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4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东汉桓帝时出现了秦嘉夫妇相互赠答的诗篇，其中透露出当时妇女接受诗歌教育的情况。夫妇以诗相赠，并能流传下来，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秦嘉写了三首五言体《赠妇诗》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徐淑的《答秦嘉诗》曰：“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那是无法想象的。

　　　　蔡琰（约177…？）字文姬，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她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养。《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载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卫氏，夫死归宁，在战乱中被乱军掳走，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赎回。今传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从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刘细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诗在汉代似乎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些例子表明，在两汉时期，至少在中上层社会，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们才能写出文采灿烂、语言优美的诗赋作品。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东汉儒学和文学的发展，与教育的初步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作为西汉的延续，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教育制度，但是学校规模更加庞大，受教育者更加广泛。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兴建太学。汉明帝刘庄曾亲自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汉质帝时，洛阳太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许多儒家学者的私学门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著录弟子上万人。这进一步表明汉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阶层的壮大。

　　　　以“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依然是官学和私学必学内容。因古代印刷业不发达，读书必须靠人工抄写，抄来抄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经书文字的现象。因此，汉灵帝熹平四年，著名学者蔡邕、杨赐、马日磾等建议，将儒家经文刻制成石经，供学官们正定校勘，作为向太学生讲授的标准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凡六十四石，计200910字。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才制作完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后汉书…蔡邕列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毁坏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屡遭破坏，至唐贞观初，几乎毁坏殆尽。《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刻制的《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2年刻制的《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汉代成就最大的经学家，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他一生不曾为官，将毕生精力完全付诸经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中。郑玄拜师求学时间之长在古代学者中是很罕见的。据《后汉书…郑玄传》，他少即好学，进入太学学习《韩诗》等儒家经书。后从师马融，专攻古文经学。三年学成之后，郑玄又游学近二十载，始归乡里聚徒讲学，弟子多至千人。他继承其师马融的学说，广采众言而又有自己的见解，在其经注中力求采纳各家之长。郑玄注释经书时摒弃了逐字逐句解说的章句形式，注释简明扼要，便于学习掌握。因此，郑玄的经学一时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很快得到社会的推崇，尤其是苦于浩繁章句之学和深严门户之见的儒生纷纷改宗郑学。

　　　　郑玄学习《诗经》，起初是学《韩诗》，后来又师从马融学习《毛诗》，他认为《毛诗》比《韩诗》好，就以《毛诗》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弃了《韩诗》之说。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的《毛诗笺》、《毛诗谱》是后世学习《诗经》的重要教材。《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两个婢女的问和答分别引用了《诗经》里的句子，“胡为乎泥中”一句出自《诗经…邶风…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诗经…邶风…柏舟》。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郑玄家里的婢女对《诗经》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随口而出，而且对答十分巧妙。其诗歌修养之高令学者惊叹，因此被作为风雅之事流传下来。郑玄开展诗歌教育的显著成效于此可见一斑。

　　　　《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些与诗歌教育有关的情况。如《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后汉书…马援传…马严》载，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社会的官宦子弟往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马续“十六治《诗》”就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

　　　　东汉时期的学者也采用韵文形式编写了新的蒙学识字教材，如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劝学篇》。班固的《十三章》每章60字，共780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说：“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历来都认为这句话中的“臣”是班固自称，他作的《十三章》应当是《训篡篇》的续写。贾鲂的《滂喜篇》被晋代学者与闾里书师的《仓颉篇》、扬雄的《训篡篇》合称为《三仓》。《三仓》以《仓颉篇》55章为上卷，《训篡篇》34章为中卷，《滂喜篇》34章为下卷，是我国最早的丛书，可惜已亡失。蔡邕的《劝学篇》多为四字句，内容侧重学习态度等思想教育。如“人无贵贱，道在则尊。”此书对后世影响较大，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流行的童蒙教材。

　　　　东汉时期，民谣十分盛行，往往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后汉书…五行志一…谣条》载：“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些歌谣往往尖锐地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成为人民揭示社会本质、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再如讽刺“举荐”制度的一首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东汉末年的黄巾军首领张角曾利用民谣来宣传民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歌谣在当时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他发动起义的口号。可见，歌谣的影响力十分强大，教育作用非常显著。

　　　　第四节魏晋时期的诗歌教育

　　　　东汉末年，许多军阀割据一方，长期混战，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公元196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曹操陆续消灭长江以北的军阀势力，基本实现了北方的统一。208年，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大败，被迫退守黄河流域，统一全国的设想没有实现。公元220年，曹丕废汉自立，国号魏。随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孙权在江东称王，国号吴。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鼎立时期。

　　　　曹丕之后，司马懿逐渐掌握魏国大权。263年，魏国灭亡蜀汉。266年，司马炎篡魏自立，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掉吴国，实现了短时期的统一。由于皇族内乱，西晋国力很快衰竭。316年，内迁的匈奴人灭亡了西晋。第二年，西晋皇族司马睿重建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420年，大将刘裕自立为帝，东晋结束。

　　　　与历史上长期统一的王朝相比，虽然这个时期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显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围较大的局部统一，在动乱中有时间较长的间断安宁。中国传统的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各个局部地区仍有较大发展。尤其是东南地区，到汉代为止还相当落后。由于北方战乱，北人纷纷南迁，为南方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经过六朝相继开发，逐渐成为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也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魏晋时期，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政治集团间相互倾轧斗争，南北方相互攻伐不断，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经过汉末大乱，豪门士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到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进一步形成。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承认豪门士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两晋时期，士族地位进一步巩固。王、谢成为东晋时期最著名的大家族，人才辈出。民谣中有“王与马，共天下”一说。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对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思想领域，儒家独尊的地位被动摇，社会思想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各种思想在相互冲击中不断交汇融合，形成“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时代。曾经一统天下的儒学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而日益没落，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形成的厌世无为、放纵不羁的玄学思想日益发展，佛教日益兴起，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多元状态。玄学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社会上最为风行的学说。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不满和不合作。这股思潮，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个性价值的重视。从玄学论辩中发展起来的语言机智，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尤其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极大促进了魏晋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发展。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日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随着社会思想的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宣扬儒家政教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魏晋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时的作家第一次明确了文学的概念、本质和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提出了“文气”的概念，并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说“文章”包括诗、赋在内。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儒家经典相等的地位，对于文学的兴盛有重要意义。陆机在《文赋》描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灵感之去来，非意志而能控。来则文思泉涌，无往不得，去则笔底粘滞，苦索无获。”他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曹丕理论的补充和发挥。他强调了“情”对于诗的重要意义，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进一步揭示了文学的特征。

　　　　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关于诗赋写作规律的揭示，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的繁荣。魏晋时期涌现了众多著名诗人和大量诗歌作品，文人创作的中心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诗人群体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渊明等人的创作，在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段上又有新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显示了七言古诗自汉代以来的显著进步。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期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坛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文学上取得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而有很大突破和创新，如《善哉行》、《苦寒行》等继续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而《薤露行》、《蒿里行》则直接反映东汉末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传统。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犹如一幅历史画卷，概括了讨伐董卓战事失败以后民不聊生的事实。语言之简洁，气魄之宏大，感情之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而曹操的四言诗却异军突起，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都是四言诗。前者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全诗流动着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后者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曹操的这两首诗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优秀的四言诗作品。

　　　　建安时期，在把乐府诗从民间文学形式改造为文人诗歌主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乐府诗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诗歌风格与审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感情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很重视，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大约各占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抒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以委婉细致见长。语言虽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但华丽精致，通脱流畅。五言体《杂诗》二首的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其七言《燕歌行》二首在文学史上尤为著名，其二是：“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极力表现思妇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风格，又有新的创造。与东汉张衡的《四愁诗》相比，《燕歌行》则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是七言诗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标志。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时期的文学家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对后来文学影响最大。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曾受到曹操的偏爱。由于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练，他与曹丕的储位之争最终失败。曹丕称帝后，曹植受到严厉迫害，动辄得咎，空怀壮志，郁郁而终。曹植现存的辞赋有三十多篇，《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前期诗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中的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雍容华贵，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曹植后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其诗歌集中抒写人生的失望和对政治迫害的不满，情调深沉悲凉。如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美女篇》表达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抒写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最有代表性的《赠白马王彪》感情丰富复杂，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

　　　　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约占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能配乐演唱。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对后世这类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他也有许多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在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内涵更为曲折丰富。曹植的诗歌结构大多精致，自然景物描写较多，开始注重对仗和炼字，追求华美语言和细致描绘，对后来文人诗歌影响很大。

　　　　曹丕在《典论…论文》把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并称为“七子”，他们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王粲、阮瑀是文学家蔡邕的弟子。王粲出身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诗、赋均有成就。他少有才名，17岁时就写出了名篇《七哀诗》；又以擅长辞赋著称，《登楼赋》是其名篇，前人常以他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阮瑀、刘桢也以五言诗知名当时。

　　　　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名琰，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深厚修养。由于家学渊源，她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妙于音律，又善诗赋。蔡文姬传世的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她的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体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成一体。

　　　　曹丕的皇后甄氏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失宠后写了一首《塘上行》，表达了一个女子对丈夫一往情深的泣诉，哀婉泣绝，极为感人，是女子思夫诗中的名篇。

　　　　建安时期，诗人普遍使用五言诗形式并加以发展，使五言诗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最基本的形式。建安时期的文人诗歌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开始向文人诗歌的精致华美转变。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当时文人的诗歌中占了很大比例。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诗歌追求修辞华美，普遍运用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等表现手段，增强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艺术性，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以后愈来愈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

　　　　曹魏后期的诗人以阮籍和嵇康最为著名。阮籍是阮瑀之子，他的诗歌深受其父影响，作品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