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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幽灵-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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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律师一口一个“将军”地称呼着战犯，在一旁挖空心思地帮腔，竟然与战犯们如出一辙地说日本是为了“自卫自存”而战。为了诋毁检察方证人的证言，他们肆意侮辱对方的人格。辩护律师罗格这样斥问田中隆吉：“你患精神病了吗？”“如果你作出有利于检察方面的证言，你就会免予追究责任，检察官这样许诺过你，对吗？”有的律师甚至蔑视法庭，如史密斯与柯宁汉。在各国法官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先后被取消了辩护的资格。
这里不得不特别注意到，辩护方面的证人竟然有原参谋总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和其他美国高级将领。有的辩护证件竟来自美国国务院。
反证阶段一拖就是近一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的焦虑与猜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呼吁。盟军总部收到国民党政府转来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打给蒋介石的。
“查远东国际法庭成立已有两载，对于日本战犯还未有所处决。近且昌言和议，不复提议。及此一旦事过境迁，恐将成为悬案。回顾德国战犯早经分别惩处，两相比较，宽严迥异。日本侵略战争，吾国受害最烈，人民水深火热迄未解除，吾国追维以往，余悸犹存，更应据理力争，以杜乱源，唯图永久和平。爰经提交本会第六次大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一致通过纪录在卷，特电查核采择施行。”
美国给东京审判投下了阴影，蒋介石又何尝没给中国的审判敷衍乌云？张老先生的电报里，责怨之意是显见的。
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们一意孤行，后来把全部的在押战犯尽悉释放。
中国有两则民间传说：一个说的是有一位东郭先生，连踩死蚂蚁都不忍心，听了狼的乞怜，他把装入布袋中的狼放了出来。另一则是说一位渔夫，在打鱼的时候打上来一只很沉的瓶子，瓶塞打开后，随着一股黑烟钻出来一个魔鬼。当狼和魔鬼露出本相时，人们又设法将它们重新装回到了布袋和瓶子里。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当然不是心慈手软的东郭与渔夫。但从更大的范围看，或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又未尝不是与战犯联体欺骗了人民。所以，问题在于，一旦他们作祟的时候，怎样把他们装入布袋与瓶子里。
矛盾与复杂，是世界进程内部的规律和动力。人民懂得这一点。并且人民本身就是最高的法官，人民的理智和情绪判明正义与非正义，给法庭以根据、基础和力量，也给它以制约与压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宣判受到了世界舆论积极的肯定和欢迎。苏联《消息报》刊载的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京审判战犯的结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这次审判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两年半之久，法庭在开审的过程中，时常对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表露偏袒之情，后者利用法庭来宣传其嫉视人类的观点和挑衅的企图，但判决书还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存在许多缺点，判决书还是表达了万千人民的意愿。他们密切地注视着今后的审判，等待着公布严峻而公正的判决。—切真诚的和平与进步之友，一切有志于维护持久与巩固的和平之士，都热诚欢迎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东条英机等7名大战犯被绞死三天后的深夜，三文字正平、飞田美善和市川伊雄三个人身披黑斗篷，乘着夜色突破了美军的严密监视，秘密潜入久保山火葬场。他们钻进一个混凝土的洞穴，屏住呼吸，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散碎的骨灰收拢，装入黑色的提包里，又悄悄地溜出来，将骨灰临时藏进了兴禅寺。
原来，7名战犯被绞死后，盟军当日就把尸体拉到火葬场，准备火化后把骨灰扔进太平洋。没等完全火化，偷懒的美国士兵就叫来火葬场的场长飞田美善，命令他将尸骨完全化为灰烬。与此同时，东京法庭的律师三文字正平和林逸郎正在密谋把遗骨运出。
三文字得到飞田的情报，在飞田和邻近火葬场的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的协助下，把7个战犯的遗骨分别收拾妥当。正当焚香合掌做祷告时，美国士兵闻到了焚香的气味，一拥而入。他们慌忙中将遗骨像麻将牌一样混杂在一起，放入一只黑色的箱子里。美国士兵拿走了这只箱子。
但由于美国士兵的马虎和粗糙。他们把大约有一骨灰盒的中小骨、细骨和骨灰当作垃圾扔进了一个混凝土的洞穴。
三文字、飞田和市川把这些骨灰藏进了兴禅寺。但这里离火葬场太近，藏在这里是危险的。他们三人与战犯的遗属密商后，决定暂时将骨灰挪到位于热海的松井石根家中，然后伺机再移至伊豆鸣泽山的兴亚观音寺。
次年5月3日，三文字等来到松井石根建的兴亚观音寺，对伊丹夫妇说：“这是知己者的遗骨，希望能暂时秘藏在这里。在时机到来之前，绝对不能叫任何人知道。”
伊丹夫妇心领神会。他们瞒着自己的孩子们，于深夜在日莲宗塔后面挖了个深穴，藏好骨灰后又在上面栽了些杂草。后来又不断转移地方，时而放在观音后面，时而放进殿堂，都是深夜干的勾当。
10年之后，堂堂正正修起了“七士之碑”，前首相吉田茂题写了碑名。
第九章大汉奸全部落网
1945年的中秋之夜，上海杜美路70号门前的马路上沸沸扬扬，各种款式的轿车鱼贯而来。伪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长丁默邨等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手执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的请柬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花园洋房里灯火灿烂，弦声悠扬，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汉奸们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他们都在暗地里琢磨着心狠手毒的蒋介石。
50余桌佳肴甚为丰盛，高脚酒杯在灯光下熠熠闪烁。酒过三巡，黝黑马脸的戴笠站了起来，用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稍停，他乘着酒兴继续胡言乱语：“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汉奸们拍红了巴掌。妈拉个巴子，老子好久没那么痛快过了。就像卸了磨盘的驴，这几百名汉奸得意忘形起来，划拳行令，插科打诨，这位绕着手指唱段妓院里流行的小曲，那位把脚搭在凳子上用黑道上的行话找回感觉……这座中美所与军统局的联合办事处里迷迷蒸蒸，一派乌烟瘴气，像烹着一锅掺了烧酒的烂粥。
这次晚宴是戴笠的稳兵之计。
中秋聚宴后的第三天晚上，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了汉奸们的家中。汉奸们咽着唾液按约来到愚园路公馆。岂料这次是“鸿门宴”，公馆的门坎内侧就像有个陷阱，汉奸一进门脸色就变，进来一个变一个。先进来的缩着脖子站成一溜，与后进来的面面相觑，连抱拳施礼的资格都没有了。院里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戴笠黑着脸说：“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到检举。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准备把诸位送到监狱去。”是夜预捕的100多名汉奸无一漏网。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帮民族失败主义者，从重庆辗转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938年12月29日在香港发《艳电》，公开投向日本怀抱。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宣布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是日，汉奸集团头目宣誓就职，并发表宣言和政纲民族的败类和人渣一下涌了出来。他们给自己设计了一副嘴脸：一身黑绸短打唐装，白草帽，薄底唐装鞋，这是夏天打扮；冬天则是西衣绒短打唐装，毡帽，白袜绒面唐装薄底鞋；而且，外衣的钮扣不结，露着胸脯和腰间横别的盒子枪。这伙卖国求荣的走狗追随其新主子，进行卖国宣传，镇压抗日运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沦陷区的经济资源，割他老母身上的肉，放他老父身上的血。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以大小汉奸五花八门的头衔，利用汉奸维持各地“治安”，抵制共产党的军队接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共产党“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严办快办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实蒋介石恨不能扒了汉奸们的皮。娘希皮！这些徒子徒孙与老子反目，依仗新主子在大地方搭台子与老子唱对台戏，把老子挤在旮旯里受窝囊气。他何尝不想私仇公报，解却胸中块垒，又骗取民心捞些政治资本，何乐而不为？在美军的援助下，重庆的党政军官员及军队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杭州等主要城市及交通线，等到完成了对各地的收复和军事部署，无需汉奸维持了，蒋介石就开始对汉奸下手了。
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的老一套，借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举行盛大宴会，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大汉奸发出了“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晚上8时，正当50余名大汉奸开怀畅饮至极乐境界，戴笠宣布了逮捕令。王克敏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身体早被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一听到他的名字，当即瘫倒在沙发里。戴笠曾指示手下的杀手在煤渣胡同伏击过王克敏，但只打死了他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他本人侥幸只受了轻伤。戴笠望着这个险些死于自己枪下的大汉奸说：“你有病不必去监狱，可在家听候传唤。”其实，王克敏在投日前，曾以“兹事体大”致电请示蒋介石，宋子文受命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也就是说，王克敏当汉奸是蒋介石批准的。戴笠的关照对王克敏是一个刺激，他决定不买这个帐：“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被押不久便病死狱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汉奸首要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汪时璟、殷汝耕等尽数被捉，关进炮局监狱。
在此前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在广州被捕，旋即押往南京。伪内政部长梅思平、司法部长李圣吾、经理总监岑德广等在南京被捕。伪山东省长马良、杨毓珣，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琅等也分别被捕。
蒋介石搞不过日本人，整汉奸倒相当顺手。只是在汪伪二、三号巨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那里遇到点麻烦。
抓捕汉奸的行动即将开始时，重庆的《新民报》转发了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消息：“北平29日电，同盟通讯员发：据《光华日报》特派记者谈，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26日自杀，伤势严重，于29日不治而死。”但戴笠很快就侦知了实情，当即与日本方面交涉：“陈公博等数人似已逃往日本，是什么人帮助的？”
原来，今井武夫在芷江洽降结束回南京后，就告诉陈公博，关于伪政府要员的处置问题，未能得到“予以宽大处理的确实诺言”。陈公博遂决定亡命日本避风。
在冈村宁次的精心安排下，陈公博于3月25日乘一架破旧的MC运输机出逃。同机出逃的还有其妻李励庄、女秘书莫国康、伪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何炳贤、安徽省长林柏生、实业部长陈君慧、行政院秘书长周隆痒，及日军顾问小川哲雄中尉，共8人。
接近下午一时，飞机在日本本州鸟取县西郊的米子机场着陆。机场上满是弹坑和被炸毁的飞机残骸，四周是烈日下炽热的沙滩，寂静无人。小川费了半天劲找到一辆破卡车，把陈公博一行送到米子市政府。他们在那里用手抓着饭团和萝卜咸菜填塞了饥肠。当晚，他们就睡在草席上。为了掩人耳目，陈公博等人改穿日本军服，伪装成复员军人；李励庄和莫国康换上日本妇女干活时穿的裙裤。一副丧家之犬的样子。
几日后，陈公博等人被日本政府接到京都，先住在洛西花园柴田一雄的别墅，因美军第六军随后进驻京都，此地无法藏匿，遂移居到京都附近比较幽静的金阁寺。
9月9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正式提交了《备忘录》，戳穿陈公博假自杀的烟幕，要求日本政府速将陈公博等逮捕归案。20日，何应钦再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的《备忘录》。重压之下，日本外务省派管理局第二部长大野前往京都。大野吞吞吐吐地对陈公博说：重庆方面频施压力，日本政府作了最大的努力，并非不讲信义；你回国不能说是日本政府的意思，而要由你自己作出如此表示。
陈公博让人往嘴里塞进去个苍蝇，还被逼着说是自己要吃的。落到了这般田地，还有什么说话的心思。他吊丧着脸摇摇头。
离开日本的前一天，近卫文麿以给陈公博死去的母亲办理“七七”佛事为由，到京都与之会面。两个同病相怜的大人物交谈了一个小时，悲凉的气氛中包裹着泪水和叹息。
10月2日，李励庄留在了金阁寺，其他6人被送往米子机场。在国民党政府派遣的C一47号运输机机舱门口，中国宪兵手持名册，点到名的人即被戴上手铐。陈公博愤怒地摇拽着手铐大喊：“我不是罪犯！”只感到屁股底下有一双手使劲一掀，他就一头撞进了机舱。
在飞往南京的途中，陈公博口占七律一首：
烽火纵横遍隐忧，
抽刀空欲断江流。
东南天幸山河在，
一笑飞回作楚囚。
陈公博把自己标榜成保护东南地区的“英雄”，但空话永远追不上以往的所作所为。飞机降落后，他们即被送往城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被移至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从此开始了“楚囚”生活。
蒋介石遇到的另一个麻烦事是对周佛海的处置。
周佛海在为日本人效力的后期，也为蒋介石卖过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亚美许多国家纷纷对日宣战，日本陷入孤立，渐显颓势。周佛海嗅到了形势的气味，为了自己的后路，背着汪精卫，开始向重庆“请求自首，以便自赎”。周佛海派他帮戴笠安插在伪政府中的军统特务程克祥，秘密潜赴重庆，向戴笠陈情。戴笠密报蒋介石，蒋正想利用周佛海的伪军，允准。戴笠加一手，把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从湖南接到贵州息烽县作人质。戴笠通过其岳父写信给周佛海，转达他母亲的话：吾儿不必当孝子，但要作“忠臣”。自此，周佛海便与戴笠称兄道弟地。鱼雁互通起来。
周佛海开始了“效忠中央”的活动。他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不断向重庆输送重要情报。诸如他以访伪“满洲国”特使的身分，刺探了伪满各方面的情况；随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获得了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物资供应以及对付美国进攻的作战计划等情报；1944年日军进攻贵州的军事部署，等等，都是周佛海“自赎”的银角子。此外，周佛海还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谋杀既无用又会惹事的“赘疣”。保释如蒋伯诚，此人曾任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潜伏在租界领导上海统一委员会，指挥潜伏人员开展“地下工作”；谋杀如李士群。
李士群原是中统的小特务，月薪80元。投靠汉奸集团后，凭着“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能耐，地位直线上升，1943年已身兼汪伪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长等要职，变成了出将入相的大官。小人得志，气焰熏天，每来往宁沪都要清戒车站，还要列队掌号，劈刀相迎。多数汉奸头目投身敌营后，为留后路，偷偷与军统建立关系，李士群也不例外。但李士群原系中统，与军统关系本不深，权势膨胀后，对重庆的命令更是阳奉阴违。蒋介石与戴笠认为李士群必会成为一只咬主人的狗，遂密令周佛海除掉这个隐患。由于李士群在上海搞绑票杀害资本家、持枪冲击交易市场、并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日本人也有心干掉他。
周佛海正好两头吃糖。他花了一千多万“中储券”巨款，买通日军特高课课长冈村中佐，让他出面借调解李士群与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之间的矛盾为由，将二人请到外白渡桥的百老汇大楼叙谈。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带着重庆送来的烈性毒药下厨“备菜”。冈村亲捧牛排殷勤相劝，全由不得李士群了。36小时后毒性发作，李士群大汗淋漓，瞳孔放大，拔出手枪抵住自己的前额，被他老婆夺下。这个杀人成性的家伙悲声说：“我当了一辈子特工，想不到落在了人家的陷阱里。”一年多前，李士群曾在米汤中下毒，整死了他的汉奸打手吴四宝。这是汉奸下场的规律之一种。
怎样处置周佛海，叫蒋介石左右为难。从轻民心不饶，从重今后还有谁会倾力替他卖命？戴笠献上一策：不如先将其软禁起来，随气候冷暖，自有进退之路。允准。周佛海接受戴笠的“劝告”，电呈蒋介石，辞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的职务，把警察、军队之权及中央储备银行的家当尽数交给了戴笠，偕伪上海市公安局长罗君强、浙江省长丁默邨、周的内弟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长马骥良，由戴笠陪同飞往重庆，被幽禁于嘉陵江畔的“白公馆”。“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涧、瀑布、石崖、小径，秀丽清悠得天然之趣，周佛海等人串门、打牌、读报，倒也贻然自乐。后来听说此处死过不少人，加上日坐愁城心情烦躁，周佛海经要求，又被移居到梅乐斯、贝乐利住的寓所。这里同样是优裕宜人。
周佛海等人被送往重庆保护起来后，全国上下要求惩治这个大汉奸的舆论越来越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假手打戴笠。1946年3月，戴笠于南京戴山机毁丧命。周佛海悲叹：“雨农死，我亦亡。”是年9月，周佛海等人被解往南京，关进了老虎桥监狱。
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名，其中移交各地高等法院审理者4292人，交司法机关审理者334人；查封逆产1456户。
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6年底为告发汉奸截止日期。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1948年1月5日宣布：据各省市已报汉奸案件经检查办结案内，起诉的为30828人，免予起诉的为20718人，其他的为13323人。审判办结的25155案内，科刑的为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傅式说等50余人被判死刑；陈璧君、陈则民、钱谦、周贯虹等近百人被判无期徒刑。周佛海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介石赦免，改判无期徒刑；丁默邨被处死；罗君强也被判无期徒刑。
头号巨奸汪精卫已死，对他恨之入骨的蒋介石亦不肯放过，要炸坟焚尸。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过后，中央委员们到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晨光通讯社记者、爱国志士孙凤鸣突然闪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发三枪。汪精卫中弹倒地。未参加摄影的蒋介石赶来，屈着一条腿，抓住汪精卫的右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汪、蒋为争权夺利素有倾轧，汪认为是蒋介石下的毒手，他喘着粗气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汪精卫经过救治幸免于死。
1938年至1940年，戴笠五次遣杀手行刺汪精卫，从河内杀到南京均未成功，反折了几员大将。但1935年留在体内的子弹时刻困挠着汪精卫。后来他到日本取出子弹，但病情急剧恶化，于1944年11月死在日本，尸体运回南京，葬于梅花山。
1946年1月21日，按蒋介石的授意，工兵部队用150公斤烈性炸药炸毁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汪坟。棺内，汪精卫的尸体着伪政府文官礼服——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略显褐色的面部呈现出一些黑斑点。别无葬物，只是在汪的马褂口袋里有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陈璧君。尸体与棺木一并被秘密拉到清凉山火葬场焚化，灰土未存。
应了汪精卫的谶诗：“劫石残灰，战后弃骨。”
第九章赴死榜上谁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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