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神凋天龙游记-第4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丫ɡ卫慰刂圃谧约菏种小Ｒ虼耍彼味阅谫任湫尬模罅σ种莆涑迹酝庖晃锻仔巳茫诰律衔匏魑怕徘诒狈缴偈褡逭āＴ谥泄醭校未嵌酝夤叵底钊砣醯氖逼冢健疤莆诠辍⑺伪翘椤币凰担杉沃砣酢�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开封，北宋灭亡。
宋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均领先世界，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当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北宋城市规模之巨大，商业之繁荣均超过前代，纸币“交子”的使用就是明证。当时海外贸易尤其发达，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表现了开封当时的繁华景象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北宋时期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为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文化消费的增长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词的兴盛与城市经济、特别是娱乐业的繁荣有极大关系。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促使印刷业迅速发展起来，对科技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作用。北宋印刷业空前发展，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著的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北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赵匡胤和赵匡义以下历代皇帝都好读书，重用文士。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农业技术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位宰相相继兴学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在府、州、县、路等行政区域内设立学校。北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倡导“庆历兴学”，在东京兴办太学，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应科举者需先受300日的州县学校教育；考试先考策论，次考诗赋，不考贴经、墨义。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倡导“熙宁元丰兴学”，进一步扩建太学，学生名额增加到两千四百人，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整顿地方官学，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科考取士本于学校，取消诗赋、帖经考试。宋徽宗赵佶时，蔡京倡导“崇宁兴学”，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有学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停罢科举，在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由学校选拔人才，学校教育达到极盛时期。《宋史…选举志一》说：“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官学、私学与书院构建了宋代的办学格局。宋代书院尤盛，一般皆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蒐集图书，延聘学者，聚徒研习儒家经典，讲授孔孟学说。声名最著者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等“四大书院”。南唐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北宋改称白鹿洞书院，就是著名的藏书与讲学之地。四大书院的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学者普遍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为中国文化教育高度发展的时期。
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宋代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诗赋始终受到文人的重视。宋代科举实行弥封制度，进士及第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科举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广泛开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社会门阀势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又名《励学篇》）为读书人描绘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而当时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都出身于寒微家庭。宋王朝优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宋代对待文人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如吕蒙正天天吃鸡舌汤，宋祁夜夜拥妓豪饮，文人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宋王朝通过科举加强了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同时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从维护高度专制的政权出发，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对儒学加以适当改造，希望以伦理道德的内化来解决社会矛盾，儒家伦理观念被不断强化。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籍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自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熙宁年间，苏轼就因“乌台诗案”被捕受审而险些丧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文人大都只能在忠君报国的前提下确定自我角色，注重道德情操，重理智而轻感情，个性内敛，“修身齐家”成为文人的自觉追求。这种思想倾向对宋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文学被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儒家思想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的诗文中常常充满政治说教和道德理念。
北宋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关系密切。北宋词的境界进一步得到扩展，从题材到形制，从作家到作品，词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成为与唐诗并称的奇葩。
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具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爱好文学，多能诗词，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赵匡胤在未发迹时就曾吟咏过一些表现宏大志向的诗篇。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羡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很有名气。由于道统文学观的兴起和理学的逐渐形成，诗歌也被视为传道的工具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仍然是诗歌。傅璇琮领衔主编的《全宋诗》收录两宋9000余位诗人的作品二十余万首。唐代诗人对宋代诗人影响很大，最突出的是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人。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特点。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受到韩愈诗风的影响。北宋诗人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他们比唐人更多地运用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得诗歌的意象自然亲切、意脉流动顺畅，意境平常冲淡；又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句式引入诗中，使得作诗成为诗人比赛学问和机智的工具，诗歌变得更精致、更含蓄。
词至两宋达到顶峰，在意境、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圭璋编纂的宋词总集《全宋词》（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版）收录两宋词人1400余家，词21000余首。在传统上，词最初是唐代歌妓在酒宴上演唱的歌曲，与乐歌有密切联系，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讲究。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有浓郁的宫体气息，题材大抵是男女艳情、离愁别恨，语言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受其影响，宋词的正宗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长。诗庄词媚，诗大词小，重诗轻词，是北宋文人的基本观念。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发展，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词人，其中晏殊、晏几道、张先、欧阳修、柳永尤为出色，而苏轼的成就尤其卓越。宋仁宗“颇好”柳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陈师道《后山诗话》）。虽然词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依然不如诗那样崇高庄严，但它已经赢得了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北宋词人，从柳永、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等，恪守词的传统，使词的形制更丰富、语言更精炼、意境更深婉、风格更细腻，音律更精美，保持了词家本色。苏轼则异军突起，以其雄大才气开创了词的新境界。他打破了词的题材限制，把“诗言志”的传统引入词中，而且把散文句式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技巧更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词的面目。
著名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卓著的建树在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诗文并非其所长。但他流传下来的两首诗《咏初日》、《咏月》却历来为后人所瞩目。《咏初日》是一首绝句，有据陈岩肖《庚溪诗话》记载：“上微时，客有咏《初日》诗者，语工而意浅陋，上所不喜。其人请上咏之，即应声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咏月》一诗仅存残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关于这首诗，还有一段佳话。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王师围金陵，唐使徐铉来朝，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围，谓太祖不文，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使诵其诗。曰，《秋月》之篇，天下传诵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尔，我不道也！‘铉内不服，谓大言无实，可穷也。遂以请。殿上惊惧相目。太祖曰：‘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山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这两首诗都是赵匡胤未发迹时所作，气势磅礴，出语惊人，显示了他年轻时的宏伟抱负和远大志向。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两岁时其父病故，贫无依靠，随母改嫁，倍受歧视。虽家境贫寒，但他胸怀远大，刻苦自律，每日画粥断齑，笃学不辍。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镇守延州时威震西夏，后官至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的诗歌坚持风雅传统，有多议论的散文化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散文《岳阳楼记》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名句。其词仅存五首，但突破了唐末五代词的绮靡风气，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开辟了宋词崭新的审美境界，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苏幕遮》、《渔家傲》是他的名作。《渔家傲》一词意境阔大，沉郁苍凉，成为后来豪放词的滥觞。他的诗文对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影响深远。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属江西）人，七岁就能写作诗文，十四岁以神童应召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后官至宰相。他善于选拔人才，当时知名文士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俱出其门。他诗、文、词兼擅，在北宋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宋史…晏殊传》载其“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其诗文大都散佚。他在词的创作上有较大成就。由于一生显贵，其词作主要反映富贵闲适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感触和闲愁，笔调闲婉，理致深蕴，音律谐适，词语雅丽。他的词题材狭窄，基本上没有超出晚唐以来文人词的范围。今存《珠玉词》130多首，其中伤春感时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特色，如《浣溪沙》二首。“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他词中的名句。在封建士人中，其人生境遇算得上志满意得，因而他的词感情柔弱，常常渗透着自我满足的心态和雍容闲雅的气质，表现出一种富贵气象。他的词语言技巧很高，风格清丽疏淡，细腻精致，进一步把宋词推向文人化、典雅化。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天圣八年进士。他与晏殊交情很深，词作的题材也与晏殊相似。他生性浪漫，写男女之情更多些。他的词清新明丽，语言流畅精巧。由于他善于写“影”，如《青门引》中“隔墙送过秋千影”、《木兰花》中“无数杨花过无影”、《天仙子》中“云破月来花弄影”等，被誉为“张三影”。在宋代词人中，张先较早较多地写作长调和慢词，为宋词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
柳永（约987—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别号柳七，是北宋专力写词第一人。出身官宦之家，为人放荡不羁，留连于秦楼楚馆。早年屡试不第，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始登进士第。柳永精通音律，借鉴民间的俗曲，大量创制慢词，在词的体制、内容、风格诸方面均有所突破。其词打破了长期以来文人词以小令为主的传统，自制长调慢词，开一代风气，奠定了宋词昌盛的基础。他对词的题材有较大拓展，部分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中期都市的繁华富庶和民情风俗，其羁旅行役和男女恋情之词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落魄士子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如《望海潮》（东南形胜）、《雨霖铃》（寒蝉凄切）、《凤栖梧》（伫倚危楼）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词以铺叙见长，语言通俗而不失雅趣，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螅c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宋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述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高丽史…乐志》里也多记载柳词。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望海潮》一词流播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顿起渡江南侵的念头。这都可见他的词在当时流传之广与影响之大。其雅词对苏轼、周邦彦影响较大，而俗词则远接以敦煌词为核心的民间词传统，下开金元俗曲之先声。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四岁失怙，在其母郑氏训育下成才。《宋史…欧阳修传》载：“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天圣八年（1030年）举进士。文学上，他与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政治上，他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北宋文学领袖，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在诗文创作上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大力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家（如王安石、三苏、曾巩等）都曾得到他的提携。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著名诗篇有《戏答元珍》、《别滁》等，散文名作有《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他在词的创作上也有所革新，注重用词抒发自我人生感受，这种创作方式对苏轼有直接的影响。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他的词仍以吟咏男女恋情为多，承袭晚唐以来明丽柔婉的风格，以典雅细腻为主要特色，语言风格多样，或精美，或朴素，或俚俗，与他的诗文显然不同。《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踏莎行》（候馆梅残）是他词作中的名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神宗熙宁年间主持变法，几起几落。在诗歌领域，他广泛学习唐代诗人，尤其非常推崇杜甫，曾编辑《老杜诗后集》和《唐百家诗选》。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是以他为起点的。他的诗歌十分讲究语言锤炼，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诗句和意象，形成了以语言精炼圆熟、意境清丽含蓄为主的风格，如《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等。他对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影响很大，他们以才学为诗的偏向，也与王安石大有关系。王安石的词仅存29首，颇具开创性，《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曾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他一生坎坷，屡遭贬抑，曾因“乌台诗案”被人构陷入狱。苏轼为人正直，胸怀旷达，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他的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文汪洋恣肆，自由挥洒，明白畅达，结构谨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石钟山记》、《放鹤亭记》、《赤壁赋》、《后赤壁赋》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其诗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多方面开拓创新；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各体兼备，尤擅七言古体和律绝；内容富有哲理，耐人寻味；语言清新自然，风格多变；其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联想令人赞叹。《游金山寺》、《和子由渑池怀旧》、《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都是他的名作。其词开豪放一派，题材广泛，气势雄浑，慷慨豪迈，高逸旷达，摆脱了绮艳柔靡的风尚。《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是流芳千古的名作。他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新的文坛领袖，也同样注意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北宋后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苏轼门下。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均出其门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陈师道、韩驹等也深受其影响。这些苏门人物成为北宋后期文学领域的主要力量。
在苏门人物中，黄庭坚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曾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因出于苏轼门下，多次受到排挤。他的父亲黄庶是学习杜甫诗风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兼诗人，他的两位岳父也都是诗人，这种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很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北宋诗坛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诗人，与苏轼并称“苏黄”。他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一直苦心研诗，对杜甫尤为推崇。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诗法”，使得许多诗人欣然相从。他主张“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善用典故古语而追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他的诗在语言上刻意求新求异，多用奇字拗句，形成生新瘦硬的风格，给宋诗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寄黄几复》《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一（投荒万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