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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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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是楚国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反映出在南方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湘君》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表现了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诗人借用楚地“招魂”的风俗,凭借奇异的想象,运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前后形成对比,形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结尾,流露出无限深情。《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人惊叹,对后世鲍照、韩愈、李贺等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屈原的诗篇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喜欢大量铺陈华美艳丽的辞藻。他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增加了诗歌的美感。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风格华美的文学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战国时代,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但他巨大的创作成就又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崇高人格和鲜明个性的诗人,屈原在忠君爱国的前提下,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保留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诗篇以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了强烈激荡的情感。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他的艺术观点的对与错姑且不论,但他却准确归纳了屈原诗歌的风格。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描绘了奇丽的幻想,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影响。屈原的人格和诗篇都成为后世正直文人仿效的榜样。
屈原被楚怀王免去左徒一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在这一期间,他培养了许多人才。《离骚》中说:“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是对他大力培养人才的形象概括。《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根据这里的记述推测,大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屈原的学生。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中就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学生。虽无非常确切的证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结尾处提到了三位:“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这一段话很简略,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的生活时代在屈原之后,都在文学方面向屈原学习,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三人中,宋玉的文学成就最高。
宋玉的生平情况,一些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篇;《文选》收集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却无篇名。《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能够确定为宋玉作品的惟有《九辩》一篇。《九辩》之名来源甚古。在《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应当是“不歌而诵”的诗篇。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有十余处;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并不能说《九辩》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从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虽然也揭露批判了楚国腐朽政治,但缺少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虽然也抒发了个人失意的不满和痛苦,但缺乏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因此,《九辩》的哀愁,只是文人不得志的一种个人的、压抑的哀愁,只是“惆怅兮而私自怜”。这种文士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见秋景而生哀愁的抒情模式,对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穷则独善其身”、以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文学史上就出现了更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极善于选择描写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来抒写幽怨哀伤的感情,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出文人压抑的心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从这里可以看出,《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言节奏灵活而自由。语气词“兮”的位置不断变化,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依然保持着音乐之美。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这种语言特点,对后世词曲的语言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李清照善于运用叠字,大概就是受到宋玉的影响。
《九辩》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受到后人尊崇而并称“屈宋”。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由此可见宋玉对古典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了《九辩》的成就:“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总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秦汉统一以后,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学典范而“风骚”并称。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区别,在诗歌艺术上,楚辞较之《诗经》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它对后世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极少。与《诗经》总体上温和蕴藉的风格相比较,屈原的诗篇却是用他的理想、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他的创作前所未有地显示了诗人个性和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全新的诗歌风格,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楚辞》同《诗经》一起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绵延无尽的影响。
奇闻逸事集 010 白银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二章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
经过长期战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这个仅仅依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后就土崩瓦解。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到汉武帝刘彻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两汉四百余年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和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陷入长期分裂和战乱状态,但汉文化却一直是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核心。
秦王朝统一文字的措施为其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但“焚书坑儒”又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学校教育的废弃又几乎中断了文化的传承,诗歌教育几乎荡然无存。西汉王朝建立后,文化教育得到恢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孔子的“诗教”理论也随之被发扬光大,诗歌教育成为政治教化的途径,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此后,尊孔崇儒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儒学也绵延不绝,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进入了第一个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繁荣时期。因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和七言诗逐渐形成并走向格律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诗篇,而且涌现出许多才思敏捷的女诗人,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因此,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
第一节秦代的诗歌教育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军队战斗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从公元前230年起,秦国用九年时间相继消灭东方六国。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秦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皇帝——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维护专制统治,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采取了巩固统一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
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当时“宝”字的写法有194种,“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在百种以上。各类字体或柔婉流动,或疏密夸张,或体势纵长,或结构狂怪,对思想文化交流带来了许多不便。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废除了原来六国使用的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规范文字。后来,又进一步推广笔画更简单的隶书。小篆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秦朝统一文字,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繁荣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众多,但使用的文字是一致的,这与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密切相关的。
为了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既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又作为推行小篆的范本,供人学习临摹。这三本教材与西周的识字读本《史籀篇》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编排体例上一脉相承,其主要区别仅在于字形和写法不同。据《汉书…艺文志》:“《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近年来出土的汉简上有关于《仓颉篇》文字的记载:“已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从中可以看出,它采用韵文形式,每句四字,都是字词罗列,与语意无关;字词之间、句与句之间不具备语言上的逻辑关系,大多不表达完整的语意。这些特点都与《史籀篇》基本一致。这三种教材均已失传,只有一些语句保留在西汉初年闾里书师的《仓颉篇》中。这些教材运用四言韵文形式,是两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的先驱。
秦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焚书是秦国很早就实行过的政策。商鞅变法时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秦朝一统天下、统一文字为全国性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便利的基础,但秦王朝历时甚短而且“焚书坑儒”,因此,中国古典文化进入秦朝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官府外,民间只准保留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籍,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上交官府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一概处以死刑。秦始皇不仅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还一举坑杀敢于批评他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焚书坑儒”是秦朝在文化教育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秦朝在教育上实行“以吏为师”和“禁私学”的政策。秦王朝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浩劫和一次倒退。虽说秦始皇实行焚书令,但民间藏书者、讽诵诗经者仍然有许多。焚书令虽然为儒家经籍的流传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断经学的流传。实际上“五经”都各有传人,而且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为西汉经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专制统治的严酷,秦代的文学教育几乎停顿,因而秦朝在文学上乏善可陈,只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作为代表。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久已失传。但秦朝的碑刻文学却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峄山(今山东峄县境内),刻立《峄山刻石》;后至泰山,刻立《泰山刻石》。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至琅邪山(今山东胶南),立《琅邪台刻石》;又至之罘山(今山东烟台西北),立《之罘刻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境内),刻立《碣石刻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刻立《会稽刻石》。
现存秦代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秦始皇将其立于名山之巅,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表达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等所书文字,都是标准的小篆字体,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
如《峄山刻石》:“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这是秦始皇东巡的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
《泰山刻石》三句一韵,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夡,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两句一韵,曰:“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夡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罘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东观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髃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碣石刻石》三句为韵,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髃臣诵烈,请刻此石,垂着仪矩。”
《会稽刻石》三句为韵,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髃臣诵功,本原事夡,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毝猛,率觽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闲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髃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以浑朴为体,气魄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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