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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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的统治范围会因此而扩大。　　　　
　　　　他说：《日德反共协定》是因陆军希望与德国结成密切关系而产生的。陆军还希望提出以武力解决问题，但被他广田拒绝。　　　　
　　　　广田就差没说：我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孩，他们是坏蛋。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广田下台不足半年，近卫文麿公爵担任首相，广田遂出任近卫内阁的外相。近卫在组阁宣言中声称：“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现在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的正当化的根据”。新老内阁的梦想一肪相承，广田继续推行他那套外交路线。灰色的泥石流轰鸣喧沸，裹挟着一股股冲腾而下的支脉，裹挟着巨大的破坏力向它目标滚滚而去。　　　　
　　　　它图谋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了。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广田积极配合日军的军事进攻展开了外交攻势。11月初，他宴请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请他们从中斡旋，压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并谋求德国支持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他的第二个目的实际上是真正的目的后来实现了，希特勒承认了伪“满洲国”，并表示希望日本战胜中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加强了相互的依赖和勾结。所谓“和谈”的姿态，只是蒙混国际视听的一个骗局，如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不啻是不战而败。中国当然会断然拒绝，日本也就理直气壮地大举侵略。当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消息通过外交渠道传来时，广田又采取老一套，把文件往陆军省一转，无异于把掉出炉子的煤块往火堆里一扔，就抱臂站在一边，眼睛半眯着去享受烈火的美丽和温暖。　　　　
　　　　近卫迁怒于广田在外交上的失败，于1938年5月解除他的外相职务。此后广田也仍然没有消停。他经常出席重臣会议，向天皇进言，参与重大决策，在东条英机任首相、对美开战等重大事件的决策上，都有广田至关重要的一票。　　　　
　　　　再让我们看看在桑德斯基写的《广田弘毅讯问概要》里，广田是怎样的“正义”和“无奈”吧。　　　　
　　　　广田是“无奈”的，他说：在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时，作为外相的他试图坚持迅速在局部解决纷争的方针。同意陆军的要求向中国派兵，内阁的依据是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这一理由。战争开始后，他曾经试图通过英国驻日大使克莱迪斡旋和谈，因陆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后来陆军想通过德国推动和谈，由于媾和条件对中国来说过于苛刻而未果。　　　　
　　　　广田是富有“正义”感的：关于日中战争，他个人的意见是无论是否宣战，这种战争都应予反对。可是陆军左右着时局，他实在无能为力。他曾在国会开会期间向近卫首相、杉山元陆相和米内光政海相提出要辞去外相职务，原因是他感到自己不能胜任。但在会议期间辞职会造成恶劣影响，因而在国会闭幕后的1938年5月他便辞职了。　　　　
　　　　广田是“天真”的：1941年11月17日，在讨论近卫内阁总辞职后的继任首相的会议上，他作为前首相出席了会议。当时木户内大臣说东条能较好地打开局面，他就相信了，就同意起用东条。　　　　
　　　　广田是“无辜”的：在1941年11月28、29日两天的会议上，东条说明了对美开战的政府计划。天皇询问重臣们的意见，他表示不赞成对美战争，并向天皇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东条没有改变立即开战的决心。至于进攻珍珠港，他认为是内阁的责任。　　　　
　　　　广田还是勇于反戈一击揭发同伙的，上面的回答已经说明了问题。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密讯室里，他还特别检举了木户。他神色诡秘地回头望望铁窗栏杆，压低声音对桑德斯基说：“我并不想说木户有责任，但是木户处在和天皇非常接近的位置上，对所有的问题都向天皇提出过建议。可以认为，内大臣是天皇的最重要的进言者，是能根据自己的意图影响天皇的唯一的人。如果考虑到天皇的决定是接受了内大臣的建议而作出的，那么木户的责任就显得重要了，可以说，作为天皇的责任建议者，木户对他任内大臣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是有责任的。”　　　　
　　　　人道或非人道在这里出现了微妙的悖论，被讯问者或者背叛信义，或者旗帜鲜明地坚持罪恶立场。广田的表现却是双重的非人道。尽管广田在秘密讯问中机敏过人，但终究还是被推上了被告席，没有能够逃脱被公开审判的命运。　　　　
　　　　现在可以断定广田为什么拒绝为自己辩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像死鱼一样的沉默了。他说了那么多的假话，把罪行都推到了伙伴们的身上，如果他站到证人席上为自己作辩护，把自己的话再证实一遍，他将被痛击，被扒皮，他将落入多么孤独难堪的境地。　　　　
　　　　战后，以描写广田生涯历史小说《落日似火》而出名的日本作家城山三郎试图对这种情形作出解释，并为他洗刷耻辱。他写道：“人只要说话，便肯定要为自己辩护，其结果便是说出他人的过错。广田想，只要检察局在等待着这种情况的发生，自己就什么也不说”，从而达到“不为己计”的心境。可惜这种“什么也不说”只出现在检察局秘密讯问之后的公审法庭上。　　　　
　　　　广田选择了沉默。他并没有气馁，并没有放弃什么权利，他是以沉默作为辩护和抗诉的武器。他相信自己的话在潜在地起着作用，他在期待着法庭作出错误的判断。广田是深刻的。连桑德斯基对他做出的结论也显得混沌而无力。桑德斯基写道：“从对广田的讯问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侵略行径的煽动者，或者是支持陆军对外扩张政策的主导者；不过也没有证据能够积极地证明他不是军部的同谋。广田即便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起码是侵略的各个阶段中的机敏的追随者。他对陆军侵略政策的反对仅限于讨论的范围，如果他从根本上反对的话，他就不会从1933年到1938年一直留在首相和外相这样强有力的位置上。”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法庭是无情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表明，是广田弘毅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推进了日本的战争体制，推动了扩张的政策和战争的阴谋。他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他还被判定犯有“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面对强烈的国际反响，只以军部“暴行很快会被制止的”这个轻飘的口头保证作幌子，而“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它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明知上述保证没有实行，并且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妇女以及其它暴行，他却以此种保证为满足。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　　　　
　　　　广田藏在自己幽暗的沉默里盘算着。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八项战争罪行，判处广田绞刑。听到这个判决，他的脸宛如爆闪出雷电的夜空一样惨白，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梦被沉雷炸得粉碎。　　　　
　　　　他是被绞死的唯一的文官。所谓文官，应该属文人一类。所谓文人，他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应该具有高度的理性。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与发展，理性建立起了社会法律体系、伦理和道德观念，它谴责和惩罚一切非人道的行为。然而，广田迎合法西斯运动，成为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堕落为人类理性的叛逆。　　　　
　　　　


第五章他们把战车推上阵地

　　　　自30年代以来，在日本法西斯体制加快形成的过程中，有几个坚定有力的骨干分子，他们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人。1931年任陆相的荒木贞夫是这帮人的头目。在他们的直接参与和阴谋策动下，日本内阁中一次次激溅起恐怖的血光。　　　　
　　　　1946年5月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指控28名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违反人道罪三大类55条罪状。英语是法庭使用的第一语言，被告人按英译字母的顺序依次被起诉，荒木贞夫由此成为被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第一名甲级战犯。荒木贞夫被指控犯有九项罪。当法庭庭长韦伯询问荒木贞夫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时，荒木以僵硬而果决的语气回答：“无罪。”检察官方面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并当庭播放了一部有声电影《日本之关键时刻》，这部影片是荒木任陆相时拍摄的。　　　　
　　　　“光明从东方升起！光明从东方升起！”粗大的文字恶狠狠地打上银幕。荒木贞夫身穿将军礼服，与这充满激情的字幕交替闪现。喇叭里送出他震撼人心的演说：“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对此我们不能作简单的理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线主要是指按照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民族精神和亚洲精神，在那里建立一块乐土。日本应该用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就是这种狂妄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动着法西斯暴徒们一次次掀起血腥的夺权政变，他们要清除掉绊脚石。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为鼓动战争情绪，荒木大力运用大川和桥本所推行的政治哲学”，进行煽动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不久，三菱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日本的重型轰炸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现代化的武器也逐步能够自造了。相比之下，内阁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似乎过于缓慢。发狂的桥本欣五郎中佐等陆军将校组织了秘密团体“樱会”，其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不惜诉诸武力”。他们一边讨论“满蒙问题”、军部独裁问题，一边霍霍地磨刀。1931年初，桥本和大川阴谋发动政变，拥立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上台组阁。得到宇垣大将的赞同后，桥本就拿出一个政变计划，准备纠集一万人在3月20日冲击议会，向议会投掷烟幕弹，然后以维护治安为由，调动部队包围议会，压议会同意由字垣组阁。但事到临头，计划中的部队头目言称并不知道此事，使得宇垣心里生疑，就叫桥本先操纵一下，向他展示一下力量。3月3日，桥本和大川以每人五角钱的酬金雇佣了三干地痞无赖，在一处公园里集众闹腾。宇垣大失所望，即表示“我觉得没有理由参与这种无聊的事”。他背叛这一阴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情报，使他相信自己不用政变也有办法当首相。这就是流产的“三月事件”。　　　　
　　　　美国检察官塔温纳在对桥本质证时直点穴位地问道：“你搞掷炸弹、组织示威的目的，是要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并把政府置于军队控制之下，是这样吗？”　　　　
　　　　询问完了“三月事件”，庭长韦伯问道：“‘满洲事变’后不久又于10月发生了企图推翻政府的政变，谁是阴谋的策划者？”　　　　
　　　　桥本怔了一下，回答道：“我。”　　　　
　　　　“三月事件”流产后，经过短暂的喘息，桥本和大川又纠集一群少壮军官和民间的法西斯狂徒，预谋在10月24日再度发动军事政变，以陆军和海军轰炸机部队来颠覆政府，杀死若槻礼次郎首相，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政权。由于计划被泄漏，日本政府抢先下手逮捕了以桥本为首的主谋者，“十月事变”又胎死腹中。但若槻内阁在这强劲的冲击下，于11月末便垮台，在继之而起的伏养毅内阁中，荒木贞夫占据了陆相这个关键性的位置，政权法西斯化在实质上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在荒木的庇护下，桥本未受到任何处罚。　　　　
　　　　桥本等人不满足这渐次推进的状况，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血腥谋杀，在荒木的支持下，又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风暴和刺刀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军部控制了日本政府，法西斯战争体制确立。　　　　
　　　　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以充分的证据，肯定了他们的目的：“1936年2月27日，即东京军事政变的第二天，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声称，叛乱的目的是更换内阁，以军人内阁取代之，少壮派军官急欲占领全中国，准备立即对苏联作战，战胜苏联，使日本能成为亚洲的唯一力量。”　　　　
　　　　《判决书》进而指出：“二·二六”事件是极端派同“温和派”长期斗争的终结，“这场斗争的终结，是阴谋分子对日本政府的控制权，使全国的社会舆论和物质资源服从严格的规章，以准备侵略战争”。　　　　
　　　　《判决书》认定：桥本“是陆军军官，很早就参加了阴谋。他用尽一切手段去促成目的的实现。在阴谋者中，没有人具有他那样厉害的极端见解，也没有像他那样露骨。他倡导日本用武力占领满洲来进行扩张，用武力对付日本的所有邻国。”　　　　
　　　　关于荒木贞夫，《判决书》指出：他是“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倡导者。他在实际上是并承认为陆军这种运动的显著指导者之一。”“不管他有无政治地位的时候，都以军部的政策，协助和极力倡导牺牲邻国来使日本富强。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满洲和热河所采取的政策，亦即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其经济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　　　　
　　　　在对他们的指控中，还有直接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成立“满洲国”、从事法西斯理论宣传、武装进攻苏联等罪行。桥本还亲率日军炮兵纵队进攻南京城。南京陷落后，又在南京至芜湖的长江岸边部署了长达两英里的重炮交叉火网，轰击搭船逃生的中国军民，成千上万的人被炸死，宽阔的长江水温热殷红，漂满了残碎的尸体。　　　　
　　　　荒木贞夫和桥本欣五郎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巢鸭监狱服刑七年后，他们都被假释出狱。1966年11月1日，荒木贞夫在日本奈良县十津村发表反共演说时暴病而亡。　　　　
　　　　


第五章怎样处置吸血鬼

　　　　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大军在翻腾的硝烟中迅猛挺进，它有足够的锐利和穿刺力，就像钢针一样狠狠地插入邻国的肌肤，抽取着滚滚血浆。它抽取的血浆输进了谁的躯体，又是谁给了它充足的武装和力量？　　　　
　　　　人们注意到了财阀。　　　　
　　　　惩罚战争财阀的呼声四起。美国人彼逊在他1945年9月出版的《日本的战争经济》一书中，批驳了美国流行的关于将日本财阀当作“和平者”的怪论，主张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曾是日本无产运动领导人的铃木茂四郎写了一篇题为《财界做了些什么？》的论稿。他写道：　　　　
　　　　“无须赘言，挑起战争都是军阀和右翼法西斯分子所为。可是，当时日产的久原房之助、石原产业的石原广一郎以及富士兴业的中岛知久平等人散发宣传费、主动置身于挑起战争者最前列的形象，至今仍在国民眼前晃动，引起人们憎恶的回忆。即使是巨大的财阀，一旦其机密开销被强权揭露出来，也就可以　推定，他的罪责在所难逃。”　　　　
　　　　迫于这种情势，首席检察官基南责成霍威茨和霍克斯赫斯特两人负责调查财阀中的战犯。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星野直树被作为被告筛选出来。他曾作为大藏省的优秀官僚而活跃一时，后于1932年转任“满洲国”高官，晋升为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及总务长官，这是当时日系官吏的最高职务。1940年回国后任国务相兼规划院总裁，又任东条英机内阁书记官。　　　　
　　　　星野直树是作为战争嫌疑犯于1945年9月11日被逮捕的，起初他被关押在东京大森收容所。这里曾是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地方，现在也让他们品尝一下同样的滋味。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被告后，即把他关进了巢鸭监狱。　　　　
　　　　开庭那天，星野坐在被告的第二排。基南念《起诉书》的时候，他把双肘支在桌子上，“咯吱咯吱”地搔着秃脑袋，眼镜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长满浓密胡须的黑脸庞不停地晃动，显得异常焦躁不安。《起诉书》指控他犯有九项战争罪行，他拒不承认。他的辩护阶段开始后，他的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他的一个证人的口供书，口供书陈述道：“星野为满洲热情工作，他的这种态度使一些人指责他不顾日本的利益，过于满洲主义了。”　　　　
　　　　基南就此询问证人溥仪：“是这样的吗？”　　　　
　　　　溥仪回答：“当时星野忙于满洲工业和管制经济生活问题，这给‘满洲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怎样进行开发的？请说明一下是用什么方法开发的？”　　　　
　　　　“农业、商业、渔业、电力等等，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他们控制，不许一个中国人参加这些行业。他们特别重视矿山工业，我想，这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军事工业。”　　　　　
　　　　“为达到全面控制这个目的，日本人建立了多少大型专业公司？”　　　　　　　
　　　　“大约有64个。这些公司的投资额很大，有的达10亿元，换句话说，他们的计划是让中国人破产，让日本人在所有的地方扩大势力。”　　　　
　　　　这个“满洲国”的皇帝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实情。　　　　
　　　　星野直树一到东北，便策划成立了由日本人把持的“满洲国”中央银行，控制了金融大权。对能够左右东北国计民生的大型工厂、矿山和企业，均设法让日本公司霸占。在他的鼓动下，日本财阀纷纷到东北投资，大财阀鲇川义介把他的垄断企业全部搬到东北，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到1937年，像这样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在整个东北工业的投资总额中占了50％，基本上垄断、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工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成立之初的资本是四亿五千万日元，1940年猛增至二十四亿日元，鲸吞了中国人民无数的血汗和生命。　　　　
　　　　为了“以战养战”，星野推出了他的军火生产计划，吸引了数以千百计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建立起了为驻东北日军提供军需品的军事工业体系。1937年，他下令在今后的五年之间，要生产出五百万吨生铁、三百五十万吨钢、三千八百万吨煤，二百万吨原油和价值三亿日元的黄金，并生产出一批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快艇，以适应日本扩军备战的需要。　　　　
　　　　更为贪婪恶毒的是，星野直树竟公然违反日本也参加签署的国际《第三公约》，不择手段地强迫推行鸦片种植，贩卖烟毒，以榨干东北人民的血髓。在他的努力下，全“满洲国”设立了32个鸦片“专卖公署”，下辖“烟管所”1800多处，又辖沈阳小河沿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家专卖公司，充分供应鸦片成品。“专卖”的结果，使得吸毒成为官准的活动，吸毒的人数骤增。到1936年，南满种植罂粟的总面积达685000亩。据国联统计，“九·一八”事变前这里每120人中有一人吸毒，而此时这个比例以改写为40：1，吸毒人数由5万骤增到90万！“满洲国”城镇的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门前倚着诱人的招牌：“本馆上层已开，鸦片味美价廉，敬请顾客品尝”，“最佳波斯鸦片，经由专家制作，一角可买一钱，漂亮女佣侍奉”。就当美丽的罂粟花毒杀中国人的时候，哗哗的金钱流入了日本人的腰包。美国驻上海的财务官员在1936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到，“满洲国”的军事预算每年达两亿日元，而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盐和鸦片的专卖权。证人田中隆吉认可了这份报告的说法。他证实：“满洲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鸦片和麻醉品交易，离开这些，“满洲国”政府便难以维持。至伪满垮台止，共生产了三亿两鸦片！　　　　
　　　　这里要进一步指出，星野的烟毒远不是全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以毒养战”，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毒品交易迅速蔓延到华北、华中和华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断绝了同世界禁烟组织的关系，开始明火执仗地制毒贩毒。事隔一个月，日本内阁中一个叫“兴亚院”的机构出笼了，它的总裁是内阁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总裁，可见其权势之大。“兴亚院”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协调、计划长城以南的鸦片种植和生产，掌握和制定鸦片贩卖的方针。鸦片收入大部分归“兴亚院”入帐，用于支持中国的傀儡政权。由于毒品交易利润惊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你抢我夺扭在了一起。“兴亚院”出面调解，使两家签定了一个《关于鸦片输入地和划分鸦片贩卖区的协定》，明文规定由三菱办理对伪“满洲国”的鸦片供给，三井则办理华中、华南的鸦片供给，而华北则由两家分摊。两家财阀均有义务支持傀儡政权，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0％给它们输血。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毒烟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