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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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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此次开战前，宋太祖已将北汉君臣投降后的官职提前封好了，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却是这样。次年二月，为雪前耻，他决定亲率大军征讨北汉。战事一开始，北宋方面很顺利。三月，宋太祖即率大军突破了北汉的数道防线，进抵太原城下，将其团团围住。但此后战事即进入胶着状态。宋军发起的几次强攻都被北汉名将刘继业击退。强攻不行，宋太祖又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政策，但三个多月过去了，仍没能将太原攻克。这年的闰五月，宋兵正式从太原撤兵。北汉军队又一次乘势追击，宋军丢失了大批粮草，损失比上一次还要严重。
北宋自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九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不足3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南平高氏、湖南周氏、后蜀孟氏3个割据政权，统一了63州1监的大片领土。但可惜的是，自平蜀后，几乎完全是由于宋太祖个人的举措失当，导致了一系列意外的变故，先是蜀中动荡不已，紧接着又是两次北征太原，损失惨重，“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因此而停滞逆转。
自太原班师后，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开宝三年九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现在，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马上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4州，大败南汉军10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二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宋王朝又得了60州214县的领土。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3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经过3年的准备，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十月，宋太祖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率吴越军五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常州，然后会师金陵。令王明为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屯驻在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无法东下援救金陵。
十一月中旬，宋军依照南唐进士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10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俶率兵攻克了常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做了俘虏。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公元967年，宋太祖死去，宋太宗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钱俶和陈洪纳表献土，以两浙和福建地区的15州一军（与州平行的一级组织）100县归降北宋。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一鼓作气，灭亡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16州以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宋太祖逝世刚刚3年。
四、中央集权重文轻武
宋初，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首先是“稍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平定了荆湖以后，宋太祖作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宋太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支郡”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的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就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大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废罢支郡和“以文臣知州事”，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情形终于得到了改变。因而在废罢支郡、以文臣知州事的同年，宋太祖又定立了两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3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3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宋太祖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鞭笞）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的，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次是“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上的财权。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他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唐代以来节度使蓄积大量钱财的税赋“留州”制度被废止。随着钱币的集中，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在废除“留州”制度的同时，对于各地大藩镇以“留使”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以及肆意征税的弊政，宋太祖也小心审慎地进行了革除。他以支付大藩镇“公使钱”为代价，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为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对于藩镇任命亲信武将掌管场务、肆意征税的问题，宋太祖处置时就更为小心了。一般都是在该节度使病逝或调离之际，朝廷方才改派文臣管理场务。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很顺利了。宋太祖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也为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时，为了制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再现，曾下令拆毁了不少通都大邑的城墙，填平了壕沟。这显然是一个消极的、只解决临时问题的措施。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才能收到长远的效果。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300多年的统治中，宋太祖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
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自两汉起，宰相与皇帝议事都是有座位的。宋太祖称帝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也大大下降了。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行“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力；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有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太祖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
同时，着力改变重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菜果以示祝贺。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诺问候，而且自己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宋太祖的“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样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总之，尽管宋太祖的“重文”政策在以后曾被其子孙奉为“祖宗成规”而代代相传，以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但在宋太祖时，情况却并不如此。他“重文”但并不轻武，无论文臣武将，只要“有一材一行可取者”，都予以擢拔和使用，“天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其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广泛和稳固的。
这样，一方面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又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极力扩大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
五、修身正己身死如谜
在统一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太祖并没有志满意得、忘乎所以，更没有因此而骄逸放纵。平定南方诸国后，各国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宋太祖将其作为战备物资，全部收贮在内库，从不随意挥霍。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做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地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又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些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去世前一年，宋太祖曾对臣下说：“自古为君者，很少有严以律己而无过失的。像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固然不错，但他若一直注意防止骄奢，克制自己，不犯过失，使臣下无从谏议，岂不更好！所以我自己是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以防过失的。”
随着宋初局势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赵宋皇族被外姓旁人颠覆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宋太祖与赵光义之间原来那种为家族的命运和利益同心同德、共济险难的精神慢慢地消失了。而一旦他们有了争夺的目标，原来掩盖在“兄友弟悌”的伦理美德下的人性中的另一方面的东西就可能显露出来。赵光义对皇位的垂涎已越来越明显。
尽管赵光义当时已是势延难遏，滋蔓难图了，但宋太祖仍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一般很少参预政治活动的皇子德昭这次却突然被宋太祖委派至宋州迎宾。钱俶来朝是当时朝野瞩目的大事，宋太祖借这一机会，巧妙地把本来还默默无闻的皇子推到了臣民们的面前。三月，宋太祖巡视洛阳，特令赵光义随行。宋太祖在洛阳盘桓了一个月，一直住在自己当年出生和长大的旧居中。有一次，他指着一条小巷说：“我小时候与伙伴们玩游戏时，曾埋在这里一个石马，不知还在不在。”左右的人一挖，果然找到了这匹石马。
回到开封后，宋太祖一反常态，明显地加强了同另一皇弟赵光美（后改为延美）的关系。其中仅七月一个月的时间，就三次“幸光美第”。赵光美是“金匮之盟”中排在赵光义之后，赵德昭之前的继位人之一，宋太祖对他如此亲近，恐怕不是毫无用意的。开宝九年，皇子德昭已25岁，德芳也17岁了。德昭、德芳之母均已早死。此时，宫中主事者为孝章皇后宋氏。
从历史记载上看，宋皇后并无子女，但在德昭、德芳这两个皇子中，她倒是比较偏宠德芳的。这一点，对正在考虑继位人问题的宋太祖也可能稍稍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他难以果断地在长子德昭和幼子德芳中挑选出一个来，以取代赵光义的继承人的位置。
就在这年的十月，宋太祖猝然死去，赵光义则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关于宋太祖之死，史家众说不一，其中也有称为光义谋杀者。总之，太祖之死，留下了千古之谜。
第二百七十一章 太宗赵光义
一、拥兄自立代兄称帝
宋太宗，初名匡义，又改名光义，即位两年又改名炅。是太祖弟，母为昭宪皇后杜氏。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生，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卒。
经过多年的闯荡，赵匡胤在后周功业显赫，地位日高。比他小12岁的匡义只是一个供奉官都知，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匡义出身于武将之家，父兄均为大将。所以他也从小学习弓马，并参加过一些战阵之事。据后来太宗自己回忆说，他16岁那年，曾跟随父亲赵弘殷南征，屯驻于扬、泰等州。他多次与敌将交锋，敌将往往被他射落于马下。赵匡胤当时驻兵在六合，听说他的弟弟这么能干，非常高兴。匡义18岁的时候，跟随周世宗和赵匡胤，攻打下瓦桥关和瀛州、莫州。其后，当时22岁的赵匡义为其兄代周自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事人胞弟的赵匡义最适于出面，沟通内外，结交军士，抚定众心。匡义与赵普部署诸将领，列队包围匡胤寝所，“逼”他黄袍加身。由于赵匡义充当了前台主角，才使得蓄谋夺位的赵匡胤可以扮演一个较为超脱的角色。
因此，赵匡胤一当上皇帝，即任命匡义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五月，太祖亲征泽、潞，讨伐李筠，即让匡义临时担任大内都点检，留守汴京。八月，匡义领泰宁军节度使之职。十月，太祖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匡义为大内都部署，仍留守京师。建隆二年七月，太祖任命匡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时，为了避讳，匡义改名为光义，匡美也改名为光美。
杜太后对次子光义格外疼爱，但是要求也比较严格。光义每次外出，太后总是要他与赵普在一起，并且刻画日影约定归来的时间，光义从来不敢违背母命。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接触，一是为了让光义向赵普学习处事之道，二是因为赵普是太祖甚为倚重的国家重臣，结交他可以巩固和提高光义的地位。这些也是杜太后的深远用心。
担任开封府尹，对于赵光义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国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开封府尹对国家军政要务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从建隆元年到开宝元年（公元976年）光义当了16年的开封府尹，锻炼了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他利用开封府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一批幕僚、军校，文武皆备。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光义在开封府时势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渐丰，为他日后争夺帝位及治国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赵匡胤为人较为厚道，对光义兄弟情义甚重。有一次光义生病，匡胤身为皇帝，仍亲手为他灼艾。光义失声叫痛，匡胤大概是要为其弟分担病痛，也取艾自灸。遇有军国大事，也多与之商议。不过，作为政治家，二人并非亲密无间。他们的矛盾通过一件事即可看出。光义在开封府时，有个青州人到京城来，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光义见她秀美出众，想买下，那青州人不答应。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他用手段将青州女子偷偷地买进开封府。后来太祖知道了这事，下令追捕安习，安习只好藏于晋王宫中，直到光义做了皇帝，他才出来。太祖严捕安习，分明是对光义的一种警告。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于是光义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二、伐汉收功攻辽败绩
不管杜太后遗诏是否真有其事，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从正统的封建世袭制角度看并非名正言顺。而且在太祖平定诸侯国的统一战争中，赵光义没有任何建树。他感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太宗即位后，割据漳泉的南唐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亲自到开封朝贡。太宗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吴越立钱俶于是决意上表，献出所管辖的土地，户籍和军队，削去吴越国号。太宗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多人以官职。吴越旧地反对纳土的官吏，受到太宗的坚决镇压。至此，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太宗于是把主要兵力转向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下令再次进攻北汉。任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率领勇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宋太宗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特派邢州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辽朝援军。
北汉主刘继元见宋军来攻，急忙遣使向契丹求救。开宝八年时，辽朝曾与宋廷订有和约。因为当时宋朝忙于统一南方，故对辽采取和好的态度，以免两面受敌。契丹也忙于内部事务，双方都乐意保持着通好的关系。太宗预料契丹必出兵助汉，故于四月间下诏亲征，率领延美等到太原督战，在太原城外筑起长围，断绝城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双方苦战至五月，北汉指挥使郭万超潜行出城，投奔宋营，刘继元帐下诸卫士也多出降。北汉亡，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太宗乘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于太平兴国四年六月进抵易州。辽刺史刘宇本是汉人，献城投归宋营。太宗留兵千人协守易州，又进攻涿州，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为汉人，复开城纳降。宋太宗见旗开得胜，连下二城，非常高兴，乘胜率兵进抵辽之南京（今北京市）城南，命宋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哲四将各率军兵四面攻城。守将耶律学古拼命抵御，太宗亲自督战。然而宋军围伐太原日久疲敝，今又攻城不下，已经懈怠。这时辽朝已派援军来救。探卒入报，辽将耶律休哥为前锋，已至高梁河。太宗命大军拔营齐起，前往高梁河迎敌。快到河边时，只见辽兵有数万人越河而来，双方摆开阵势，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宋军奋力激战，辽兵伤亡惨重，渐往后退。太宗见辽军将要支持不住，遂命宋军猛攻。正在这时，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左翼为辽将耶律斜轸，右翼为辽将耶律休哥。二人都是辽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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