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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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武宗死于豹房，终年31岁。武宗一生嫔妃如云，美姬常拥，但他没能为自己留下后嗣。对自己荒嬉无度的一生，武宗自己有个评价。他在临死的头一天，对守护身边的太监说：“我的缺点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你把我的意思转告太后，天下的事情，还是朝政为重，请她今后一定与阁臣们商量行事。过去的事情，责任由我负，与别人无关。”君王们威福任情一生，能引咎自责的，不算太多，武宗临终能做如是说，确属不易。这位临死才有点明白的皇帝，庙号“武宗”，葬于康陵。

第三百四十七章　世宗朱厚熜

一、初治国政朝争仪礼

湖北小城安陆，是一方富庶的绿洲。明弘治年间，这里多了一座兴献王府，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孝宗朱祐樘的弟弟朱祐杬，被封在此地做藩王。

正德十六年三月，从这里走出了翩翩少年朱厚熜，他挥泪告别汉水边的故土，入继大统，成为明代第十一位皇帝，庙号“世宗”。

明正德十六年时朱厚熜只有15岁，他的父亲朱祐杬前年刚刚去世，按照明朝的礼法，朱厚熜13岁时就以世子经理王府事务，不久前又被特命承袭王位，小小年纪就已拥有了一个亲王的种种特权。

对于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的消息，朱厚熜知道得不算太早，三月的最后几天，武宗已死的邸报传来，王府上下按照惯例举行了十分铺张的哀悼，此时他根本不曾想过这件事与自己还有什么关联。

替朱厚熜想到继承关系，并力主由他登基的，是远在京城的朝廷内阁首辅杨廷和。武宗死后，因为无子可继皇位，慈寿皇太后张氏命令内阁议所当立。早有准备的杨廷和第一个发言说：“兄终弟及，按序厚熜当立。”皇太后对杨廷和的建议没有提出异议，批准写进大行皇帝遗诏，立即执行。

四月二十二日，风尘仆仆的朱厚熜由安陆来到了京城郊外。内阁用对待皇太子的礼仪迎接他，但朱厚熜凭借掌握的礼仪知识，拒绝参加这个仪式，他责问叩问缘故的众臣说：“遗诏写得很清楚，我遵照兄终弟及的祖训嗣皇帝位，你们按照太子礼的方式迎接我，难道我是来做太子的吗？！”新君的机敏和强硬态度，出乎大臣们的意料，大学士们只好重新做出安排，改由皇太后率文武百官上表劝进。劝进表上了3次，朱厚熜感到名正言顺后，才于中午时分起身，自大明门进入宫中。他先是派官员代表去祭告宗庙、社稷，然后谒拜列祖神位，然后去问候皇太后。即位典礼当日就在奉天殿举行，朱厚熜为自己选择的年号是嘉靖，意在平乱求治，力除弊政，繁荣帝国。

世宗年龄不大，不乏求治之心。他在安陆管理弹丸大的封地，积累了一些统治经验。武宗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内外交困，百废待兴，人心极不稳定。他明白治理朝政需要的是什么，由此他赏识和重用杨廷和。在杨廷和的辅佐下，世宗对武宗时期的弊政进行了一番改革：诛杀了武宗的佞臣江彬、钱宁，将太监谷大用、邱聚降职去司守孝陵，迫使太监魏彬、张永交出权力闲住；两次裁汰了锦衣卫及内监局的冒滥军校、匠役共18万余人；提拔了一些正直官员，委以重任；放走内苑的珍禽异兽，明令各地不许再献；减少漕粮1532000石。对即位之前杨廷和调边军还镇、关闭不成体统的皇店、送还全国进献美女等举动，给予了肯定。当杨廷和因为从宫中驱逐武宗的义子、裁汰冗员引起失职之徒的仇恨，有人扬言要报复时，世宗的反应极其迅速，下令调拨了百余名军士，日夜对杨廷和进行特殊保护。嘉靖元年十月，有大臣上疏，指出宦官出镇不足取，说他们平日里安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极不可靠。世宗非常赞同这一看法，不久就下诏将派驻在各州府的宦官召回京城，并且一直没有复派，时间长达40余年。在不长的时间里，世宗以世人眼花缭乱的果敢举动，显示了他的威仪，缓和了社会矛盾，天下臣民盛称新天子圣明，歌颂杨廷和功高。

世宗是因明武宗无子，兄终弟及，作为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的继承人当上皇帝的，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那么，即位后的世宗是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呢，还是称孝宗为“皇考”？问题的核心就是当皇帝后还能不能承认生父为父亲，如果能，按封建礼制，就有套礼仪问题。世宗的本意，当然是要尊奉生父。在即位典礼后的第5天，为了给死去的父亲一个比较高的封号，世宗下诏让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臣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杨廷和恪守礼法，认为世宗既是以宗藩入统，就应称孝宗为“皇考”，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他让礼部尚书毛澄将这个意见告诉世宗，并用坚决的口吻对左右的人说：“异议者即奸谀当诛。”世宗对“移易”父母非常不满，要求重议，但因群臣的反对，加上他的皇位还不巩固，只能搁下。但使事情起变化的是世宗的母亲蒋氏。大约过了4个月，蒋氏自安陆进京，听到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大发脾气，对陪同的朝使说：“你们受职为官，父母都得到了宠诰，我儿子当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那我还到京去做什么？！”说完即停在通州，不肯再走。世宗闻报，哭着入禀张太后，说：“您另选别人做皇帝好了，我要与母亲一同回安陆，仍旧做献王。”张太后一面慰留，一面饬阁臣妥议。杨廷和无奈，只好代世宗草敕下礼部，尊朱祐杬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礼官据此安排蒋氏由东安门入宫，奏报送上，世宗不待瞧毕就掷还，礼官又建议改进大明东门，世宗意仍未怿，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蒋氏听到这个决定后，才继续前进。蒋氏进京后，杨廷和利用手中的权力，授意吏部将迎合世宗想法的观政进士张璁贬为南京刑部主事，又把跟随自己发表“兴献王不宜称考”意见的官员，安排到吏部和工部。世宗对此没有干预，但他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可惜的是与杨廷和的这场分歧，在世宗心里留下了芥蒂，他由此开始排挤、削弱反对他尊生父为皇考的保守派官员。

到了嘉靖三年正月，被贬到南京的张璁和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看到世宗立足已稳，揣测帝意，又上书重提旧案，要求“速下诏旨，循名考实，称兴献帝为皇考。”世宗见到疏奏，连连点头，叹赏说：“此疏太重要了，天理纲常，要仗它来维持了。”下诏廷臣集议。杨廷和见他故态复萌，料自己也无回天之力，决意辞职，与他一同要求辞职的，还有礼部尚书毛澄。世宗在辞呈上写了“听之去”三个字，言官们向他请求留下二人，世宗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了自己的强硬态度。最后杨廷和被削职为民。

杨廷和去职后，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新任礼部尚书汪俊，对来自南京的疏奏坚决反对，但世宗再不肯放过这一机会，直逼到汪俊同意将兴献帝改为兴献皇帝仍不罢休，又下令让张璁、桂萼进京官复原职。张璁、桂萼动身之前又上一疏，提出“礼仪不在皇与不皇，而在考与不考。”世宗于是敕谕礼部，追尊兴献皇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令礼部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放皇考神主。汪俊不肯从命辞职还家。世宗令席书继任。大学士蒋冕见世宗撇开内阁，一意孤行，也学了杨廷和愤然去职。世宗不为所动，让石瑶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石瑶不事阿谀，上任后即奏请世宗停召张璁、桂萼。张、桂这时正在半路，风闻让他们回任，再次上疏，说“从邸报上看到尊号上仍带有‘本生’二字，此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愿来京当面质询”云云。世宗看后急召二人火速入京。二人入京后立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仪礼事宜。七月，世宗根据二人的奏报，传谕内阁除去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力言不可，世宗怒气冲冲找到毛纪，责备道：“你们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让我眼里没有父亲吗？！”接着将百官召到左顺门，颁示手敕，限四日恭上册宝。朝臣们从世宗不容置疑的口吻中，感到事态到了最后关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当下得到许多大臣赞同，他与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九卿以下237人，一齐跪在左顺门下，高呼孝宗皇帝。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瑶听说后，也加入了跪伏的行列。世宗劝过两次后，不见收敛，大怒，遣锦衣卫逮捕了为首者8人，杨慎见此情景撼门大哭，众人也一起大放悲声，声震阙廷。世宗愈发恼怒，又指使厂卫抓了134人。两天后，他下令将为首者发配到边地，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之，有16人因受刑过重，先后毙命。毛纪上疏营救，世宗毫不客气地斥责了他，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毛纪受辱不过，负气辞职。就在一片棒打声中，朱祐杬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摆放进奉先殿旁新建的观德殿内，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至此，历时3年、震动朝野的“礼仪”一案以世宗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礼仪之事的后果是非常坏的。自此世宗动辄就将不如意的大臣下狱廷杖，开了顺昌逆亡的滥觞。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分别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自此正直之士缄口，而一些侥幸之徒看到张璁等因顺世宗而升迁，也纷纷进言，极尽巴结。从此朝风骤变，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这种后果，是世宗始料不及的。

二、迷信僧道纵欲宫变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天公不做美，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方大水，反常的气象变化搅得世宗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这种失态，是因为他过于迷信，认为老天反复无常，大概要有灾难降临。太监崔文瞅准这个献媚的机会，告诉他修斋建醮祭告上天，可以避祸。世宗对这番鬼话深信不移，于是下令在宫中设立醮坛。他亲自选了年轻的太监20人，穿上道服，学诵经忏，所有乾清宫、坤宁宫、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等，次第建醮，自此皇宫内香花灯烛，日夕不绝，锣钹幢幡，沸沸扬扬，把紫禁城变作了修真道院。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吏部尚书乔宇实在看不下去这种闹剧，苦苦劝谏世宗停止建醮，远离僧道，但世宗先是置若罔闻，后是疏远他们，对其他劝阻的职位较低官员则分别给予处罚。在杨廷和等一批重臣被罢免后，世宗崇奉僧道更是肆无忌惮，尤其登位几年后更是一心只想长寿，从此终日礼佛拜道，而将朝政几乎全部搁到一边。

嘉靖三年冬，世宗听说江西道士邵元节有长生之术，下诏将他召进皇宫，交谈后大加宠信，敕封其为“至一真人”，为他在京城中建了真人府，总领道教。邵元节将宫中原设的斋醮，重新整理了一番，上上下下跟着这个方士，忙得一塌糊涂。

斋醮仪式上，需用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丽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为“青词”。世宗把能否写好青词作为衡量文臣学识高下的标准，许多大臣为了取得他的青睐，终日琢磨青词的写法。醮事不断，青词也就花样翻新，满朝之中，形成了攀比撰写青词高下之风。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邵元节病死，世宗这时正在安陆谒墓，听到这一消息，哀恸不已，亲书手谕，派太监及锦衣卫护丧归籍。邵元节死前曾给世宗介绍了方士陶仲文。陶仲文教唆世宗用童女初潮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以长生不老。世宗信以为真，传谕各处的地方官，挑选了300余童女入宫，为制药做准备。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陶仲文又赢得了世宗的宠信，平步青云，官至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一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批被录用在朝廷做官。

世宗信奉道教，努力尝试各种成仙之术，自我感觉不错，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他并没有遵循道家“清心寡欲”的教规，而是频频派人到民间挑选淑女数千。进宫的女子兼有供他淫乐和驱使的双重身份，备受欺凌侮辱，于是奋起反抗。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世宗在端妃处寻欢作乐，过后精神不支，倒头大睡。趁端妃不在的当儿，宫女杨金英招呼了十几个姐妹，一涌而上，一个人用黄绫抹布蒙住世宗的脸，余下的将他捺住。然后，杨金英用绳子系住他的脖子，由两个宫女各执一端，使劲地拉。但杨金英在结绳时误拴成死扣，因此几个宫女勒了半天只是把他勒昏，并没勒死。皇后方氏得到消息带了太监火急赶到，从宫女手中抢出了他。造反的宫女第二天就被处死，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因受牵涉，也在宫中被处死。

宫婢造反给世宗敲了一记警钟，不过他并未觉悟，甚至认为大难不死也是尊崇天神的结果。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并宣称自己是尘世外的人，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专心奉玄修道，不与任何妃子和宫女见面，也不跟大臣们见面。满朝文武，也就是知道有这么位皇帝罢了。

三、宠信严嵩靖边无方

严嵩本是礼部右侍郎，嘉靖七年曾奉世宗之命去安陆祭告兴献帝陵墓，事毕献媚说：“我走了一路，先祖家乡处处应时细雨霁霁，当载神主的船过河时，连河水都陡然高涨，真是天意啊。”世宗因此对他很赏识。这以后严嵩一边巴结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一边又在世宗面前讲夏言的坏话，终于博得了世宗对他的充分信任，渐渐地铺平了进入内阁的道路。

严嵩入阁前，大权由夏言执掌，夏言得宠的原因是由于祭醮青词写得好，祷祀的事情肯卖力气。但是夏言以后逐渐厌倦此事，并时有抵忤，世宗对此甚为不满。如世宗常常戴香叶道冠，打扮成道士模样，还命人刻制了五顶香冠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位大臣。夏言不肯戴，还对他密疏讽劝，而严嵩则在世宗召对时，每每戴上，世宗自然更对夏言不满。世宗经常派太监到大臣府邸宣诏达事，夏言自恃位高，说话从不客气，待之如奴仆，严嵩则必敛手请坐，塞给来人黄金若干，于是这些人回来后争着向世宗说严嵩的好话。世宗觉着这样还不能说明两人的高下，又专门派人趁晚上到两人家里察看，结果发觉夏言往往是在家中睡觉，而严嵩却在灯下审看自己写的青词。世宗几次将两人送来的青词做了比较，发现夏言的多为僚属代写，有时还把用过的又拿来充数，而严嵩写的却越来越精彩。世宗心里有了底数，对夏言的印象直落千丈。他多次将夏言送入西苑的青词掷于地上，愤愤地说：“你就用这种玩艺来胡弄我，真是有负我的重用！”有负重用的人自然不能久留，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夏言下了台，代之以严嵩主政。到嘉靖二十五年，在严嵩的挑拨下，夏言最终被砍了头。

世宗把内阁首辅换成了严嵩，但他并不认为严嵩有治世之才，而又是赏识严嵩的顺从。世宗在西苑修炼，不想与朝臣见面，严嵩就住在西苑内，朝夕相伴，随时等候召见，连洗沐都顾不上。世宗对他的评价是“忠勤敏达”。正当世宗做着成仙的梦时，无能的严嵩内阁却没能守住朝廷。多年松弛的边防在崛起的北方民族的冲击下，终于溃散开来，蒙古慄悍的马队长啸着疾驰直入，京师宫阙为之震撼。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北方鞑靼部首领俺答率军进攻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在血战中丧生，守军全军覆没。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攻破古北口，明军仓促迎战，又是一触即溃。俺答挥军前进，越过通州、密云，直抵北京城下。胜利者在安定门外扎下大营，大肆掠夺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光日夜不绝。世宗不理朝事，因此有关俺答进犯的消息，以前他一无所知。兵临城下后，经礼部尚书徐坚一再督请，他才到御天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大臣禀报实情后，他才意识到灾难已经降临，慌乱之中，竟记不起兵部尚书是哪位，当着兵部尚书丁汝夔的面，惊呼道：“兵部尚书在哪里？赶快传旨出去，让他马上来见我啊！”

京城的防务落到了丁汝夔的肩上。他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多系虚数，只有四五万老弱残兵拼成临时队伍，以应守城之急。幸好这时赶来了援军，世宗命令带兵而来的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帅各路援军。仇鸾率领的10余万兵马，眼睁睁看着俺答纵兵大肆掠夺，没人出阵发射一矢一弹。原因不是士兵怯战，而是他们接到了十分荒唐的避战命令。丁汝夔在援军抵达后，找到了严嵩，询问是主战还是主守。严嵩说：“在边防上打了败仗，还可以隐瞒，在这里打败了，谁人不晓？当然是坚壁勿战，保存实力，等敌人掠夺够了，自然就会退走。”丁汝夔依计而行。俺答率军杀掠了8天，开始退军。临行前俺答差人送给世宗一封信，要求互通贸易，开放马市，通篇是威胁恫吓之词。世宗接到信后，误以为俺答攻城在即，急令礼部准备大量的皮币珠玉，打算屈膝求和。俺答不知明朝中虚实，拔寨早了一些，没有得到这份丰厚的礼物，以后俺答蒙古又曾两次兵临京师城下，纵兵饱掠，世宗仍是听之任之，使京郊百姓饱受了兵燹之苦。

北部的边防漏洞百出，烽烟常起，南方也不那么平静，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时时传来警号。弄得人心惶惶。给堂堂天朝带来麻烦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在明初恰是诸侯争战时期，藩侯们在兼并战争中大打出手，互有胜负，因失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演变为萍踪无迹的“浪人”。藩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解决财政困难，常常组织商人和浪人到中国大陆走私贸易和掠夺。落魄武士掠夺财富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北方的俺答逊色。中国人把这些身材矮小，专干打家掠舍营生的不速之客，叫做“倭寇”。

明初朝廷曾在沿海设置防倭卫所，添造战船，所以倭寇未酝成大患。到了嘉靖时，海防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十仅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原先的十分之四。日本人对明朝廷的畏惧之心，已扫荡无余。世宗对日益猖獗的倭患，缺少有效的打击措施。他认为平患的最好方法，就是关闭官方向海外进行贸易的大门，实行海禁。这个貌似决断，实则愚蠢的政策，从嘉靖二年起，就在沿海实施，但收效适得其反。倭寇们有的依靠“浪人”组成武装走私集团，能贸易就贸易，有机会就无本万利地大肆抢劫一把。还有的与中国沿海的奸徒勾结，抢掠地方大发横财。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世宗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在沿海一带设巡视大臣，对加强海防起到一些作用。一年多之后，世宗又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沿海军务，委以平倭重任。张经到任后，积极筹划军事行动，准备一显身手。这时却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上任后，向世宗提出了7条平倭建议，第一条就是“请遣官祭告海视，以求平安。”世宗看后，立即批准，并让赵文华去办理此事。张经的职务比赵文华要高，不大把新来的祭神官放在眼中，赵文华就一头扎到浙江巡按胡宗宪之处。赵文华屡次催张经出兵，张经因准备不足没有理睬他，于是世宗就接到了赵文华写来的密疏，诬告张经畏贼失机，应予惩处。世宗看后，召见严嵩征求意见，自然严嵩不会讲张经的好话，世宗就下令逮捕张经。这时已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就在逮捕令即将发出的时候，张经的军事部署已经妥当，他指挥士兵向倭寇的巢穴石塘湾攻击，获得大胜，并截杀了大量逃敌，将倭寇驱向了大海。捷报传来，世宗竟不肯收回命令，他斥退了劝说的言官，说：“张经的罪过是不忠。他所以打这一仗，完全是听到赵文华揭发了他，想表现一下。”不久，张经被押到北京，十月份被斩首。赵文华见杀掉张经，上疏冒功，说此次胜利来自自己和胡宗宪的“督师”，世宗就升其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升胡宗宪为巡抚。与赵文华相比，胡宗宪要好一些，赵文华先后两次出任浙江、福建，仗着提督军务的身份，凌胁百官、搜刮库藏，将两浙、江淮、闽、广间的征饷，大半揣入自己的腰包，胡宗宪则在上任后，接连诱杀了几个里通外国的海盗，使倭寇的凶焰有些收敛，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当倭寇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军里出现了名将戚继光，他与俞大猷、刘显等军事将领一道，精心组织战斗，终于解决了倭患。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江，第二年升为参将，他感到海防士兵的战斗力太差，就在义乌招募了新军。戚继光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创造了“鸳鸯阵”战术，使其成为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戚家军”在短短几年中，由浙东打到福建，几经征战，倭寇闻之丧胆。嘉靖四十二年，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