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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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长春后，他把担任伪满高级官员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统统召集起来，信誓旦旦地在厥词：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如果说1932年签定《日满议定书》是迫于压力，这时候却已经心甘情愿地做傀儡了。日本人在东北进行屠杀、掠夺、贩毒、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阴谋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切罪行，都与溥仪集团这个帮凶有着密切的联系。检察人员根据残余的伪满档案材料统计，由伪满军队直接杀害的抗日军民就有六万多人。　　　　
　　　　东北人民的控诉和仇恨从四面八方而来，像烈火，像洪水，像酷寒或炎热的气候。溥仪的旧臣甚至侄子、妹夫也加入了进去。老万在检举材料里写道：“晚上我入宫见溥仪，他向我出示一张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小瑞写道：“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曾有一个孤儿被打死。”大李写道：“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要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或动作稍慢一点，他就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溥仪看到了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似乎变得勇敢了一些。他在最后一份检举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超越恐惧的心中充满了懊悔和悲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而孙明斋所长却对他说：“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法国记者斯梯林·温德尔这样描述了这位傀儡皇帝的前半生：　　　　　
　　　　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旧损的黑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他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推下了皇帝宝座。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第十章战犯在镜子面前的表达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南满抗日义勇军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义勇军转移后，日军包围了村镇。兽兵端着刺刀，“呀呀”地嚎叫着，挨门挨户地把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地赶到村外的山坡上。全村的三千人聚齐了，汽车上的兽兵揭去了蒙着六挺机枪的黑布。霎那间由人头组成的黑土地低下去一大截，血雾升腾，蒙住了灰色的天空。　　　　
　　　　兽兵们扑了上去，粗重的皮鞋下溅起血水。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划破了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小小的大刀匪！死啦死啦的！”接着，兽兵将六七百栋房子泼上汽油全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在四周拉上了刺网。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何时能报！　　　　
　　　　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个名叫方素荣的7岁小女孩。1956年3月末的一天，原野上厚厚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渐渐融化，营造出白蒙蒙的暖意。汽车在雪野上疾驰，车厢里传出伴着手风琴和口琴的歌声。歌声渐渐变得低抑，后来就消失了。　　　　
　　　　汽车在矿山的一座托儿所门前停住。车门打开，日本战犯垂着脑袋走下车来。　　　　
　　　　战犯们正在大接待室里喝茶休息，崔仁杰中尉拿着纸和铅笔，陪同一位面庞黝黑的小个子妇女走进来。崔中尉说：“她是这座托儿所的所长，叫方素荣。下面请她以亲身的经历控拆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战犯们的脸上闪烁着惊慌，他们大多知道平顶山大屠杀。　　　　　
　　　　方素荣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而又异常生动。她静静地走上讲台，开始讲述日军屠戮平顶山的经过。　　　　
　　　　“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方素荣一字一泪清晰地说，“鬼子端着刺刀闯进我家，父亲跳出窗口，没跑几步就被打死了。走出家门，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和弟弟，妈妈抱着我还不会说话的小弟。鬼子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高粱秆风车塞到我手里，说别问了，别问了……”　　　　
　　　　枪弹像雨点一样扫来，背朝机枪的母亲和她怀抱的婴儿被打穿，倒了下去。拉着孙女的爷爷刚回过头去，也咚地一声倒在地上。爷爷的腹部中弹，他挣扎着爬到方素荣身边，把她压在自己身下。热乎乎的鲜血流到她的脸上和手上。子弹穿透爷爷的尸体，在她的身上打伤了7处。巨大的恐怖使幼小的心灵忍住疼痛，装成死人。　　　　
　　　　枪声沉寂，响起了痛苦的呻吟声。刺刀一个挨一个地戳，一息尚存的生命发出最后的惨叫。弟弟抱着爷爷的腿，“哇”地哭出声来。跑过来的兽兵用刺刀一下戳进了弟弟的脑袋，从她的面前扔出好远。　　　　
　　　　说到这里，方素荣哽泣不止，拿出手帕捂住眼睛。　　　　
　　　　“从弟弟的头上喷出鲜红的血和豆腐脑似的血色浆汁。这情景老是晃动在我眼前。”　　　　
　　　　兽兵走了，夜幕紧跟着降临了。万簌俱寂中，偶然响起一两声轻弱而凄厉的呻吟和呼唤。方素荣苏醒过来，在爷爷冰冷沉重的胸膛下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她从爷爷的身子下爬出来，踏上一条荒僻小道，带着浑身血块和伤痛，大声哭着下了山。她被一位不相识的赶车大叔藏在干草下带回家。为了避免鬼子的追究，大叔白天把她藏到高梁地里，晚上再接回家。　　　　
　　　　方素荣就这样在高粱地和黑夜里苦度了三年！　　　　
　　　　“我为什么会遭到这个灾祸呢？我爷爷和妈妈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我父亲每天都在矿上做工。你们说我三岁的弟弟和刚刚生下的小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这样残杀他们呀？”　　　　
　　　　方素荣泣不成声。战犯们也都低着头哭出了声。　　　　
　　　　“今天看到你们这些罪犯，恨不能一口把你们咬死！日本投降时，我大声哭喊，要把日本鬼子全都杀掉，为爷爷和妈妈报仇雪恨。”她扫了一眼战犯听众，这时已冷静些了，“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告诉我说，日本兵是罪人，同时又是受害者，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侵略战争，我们必须同日本人民团结起来。我相信党的话是正确的，为此，我可以永远不计我个人的冤仇。”　　　　
　　　　一个普通的青年女性，以巨大的气度表示出宽恕！　　　　
　　　　大村忍、小野寺广原、上坪铁一……日本战犯齐刷刷地跪倒在讲台前，双手撑地，痛哭流涕地深表谢罪。他们的灵魂受到了双重的惩罚。　　　　
　　　　为了促进悔罪，加速改造，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6年2月至8月，管理所组织战犯走出监狱，到社会的大课堂去接受教育。这个穿着一色的蓝制服的庞大队伍，从抚顺开始，经历了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武汉、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等11个城市、99个单位。每到一处，他们都受到深深的震动，留下悔罪的眼泪。　　　　
　　　　在长春，战犯们参观了日军细菌武器工厂的残迹，又参观了在它的废墟上建起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细菌战犯榊原秀夫现场述说用炼人炉杀害我无辜同胞的惨景，战犯们列队炉前，摘下帽子，落泪默祷。离开武汉时，曾占据湖北的39师团全体战犯联名向省市人民委员会写了悔罪信；曾在山东犯下罪行的59师团战犯路过济南时，也向全省城乡人民写下了请罪书。到了杭州，参观了在日军杀人场上建起的麻纺厂，战犯们纷纷忏悔，有14名战犯当场要求处死他们；来到浙江旅馆，他们站在被褥前流着眼泪，迟迟不肯上床，“过去用血蹄践踏了中国洁白的土地，今天不忍再用血体玷污洁白的行李。”在哈尔滨住进一座设有放映大厅的俄式大饭店，丰盛的午餐席上竟有名贵的松花江鲈鱼，因为这是当年诱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地点，许多战犯望着鲈鱼暗然泪下。他们走一路哭一路，面对大地哭，捧着黄土哭，望着河水哭。他们相信那里面有受难者的冤屈，他们哭，忏悔，谢罪！他们生命中的盐被大量开采出来。　　　　
　　　　在各地参观的过程中，战犯们亲身体验到千疮百孔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当年日本人将鞍山的“昭和制钢所”移交给国民党军队时，轻蔑地说了一句：“留给你们中国人种高粱去吧”。差点就言中了，国民党军队盗卖机器、拆毁厂房，一片蒿草丛生的荒凉景象。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浑身散发着工业气息的钢铁巨人。生产全部恢复，还新建了无缝钢管厂、薄板厂、大型洗煤厂，年产量达到解放前31年的总产量。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局长古海忠之咋舌感叹：“惊人！惊人！”这位经济侵略专家信服地连称：“惊人！”　　　　
　　　　机床厂，棉纺厂，电气仪器厂，汽车制造厂……巨大的惊叹号打满了他们的脑门。　　　　
　　　　战犯们感叹着，对比着，思索着。清新而自信的工人新村，使他们联想起伪满工人的臭油房和贫民窟；文明整洁的市容，使他们联想起旧城市游荡着妓女、阿飞和乞丐的阴暗街道；焕发着健康的精神的文化宫和游艺场，使他们想起乌烟瘴气的赌场、夜总会和鸦片馆；宁静而充满阳光的养老院，使他们回忆起沿街乞讨、冻死路旁的日本孤苦老人；参观妇女（妓女）劳动教养院，日本的“胖胖女郎”和混血儿就浮现在眼前；托儿所红润活泼的孩子，与旧时代卖儿卖女的广告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深幽浊暗的矿井下，矿工在过去是“四块石头夹住的一块肉”。而今，清新的气流迎面而来，矿工的眼前亮堂了。　　　　
　　　　战犯们感受到了矿工眼里的光线。　　　　
　　　　这支穿着蓝制服、异常安静的队伍，每到一处参观，除接待人员陪同外，无人受到惊动。只有一次例外。当战犯乘坐着30余辆大客车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大门前已是人头攒动，其中还有一些穿着时装或古装的化了妆的演员。战犯们先是有些诧忌，但很快就搞清了，人们是抱着好奇的心理，来观赏溥仪的。聚在溥仪身边的伪满战犯的心态也颇具戏剧性，他们发现人们是在看溥仪，便迅速地闪出一片空隙，以扩大众人视野。戴金丝边眼镜的溥仪则自动走出队列，或左或右地转着身子，以满足观者的鉴赏。日本战犯与中国人形貌相似，衣着相同，又不说话，所以即使是这次也没有人察觉他们是日本人。　　　　
　　　　在几年的改造过程中，战犯们人性泯灭冰冷僵死的心又渐渐变成了一块肉、一块搏动着的肉。灵魂的痛疼使他们克制不住自己。他们需要表达。　　　　
　　　　罪行回忆录这样抽象的文字，已不足以表达血肉之躯的冲动和感情了。于是他们采用艺术的方式，写纪实小说和话剧，这样的作品共写了222件。另外还有诗歌、散文等100余件。　　　　
　　　　剧本大部分是根据日文报刊上的材料创作的。《火》、《内滩村》、《原爆之子》、《民族之歌》、《反战和平》等十几出话剧和歌舞被他们自己搬上舞台。　　　　
　　　　歌舞剧《原爆之子》拉开了幕布：　　　　
　　　　巨大的火球。花岗岩在熔化。可怕的冲击波掠过。这一切过去了。城市的废墟间躺满了半裸的尸体，冒着浓烟。未死的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他们张开双臂，臂下垂挂着脱落下来的长长的皮肤。一匹马孤零零地站在路上，它呈紫红色，它的皮被烧掉了，它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一个惊恐万状的村民跑过来，他们向他伸出手要水喝。他看到他们的皮肤像面条似地挂在脸上、膀臂上。他把一块小小的西瓜皮敷在一个小小的伤口上，他救不活这座城市，甚至止不住这个小小的伤口。黑暗降临了，夜空的星星亮得出奇。一个年轻人伸着手要水喝，他朦胧的知觉在呼唤：“爸爸，爸爸……”　　　　
　　　　他轻轻地死去。　　　　
　　　　这就是战争恶魔的本相！　　　　
　　　　短暂的寂静被狂乱的声波炸得粉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台上台下的呼喊声被泪水打湿了，沉重而有力。　　　　
　　　　藤田茂老泪纵横，他把脸捂在血腥未消的两只手中，变了调的呜咽仿佛从地底下挤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疯狂侵略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带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灾难！”　　　　
　　　　下一场该轮到活报剧《侵略者的失败》了。活报剧取材于英国侵略埃及失败后，发生在英国议会中的一场辩论。溥仪兴奋极了。着意修饰了一番：内穿箭牌白府绸衬衣，外套是在东京法庭上穿过的藏青色西服，脚上是一双英国惠罗公司产的皮鞋。他上场扮演一位英国左派工党议员。　　　　
　　　　“英国人”的辩论开始了。老润扮外交大臣劳埃德，他有一只硕大的鼻子，加上恼恨、忧惧、矜持而又无可奈何的表情，活活是个失败的外交大臣。工党左派议员共有十几人，占据着舞台的正面，保守党议席则在舞台的侧面，而且人数也少，显得灰溜溜的。戏演了十多分钟，溥仪在用心等着说他的那段台词，神情木讷地坐在那里等。坐在他身边的老元悄悄地提醒他：“你别老那么愣着，来点动作！”溥仪赶紧欠欠身子，就势一抬头，感到台下观众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心里一打滑，便五迷六道地慌乱起来。正晕乎着，老元碰了他一下：“你说呀。该你说几句驳劳埃德了！”溥仪非常突然地噌一下站起来，面对信口开河的劳埃德，一时竟忘了台词。情急生智，只见他用英语大声喊道：“NO！NO！NO！……”劳埃德的话被打断了，两眼直溜溜地看着溥仪。溥仪想起了下面的台词：“劳埃德先生，请你不要再诡辩了，”溥仪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劳埃德，“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台上的左派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呐喊：“滚下去！滚下去！”象征着战争的外交大臣连滚带爬地跑下了舞台。　　　　　
　　　　


第十章　阳光下的审判（1）

　　　　沈阳。不是25年前那个黑夜里的沈阳，而是在冉冉上升的阳光照耀下的沈阳。　　　　
　　　　1956年6月9日上午8时30分，在东北科学院的宽敞明亮的礼堂里，随着一声“起立”的号令，审判长袁光将军身穿笔挺的军装，正义凛然地走进审判大厅。他踏着厚厚的地毯，登上审判台，在蒙以金丝绒的高背椅上落座。他身后雪白的墙壁正中，高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审判台下正中是用栏杆分成4个小隔断的被告席。周围的旁听席上坐满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沈阳各界人民群众的代表、新闻记者，还有专程赶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代表。　　　　
　　　　曾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搏杀的袁光将军，此时胸中交织着风雷与潮汐。他收紧下颏，挺直腰脊，克制住自己。一副眼镜的后面仍燃烧着怒火。他又稳定了一下情绪。　　　　
　　　　整个大厅里寂静无声。整个世界似乎也是。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这饱含着痛苦、欢欣、羞辱和自信的声音，这饱含着中国历史的声音，仿佛来自深深的地下，又仿佛来自高阔的天庭；从前与未来，仿佛在这一刻聚合了。屏息凝神的大厅为之动容——也许还有我们这个世界。　　　　
　　　　孟冬的北京，天寒地冻。香山卧佛寺的一座别墅里却热气蒸腾。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的人员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的率领下，正紧张地研究法律、起草文件、查阅卷宗、熟悉案情，进行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她要在她自己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她刚刚动笔，才饱蘸过几笔春华秋实，她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画，包括还没来得及颁布一套较完整的法律。肩头的担子是繁重的。大家不分昼夜地苦钻攻关，并特地请曾担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等人作顾问，研究起草一个既合乎中国国情、又有国际惯例根据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稿的文字渐渐被删改得所剩无几。　　　　
　　　　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周总理几次听取汇报，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一位负责同志曾提出，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务，同时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建议在文件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赔款的条款。总理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周总理的深刻与远大后来为历史所证实。董必武和彭真曾多次对准备工作进行直接指导，强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廖承志是“日本通”，曾两次到卧佛寺给全体人员作报告，详细介绍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帮助大家理解审判的意义和背景。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专门列项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对战犯的处理提出了6项原则及其它有关规定，为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此前一年的9月，侦查工作业已完成。经证实，这批战犯犯有侵夺我国主权，策划、推行侵略政策，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屠杀、抓捕、奴役和毒化我国人民，强奸妇女，大量掠夺我国的物资财富，毁灭城镇乡村，驱逐和平居民等罪行。仅以主要罪行的统计，在他们的主谋或参与下，烧毁和破坏房屋七万八千多处又四万多间；掠夺粮食三千七百多万吨，煤炭二亿二千二百万吨，钢铁等金属三千多万吨；杀害和平居民及被俘人员八十五万七千多人，制造了潘家戴庄、北疃、巴木东、三肇等30余起重大惨案。这批战犯杀害被俘人员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住冈义一曾在太原赛马场两次把被俘的340余名中国人当作训练新兵的活靶，被一刀一刀活活扎死。有的战犯杀死中国人，取出人肝和人脑吃掉。　　　　
　　　　每一个战犯的手上都残留着杀人的快感和余悸。　　　　
　　　　白兰花开的时候，审判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铃木启久、藤田茂、长岛勤、鹈野晋太郎、上坂胜、船木健次郎、佐佐真之助、榊原秀夫等8名战犯，在乱刀子般的目光戳杀下，战战兢兢地走上被告席。　　　　
　　　　袁审判长以平静的语调通知被告：“你们在庭审过程中，有权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当时虽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组织法，给予了被告人充分的法律权利。于开庭前5日，便将《起诉书》副本及日文译本送达被告人，辩护律师也同他们见了面。律师、翻译都是一流的。　　　　
　　　　国家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8名战犯在中国犯下的坚决执行侵略战争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的罪行。　　　　
　　　　下午进行罪行调查，第一个被讯问的是藤田茂。　　　　
　　　　藤田茂在任师团长期间，训示部下用活人作靶进行“试胆教练”，下令“俘虏杀掉算入战果”，强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等等，犯下多种罪行。当指控他在山西安邑县的上段村杀害100余名无辜村民的罪状时，法庭传召幸存者张葡萄出庭作证。张葡萄又像落回到那口井里，她的身边躺着她公公、婆婆、丈夫和年仅4岁的女儿的尸体。她也被打伤。她一手捂着永难愈合的伤口，一手伸向眼前的战犯，这只手痛苦地抓挠着，它抓疼了大厅里所有人的心。白发苍苍的老人啊，你的痛苦就是整个中国大地的痛苦。中国的天空颤栗着，这个夏季的大雨为你而下！　　　　
　　　　20年后，藤田茂回忆起这一幕时说：“满含愤怒对我的罪行进行控诉的张葡萄，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她的姿态我今生到死也忘不了。这位老婆婆的一家大小全部被日军杀光，她自己躲在井里才得以幸免。她含泪控诉时的悲伤、憎恨、痛苦，一齐在脸上表露无遗。在愤怒到极点时，要奔过桌子这一边来抓我，她内心的愤恨是多么深刻啊！我终于认为我是侵略者。”所以，当时他深深地低下了头颅。　　　　
　　　　在8名战犯中，罪恶最严重的要算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了。他曾指挥制造了6起大惨案，其中的潘家戴庄大惨案，杀死1200余村民，内有63名孕妇，19名正在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