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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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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比利斯的街道很有意思，各种商店似乎比莫斯科与塔什干更亲切、更富于生活气息，不像莫斯科与塔什干那样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街道两旁既有阔叶树，也有针叶树；既有温热地带的芭蕉，也有凉寒地带的雪松；既有美丽辉煌的新建筑，也有潮臊味扑鼻的小巷。小巷臊味之浓最初竟使我怀疑这里颇有喜欢随地便溺者，后来才悟到，这恐怕是各种名犬爱犬的有失检点所致。
晚饭时黄导演向美国洛杉矶的独立制片人比甫提出了许多关于美国电影教育的问题，一直由我充任翻译，当然，这是使我非常得意的一件事。虽然我的英语很差，但遇到黄导演和比甫交谈这样的情况，竟能一显身手，基本上完成了翻译任务，这是我自己也喜出望外的事情。我怕的是遇到真正懂中文的讲英语者，那我就会被镇住而噤若寒蝉了。
6月4日
早晨先乘缆车至第比利斯最高峰，游斯大林中央公园。这是我到苏联后第一次见到以斯大林命名的公共场所。
在高峰上，我们欣赏了第比利斯全城的美妙风光，也消受了山顶公园新鲜纯净清凉的空气，令人觉得常到这里来定能使人益寿延年。它一再使我想起登枇杷山欣赏我国的山城重庆。
后来参观了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并观看了卡通片《 霍乱 》《 客人 》与短故事片《 工间休息 》《 婚礼 》与《 蝴蝶 》。
《 婚礼 》这部片子写一个青年追求一位在地铁邂逅的姑娘，最后却看到了姑娘的婚礼——当然是与别人结婚。喜剧笑料中流露着一种忧伤，颇有卓别林之风。《 蝴蝶 》写一个姑娘在田野上追逐蝴蝶，完全是一首散文诗。
下午四点在旅馆最高层参加盛大宴会。宴会由一位著名诗人、电影厂厂长主持（ 可惜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他个子高高的，穿着一身似是劳动布的相当紧身的衣服，声音劈劈拉拉。他讲了许多话，每次都先用英语喊一声“女士们，先生们！”讲着讲着他站到了椅子上，手臂动作也非常之大。娜塔莎一直文静地、不慌不忙地、含笑地把他的话译成英语，神态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太难为娜塔莎了，诗人厂长干脆没有给她留下吃饭的时间。
诗人厂长敬酒的时候特别称颂了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强调苏中两国建立睦邻关系的重要性。后来讲着讲着又讲起一个又一个“荤荤”的笑话来，使娜塔莎涨红了脸，最后无法译下去。
参加宴会的有共和国电影部长与副部长。部长直到最后才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诗人在百忙中前来主持宴会表示感谢。
一直吃到七点。七点半出发去电影院与观众见面。《 青春万岁 》即将在这个城市上映了，海报已经贴出。观众对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反应是十分热烈的。看来，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人民并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的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我学会了一句格鲁吉亚话：“马德洛普特”——谢谢。当然，这句话也为我的简短讲话博得了更多的鼓掌。
与观众见面后又由影院方面招待，吃、喝、唱、跳舞，肚子实在吃不消了。
6月5日
早晨散步很远，走过一些石头铺的路，很有情趣。这里的气候比塔什干要清爽、舒适得多。街上还很安静，只有面包房和报刊亭前排着长队，站立着需要精神食粮也需要物质食粮的人们。在一处看到一尊捷尔任斯基的雕像。
十二点去葡萄酒厂，由当地的一位区委书记出面招待客人，又是一次长宴，一直吃到黄昏，又唱又跳。
中途经过了一个六世纪时的古堡，保存得还不错，可以看到古老的屋顶宗教画。
6月6日
上午先去参观自由市场，有鲜花、蔬菜、腌菜、肉类等，很干净。牛肉每公斤五到六卢布，羊肉十卢布，收拾好了的乳猪，每只五十到六十卢布（ 苏联官方比价，每卢布约折合一点二三美元 ），实在是够贵的。
下午进山，又经过了一古堡，一教堂。来宾们邀请教堂神甫一起照了相。
在一山中饭店吃饭。陪同吃饭的是住在此山的前摔跤冠军，倒是富有山民的古朴剽悍的劲儿。
回想五日、六日两天，似乎中心活动便是一天吃一顿长饭。在感谢东道主的热情款待的同时却又微觉怅然，甚至觉得吃得很疲劳。我们曾表示希望有机会欣赏一下当地的戏剧或歌舞演出，主人未置可否，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但对第比利斯的访问仍然是难忘的。她惊人的美丽，古朴而又更多一些随意和人情味。离这个城不远便是哥里城，而哥里是斯大林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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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早晨五点半即醒。看来我还是未能完全适应这种匆匆的旅行生活。六点五十分出发，到机场等候良久。候机室又热又臭，因为厕所坏了。娜塔莎前来送行，她含着泪水离开了我们。她的继父是乌兹别克人，她也会讲乌兹别克语，我们常常个别交谈。九点十分飞机起飞，我们乘坐的是图…154型飞机。飞行途中服务员只送过一次果汁，果汁品质低劣。但据说飞机票十分低廉，从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两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卢布，折合自由市场的羊肉，还买不到四公斤呢。
莫斯科时间十点半左右抵达莫斯科。一位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来接，她走路、说话、办事之快，使我想起了一九八○年访问联邦德国时碰到的一些当地导游人员来。
下午逛市场、红场。莫斯科河畔有许多闹中求静的钓鱼的老头儿。
晚大雨，我们到“特殊餐厅”各要了一个冰激凌，目的是为了听那里的音乐。四个女性，一提琴，一吉他，一打击乐，一吹奏，自“拉”自唱。有不多的人随歌起舞跳迪斯科。一穿牛仔裤的男青年，面前桌上放着一瓶香槟，跳起来扭得很厉害，但他不寻舞伴，自行其是并自得其乐，倒也自在。不知他是怎样进来的，要知道，俄罗斯饭店的门禁是很严的哩。
6月8日
上午应邀去远东研究所讲当代中国文学情况，除托罗普采夫夫妇外，并见到了去年九月在中国见过面的苏联汉学家索罗金博士和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汉学家李福清，还遇到了知名的老汉学家艾德林。
中午一点在“切洛图什科依”餐馆接受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宴请。那里的灯都镶嵌在铜罩壳里，颇有风味。喝的是喀瓦斯冷汤，也很别致。
晚上出席索罗金的家宴。黄蜀芹、李福清等在座。索罗金的夫人叫达姬雅娜，戴着眼镜，温顺恬静。我马上想起她的名字与普希金的《 叶甫根尼·奥涅金 》中的人物一样，主人说：“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席间放了一张唱片，是由一位诗人自编自唱的歌曲。主人介绍说，此位诗人名叫布拉特·奥库德贾瓦，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混血儿。他唱得非常自由，自然。有一段唱词是说，他的写作就像他的呼吸，并不听命于任何人。我表示对这句话十分欣赏。
6月9日
中午我国使馆杨大使宴请了我们与在葡萄牙和一些东欧国家巡回演出后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青年艺术家小组。
晚上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小剧场观看中国艺术家小组的演出。演出者都是近年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器乐、声乐家，他们不仅唱得好、奏得好，而且极有风度，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在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加演了三四个节目。
在这个晚会上看到了几位中国女同胞，从她们的年龄来看，她们是在五十年代与苏联人通婚后定居在这里的。她们叫好、献花，都十分起劲。有两个人还认出了我，询问我对苏联的印象。
由于演出结束的时间大大超出了预料，我们跑步赶回旅馆仍然没有赶上饭，好不容易给了我们一壶茶和几块桃酥，好歹充了饥。餐厅还有一桌喝酒的人，边喝边大笑如狂，非常像我在伊犁常见的那种喝酒的场面。我这才想起，原来又是周末了。
6月10日
上午参观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瓦西里圣徒大教堂。然后托罗普采夫请我们去莫斯科大剧院看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歌剧《 沙皇的未婚妻 》。大剧院金碧辉煌，似曾相识，表演得一板一眼，也极隆重。幕间总共休息三次，第二次休息时见到了匆匆赶来的拉脱维亚诗人，他坐了一夜车赶来在剧场与我会一面，热情可感。
下午在高尔基大街漫步，碰到两位女大学生要求与我们进行美元交易。我不太理解她们那么热切地要美元干什么，因为我看过的几个小白桦商店（ 外币商店 ），商品实在太贫乏了，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友谊商店相比。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她们主要为了买一些西方出产的化妆品。
6月11日
上午出席了苏中友协举行的欢迎（ 应该是欢送了吧？ ）会，并观看了一些苏联艺术家的演出。其中亚美尼亚的阿古伯的魔术、柳德米拉的民歌，我都很喜爱。
演出还没有完，苏联作协书记、《 外国文学 》主编、汉学家费德林来接我，我们到《 外国文学 》编辑部交谈了一会儿。费德林的举止可以让人一眼看出，他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当然，他是学者，也是外交官，他曾经担任过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又曾经担任过苏联外
交部副部长。
他建议和中国交换文学刊物，我赞成。他介绍说《 外国文学 》发行三十万份，是发行最多的文学杂志。作协主办的《 新世界 》与《 旗 》，则只发行二十万份。
晚上雨中又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即将登上中国民航的班机，即将登上自己的国土了。同行的有一大批美国人，叫做“争取和平与相互了解旅行团”。与他们闲谈了几句，他们对苏联的批评似乎相当尖刻。
我很高兴，很欣慰，却也有几分忧伤。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看到了苏联人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我看到了她的长处和短处，她的表面与内层。当然，我看到的还很不够。她的长处使我为现状而忧伤；她的短处使我为“过去”的失落而忧伤。
当然，比忧伤更重要的是思考、前进，中国人民毕竟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成熟得多了呵！
塔什干晨雨（1）
在塔什干的十二天过得非常热闹，一切声音、色彩、形象、表情，似乎都强化了。电影节嘛，银幕上放大了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银幕下面和电影院外面。
五月二十二日从莫斯科一到塔什干，参加电影节的外国客人便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盛大欢迎。此后到达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的时候，出席列宁集体农庄的宴请的时候以及当晚离开撒马尔罕的时候，那种长柄唢呐呜呜、手鼓与大鼓嘭嘭、上百名少女穿着乌兹别克彩裙（ 式
样花色与我国新疆和田维吾尔女子常穿的彩裙无异 ）翩翩起舞的场面又再现过三次。
还有频频的献花。感谢那位年老的女服务员拿给我一个花瓶，很快，我住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409房间的花瓶里便插满了鲜花。估计那些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美貌的电影明星们得到花束会更多些。还有好几次盛大的招待会，讲话、敬酒、红黑鱼子、串烤羊肉、抓饭、吸收了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的摇滚扭摆舞，一切都是大张旗鼓，好像一个电视接收机，所有的旋钮都拧到了最大限度。
当然，不能不提到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看电影。如果把正式参加电影节演出的故事片全部看完，上午、下午、晚上各两部，每天就要看六部……您倒是试试，一天看六个电影，连看上几天，您的头会爆炸的。
还有在饭厅、在前廊、在大门口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友好会见。为了使别人听得见自己的话，连举止最为优雅的标准绅士也要扯起喉咙叫喊。还有录音采访、摄制纪录片、记者招待会、参观市容、私人会见、兑换卢布与购买纪念品，还有当我们这些外国客人集体“出巡”时三轮摩托警车的开路与卫生急救车的殿后……
总之，每天都是热热闹闹、闹闹哄哄、轰轰烈烈、欢声笑语、气氛十足。尽管中苏关系还微妙，很麻烦，远远不是已经平安无事、一切顺利，但在这里，主人与客人宁愿“只叙友情、不谈政治”，作客的和待客的都要个皆大欢喜。
于是我睁大了眼睛，扎煞起耳朵，调动起口舌，努力看、听、说和吃，努力从苏联中亚细亚这座很有气魄的城市，从它的电影节内外活动中接收更多的信息。我当然感谢主人的精心安排与热情好客的接待，我也喜欢这种热烈和热闹的气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似乎有几分惆怅。大概写小说的人不一定那么适宜参加电影家的活动吧？与大轰大嗡的电影相比，我们的小说是多么文静、多么娴雅、多么忧伤啊！写小说的人也许宁愿场面小一点、声音低一点，以哪怕是带着追怀和失落的伤感的复杂心情，去探寻这块我们自幼熟悉、却又变得如此陌生的，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土地上的谜语吧？
请原谅，我的苏联东道主、我的在电影节上新结识的朋友，还有我国的电影工作领导部门。在塔什干的最后几天，我想的是，电影节好是好，一辈子参加一次也就够了，生活毕竟不是电影，日子也并不都是节日，哪要得了那么多载歌载舞和宴请？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当时光的流水冲刷过去以后，盛大的东西并不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迹。已经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的夜晚了，六月三日凌晨我们便要告别塔什干，这热热闹闹的一切便从此烟消云散了么？
我似乎有点不甘心。六月一日夜晚，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穿过旅馆门前的地下通道，来到马路对面的树林里。
真是瞎忙！在这座宏大的旅舍住了整整十天，竟一直没有到对面看看。这是一个街头公园，花和树整整齐齐。有几株三个人合起来也抱不拢的大树，显然是栽植于七十年代大地震之前。报刊亭已经关闭，冷饮店生意兴隆，尽是争饮喀瓦斯与百事可乐的红男绿女。是的，这一天是周末，在苏联，周末还是很有气氛的。一座饭店的窗户遮着严严实实的窗帘，从中传出迪斯科的乐声，节奏鲜明急促。门口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一个妇女在气愤地喊叫，似乎她是来找她的女儿，不知向警察诉说了什么。再绕过去就安静了，在安静的花园中心，矗立着高高的纪念碑，老远就看得见纪念碑上雕像的大胡子。是马克思？又像，又不像，我好像不能判定。走近了才看清楚，是马克思。
回到旅馆我就沉沉入睡了，睡到六点多钟便醒了过来。这里的人们一般都是睡得迟也起得迟的，六点钟是一个很早的时间，但我不想再睡下去。梳洗完走到门外，真难得，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吹到脸上的是湿润凉爽的风。塔什干的夏季历来是炎热无雨的，不过才是五月下旬，我们这些电影节来客便已经尝到了塔什干之夏的威力。当我询问当地的朋友塔什干夏季的降雨情况的时候，被问询者的回答是“根本不下”。今天又是怎么了呢？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在地下通道里倒看见几个行色匆匆的人在朝另一个方向——地铁车站的方向走去。我从对面的通道口出来，看到了地上的泥泞，原来夜间雨下得不小呢。一圈又一圈的鲜红的、粉红的与黄色、白色的玫瑰，五月底六月初，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树大部分似是枫杨，树叶像枫，树干是杨。塔什干不愧是花与树的城市，在这干旱少雨的地方，到处有着众多的花与树。也许正因为干旱少雨，人们才更懂得爱惜花草树木吧。
塔什干晨雨（2）
报刊亭已经睡了一夜了，现在也仍然不到营业时间，亭里亭外杳无一人。但是毕竟已是白天，隔着窗玻璃可以看到几份报纸、画报和为旅游者准备的风光明信片。夜总会——我想昨晚有个母亲在诉说的那个地方可以叫做夜总会吧——与冷饮店也都变得安安静静了，它们都在休息。
好安静啊，来塔什干十几天还从没有这样安静、凉爽、潮润过，连雨打在脸上、头上也
是舒服的。
我缓缓地再次走到了马克思像前。马克思静静地呆在一个静静的地方。碑有三层楼高，由青白色的条状巨石筑成，上面的石头比下面的石头还要宽大些，矗立在那里像一道强劲的光柱，威严地向天空放射。当然基石还是大的，但碑并不树在基石的正中，似乎有一点不平衡。这不平衡却被马克思的飞扬的胡须平衡了。马克思的须发扬向一方，是神采飞扬，是愤怒，是呼唤着历史的暴风。然而他沉默着。
我虽然不懂雕塑，但这像这碑仍然强烈地感动了我，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我走近细看，发现碑下用多种语言写着字。其中中文是繁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外我能辨认出的文字还有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等等。从中文的繁体看来，此碑的建成不会晚于五十年代中期。我看着这碑、这像、这文字，感从中来，喟然慨叹。
雨却愈下愈大了，我的头发已经变得湿漉漉的。看着横穿马路的地下通道入口，还远，而且有泥泞。近处没有房屋。
只有一株株大树，正好避雨。我紧走了两步躲到树下，这树冠又大又密又厚，雨虽然还下，树冠的下面却是绝对的干燥而且安全。站在树下，听着雨声，看着雨、树、花、马克思碑，我觉得如梦如画，似喜似悲。
这时从远远的对面走来了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从长相和穿着上，我相信我还是能分辨出中亚细亚各民族“土著”和俄罗斯人的。这位妇女身穿质料朴素的绿花纹的连衣裙，长圆脸，目光严肃中充满温柔，脸色不算很健康。她没带雨具，匆匆站到了我斜对面的第三株树下避雨，到了树下以后，她庆幸地一笑，和我找到我的“保护伞”的时候的表情一样。
然后她回转身来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猜想她是一位辛劳的有教养的工作者，我相信她的肩膀上有一副并不轻松的生活的担子，然而她还是快乐和充满希望的。我猜想也许她的丈夫没有好好地待她，否则她的目光不应该是那样。我猜想她正在猜想我是什么人。在塔什干，正像在旧金山一样，我多次被人当作日本人，也着实可叹。我们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我们都感到一种慰安，我们似乎已经用目光和笑容互致了良好的祝愿，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虽然雨还没有停，天阴得很沉。
塔什干 —撒马尔罕掠影（1）
虽然还只是初夏，这里炎热、干燥，到处是没遮拦的阳光，到处都明亮耀眼。这里到处是宽广的街道，虎踞龙盘的巨大公共建筑、雕像、纪念碑和喷水泉。这里到处是方方正正的绿地、树木、青草、花坛，酷热中仍然生机无限。这里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宣传画、警察、勋章奖章、棉桃图案。乌兹别克斯坦以盛产棉花而功勋卓著于苏联，而荣膺列宁勋章。乌兹别克斯坦有专门的节日“棉花节”，连入夜以后街头的霓虹灯图案也既不为招揽理发、也非轻松甜蜜的酒吧、更非可口可乐，而是红红绿绿的棉桃。
这就是著名的塔什干，苏维埃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苏联亚洲部分的橱窗，许多苏联主办的或者亲苏的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于此举行的石头城——按照乌兹别克原文，塔什干便是石头城、石头村落的意思。
我觉得它丝毫也不陌生。五十年代我曾欣赏过她的著名艺术家塔玛拉·哈侬唱的中国歌曲《 有吃有穿 》《 伟大的毛泽东 》，看过她的电影《 棉桃 》，记得少年植棉者与“热风怪”战斗的故事。后来我知道印度、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那里会谈的“塔什干精神”——这个“塔什干精神”似乎还被我们美美地批过一顿。还有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过的“塔什干会议”。尤其是当我到达新疆以后，我更知道了——并感受到了——地理上我国新疆地区与苏联中亚细亚地区毗邻，语言、文化、历史上维吾尔民族与乌兹别克民族是近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也阅读过大量的塔什干印刷出版的维吾尔文与乌兹别克文书籍，包括生活在塔什干的著名乌兹别克作家阿依别克写的《 纳瓦依 》与《 圣血 》和译自波斯文的乌迈尔·海亚姆的《 柔巴依 》（ 手抄本 ）。
而且，在新疆，我曾无意中收听到过塔什干的广播——那是任何一个单波段收音机都能收到的。我分辨得出它的呼号前奏曲，听得出他们讲维吾尔语的特殊味道。听到过他们的局部说来不无道理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抨击，和通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对中国的敌意，特别是它的煽动新疆少数民族的颠覆宣传。
亲、友、邻、敌……以及我的“做学问”的对象之一，这便是塔什干。
我欣然同意去塔什干。我真想看一看塔什干。我觉得我实在应该去塔什干。我去参加塔什干电影节，其次是为电影节，首先还是为了塔什干。
她不完全如我的想象。在塔什干，很少有什么特征能使你看出她是两千年前便已存在、九百年前兴旺发达起来的古城。你很少能见到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代表物。而且，她也不像我事先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凉快。
我笼统地认为反正苏联在中国的北方，反正新疆就比内地凉快得多，塔什干自然只应该比乌鲁木齐凉快，至少不会比乌鲁木齐更热。但事实完全相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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