万岁 》影片中反映中苏人民的友好的一些场面是否小说原有的，我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问中国的电影生产情况。他们还问对塔什干电影节的口号的看法。我回答说，电影节活动有助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交流，能够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至于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却也是艰巨复杂的任务，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记者们还询问了在中国放映外国电影的情况和我们参加这次电影节的感想，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按照电影节的安排，每个代表团在其主要影片放映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只有十五分钟时间。但电影节新闻中心的组织工作人员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要受时间限制，结果记者招待会进行了四十多分钟。会后，我与黄蜀芹分别接受了科威特驻苏记者与苏联《 电影画报 》的个别采访。
后来苏联《 消息报 》以显著版面发表了我们的记者招待会的消息。谈到电影生产情况时，《 消息报 》说，中国是一个“电影大国”。
之后，我们分别与电影节主席阿卜都拉耶夫与全苏电影委员会副主任会见。阿卜都拉耶夫用乌兹别克语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参加电影节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我回答说：“当然，这正是我的工作。我回国后要写一系列的文章报道我们的访苏之行。”我还说：“我们比赛吧，看谁能更快更多更好地报道对方的情况。”主客听了都笑了。
下午去电影市场巡礼式地看了塔吉克、秘鲁、列宁格勒等地出产的几部电影。其中苏联电影《 安娜·巴甫洛娃 》是描写芭蕾舞《 天鹅之死 》问世经过的。
苏联电影看多了似略嫌沉闷，节奏慢，教育性比较“露”，似乎也有某种套子。但他们拍片子很注意画面美，表明导演与摄影都极认真，可称一丝不苟。
晚上没去看电影，饭后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到宾馆对面的街头公园散步。
6月2日
上午出席发奖会。本来塔什干电影节是不设奖的，但是仍由苏联及乌兹别克的一些文化社会团体给参加电影节的部分影片发纪念奖。《 青春万岁 》是由乌兹别克读书爱好者协会授的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瓶、一个奖状、一部影印的纳瓦依诗集。我不知道他们发这个奖之前是否“研究”过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的情况，反正纳瓦依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去年我发表的系列小说《 在伊犁 》的第一篇《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以及今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鹰谷 》里，就写了好几行有关纳瓦依的事情。
下午到塔什干旧城与自由市场参观。相对来说，旧城尘土飞扬，不无破破烂烂之感。但自由市场的售物者们，都对我们十分友好。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一位妇女还挑选了一些腌制得极佳的酸黄瓜赠送给我们。
下午五点，举行电影节闭幕式。先让各国代表团团长坐到了主席台的两侧，然后等待苏方“首长”入席，一直等得早已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莫斯科来的著名老导演格拉西莫夫本来坐在后排，被动员到前排坐到首长席去。刚坐下，又被叫到侧幕，原来是要和其他首长一起在大幕拉开后再气宇轩昂地入席。最后，超出预定时间十四分钟才宣布开会。
晚上在乌兹别克的部长会议大厦由该加盟共和国政府举行招待会。同桌有两位黑人女士，一个是塞内加尔的女部长，一个是肯尼亚的电影制片人。同桌的还有个子高高的伊拉克影片《 大问题 》的导演。大家交谈甚欢。
助兴的节目中有一个舞蹈，主要突出表现演员腹部的灵活运动。在一部埃及电影里的宫廷生活画面上我似乎看到过这种舞蹈。来宾中有几个热情者自动下场为之伴舞，引起一片欢笑。
6月3日
凌晨三点半响起了催起床的电话铃声。往常，这时候才刚刚睡下呢。
别了，电影节！别了，塔什干！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热烈的、美好的、却也是有几分大轰大嗡甚至是呆板的。你的人民和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我祝你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四点钟从宾馆出发，睡眼惺忪地到了机场。六点起飞，三个小时后，当地时间七点到达了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首都第比利斯。同机去第比利斯访问的还有美国墨西哥人制片团体的三个人与利比里亚的新闻部长、作家协会主席穆德先生。陪同去的是英语翻译、《 苏维埃穆斯林 》杂志的编辑娜塔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人们叫她娜塔莎。
抵达第比利斯的时候，格鲁吉亚电影艺术委员会的一位副部长前来机场迎接（ 苏联的电影艺术委员会是政府的一个部，与文化部等部门平行 ），然后驱车到库拉河畔的艾维丽亚旅舍。旅舍门口是一个大喷水池，方形喷水池后面是格鲁吉亚的“红场”——举行集会检阅的地方，检阅台后面是一剧院。
早饭后稍事休息，在房间里欣赏了山城第比利斯的景色，红房绿树，古寺（ 教堂 ）新楼，还有许多既富民族特点又有现代感的壁画，很有特色。
十二点，大家乘车去浏览市容。在一个山头上看到了一个改为剧院的古代教堂，教堂是巨石筑成的，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教堂前矗立着一座骑士雕像，传说是此城市的缔造者瓦萨利。瓦萨利在公元六世纪打猎来到此处，发现这里的河水是温暖的，便开始在这里开发建设，距今已一千四百余年矣。
高山上有一座女神雕像，便是此城的守护神爱维丽亚。我们住的旅馆便是以她命名的。
经过了一个体育场，一九七六年建成的，能容纳观众十万人。
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赛狗场，完全是苏联电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上的场面。狗的主人们牵着自己的爱犬遛圈，并出示各种证件，由一群专家审查，合格的发给优良犬种证明书和狗牌。阳光灿烂，赛狗的事进行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与西方的那种赌博赛狗的大喊大叫不同（ 西方是赛哪只狗跑得快 ）。
三点钟吃午饭，副部长在吃饭的时候讲了许多热情好客的话。
格鲁吉亚的语言文字很特别，而且字母没有斯拉夫化，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都与俄文字母靠拢，例如在塔什干，已经没有人懂那种从右向左横写的老文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副部长回答说格鲁吉亚语不属于任何语族语系，是独特的一种。从语言学的观点人们尽可以对这种回答持怀疑态度，但他的回答却反映了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
下午与代表团其他同志共同在街头散步。经过政府大厦，来到了一位雕塑家的个人作品展销会。他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他的取材多是格鲁吉亚的民间歌舞与杂技，所塑人物人体细小，四肢修长，弯曲缠绕，构成各种几何图形。有的像我国的“飞天”造型，有的像英国现代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多圆孔的雕塑，有的像现代派绘画。看来，他的雕塑是努力把抽象与具体，古代、现代、民族、民间、先锋派结合起来。
参观后我们应邀在他的留言簿上签了名，并与他交谈。他说，他是“自由职业者”，靠出卖作品为生，他的一切时间由他自由支配。但他是美协会员，参加美协的一些活动，并在美协支持下展览和出售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他这样的艺术工作者属于“个体户”，而参加美协的意义在于领取到了“营业执照”。
这个小小的展览会对面是一个教堂，教堂内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圣母与耶稣圣像，教堂顶上也是彩色圣像。信徒们一进教堂，先买蜡烛，再把蜡烛插放到自己认为最灵的圣像前，如我国佛教徒的奉香。这里的烛火很旺，与莫斯科大大不同。莫斯科的教堂差不多都已改成博物馆了。
第比利斯的街道很有意思，各种商店似乎比莫斯科与塔什干更亲切、更富于生活气息，不像莫斯科与塔什干那样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街道两旁既有阔叶树，也有针叶树；既有温热地带的芭蕉，也有凉寒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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