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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衙门-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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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一仆 ，连轿子带行李，要用10个夫役，有时村里面人手不够，就用“童子代舆”，“二妇人代舆 ”；管他代步，还得管他吃饭，“煮蛋献浆”，“以鲫为供”，“割鸡取池鱼为饷”。说起 来眼泪汪汪，这些鸡呀鱼呀，就是农民们换现钱的“活银行”，却都进了他老人家的肠胃。 十 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按公历换算是12月21日，既是星期天，又是冬至节，正该是陆廖村农民 磨粉搓圆祭祖先的时刻，可听说来了个持有衙门“马牌”的先生，吓得“各家男子俱遁入山 谷，老人妇卧暗处”，徐霞客就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查，搜出两位妇女，叫她们去找人搬行 李，给做饭。过会儿来了位老头，关键还在于“惧余（徐霞客自称）鞭其子若 孙”，那 “其子”为何不逃呢？原来“其子跛立”，残疾人逃不了。吃过饭，躺上老人妇人为之铺好 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齐民编户派徭役（3）
诚然，徐霞客毕竟还是个封建等级意识颇为浓厚的学者，让老百姓为他提供无偿徭役而动辄 不满时，也就是多骂几声“奸民”，一般地摆些威风罢了。可即使如此，尚闹得鸡犬不宁， 人妇慌恐，碰上那些打着“正宗”旗号派役拉夫、科配勒差的官员吏胥们，那一等虎狼之威 ，乡下人又何其忍受呢？就是那个和昌平农民谈话的明宣宗，不仅要对其统治时期的徭役之 苛繁沉重负首要责任，而且他的个人嗜好也会转生出不少让人求死不得求生不成的“奇役 ”来。“蟋蟀NB052NB052叫，宣德皇帝要”。他下道“圣旨”，让那些出产蟋蟀的 州县进贡善斗的虫子，这些衙门便把抓蟋蟀也编入徭役的内容，蒲松龄的《促织》，就反映 了这一史实。那位华阳知县“严限追比”，而“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其结果是“每 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最后成名儿子的精魂化为蟋蟀，被七品老爷送进宫里后勇冠三军 ，于是老爷在考课中就被评为“卓异”，一高兴，免了成名的徭役，还嘱咐学官，给他在县 立学校里补个名额，可怜成名的儿子如“植物人”一般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州县衙门编户典 籍科派徭役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惨毒，也算是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暴露了。
救灾赈恤发横财（1）
嘉庆十四年（1809），清仁宗ND043琰（即嘉庆皇帝）坐在紫 禁城里书案前，“御制”了一首《悯忠诗三十 韵》，全诗300字，夹注951字，内容是褒彰一个以知县任用的官员李毓昌。中国历史上，一 位皇帝为一个七品芝麻官作这样的长歌细注，并且还刊勒石碑，是十分罕见的事。这件事因 一场水灾而起，又暴露了古代州县衙门在办理荒政时的不少黑幕，因此作者先将此事作为“ 提起”，详细内容，留待后文再叙。
严格地讲，“荒政”也是州县衙门所司户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田要人去种，役从户 上来，国家所以能够维持，说到底，离不开种田干活的人户。所以州县衙门既要向所辖 人户征赋收税，科配徭役，又得保住人户不流失不灭绝，这任务就叫户口保养，所谓“养鸡 取蛋”吧。保养户口的措施，有抚幼、恤贫、养老等多种形式，本书第二章中所谓“生、老 、病、死”之类全是，这儿就简省笔墨了。户口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向来是考核州县官员的 一项重要内容，还涉及到老爷们的收入、衙门里的编制，所以这保养人户的措施中又得加上 一条：招抚逃流人口。比如南宋高宗初年，曾有臣工给皇帝上疏建议，“兵火之后，全在 官 吏招集流移，乞将州县最亲民官初到任日，据见（现）存户口二税批上印纸， 候任满日，再 据户口二税批签。罢任，若任内招诱户口、二税增加者，书为课最，别有迁擢。若任内不能 招诱户口二税，或复有减少者，书为课殿，亦置典宪。”（《宋会要辑稿·食货》） 意思就是州县官员上任前，要记录一下当地的户数口数和户口两税的征收数， 等他 任 满时，再做一次记录。如果有增加，就考为上等，升官，倘是相反，就考为末等，还要议处 。 以一个州县正堂一任三年计，三年内有人出生，也有人死亡，设法较大幅度地增加户、口数 目，就是所谓“招集流移”了。“流移”又是哪来的？就是逃亡户口，因此还得限制逃亡， 比如北宋时就对州县官员有个诏令，“县有逃户破五十者，（县）令、佐 （官）降下考；若百 户，殿三选；二百户，停所居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有了这几条 杠杠，有不少 州县官员因此升官，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罢职。比如高赋做唐州知州，招募两河流民垦田 ，及其去任日，增户11380家，增田31300余顷，“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 《宋史·高赋传》），立为天下县官学习的榜样。反过来，蔡州知州高如晦在任内， 流失主户 2509家，损失国赋53000余贯，“诏下御史狱案其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 。这种措 施，从本意上来讲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州县衙门倘认真执行，对于稳定社会、增殖 人口和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老和尚的真 经到了歪嘴小和尚那里，常常会走调。历史上，州县衙门在户口保养上搞形式主义、弄虚作 假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强制老百姓拆户，或者将客户升作主户；又比如拼命搜刮，赋税 增加了，再捏报户口增加；再就是邻州邻县互相“挖墙角”。反正官场上做老爷者，官 僚主义坯子居多，只要纸面上形式上有成绩反映出来，大半就是行得通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户口逃亡现象呢？原因可多了，徭役受不了要逃，赋税拖欠多了要逃 ，战火烧过来了也要逃。但是，最通常的原因，莫过于灾荒了，旱灾水灾、雹灾蝗灾，弄得 粮食减产乃至颗粒无收，要想活命，就只有出逃一条路。倘若这也不是生途，那就只有造反 了。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如兵祸、匪患或农民暴动等，十有八九和灾荒 互成因果关系。天下之治起于州县，天下之乱也起于州县，总结出了这条教训，历代政 府便都将举办荒政规定为州县衙门的重要职守，或径言是保养户口的主体内容之一。
“救荒之政，莫大于赈恤”（《元史·食货志》），赈恤的措施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是蠲免，也叫豁免，就是免去受灾地区老百姓的钱粮和差役，有时则仅是减去一部分 。由于在许多州县衙门的催征实践中实行“揽户”方式，所以豁免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充当 揽户的那部分豪强和大地主，衙门则照实惠数目分成吃红。清代时流行有一首《豁粮歌》， 大体能概括历来蠲免的风貌——
朝廷诏下如甘露，豁免闾阎旧租赋。
岂知未颁恩诏前，州县奏销未得延。
良善之民早完税，顽梗之民竟无畏。
年年抗粮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纳。
年年抗粮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
旧粮愈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将奈何。
这首歌的注解，就是每年春季或夏季第一次开征时，揽户已在形式上把一年的钱粮都解 完了，俟秋后因灾减产而朝廷下诏蠲免时，广大农民与揽户或官仓之间的债务关系则依旧 不变，而州县衙门且又因豁免令而卸去了奏销责任，全部的实惠便落入了这两家的腰包。
救灾赈恤发横财（2）
第二条措施是赈贷，就是发救济粮或者先借贷一部分粮食让老百姓度饥荒，以后再还 欠。在实践中，州县衙门大多采取借贷方式，从大道理讲，有借有还的要求，必然使民众在 领用粮食时尽量把数额压低到能够活命就行；从小道理上讲，国家颁布的赈贷政策往往是原 则性的，这里面会留下许多空子可以钻营。比如说明代宪宗时期，内阁 学士商辂陈言荒政之弊，就说到过一种常见现象：州县衙门在发放贷粮时，照例先要乡官 里甲统计人数，他们往往把那些无力偿还的人隐瞒不报，这样就不能体现朝廷的恩典。商 辂提出的对策是，“严督府州县正官，收放之际，务在亲行提调”，要让所有人都领到贷粮 ，又都按十分之一计息，以后收回时，便以利息这一部分来抵销那些无力偿还者所贷。换句 话讲，贷放与收回持平了，衙门的救荒便算有头有尾了。但实际上总有好多人没领到贷粮， 在抄家式的催欠中，也没有那么多需要用利息去抵销的亏空，那么这一部分成为持平后之盈 余的粮食，就落入了经办者的私囊。再把这门道儿往后面推延，等朝廷再追发一道蠲免恩典 时，衙门已陆续收回了许多，那就更是大发利市了。
由国家规定，完全以救济粮形式发放的也有，但究竟怎样发放，各州县衙门的动作也不 一样。海瑞搞以工代赈是颇有名气的，就是领取救济粮的人，都参加水利建设，干活吃饭， 这一来国家也算不白白给了粮食，而水利建设对种田人有长远利益。这种人就叫“能员”， 既对国家负责，也对百姓负责。还有那位“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徐九思，在句容县当芝麻官 时，也办过荒政，他把一部分救济粮按市价抛售，因为正逢粮荒，所得价格足抵全部救济粮 总数的平价总额，就这么一回“官倒”，国库在 形式上算是一点儿也没吃亏；余下更多的粮食呢，全算是“盈余”了，徐老爷按人头发放 给灾民，教大家煮稀粥喝，都能活命，这也算是既不负国家、又不负百姓的“能员”。其实 古代的所谓“清官”，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反过来更流行一些的现象，就是本节开 篇“提起”的李毓昌冤死之事了——
且说嘉庆十三年（1808）秋天，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沟壑相连续 ，饥寒半散 亡”，即是清仁宗在那首《悯忠诗三十韵》里勾画的图像。乾（隆）嘉 （庆）之际，社会动乱 的情况已趋严重，这景象尚不赶快设法补救，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朝廷下诏，立即放赈，县 仓里有粮食储备的就发粮食，无粮储存或不敷发放的，发给赈银，再设法去邻省购买调入。 仍 用清仁宗的御制诗来概括，这政策一到了地方上，便是“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 昏智，图财岂顾殃？施赈忍吞赈，义忘祸亦忘”。各州县衙门大发赈荒救济财的机会到了 。以山阳县为例，当年其领得赈银90000余两，其中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25000两。正当 他关起门来数钱的时候，两江总督铁保依常例，派出一批官员赴各地灾区检查救灾赈济工作 ，赴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即发江苏以知县任用的山东即墨人李毓昌。
按“官官相护”这一中国官场上的老传统，所谓察视核验之类，都是走形式，要紧的是有钱 大家拿，已吞进去的再吐出一些来就成。所 以王伸汉并不着急，指派自己的长随包祥同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这叫“二爷们代老爷讲 斤头”。李祥告诉包祥，自家老爷到各乡巡视后，眼看灾民挣扎于濒死之际的惨状，十分震 惊，回到县里再调集户册核对后，已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形，正打算拟呈文向省署举报呢。 王伸汉让包二爷传话，愿意拿出10000两银子作为“分赃”。孰知李毓昌乍入仕途，决意做 个“清官”，哪想到官场上竟有这种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表示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举报 给两江总督。这下子，不但王伸汉、包祥一流要骂他是书呆子穷措大，就是跟他来查赈的长 随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几位“二爷”们，也要发牢骚了。还没正式进“公门”，就不替“ 自家人”做点打算，这还让当长随的有啥奔头？包祥看准了他们这一伙存此抱怨，便许以重 利，要他们设法把李毓昌的查赈清册偷出来烧毁，因为李毓昌复命期限已快到了，一旦烧了 ，万难从头查起，这其中有个时间差，又好再做手脚。李祥等人答应了下来，不料李毓昌也 存了个警惕心，一面警告这些家人少在外面揽事，一面把清册管得严严的。李祥等人多次找 机会，都无法得手。
眼看李毓昌即将回省，王伸汉发急了，决定孤 注一掷，杀人灭口，由包祥出面，找李祥、顾祥和马连升三人商量，讲定由他们下手害死 主人，重金酬谢，再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利欲熏心，一口答应。找个机会，先投 毒于茶水，待李毓昌服毒发作后，又合伙用绳子将其勒死，再将尸身悬挂梁上，伪造了一个 自缢身亡的现场。
救灾赈恤发横财（3）
省里派来的查赈官员自缢在临时公馆里，按说也不是小事，但王伸汉揣上2000两银票去 淮安知府王毂耳边一嘀咕，这事就大事化小了。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里，布政使和按察使 都无所谓地认可了自杀的结论，又会衔上报两江总督铁保，铁保也是一路上的料，点头画押 ，就算小事化无了。接下来，王伸汉发文通知山东即墨，着李毓昌亲属来领柩回籍，同时兑 现前言，把李祥荐给长州通判，把马连升荐给宝应知县，顾祥发了笔昧心财，想回老家享 福去，王伸汉再另送一笔盘缠，由他上路。
从常情判断，这件冤死案就这么定局了，偏偏“棺尸虽暂掩，袖血未能防”，又漏出了 破绽。先是李毓昌的本族叔父李太清来山阳领回棺柩时，在死者遗物中发现了一篇文稿，内 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这使他大起疑虑；但衙门里定的案， 连省抚、总督都核准了，倘提不出有力证据来，哪得翻案，只好运柩回乡再说。 灵柩到了即墨，全家痛哭，准备举哀埋棺，可李毓昌妻子在整理丈夫衣物时，发现一件他平 时穿用的皮衣上，有斑斑血迹，忙告诉了李太清。李太清更加怀疑了，当场作主，开棺检验 ，一验就发现有中毒症状。于是立即写好呈文，急忙赶到北京，向都察院喊冤。一个新科进 士即用知县被怀疑是害死，这可不算是一般冤案了，都察院依照规定向皇帝奏呈。清仁宗对 州县衙门无法无天的事，向有所闻，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还发道圣旨给山东巡抚吉纶，让 他马上把李毓昌的尸体运进省城详验。同时再谕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即将山阳知县王伸汉并 有关人证征调北京审讯。
皇帝三申五令，各方不敢怠慢，急如星火般地动作了起来，山东、北京，可就不比两江地 盘上能让他们一伙一手遮天了，在证据确凿的条件下，冤案的来龙去脉被弄得一清二楚，最 后由清仁宗亲自决定了处理办法——
李毓昌“不肯捏报户口、侵冒赈银，居心实为清正”，应树为榜样，特令赏加知府衔， 隆重安葬，并刻御制《悯忠诗三十韵》于石碑，树在他墓前。因为他没子嗣，皇上又亲自为 他找个儿子过继，继子也赏了“举人”功名。
山阳知县王伸汉抄没家产，立处斩决，连儿子也发配伊犁；淮安知府王毂同恶相济，立 处绞决； 王伸汉的“二爷”包祥，“着即处斩”，让他再去阴间跟主人当长随；李毓昌用的那三位 “好二爷”顾祥、李祥、马连升，全部凌迟处死，其中李祥的受刑地点就放在李毓昌坟前， 处死后还要“摘心致祭，以泄愤恨”；江苏巡抚汪日章，“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觉察” ，皇帝骂他是聋子，着即革职；两江总督铁保呢，用清仁宗的批语来说，叫“昏聩糊涂已 极！何堪忝列朝绅”？也是着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清仁宗悯忠长诗的这最后几句， 意在让天下官吏警惕，可这种“赈弊”在历代官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禁绝过，一块诗碑一座坟 ，又岂能为它作个句号呢？
吃过原告吃被告（1）
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天，陕西神木县出了一桩人命案，县衙门受理后 定了结论， 送到省署核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是素有“能员”之称的李星沅，他和按察使傅绳勋在复核 案卷时，都看出其中有弊，便委派西安知府李希曾复审，果然发现了不少漏洞，最后搞了个 水落石出，重新定案。此案奏闻清宣宗后，下旨将神木知县王致云褫职，李星沅、傅绳勋和 李希曾皆以“审讯精详，俱加二 级”（陆以NB053《冷庐杂识》）。一升一黜，依据很清楚， 老百姓打官司，都从州县衙门打起，行政官也就是 司法官，连案子也审不清楚，援例定罪又不合律， 那就没有资格再坐衙门了。宋人真德秀说州县官 员要以“四事”自勉而剔除“十害”，“四事”是“律己 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NB054事以勤”；“十害”是 “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 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 低价买物”。前面六条，全从司法上引起，可知断案 理讼，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要政，也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弊窦。如前述王致云丢掉顶戴，那 是额角撞 上天花板，偏让他遇上李星沅这么个顶头上司，还怪聘用的绍兴师爷不争气。其实更普遍的 情况，则 如《宋史·欧阳修传》中传主所叹了：据记载，欧阳 修被贬作夷陵知县时，无以自遣，常把衙门里存放 着的旧案卷调来观看，发现“枉直乖错不可胜数”， 不由仰天长叹，“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 知！”那位神木知县，只能说是偶而的倒霉货罢了。
州县衙门究竟是怎样审理案件的，“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不妨结合真 德秀所说的衙门“十害”，来作个浏览。
先从“招引告讦”说起。冯梦龙纂集的《广笑府》中，有一则题为《衣食父母》的故事——
优人扮一官到任，一百姓来告状，其官与吏大喜曰：“好事来了。”连忙放下判笔，下厅 深揖告状者。隶人曰：“他是相公子民，有冤来 告，望相公与他办理，如何这等敬他？”官曰： “你不知道，来告状的，便是我的衣食父母，如 何不敬他？”
这是笑话，但概括出了事实真相，虽说历来统治者对老百姓发出的“圣谕”中，总是 告诫大家息讼，州县衙门也跟着学舌，但从骨子里讲，大多是希望告状的越多越好。有人告 状了，就是有人送钱来了的同义语。以清季见诸明文规定的官司钱来看：第一项就是“递状 费”，告状人要买县衙门里的“官定状格”，每套正副两纸，收费60文；填写后缴进衙门， 得同时缴800文；以后如不服判定再往上级衙门控告的话，还得加倍，告到府、道一级是16 00文，告到省里是2000文。按规定，这笔缴状费分成两半，400文由刑房书吏、差役等瓜分 ，400文上交给上一级衙门。第二项是审案费，每案审结后收费10000文，由败诉者承担，如 两造理平，则各自承担一半。如果是涉及债务、田土、房产或其他财产等案件，那就得抽红 ，比例是按涉及案中的钱财总值抽取百分之二。如果是涉及风化、治安这一类的案件，那 就有罚款名目。总之都得搞些油水出来，一半算是衙门里的审案费，另一半交上级衙 门。第三项是其余杂费，收了状纸，要派差役去传 被告，派两个差役，由原告被告各付每差300文以 上传差费，路程在10里以上的，每10里加费 100文。有暂时需要看管的人犯（嫌疑犯等），被差 役管住还不算，还得按日付给80文口食费，等等。 读者须看清的是，这些收费全是明文规定的，此外 的“陋规”和贿赂全不算在里面，也无法计算清楚。 比如本书第四章中介绍过的，仅“快班”差役，就有 诸如“鞋脚钱”、“酒食钱”、“宽限钱”、“买放钱”等 种种需索，不一而足。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名 份钱的“呆出息”，名外钱的“活进账”，才造成了衙 门中欢迎打官司的心态。于是内外勾结、挑拨词 讼、包揽官司等各色“招引告讦”的弊端，全缘在这 钱字而丛生暴长。中国历代政府对此现象，也是有所 认识的，比如唐宋时都实行过民事案件的诉讼时 间限定，凡田宅、债务、婚姻这类状词，一律在农历 十月初一到来年三月三日以前受理审结，用意是 这个期限之外全是农忙时，官司一打起来会误了 农时，可这又给土豪劣绅们钻了空子，霸占别人产 业妻女时，专拣不受理告状的日子干。到了明清 时，这种“务限”制度改进了，变成定期“放告”，就 是每个月都有几天规定的受理民事诉讼的日期， 刑事案件则随时可诉。但这种诉讼制度趋向进步 的另一面，就是“招引告讦”益加方便了。
“泛滥追呼”之害，紧随兴讼而来。民事案件有两造，有中保，有家长，有族人；刑事 案件有苦主，有尸亲，有见证，有邻右，通通打在网里，正可一一勒索。《水浒传》第三回 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后，急忙逃走。衙门里接到报案后，能干些什么事呢？鲁达的房东被抓 起 来，两家邻舍被抓起来，郑屠家的老小邻右人等，也被一并拘集。至于“贼开花”之类，前 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NB024嗦。假如是命案，则还有一道验尸手续，有时是县尉带着 刑房仵作去现场勘验，有时是知县大人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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