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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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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以浑朴为体，气魄雄伟，文字典雅，庄重凝炼，然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词庄严肃穆，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短小精悍。《琅邪台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间。《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内容系赞颂秦德、指斥六国、明定法规、端正风俗，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刻石文的体制上承《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秦代碑刻文学堪称一代碑铭典范，直接影响了汉魏碑铭的发展。
从形式上看，这些碑刻文字都采用了四言诗的形式，或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句式整齐一致，文字典雅凝炼，内容则都是为秦王朝歌功颂德，劝告百姓遵守法令，安享太平，充满了统治者居高临下、教化百姓的意味。这应当看作是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鸊弦之。”由此看来，秦始皇也并非不知道诗歌的教育传播作用，只是对学校诗歌教育重视不够而已。
第二节西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节俭，奖励农桑，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汉武帝大力向外开拓疆土，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统治疆域，解除了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西汉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西汉王朝初期，多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比较简约宽松的政策，大规模收集文化典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诸王门下集聚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指责中央，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十分不利。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还十分活跃，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曾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因此，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并专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儒家经典，并在政治制度上把士人读经和仕宦密切结合，从而有效地遏止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现象。至此以后，儒家典籍被抬到“经”的地位，使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历代统治者运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汉代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学。从根本意义上说，孔孟之道只是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皇权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统治理论。
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种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局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初步重视的时代。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就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征召入宫。文人因文学才能被赏识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汉代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由于武帝的提倡，辞赋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
西汉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学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学体裁——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形式上发生过许多变化，如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西汉后期，在辞赋创作中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赋》在《诗经》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词语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这种用典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碑铭、连珠、吊文、哀辞等，在后来大都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了大量作品。
诗歌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发展。汉武帝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乐府”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词被称为乐府诗，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也称为乐府。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为士人普遍诵习，但除了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四言诗外，四言诗体却逐渐退出文学舞台。而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则以楚歌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王朝的新气象。
秦朝灭亡后最早的楚歌，应是项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对个人的能力越保持骄傲和自信，就越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这种感叹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风歌》却也贯穿着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当年曾“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深刻的悲哀。
汉武帝刘彻写出了著名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作为一个强大帝国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帝王，汉武帝深知自己也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因此，在诗中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二认为此诗为“《离骚》遗响”。《秋风辞》是汉武帝的代表作，也是咏秋的名篇。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产生。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在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却越来越重要。
就五言诗来说，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楚辞》中的一些诗句若去掉语气词“兮”字就更普遍。但西汉初年才出现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是虞姬的《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汉初陆贾所撰《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诗，始流传至今。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虞姬还有两首四言诗。一是《采芝操》：“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树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处，以为幄茵。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往矣，吾当安归。”另一首是《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贫贱之肆志。”由此来看，虞姬还是一位有相当诗歌修养的了不起的女诗人。
汉高祖姬戚夫人写有一首基本上是五言的《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汉武帝时期的乐人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善于辞赋，有良好家庭文化修养，她的兄弟伯、游、稚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她有一首《怨歌行》（又题《团扇》）是一首咏物言情之作，《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均收入，均题班婕妤作，写得非常出色：“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以秋扇见捐比喻女子遭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普遍悲剧命运，尤为新奇而警策，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其形象超越了宫怨范围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义，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钟嵘评曰：“《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汉初期的上层统治者都有深厚的诗歌修养，曾经受到诗歌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或者是民间的诗歌教育。
如果从乐府民歌来看，一般认为汉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这种现象表明，至少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民间的诗歌教育也是很发达的。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主流的诗歌形式，直到东汉以后才逐步兴盛起来。从此，五言诗逐渐代替了四言诗，在以后的两千年里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战国时期已经很常见。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则完全是七言。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可见汉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则是完整的七言诗。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展，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司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备了七言诗的形式。其一是：“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诗歌，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成为田园诗歌的最早源头。
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再加上秦汉之际战火不断，儒家典籍保存下来的太少，经籍的整理和传授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汉代经书的讲解和传授最重师法、家法和依据。经籍中的语言多是先秦的书面语言，和汉代口语差别很大，再加上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书非常困难，所以，记诵是一种很好的补救办法，治经的人必须通过记忆和背诵来学习，因此，当时的教育注重记忆和背诵。在学术传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条件下，要防止杜撰经文和主观臆断的解说，有效的保障就是严格辨明师传体系并恪守师说，这种重师法、重依据、重记诵的汉代学风，对当时诗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一定影响。
秦代曾经焚毁民间保存的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儒家典籍并未完全失传。《汉书…儒林传》记载：“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由于《诗经》是士人普遍熟悉、易于记诵的典籍，所以到汉代又得到广泛流传。《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鲁之申培，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鲁、齐、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有众多弟子，尤以鲁诗为盛。
《汉书…儒林传》载：“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汉书…儒林传》还记述了鲁许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传授鲁诗的事迹，其弟子“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可见鲁诗在西汉传播之广。
《汉书…儒林传》载：“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毛公，赵人也。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可见齐诗、韩诗传播也较广，而毛诗则逊色许多。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记载了西汉初贾谊学诗诵诗的情况：“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汉书…贾谊传》引用了这段记载。这段话表明贾谊在十八岁以前曾经学习《诗经》，并“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吴公的举荐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私学兴盛，官学衰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专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学说，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学说。《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在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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