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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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在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连当时寺院宣讲佛经的“讲经文”也多采用韵文形式。讲经文在讲说时大量采用赋体的形式铺陈描写虚幻世界，在咏唱时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诗体，使讲经过程富有艺术感染力，而为僧俗民众喜闻乐见。还有一种篇幅较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讲经之前所唱诵的叙述经文大意的七言韵文，其性质与后来话本的“入话”、弹词的“开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叙事诗。“讲经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劝善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与传统道德是一致的。

　　　　唐代“变文”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与“讲经文”类似的韵文体曲艺作品，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体，有六言体，还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内容或演唱佛经故事，或演唱历史故事，或演唱民间传说，或演唱当时重大事件。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等。而历史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涉及历史人物，二者往往相互渗透。这些作品往往宣扬忠孝观念，赞美英雄人物，惩恶扬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目连救母的变文在唐代流传甚广，相传张祜曾戏称白居易《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二句是“目连变”（《本事诗》）。从“变文”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它也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讲经文”和“变文”具有的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制，对后来的说唱文学、戏曲文学和各类小说的影响极为深远。后世话本小说中常常夹杂许多诗词的现象、古典长篇小说往往夹杂许多诗词歌赋的特点，都与“讲经文”、“押座文”和“变文”的影响密切相关。追本溯源，可以发现，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唐代的诗歌教育还波及周边邻国。唐诗在日本广泛流传，白居易的诗尤其受到日本人喜爱。唐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李白曾因听到他渡海回国而遇难的传闻而深情写下《哭晁卿衡》一诗。新罗留学生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考中进士，曾写下大量诗文，其文集《桂苑笔耕》流传至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经留学生的学习和传播，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也相当大。如日本在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

　　　　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曾受到过唐诗的影响。如北宋初的“西昆派”专学李商隐；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则把杜甫奉为祖师。南宋后期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而北方的金元诗人都学中晚唐七言律诗。明代中叶兴起的复古运动甚至以“诗必盛唐”相号召，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可见唐诗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三节五代时期的诗歌教育

　　　　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分裂时期。除梁、唐、晋、汉、周外，当时还先后出现了北汉、南唐、吴越、南汉、前蜀、后蜀等十个小国，总称五代十国。这种分裂状态，实际是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延续。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逐步消灭割据政权，大体上结束了分裂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的继续。在文学上，最突出的文学形式仍然是诗歌，而文人词已很兴盛，倚声填词蔚为风气。而西蜀（前蜀、后蜀）与南唐二地，军事力量虽弱小，却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成为词人荟萃的两大基地。

　　　　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数汇集在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所编的《花间集》中。这部词集收录了晚唐温庭筠、皇甫松以及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与蜀有关的词人的五百首词。西蜀词人的创作基本沿续了温庭筠的词风，题材大抵以男女艳情、离愁别恨为中心，语言则善于藻饰，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其描写男女情爱的大胆露骨程度则远超温庭筠，因此受到后世具有正统观念的学者的严厉批评。总体上说，《花间集》是一部带有浓郁宫体气息的词集，这些词人常被称统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明清时期绮靡颓废的艳情文学深受其影响。

　　　　南唐词人中以冯延巳、李璟和李煜最为出色，而李煜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冯延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时任宰相。他的词介乎五代花间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一些作品虽还带有秾艳色彩，但词风已转向了清新流畅、深婉含蓄。他的词以写恋情为主，也有离恨伤感，但语言清新流畅，通过自然意象与心理变化来抒情，如《更漏子》、《归自谣》、《谒金门》等。北宋重要词人晏殊、张先、欧阳修都受到他的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他“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开北宋一代风气”。《全唐诗》卷八九八录其词78首，卷七百三十八另存其诗1首。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国君，他治国无能，但文学修养很高，能诗善词，周围曾聚集了韩熙载、徐铉、冯延巳等著名文士。据说他十岁就写出咏竹的佳句“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他传世的诗词很少，《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卷八八九录其词3首。《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是他的名作。马令《南唐书…党与传》记载，冯延巳有一次与南唐中主李璟闲谈，李璟引了他《谒金门》词中一句说：“‘风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冯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这是词史上的一则著名佳话，可见他文学修养之高。其子李煜、李从善、李从谦均有诗传世。

　　　　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李璟的儿子。他多才多艺，洞晓音律，工书善画，诗文俱佳，尤擅于作词，是五代时期成就最高的词人。与其父相似，也无治国才干，文学修养很高，喜招引文人学士。三十九岁时，南唐为北宋所灭，李煜开始了俘虏生活，后被宋太宗毒死。他前期的词的多写宫廷生活、歌舞宴饮和男女恋情，如《清平乐》（别来春半）；后期的词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和人生感慨，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等。《全唐诗》卷八八九录其词34首。他的词多采用白描手法，精心选择意象，注重抒发情感，语言自然流畅，艺术感染力很强，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新境界。他善作五、七言律诗绝句，《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8首。其皇后周娥皇精通书史，善解音律，既会谱曲，又能填词，惜其词不传。

　　　　五代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北方朝代频繁更替，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其不利，但统治者承袭唐代遗风，普遍崇尚文化，重视文士。五代政权沿袭唐代的教育制度，重视国子学，儒家典籍依然是官学和私学的主要教材；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写诗作赋依然很重要，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仍有一些发展。《五代会要》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七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次雕印儒经工作，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时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官府主持进行大规模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开创了经书印刷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位作诗上万首的诗人王仁裕（880—956），其诗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其诗当时流传颇广，人们竞相传诵。蒙学经典《幼学琼林》中说：“王仁裕多诗，时人号为诗窖”。他能文善诗，通晓音律，涉猎领域，既广且丰，著述颇多，数量惊人。可惜这些著作特别是诗集几乎佚失殆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六仅存其诗不足16首（五律2首、七律13首、残句2句）。《旧五代史…周书…王仁裕传》载：“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少孤，不从师训，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学。一夕梦剖其肠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资性绝高。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盖以尝梦吞西江文石，遂以为名焉。”他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进，门生、弟子数以百计。他曾在《示诸门生》里写道：“二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长羽毛成。”后汉乾裕年间，他掌贡闱时中进士者多达33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溥、李恽、许仲宣、李昉等，后来都成了一代文杰。《舆地纪胜》云：“王仁裕知贡举时，所取进士三十三人，皆一时名公卿，李昉、王溥为冠。”他很重视诗歌教育，现存诗篇中写给门生的就有3首。他在《与诸门生春日会饮繁台赋》里写道：“烂醉也须诗一首，不能空放马头回”。他在作诗上为弟子做出了表率。

　　　　五代时与王仁裕同以诗文知名、以善于选拔人才著称的诗人是和凝（898—955）。《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载：“和凝，字成绩，汶阳须昌人也。……凝幼而聪敏，姿状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学，书一览者咸达其大义。年十七举明经，……十九登进士第。……唐天成中，……寻诏入翰林充学士，转主客郎中充职，兼权知贡举。贡院旧例，放榜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时议以为得人。……又好延纳后进，士无贤不肖，皆虚怀以待之，或致其仕进，故甚有当时之誉。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他少年时好为曲子词，流传和影响颇广，契丹称之为“曲子相公”。他善于选拔人才，门生弟子众多，声誉卓著。《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五录其诗109首，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24首。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末，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事四姓十君，六次任宰相，自号长乐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雕印刊行儒家经籍的倡议者和主持人，于后唐长兴三年奏请朝廷刊印九经，在他的组织下，历时二十一年才得以完成。他少时刻苦读书，长即以文学和仁孝知名。《旧五代史…冯道传》载：“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新五代史…冯道传》载：“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及为大臣，尤务持重以镇物，事四姓十君，益以旧德自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他吟诵聂夷中的《田家诗》讽谏后唐明宗，正是“诗教”的典型例子。冯道很重视诗歌教育，也很善于进行诗歌教育，他的《天道》、《偶作》、《赠窦十》等诗的内容就是写立身处世和教育子女之道，《赠窦十》一诗流传颇广。《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七录其诗五首。

　　　　由于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经济相当繁荣，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儒家经典仍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开蒙要训》、《千字文》《太公家教》和《蒙求》依然是蒙学阶段的主要读本。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南唐、前蜀、后蜀、吴越等国的诗歌教育仍然十分发达，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全唐诗》中收录了五代十国时期众多诗人的大量作品。

　　　　南唐三代君主李昪、李璟和李煜都是当时著名诗人，均喜招延文学之士，因此南唐文学兴盛一时。因唐代贞元中，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曾于庐山白鹿洞隐居读书，故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在其遗址建立了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南唐先主李昪年轻时“独好学，接礼儒者”。据说李昪九岁时就作《咏灯》诗：“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全唐诗》卷八录入这首诗。他立国后重视文化，爱好文学。其子李璟、其孙李煜在南唐宫廷浓厚的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成为我国词史上的著名词人。

　　　　在南唐宫廷周围聚集了众多诗人。徐铉，十岁能属文，早岁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六录其诗298首。韩熙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5首。宋齐丘，《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3首。李中《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七至七百五十录其诗310首。张泌，《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二录其诗19首，卷八百九十八录其词27首。伍乔，南唐时举进士第一，《全唐诗》卷七百四十四录其诗21首。成彦雄，《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九录其诗27首。

　　　　前蜀经济繁荣，崇尚文化。王建虽然出身草莽，但很尊重士人，也能作诗，《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著名文人韦庄、冯涓、许寂、周庠、张格都受到他的重用，著名诗僧贯休、道士杜光庭晚年都依附于他。王建妃子徐氏二女皆有国色，均能作诗，《全唐诗》卷九录其诗16首。后主王衍，颇知学问，能作艳词。《全唐诗》卷八录其诗5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2首。前蜀宫廷周围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牛峤曾有歌诗三卷，《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七录其诗6首，卷八九二录其词26首。牛峤之侄牛希济以词著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12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1首。顾夐善作艳词，意象清新生动，《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55首。薛昭蕴擅长作诗填词，才华出众，好唱《浣溪沙》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19首，其中《浣溪沙》8首。

　　　　值得注意的是，前蜀出现了两位波斯裔诗人——李珣、李舜弦。李珣是著名医药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有诗集《琼瑶集》，《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六收录其词54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其《南乡子》词17首，歌咏南国风物人情，明快清新。李珣之妹李舜弦颇有文才，被王衍纳为昭仪。李舜弦工于诗，其诗多受文人赞赏，《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七录其诗3首。

　　　　前蜀还出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才子黄崇嘏（883—925）。她是临邛（今四川邛崃）人，父亲曾在蜀中任州郡长官，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诗善文，棋琴书画，无一不精。12岁时父母相继亡故。成年后，她才艺出众，特立独行，常女扮男装，游历川东川西。她的诗引起著名文人周庠叹赏，因为当时她扮作男子，就举荐她代理司户参军。上任一年，卓有治绩。周庠见她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就主动提出把心爱的女儿嫁给她。黄崇嘏作《辞蜀相妻女诗》表明身份。后归家守贫，全璧而终。《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2首。金元杂剧《春桃记》、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均以黄崇嘏之事为蓝本。明代杨慎的笔记《杨升庵外传》亦记此事。黄梅戏《女驸马》也以她为原型。清人吴任臣所著的《十国春秋》中记载了黄崇嘏的生平事迹。

　　　　后蜀文化相当发达。《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毋昭裔是五代后蜀著名文人、藏书家，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出身贫寒，嗜好读书，曾借书来读，遂博学有才名。孟知祥镇守四川时，他为掌书记，后擢御史中丞。后主孟昶继位，任后蜀宰相16年，以太子太师致仕。他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早年向人借《文选》、《初学书》等书，人面有难色，他曾立志刻印书籍，惠及天下学子。后蜀广政年间（938—965），他奏请刻板印行九经。他命张德钊书写九经，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出私财营建学宫，立印舍刻印九经；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写《文选》、《初学书》、《白氏六帖》等书，刻板印行。后又命人印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他还著有《尔雅音略》。北宋平蜀后，其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印行于世。

　　　　嗣主孟昶有诗词传世，《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1首。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女诗人。花蕊夫人费氏（一说徐氏）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幼即能文，尤长于宫词，以才女著称一时。因受蜀主孟昶宠爱，被赐号花蕊夫人。其宫词用语以浓艳为主，偶有清新之作。其《述亡国诗》历来为人称道，令无数须眉汗颜：“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谢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世传《花蕊夫人宫词》150余首，其中可靠者90余首。《全唐诗》卷第七百九十八其名下有诗158首。

　　　　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学的爱好，后蜀宫廷周围也集聚了许多诗人。杨玢，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徐光溥，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2首。刘义度，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1首。毛文锡作词较多，《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32首。欧阳炯能诗善词，曾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6首，卷八百九十六录其词48首。韩昭，卷七百六十录其诗2首。鹿虔扆，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6首。魏承班，《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1首。尹鹗，《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17首。毛熙震，《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9首。阎选，《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七录其词10首。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编成《花间集》十卷，著名诗人欧阳炯为之作序命名。书中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是研究我国古代诗词发展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吴越国文化也兴盛一时。吴越王钱镠虽起于草莽，兴于行伍，但立国后颇好吟咏。《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全唐诗外编》录其诗16首。《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载，钱镠的儿子钱元瓘“亦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钱镠的孙子钱倧、钱俶皆能吟咏。钱俶自编其诗为《正本集》，《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

　　　　五代十国中的其它政权也出现了一些诗人。如后唐庄宗李存勖自幼喜欢音乐歌舞，洞晓音律，文才颇高，能作词，《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4首。荆南诗人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有集五十余卷，《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二录其诗八首，卷八九七录其词79首。

　　　　第四节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陈桥兵变，定都开封，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北宋。此后20年间，北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北宋王朝汲取了唐朝后期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北宋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