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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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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劝学篇》作为蒙学教材。由于统治者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一些出身低微的作家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学而优则仕”又是古代文人的主要出路,因此,一批学者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学童身上。他们编写了大量的蒙学教材,除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外,其它大都佚失。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周兴嗣的《千字文》。
《开蒙要训》的内容主要介绍自然事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饮食烹调、农业耕作、树木鸟兽等。形式上采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如“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解难忘。”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通俗,至五代时期仍在传抄流行。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梁书…周兴嗣传》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千字文》前的小序说:“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他奉梁武帝命把常用汉字编成《千字文》一卷,全文采用韵文形式,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极短的篇幅内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名贵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士人农桑、生活起居等。如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从开头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其行文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文采,押韵和谐,抑扬顿挫,具有四言诗歌的形式特点,即使完全当作诗歌来读也无妨。这本书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南朝时期生肖文化逐渐盛行。活跃于梁陈两朝的著名文人沈炯有一首有趣的十二生肖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蠡窗悠哉。”据说这是我国第一首生肖诗。这首诗在首字按排序嵌入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种动物的特点,可谓别开生面,文采娱人。这首诗对于生肖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第六节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39年,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在孝武帝拓跋焘时统一了北方,社会逐渐安定。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尊崇孔子,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温子昇、邢子才、魏收等,其诗歌作品主要是模拟南朝文学,成就不高。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四个王朝。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这一时期虽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北朝后期,南方许多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如庾信、王褒等,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他们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诗赋作品,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王府,后来成为萧纲的东宫学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与徐陵并称为“徐庾体”。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而滞留北方。西魏和北周皇室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有盛名,因而颇受器重,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庾信前期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其诗赋抒发了自己深切怀念故国乡土,因身仕敌国而感伤、因不得自由而怨愤的情感,风格也转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他的《春赋》、《哀江南赋》是当时名作,《春赋》中诗赋结合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唐代王勃、骆宾王和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显然受其影响。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来到北方后又接受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他的骈文骈赋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的繁荣有重大影响。
王褒(约513—576)字子渊,琅琊人,出身名族,因旧交之情受梁元帝重任。梁元帝出降西魏,诸臣均被带到北方。王褒以门第与文才,受到西魏、北周重视,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领袖。他曾以七言《燕歌行》著称于当时,五言诗《关山月》也是边塞诗的名作。《渡河北》则是王褒诗中最著名的一篇:“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表现了对南方故土的思念和人生失路的悲哀,风格萧瑟苍凉。他的诗歌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
北朝文学虽然总体上不能与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权实行汉化政策、重视教育的结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历代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时,邢邵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后,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诗人魏收由魏入齐后,颇受重用,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北朝历代君王和上层贵族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对流落北朝的南方文士十分尊崇。如庾信滞留西魏时,很受皇室器重,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交。王褒出仕西魏、北周,以门第与文才受到重视,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当时北周与陈朝通好,允许南方流寓人士归还故国,因庾信与王褒久享盛名,北周君主坚决不准许两人南归。北朝政权对文士的尊崇可见一斑。
北朝政权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两汉魏晋以来的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曾一度改称中书学,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北朝政权在都城和各地设立官学,尊崇孔子,学习儒家经典,推广儒家学说,《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魏书…薛辩传附子谨传》载:太武帝拓拔焘时的河东太守薛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汉末魏晋以来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却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著名诗人邢邵曾任中书监、国子祭酒,直接负责中央官学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历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较深厚的儒学修养,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诗作赋;受到两晋老庄风行的影响,他们往往还学习《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阴平国遣使朝贡。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于京师。”“(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孝文帝不仅精通“《五经》之义”,“善谈《庄》、《老》”,而且“诗赋铭颂,任兴而作”,能与群臣一起赋诗,其文化修养可谓深厚矣。《魏书…郑羲列传附子道昭传》还记载了孝文帝与诸大臣赋诗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北魏前废帝元恭也能作诗。《魏书…前废帝纪》载:前废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赋诗曰:‘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首五言诗表达了他被逼迫退位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东魏孝静帝能文能武,颇好文学,连他的妃子也能吟诗。《魏书…孝静帝纪》:“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尉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殻а谔椤f烧怨钍纤谐滤纪跏疲骸跗浒裉澹阆砘品⑵凇!
北魏王公和宗室子弟也往往爱好文学,能够赋诗作文。如元晖业、元熙、元延明、元勰、元愉等宗室王子,均能作诗。《魏书》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魏书…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弼子晖业传》:“(晖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魏书…南安王桢传附英子熙传》:“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熙临刑为五言诗,示其僚吏曰:‘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与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始熙之镇鄴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
《魏书…安丰王猛传附子延明传》:“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
《魏书…彭城王勰传》:“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
《魏书…京兆王愉传》:“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
北魏时期的文人学士不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能赋诗者更多。如梁祐、董绍、冯元兴、鹿悆、常景、祖莹等在《魏书》中均有传。
《魏书…裴叔业传附梁祐传》载:“祐,叔业之从姑子也。好学,便弓马。……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
《魏书…董绍传》载:“董绍,字兴远,新蔡鲖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家四门博士,……绍悲而赋诗曰:‘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
《魏书…冯元兴传》载:“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因就中山张吾贵、常山房虬学,通《礼》传,颇有文才。年二十三,还乡教授,常数百人。领僚孝廉,对策高第,又举秀才。……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无根绿水上。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
《魏书…鹿悆传》载:“(鹿悆)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恒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
《魏书…常景传》载:“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其赞司马相如曰:‘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其赞王子渊曰:‘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其赞严君平曰:‘严公体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彻。‘其赞扬子云曰:‘蜀江导清流,扬子挹余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
祖莹是当时著名诗人,以才思敏捷著称。《北史…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耽书,以昼继夜……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魏书…祖莹传》的记载与此相同。从祖莹的经历来看,神童之名的背后是接受教育和刻苦学习。祖莹的弟弟祖孝隐、儿子祖珽、孙子祖君信均以文学知名当时。
北朝时期,私学在民间仍相当发达。据《魏书》记载,张伟、常爽、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徐遵明等,都是当时名闻天下的私学先生,其弟子往往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孔子开创的儒家“诗教”传统绵延不绝。
《魏书…儒林传…张伟传》载:“伟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泛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魏书…儒林传…常爽传》载:“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
《魏书…儒林传…刘献之传》载:“刘献之,博陵饶阳人也。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己了,不复须解。……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经通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魏书…儒林传…刘兰传》载:“刘兰,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城南馆,植为学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
《魏书…儒林传…徐遵明传》载:“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也。身长八尺,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乃诣平原唐迁,纳之,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
《魏书》中还记载了当时一些著名文士幼年接受私学教育的情况。温子升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之一,与邢子才、魏收号称“北地三才”。《魏书…文苑传…温子升传》载:“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
裴骏、裴安祖的经历更能说明私学诗歌教育的成效。《魏书…裴骏传附从弟安祖传》载:裴骏家世以儒学为业,“裴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骏幼而聪慧,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弱冠,通涉经史,好属文,性方检,有礼度,乡里宗敬焉。”“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虽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独食。”《诗经》的影响可谓大矣!
《魏书…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这说明祖莹在十二岁之前接受的是私学教育,仅八岁就已经学会诵读《诗经》,可见私学教育的成效。由北朝入隋的诗人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词藻华美,时人称为奇才。由此可见当时诗歌教育的状况。
《魏书》还简略记载了两位奇女子的事迹。其一是房景先的母亲崔氏。《魏书…列女传…房爱亲妻崔氏传》载:“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魏书…房法寿传附族子景先传》:“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房母能“亲授经义”、“自授《毛诗》、《曲礼》”,可见其文学修养之高。在她的教育下,房景伯、房景先都成为当时的著名文士。
其二是崔巨伦的姐姐崔氏,她还是一位女诗人。《魏书…崔辩列传附逸子巨伦传》载:“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书诗数十首,辞理可观。”可惜其作品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北周世宗宇文毓能作诗。《周书…明帝纪》载:“丁未,幸同州。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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