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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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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有一条由北向南的泗水。相传刘邦年轻的时候就住在河的西边,那时樊哙就在此设摊卖狗肉,刘邦经常吃樊哙的狗肉不给钱,说是赊账,实际就是变相白吃。樊哙的营生本小利短,日子长了自然吃不消,不赊又拉不下面子,只好悄悄地由河西搬到河东去卖。
一连三天刘邦吃不到狗肉,一打听才知道樊哙到了河的对面。那时的泗水很宽,平时就有一条木船,人多船小,刘邦没钱上不了船,急得口水直流,正好看到一只老鳖游来,就不顾穷命跳上鳖背到河的对面。
这时樊哙正在集上卖狗肉,刘邦问樊哙,生意怎样,樊哙讲,三天没有发市了,狗肉存了一挑。刘邦见了就吃,说来也怪,刘邦一吃,旁边的人都围上来,你争我抢的,没有一会儿樊哙就把三天的狗肉卖光了。打那以后,每次赶集,刘邦就让老鳖驮他过河,到樊哙的狗肉摊去白吃狗肉。
樊哙气得要命:躲到河东了还没躲过刘邦,怪来怪去就怪那个老鳖驮刘邦过河。于是他就悄悄地把那老鳖杀了,放到锅里和狗肉一起煮了。刘邦一吃感到比以前好吃,一问才知樊哙把老鳖杀了,心里很不高兴,但也不好明说。
等到刘邦当上泗水的亭长,想起当初樊哙杀老鳖不让他吃狗肉太不够朋友,就借口樊哙脾气暴躁,身上带刀不安全,派人把他的刀没收了。樊哙没有了刀就只好把狗肉煮得更烂,用手撕着卖。谁知这撕的狗肉比刀切的味道更好、更美,生意反倒更兴隆了。
后来刘邦当了皇帝,樊哙也被封为舞阳侯,这沛县的狗肉便走向了全国。传说,至今沛县卖的狗肉,还是当初樊哙煮鳖汤时的老卤汤哪!
在亭长任上,刘邦新结识了不少兄弟,夏侯婴就是其中一个。夏侯婴与刘邦两人是同乡,刘邦在泗水当着亭长,夏侯婴为沛县的厩司御,也就是沛县政府马车队的车夫,经常驾驶马车接送使者客人,传递文书邮件经过泗水亭。往来多了,夏侯婴颇感与刘邦意气相投,每当送完客人经过泗水亭,总是停车下马,与刘邦欢谈长语,忘了时间。夏侯婴后来也上进,通过了县吏的任用选拔,正式做了县政府的小吏,与刘邦的关系更加亲密。
有一次,刘邦与夏侯婴对剑游戏,不慎失手伤了夏侯婴,被人告发了。按照秦王朝的法律,身为官吏伤人,要严厉追究刑事责任,加重定罪。为了避免重罪,刘邦否认自己伤害了夏侯婴,夏侯婴也作伪证说不是刘邦弄伤的。
此事涉嫌官吏相互包庇罪。或许是为了树立办案典型,上头对此事十分重视,深究严查。夏侯婴为此入狱将近一年,被拷问鞭笞达数百次,始终咬紧牙关,拒不供认。由于没有证据口供,夏侯婴最终被释放,刘邦也逃脱了追究定罪。从此以后,二人成为生死之交。
刘邦起兵的时候,夏侯婴以沛县令史随同起兵,一直跟随在刘邦左右,长年为刘邦驾驭马车。在一次战斗中,刘邦战败,被项羽军紧追不舍。看着情势紧急,刘邦几次将自己的儿女(后来的惠帝和鲁元公主)推下车,但每次都被夏侯婴抱起。夏侯婴说:“情况再怎么紧急,亲生骨肉也不能抛弃啊?”刘邦大怒,有好几次都想杀了夏侯婴,还好最后还是没有杀他。也亏得刘邦没有杀夏侯婴,使得他后来也立下赫赫战功,封昭平侯。刘邦感激夏侯婴救下自己的子女,专门把宫殿北门的第一座府邸赐于夏侯婴,说:“你要离我近点儿!”以示尊宠。
汉帝国建立以后,夏侯婴做了汉帝国的交通部部长——太仆,位于中央大臣之列。不过,他仍然喜欢亲自为皇帝刘邦驾驭马车,一如从前,倍感亲切荣耀。
刘邦还有一个朋友,叫曹参。曹参也是沛人,曾经做过狱掾,是管理刑狱的下级官吏,与萧何、刘邦的关系都不错。这帮人都在县里当官吏,关系又铁,仗着有点权在当地也算一霸。史书上说他们“居县为豪吏矣”,大概就是这意思。
举事以后,曹参得到刘邦的重用。他攻城略地,斩将搴旗,大家都认为他功劳最大,应当是首功之臣,最后由于刘邦的干涉,才屈居萧何之后。萧曹的关系本来不错,为此事两人心里还有点疙瘩。
萧何死时,曹参在外地,为齐相,听到噩耗,便催促家人赶快准备行装,说“我得过去当宰相了”。果然,萧何临死前向朝廷推荐自己的接班人,就只有曹参一人。曹参当了相国,一切都依照萧何在时的制度办。
刚即位的汉惠帝看到曹丞相一天到晚都请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不用心为他治理国家似的。惠帝感到很纳闷儿,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以为是曹相国嫌他太年轻了,看不起他,所以就不愿意尽心尽力来辅佐他。惠帝左思右想总感到心里没底,有些着急。
有一天,惠帝就对在朝廷担任中大夫的曹窑(曹参的儿子)说:“你休假回家时,碰到机会就顺便试着问问你父亲,你就说:‘高祖刚死不久,现在的皇上又年轻,还没有治理朝政的经验,正要丞相多加辅佐,共同来把国事处理好。可是现在您身为丞相,却整天与人喝酒闲聊,一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政务,二不过问朝廷大事,要是这样长此下去,您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和安抚百姓呢?’你问完后,看你父亲怎么回答,回来后你告诉我一声。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让你去问他的。”
曹窑接受了皇帝的旨意,休假日回家,找了个机会,一边侍候他父亲,一边按照汉惠帝的旨意跟他父亲闲谈,并规劝了曹参一番。曹参听了他儿子的话后,大发脾气,大骂曹窑说:“你小子懂什么朝政,这些事是该你说的呢,还是该你管的呢?你还不赶快给我回宫去侍候皇上!”一边骂一边拿起板子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
曹窑遭了父亲的打骂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宫中,并向汉惠帝大诉委屈。惠帝听了之后就更加感到莫名其妙了,不知道曹参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
第二天下了朝,汉惠帝把曹参留下,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要责打曹窑呢?他说的那些话是我的意思,也是我让他去规劝你的。”曹参听了惠帝的话后,立即摘帽,跪在地上不断叩头谢罪。
汉惠帝叫他起来后,又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
曹参想了一下,就大胆地回答惠帝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惠帝立即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
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
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
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是继承守业,而不是在创业,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就更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
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他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
《汉书》在写到萧何、曹参的故事时,班固这样感叹道,萧何和曹参,二人都不过是秦朝的小小刀笔吏罢了,在当时都是碌碌无为的,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后来跟随刘邦,才建立了不朽功勋。谁能看出,两个小小的地方干部,竟有这等见识和本事!在旁人看来,刘邦虽然一副无赖相,却于众生中识得萧何、曹参,并且大胆使用,真是不简单。
刘邦识人用人的过人之处还不仅仅在此。且不说他对张良、韩信、陈平等人的重用,他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看似上不得台面的常人、庸人、小人、闲人的同乡朋友的使用,就常出人意料,又尽得其宜。他得天下,难道仅仅是天意?
周勃的祖先原是河南卷县人,后来迁到了沛县。他原来靠编织养蚕的器具为生,还经常给办丧事的人家做吹鼓手,也参加过军队,做拉强弓的武士。刘邦起兵反秦时,他就跟随着南征北战,建汉后,又参与平定诸王的叛乱,最后封为绛侯。他先后俘虏相国一人,丞相两人,将军、郡守各三人,独自击破敌军两支,攻下城池三座,平定五个郡,七十九个县,可谓战功赫赫。
《汉书》说周勃还是百姓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很朴实,甚至都有点木讷的人,谁能看出他是国之重臣呢?但刘邦可能正是看中周勃为人朴实忠厚、刚直无私这一点,对他很信任,认为国事可以放心地委托他去办,并预言“安刘氏者必勃也”。后来的事实也正印证了刘邦的预言,所以说刘邦真知人也!不过周勃一点也不喜爱文学,对儒生也不讲什么礼节,每次找儒生说客来谈事,总是朝他们大声喊:“有什么话就直说!”
周勃后来病死,谥号为武侯。一年后,文帝又封他的儿子周亚夫为条侯,以示继承周勃的爵位。周勃之子周亚夫也是一位威震三军的名领,历史上有名的“细柳慰军”,就是赞扬他治军严明,连皇帝慰问时也不让随便进军营。所以文帝临终时告诫太子刘启,如有紧急之事,可以让周亚夫领兵出征。这可谓子继父志、两代忠臣。
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有深交的另一位兄弟是任敖。任敖也是沛县人,年轻时在沛县监狱做小吏。任敖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二世初年,刘邦弃职亡命,受到官府的追究,夫人吕雉被牵连逮捕,在狱中受到不善待遇,任敖大怒,出手击伤主持吕雉狱事的官吏,保护大哥的夫人少吃苦头。任敖后来也随刘邦起兵,爵封广阿侯,官拜上党郡守。
吕后当政后,念及往日旧事,任命任敖为御史大夫,以副首相之位主管汉帝国的司法政务。泗水亭长任上的旧日恩怨,到了汉帝国皇帝的时代,似乎都有所回报。
在这些同乡朋友之中,王陵算得上是有点身份的。王陵和刘邦是同乡,但王陵的家庭背景比刘邦牛得多。王陵是当地著名的富豪,刘邦则是流里流气的瘪三。王陵缺乏文化素养,爱意气用事,喜欢直言,加上家里有钱,王陵当年的名气比刘邦大得多。因此,尽管刘邦当年谁也不怕,但对王陵则避让三分。虽然王陵的实际年龄比刘邦小了很多,刘邦却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他。
有了这样一层关系,王陵心理上一直很藐视刘邦,也从来都没有真正佩服过刘邦。很多时候,王陵甚至有意和刘邦一争高下。尤其是当他看到原来根本不如自己的刘邦居然成为一代枭雄的时候,心里的酸味就更加浓重。所以起义之初,他并不想跟刘邦干,并且跟刘邦的仇人搅在一起。
当刘邦的部队率先攻入咸阳,刘邦本人也已呈现出王者气象时,王陵的心理失衡就显得更加严重。远远不如自己的刘邦都可以弄得这么大发,自己难道还不如他?王陵干脆自己也聚集几千党羽,驻扎南阳,也想和刘邦一样成就一番事业。他多次谢绝与刘邦合作,他心里就是不服气——当年老子可比你强多了!
然而形势比人强,在秦末乱世,一个人的成功靠的是多方面的积累,家里曾经有钱不是一个人成功的必然理由。当楚汉相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王陵就需要挑边站了,要么依附他人,要么自取灭亡,他不可能自成一极。万不得已,他选择了刘邦,但内心的不服气却时时存在。谁也不能保证,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之下,王陵会一心一意地跟随刘邦走下去。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久,项羽就盯上了王陵。他派人把王陵的母亲挟持过来,极尽礼节,想以此招降王陵。王陵派手下前来探望母亲,在送别他们时,王陵的母亲说:“我知道王陵原来不服气汉王,但是在我看来,将来得到天下的一定是汉王。请替我转告王陵,要小心地侍奉汉王,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有三心二意。为了避免王陵节外生枝,我将以一死来为你们送行。”说罢即拔剑自刎而死。
美好计划成了泡影,项羽大为恼火,随即传令将已经自杀的王陵之母投入开水中给煮了。王陵从此铁了心跟随刘邦干革命。刘邦也很重用他,让他建功立业,建国后,王陵被封为安国侯,并且成为刘邦去世后重要的托命大臣,惠帝时接任曹参做了右丞相。
因此,当王陵回顾往事时,一定会为母亲的远见卓识而百感交集。
也许是为了报答刘邦,在吕刘争夺天下的斗争中,王陵坚定地站在刘氏一边,敢于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使吕氏不得不有所收敛。王陵的公开战线与陈平、周勃的地下战线互相配合,有声有色。可惜王陵先死,没能等到胜利的一天。
汾阴侯周昌,从刘邦起沛开始便一直跟随着他,“为人强力,敢直言”。刘邦想废太子,立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天下安危也不顾了,大臣们的劝说也不听了。周昌仍然据理力争。这个周昌起初也不过是沛地的泅水卒吏,一个下级吏员。
这些人,不说当时不被人看好,就是后来打下天下,坐在朝堂,位列公卿,又有几人看得起他们?韩信,一个钻别人裤裆的汉子,能高贵到哪儿去呢?却也看不起这些杀狗、卖席子、管牲口的。
一天,韩信去看樊哙,樊哙受宠若惊,低声下气地说:“大王居然有时间来看我!”韩信不屑一顾,出门走不多远就叹口气,说:“唉,瞧我混成什么样子,居然与这些人为伍!”
以韩信之军事才能,得天下并非不可能,但终为刘邦所擒,何故?韩信自己也知道这缘由: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一句话:看得起这些人,会用这些人。
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同乡朋友肯定还有很多。除此之外,刘邦能得天下,自然也离不了他此后招徕的一些人才。这是无须赘言的。
陈胜、吴广讲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每一个人都有出将入相的资质;只是天弗与、时不就而势难成罢了。老是抱怨身边没有像样的人才,总是急于到处搜罗人才,其实很有可能人才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刘邦那样识人的眼光、用人的胆识而已。
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普通,普通得像刘邦起事前的萧何、曹参、周勃,不管他多么愚顽,愚顽得像早年的王陵、樊哙、周昌,只要用好了,大而言之,可以立功至伟,小而言之,也自有其长处可以发挥。身边的人都不能用好,还侈谈什么招募人才?叶公好龙罢了。
在刘邦早年的交友关系中,可以看出几种不同的类型来。刘邦与张耳、王陵的交往,是下对上的归心低首,以宾客后进从之游,这种交往关系,是小弟对大哥的仰慕和敬畏,互相之间是从和主。
刘邦入仕前与卢绾,入仕后与夏侯婴、任敖间的交往,则是上对下的,在这种关系中,刘邦是团伙的中心,纠结一帮意气相投的小弟兄,相互之间是主和从。
刘邦与萧何之间,则是另外一种关系。刘邦和萧何,家庭教育不同,品位性情迥异,二人之间,私下没有杯酒结交之欢,即使有事同席共饮,彼此间也是有礼有节。他们之间始终保持有一定的距离,互相欣赏,互相戒备,也互相协作。他们彼此欣赏对方所有而自己没有的长处,他们彼此把对方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也不以为意,他们之间都感觉得到互补的需要。刘邦和萧何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对等的士人之间的礼尚往来,颇有一点淡淡如水的明澈。
刘邦早年的这种人际交往关系,影响了他一生,因而也影响到汉帝国建立以后的君臣关系。
连媳妇都来得这么神奇
有一次秦始皇出巡,允许人们随意观看,刘邦看到了秦始皇,长叹一声说:“唉,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
这个刘邦的志向果然不小,他就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且在他的思想模式之中,“大丈夫”就等于是皇帝。这对于身为草芥小民的刘邦来说,的确可以说是惊人之语,狂妄之想了。但是,正是这个理想,让他不再满足于小小的亭长一职,他整个人焕然一新,开始了百折不挠的奋斗。
“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在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南征北战中,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人格魅力,麾下会集了一大帮谋士勇将,屡败屡战,终于灭秦平楚,为解救黎民于秦朝的酷刑苛政、秦亡后纷飞的战火立下汗马功劳。而他开创的大汉王朝,对于国家的昌盛、人民的温饱,更是功勋卓越的。
此时刘邦已然成年了,虽说呼朋唤友,行为放荡,倒也不是什么大罪。只是,作为人子,必须得考虑成家立业,上孝敬双亲,下养育儿女。刘邦同志在当时当地可算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想让人家将姑娘白白送给刘邦吃苦,简直就是羊入虎口了,所以即便姑娘愿意,父母也不会忍心的。
眼看着刘邦同志渐渐步入大龄青年的行列了。
刘邦虽说好色,结婚生子却都很晚。刘邦的大儿子叫刘肥,后来封做汉王朝的第一代齐王。刘肥庶出,是刘邦尚未发迹以前和外妇曹夫人所生。
外妇,外遇之妇人,婚妻之外私通的女人。关于曹夫人,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刘邦与曹夫人的交际往来,是在刘邦结婚以前。曹夫人或许是有夫之妇,也有说是青楼女子,这个已经无法查证了,反正就是曹氏女子与刘邦私下有染,生下了刘肥,刘肥是户口登记在曹家,在曹家长大的。
刘邦发迹以后,曹夫人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将刘肥恢复了刘姓,又为刘肥的母亲追加了曹夫人的称号,将旧日情缘完满续结。
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完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就是结婚。
山东单父(今山东单县)是沛县东边的邻县,秦时属于砀郡,古来是宋国的领土,宋灭亡以后归了魏国。此地有一吕公,吕公膝下有四个儿女,长子吕泽,次子吕释之,三女吕雉,四女吕须。吕泽和吕释之,后来起兵跟随刘邦,立功封侯,吕须嫁给刘邦的老战友樊哙,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吕公在单父富甲一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与沛县县令是朋友,相交甚深。后来,吕公在单父因事结了仇,为了躲避仇家的纠缠麻烦,举家迁徙到沛县来。吕公新来乍到,最初依附沛县县令做暂时的客居。沛县县令以上宾相待吕公,沛县风土人物也使吕公感到亲切,吕公遂决意在沛县定居下来。
吕公家居邸宅选定之后,在新邸大摆酒宴,酬谢沛县县令的关照,回报沛县父老的情意。适逢吕公生日,沛县县令便做东要为吕公设宴。沛县县令亲自出席,让手下大吏即县主吏掾萧何主持酒会事务,于是一县惊动。沛县的头面人物、官吏豪杰,风闻传说,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拜会。当日,收支接待的管理,坐席位次的安排,一切由萧何打点。
因为前来拜会的人实在太多,掌管宴会的功曹萧何便决定,贺仪不超过一千钱的宾客只能坐在堂下。
泗水亭长刘邦闻听此事,也由泗水亭赶来凑热闹。他兴冲冲来到吕公新宅门前,眼见得来客送礼的金额一一写在名册上,又听得负责接待的谒者高声唱说礼钱多少、席位上下,想到自己空手而来,似不大合适,转念又一想,萧何是他的死党,所以刘邦也就不客气了,用一张白纸写上“贺仪一万”,大声喊道:“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一万。”
白纸递给了萧何,萧何自然知道这是张白条,但是碍于兄弟情谊,他不能拂了兄弟的面子,只得传了进去。
换算到当时的人民收入,劳动一天的工资大概不满十钱。刘邦是亭长,月俸也就几百钱。郡县基层小吏间,婚丧嫁娶、饯别送迎的金钱往来,大致以百钱为单位。吕公是县令的贵宾,县令的级别为千石到六百石,月工资以千钱计数,贺礼过了一千钱,对于县令一级而言,算是上客重礼,贺礼以万钱计,已经是将相王侯间的往来数字,沛县地方,大概是闻所未闻。
帖子一传进去,当时大吃一惊的,何止吕公,可谓满座皆惊。吕公是个豪爽好客之人,竟然起身出门相迎。刘邦这厮也不客气,竟然也就登堂入室,毫不赧颜地位居高座。
吕公见他旁若无人地喝酒玩笑,其豪气把众人都比了下去,因而更是好奇。萧何这时说:“刘季一向满口说大话,很少做成什么事。”刘邦就越发地厚脸皮起来,干脆就坐到上座去了。
吕公为人有城府,喜好看相,仔细打量刘邦相貌,见他高鼻宽脸,须髯飘逸,骨骼奇异,一身龙气,绝不是等闲之辈。吕公笑而不语,只是注意观察刘邦。刘邦虚报贺礼坐了上席,毫无自责不安之意,酒席间,意气自若,取笑客人,颐指气使,俨然一副主宾情态。吕公心中暗暗称奇。
席间宾主交谈甚欢,非常投缘。酒喝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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