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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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的纷繁使朱元璋喘不过气来，长此下去，不是皇帝身体要累垮，就是延误军国大事。为此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以帮助朱元璋来阅读奏章，处理起草文书，以备顾问。昔日的忙乱现象逐渐改观了。

朱元璋发迹于红巾军，称帝后自然特别重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原统领全国军队的是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便于洪武十三年，在废中书省的时候，把大都督府也一分为五。设立了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统全国军队。各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帅军队的权力。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也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发生战事需要指挥调动军队时，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颁布调兵命令。战事结束后，军归卫所，主帅还印。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乱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了。不过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不放心。后来他又采取分封藩王的制度，把他的儿子分别封到各重要城镇去做亲王，用以监视控制各地的军事将领。这些分封的藩王按规定都配有护卫兵，少者有3000人，多的可达19000多人。他们还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将领们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

随着朱家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现在成了新王朝的新显贵。他们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在个个弹冠相庆之余，有的渐渐骄横放纵起来。

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10数人，威望都很高。蓝玉作战非常勇敢，立有赫赫战功，官封凉国公。他自恃功劳大，便骄傲起来，恃势横暴。他家里私蓄奴婢假子有数千人之多，到处敲榨勒索、霸占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官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政府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

这些勋臣宿将们的腐化堕落，不仅严重地妨碍了朱元璋统治效能的提高，而且有功高震主之嫌。为了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开始对蓝玉这些功臣展开了无情的镇压。

1393年，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得此信即命锦衣卫发兵掩捕。朱元璋亲自审讯，继交由刑部锻炼成狱。蓝玉被砍头，并抄斩三族。凡与蓝玉有接触的朝臣，列侯均坐党夷灭。蓝玉案先后诛杀15000多人，把军队中功高位显的元勋宿将，几乎一网打尽。

除胡惟庸、蓝玉两案外，所剩无几的功臣也先后被以各种罪名赐死、鞭死或砍头。徐达被朱元璋列为开国功臣第一，他生背疽，这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在他病重时偏偏赐蒸鹅给他吃。徐达知道皇帝是在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蒸鹅。没有几天，徐达就辛酸地离开了人世。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等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

这样，功臣宿将能够善终的寥寥无几。只有汤和这个和朱元璋同村长大的放牛娃，知道老伙伴现在对老臣宿将不放心，就主动交还兵权，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才保住了终身。

朱元璋对采取这种杀功臣立威，以猛治国的策略巩固自己统治的做法，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但在他行将告别人世的时候，曾下令后人不准学习。他说，这套办法只是权宜之计，他希望在他之后，大明朝能尽快步入封建法制的轨道，尽快出现一个繁荣安定的局面。

四、发展屯垦减轻赋役

朱元璋在对政治实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的同时，在大明王朝辽阔的版图上全面展开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工作。

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征战，朱元璋双手接过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生产大倒退的烂摊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是啼哭呻吟的流民，到处是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景象。杭州是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名城，为后来南宋的京都。元代时人口曾达百余万，且是元末破坏最轻的地区，但元末人口死亡也达十之二三。江南如此，江北更甚。唐宋时代的繁华盛地扬州，待朱元璋部将廖大亨攻取时，城里只有18家居民。新任知府因旧城空旷难守，只好在西南部截下一个城角，筑起城墙，权作扬州府城。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理解百姓的苦难，面对着这种残破衰败的局面，他即位不久，就召见各地来朝的府州县官，对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财力非常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才种下的树不可摇撼一样。现在必须让老百姓“安养生息”。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有些权贵勋戚家的奴仆多达数千人。元末农民大起义，虽然有不少奴隶得到解放，但仍有相当一些农民在战乱中沦为豪强地主的奴隶。为此，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刑一百，所养奴婢一律放为良民。凡因饥荒而典卖为奴的男女，由政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河南布政使司曾赎回开封等府民间典卖的男女达274人。

同时，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而且禁止40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20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方批准，出家3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返为民，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增加了。

朱元璋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和实行屯田。元末农民起义，由于地主逃亡，人口减少，留下了大量荒地。明朝建立后，为尽快开垦这些荒地，朱元璋采取了计民授田、奖励垦荒的措施。建国的头一年，朱元璋就颁诏书于天下：凡是战争中抛荒的土地，被别人开垦的就成为垦种者的田产。如果原田主回来，由官府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对无主荒地，奖励农民尽力开垦，并承认其所有权，而且免征3年的田赋，个别的永不收税。这样一来，许多农民由奴隶变成了自耕农，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明初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向上的景象。

朱元璋奖励屯垦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果。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全国垦田面积达3874746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政府府税粮的收入也随之大幅度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税粮达32789800石，是元朝一年税粮收入的3倍。同时人口也增加了700多万人。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璋即位的当年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对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洪的，都需要根据地势加以修治。按照朱元璋的命令，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4000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00多处。洪武二十三年，修江南崇明、海门的海堤动用了25万人。洪武二十五年，修建江南渠阳河坝4000余丈，组织40万人上阵。这些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了有利条件。

在明代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布衣都是由麻布制作的。到了明代中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棉布已成了人民衣着的主要原料。这是朱元璋在明初全面推行重视经济作物，奖劝桑棉政策的结果。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下令，农民凡有田地5亩到10亩的，必须栽种桑、麻、棉各半亩；有田10亩以上的，种植桑棉面积要按比例递增。后来，朱元璋还指示户部，明令全国百姓要多种桑、枣、柿和棉花，违令者全家充军。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的全部免除赋税。

虽然明初的经济得到明显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出身布衣的朱元璋依然不忘百姓的疾苦，生活的艰辛。他常对朝臣们说：“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他常常想方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尽力做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

明初制定的赋役法，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来计算，为三十税一。徭役一般是有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年在农闲时节赴州县服役30天。这些都比元代赋役减轻了许多。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太子回来后，他还严肃地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各地闹灾荒久收的，都要下令蠲免租税；灾情特别严重的，还要叫地方官员为灾民贷米，或赈济米，布、钞等。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的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他睡的御床与中产人家的睡床没有多大的区别；每天的早膳只有蔬菜佐餐。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都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装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有个内侍穿着双新靴子在雨中行路，朱元璋发现了，气得痛骂了他一顿。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500贯。”朱元璋痛心地说：“500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笠自用，规定诸王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由于他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军后，到称帝晚年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作风。作战之余，理政之后，他常常请儒生们讲述经史。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但能写手札、军令，还能写诗作赋。他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腐化。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于西宫，遗诏称：“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婚嫁。”并令皇太孙朱允炆继位。葬于孝陵，庙号“太祖”，谥“高皇帝”。永乐元年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皇帝”，嘉靖十七年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第三百三十八章　惠帝朱允炆

自太祖朱元璋奠基开国，到思宗朱由检煤山殉国，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有一位在位仅仅4年的悲剧人物，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嫡孙——朱允炆。

朱元璋一生迭纳数妃，生有26子。长子朱标在被立为太子25年后突然病死。朱标有5子，长子英早亡。身为朱标第二子的朱允炆便成了大明王朝第二代皇储的重要人选。

在朱元璋的众多子孙中，堪与朱允炆竞争皇储的惟有朱元璋的第四子、朱允炆的叔叔朱棣。

朱棣沉鸷智勇，屡建战功，朱元璋曾夸赞说他酷肖自己。因而在皇族中，朱棣特别受到父皇的钟爱。但朱棣不是皇后所生，即不是嫡出。按封建社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法，朱棣没有被立太子的资格。皇嫡长子朱允炆才被选立。但朱允炆性格酷似其父亲朱标，优柔寡断，所以朱元璋常常担忧，生怕一旦立允炆为皇孙，难成重器，毁了大明江山。

事情拖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已到60多岁，不立储已不行了。经过了长时间对朱允炆和朱棣的观察思索后，朱元璋最后还是下决心要立燕王朱棣为太子。这年九月，朱元璋亲自召集群臣会议，商量立储事宜。朱元璋说：“国家不幸，太子竟亡。古称国有长君，方足福民，朕意欲立燕王，卿等以为何如？”

谁知朱元璋话音落地，翰林学士刘三吾即抗奏道：“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其他大臣也纷纷表示，应尊重礼法，父死子继，嫡庶有别。

经过一番争论，朱元璋难以说服众臣，只得屈服于祖制仪礼，含泪收回了爱子朱棣为储的提议，决定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立储落马，自然愤愤不平。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朱元璋病逝。22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登基即大明皇帝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是为明惠帝。以第二年为建文元年，但随着朱元璋的去世和朱允炆的嗣位，一场巩固皇权和夺取皇权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地展开了。

朱元璋临死前曾留有遗诏，令诸王镇守国中，毋须来京。诸王均依照父皇的诏令，遣使吊唁，惟有燕王朱棣不顾父命，星夜南下，当其人马即将到达淮安时，被兵部尚书齐泰侦知，即禀报惠帝，遣使出阻，促令他还国燕京。

朱棣对此怀恨在心。其他诸位亲王虽未起行，但也心怀不满。特别是几位年纪较大的塞王，都是久经战阵，屡建功勋的人物，手里又握有重兵。当然不把年轻孱弱，又无治国安邦经验的侄儿放在眼里。这样一来，不敬之语常出王府，违法之事时有发生。而几乎成为太子，深受父皇宠爱的朱棣对最后都不能望父皇一眼以尽孝心更是恨恨不平。

年轻的惠帝对诸叔父的势力过大也深感不安，经过一番思考后，他接受了一些亲信大臣的意见，决心削平诸叔父的独立王国。加强中央皇权。这一天他召来亲信大臣，原来自己的老师黄子澄计议。黄子澄举汉平七国的故例启示惠帝，惠帝对此欢慰不已。

两人密语不久，惠帝又收到了户部侍郎卓敬的秘密奏书，劝告允炆：“燕王智虑过人，酷类先帝，现在镇抚北平，地势形胜，士马精强，万一有变，不易控制，应徙封南昌为是。”

惠帝阅毕，次日即召卓敬入殿密议。但谁知事机不密，不久新主削藩的流言便很快传遍京师内外。朱棣闻讯后，哪肯束手待毙，一面上书称病，一面在王宫中私制兵器，招兵买马，搜罗异人术士，加快了应付事变，夺取皇权的步伐。

朱棣的不轨行为被惠帝获悉。针对此种局势，惠帝即刻召齐泰、黄子澄等入殿，再次共商对策。这些大臣不久一致主张尽快削藩。但考虑燕王蓄谋已久，恐仓猝下手又引起大乱，这样计划先削废周、齐等弱藩，翦除燕王的手足，待时机成熟后，再一举废除燕王。

在削除弱藩时，为了防燕王产生异动，惠帝依照齐泰等的建议，先对燕王做了充分防范。首先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政使控制行政，再命都指挥谢贵、张信，分掌北平都司事宜，掌握军队。最后命令都督宋忠，出屯开平，外称为的是防御外寇。最后调遣都督耿王献，练兵山海关，徐凯练兵临清，以行戒备对北平呈包围之势。

内外布署完毕，惠帝便于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密令曹国公李景隆率兵千人，奇袭开封，把分封此地的周王朱木肃及妃嫔人等，统行拿下，押解至京，废为平民，贬谪云南。后又召木肃还京，锢禁狱中。

接着惠帝又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初，以有人告发岷王朱梗违法为由，下令将其废为庶人。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的湘王朱柏有不法行为，朱柏获悉自己被告发，全家自焚而死。接着齐王朱木尊也被削为平民，不久惠帝又下令将代王朱桂囚禁于高墙。

短短数日，五位亲王先后被废黜，暂还苟安的其他亲王俱为震恐。尤其是燕王朱棣，左顾右盼，愈觉大祸即将临头。

不久，南京连下朝旨，严责朱棣儿子朱高煦擅杀吏民。并将燕王府官吏于谅、周铎捕戮京师。朱棣见势不妙，为减轻惠帝的戒心，示以他无力争夺皇位，便佯装狂夫，披头散发，语言颠倒，走呼街头。他时而抢食市人酒饭，时而奄卧沟渠，竟日不起。

张昺、谢贵闻听燕王病重，不信，便入邸问候。虽时值盛夏，红日炎炎，而燕王府邸内却设火炉，炉火熊熊。家人虽大汗淋淋，惟独朱棣身披羔裘，兀坐炉旁，还连呼天寒。

张昺、谢贵见此情景，不由不信以为真。但谁知燕王府官吏葛诚说：“燕王诈疾，公等慎勿为欺。”两人闻后，正在犹豫间，惠帝已亲自审讯逮至京师的燕王百户官邓庸，获悉燕王谋反的确凿证据，因此严令张昺、谢贵和北平都指挥张信一起，内外呼合，逮捕朱棣。张信过去曾被朱棣信用，接到抓捕朱棣旨令后，一时竟不知所措，便把自己的心事偷偷向母亲叙说了。其母闻言大惊，执意劝子抗命不从。张信权衡利害，果遵母命。他换上便服，乘着妇人车，偷偷进入燕王府，将皇帝下旨掩捕朱棣的消息，一一密报于燕王朱棣。

朱棣获悉朝旨，跪谢张信救命之恩，且当机立断，先发制人。首先设计谋杀了前来掩扑朱棣的张昺、谢贵等，之后于建文元年秋七月，毅然起兵抗命造反。

为出师有名，争取舆论，朱棣援引父亲朱元璋《祖训》中所训示的“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为理由，直指齐泰、黄子澄为奸逆，须加诛讨。自称举兵为“靖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

“靖难”始初，惠帝对频频传来的恶讯还并不在意，只是采取了一些常规的防范措施。首先是祭告太庙，削去朱棣属籍，废为庶人，然后是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师讨伐。

耿炳文领命出师，兵众号称30万，实际上只调集13万人马。足智多谋的燕王朱棣对耿炳文的用兵之术了如指掌。在中秋之夜，他乘南军不备，将南军先锋部队全部歼灭。接着又在滹沱河的北岸，大败耿炳文的主力部队。

败绩传入京师，惠帝异常懊恼，便召问齐泰、黄子澄对策。黄子澄回道：“胜败兵家常事，不足深虑。臣以为曹国公李景隆，材堪大用，不如改任他来代替耿炳文。”

惠帝即拜李景隆为大将军，并调集诸路50万兵马，进兵河间，以报南军败绩之仇。

朱棣闻听京师易将，竟命李景隆披挂帅印，喜不自禁地说：“从前汉高祖用兵如神，还只能将兵10万。景隆竖子，寡谋而骄，给他50万众，这正是自取败亡。”

当时，辽东方面的明朝军队受命进攻已被朱棣控制的永平，永平被围，军报告急。朱棣同诸将计议说：“我在这里，李景隆不敢来攻。我若率军去援救永平，他准会乘虚而入来攻打北平。到那时我再回师北平，内外夹击，李景隆就大败无疑了。”但诸将都感到北平守兵太少，不敢冒此危险怕丢了根本之地。朱棣说：“城中之众，以战则不足，以守则有余。我此去不只为救永平，还要引诱李景隆来就擒，一举而两得。”

九月，朱棣依计率燕军赴援永平。临行时再三告诫留守北平的长子朱高炽说：“李景隆杀来，只宜坚守，不能出战。”他临走时，又故意撤去了芦沟桥上的守兵，以引诱李景隆深入。李景隆不知是计，听说朱棣已率师援救永平，果然于十月匆匆忙忙驱兵直杀北平而来。大军过芦沟桥时，没见一个兵士守卫，便喜不自胜地说：“不守此桥，我看他是无能为力了。”真以为北平唾手可得，遂命大军直遥北平城下。

朱高炽严遵父命，督师固守，连城中的妇女也被动员出来参战。李景隆所统率的南军，却号令不严，指挥不当。兵马虽众，但胆小怕死，不敢向前。惟有都督瞿能，勇敢善战，亲自与两个儿子率领千余精骑，直攻张掖门。眼见就要大功告成，登上城门。但李景隆满怀忌恨，惟恐瞿能父子得了头功，在需要增援时，不仅不发援兵，反而勒令缓攻。燕军藉此喘息机会，连夜泼水于城墙，天寒地冻，第二天城墙上挂遍冰凌，无法登攀，南军就这样失去了攻城的机会。

朱棣在击败永平的辽东军队，又设计攻破另一重镇大宁，收编了大批军队之后，回师北平，与坚守在城内的长子高炽里应外合，发起了对南军的全面反击，李景隆哪里抵挡得住燕军潮水般的攻击，由于害怕，竟独自连夜逃往德州。南军将士见主帅已逃亡，也无心再战，丢下粮草兵械，纷纷溃降。

李景隆兵败北平的消息传到京师后，被黄子澄暗暗匿住。他怕承担误荐之责，竟向惠帝谎奏景隆北平交战获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