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5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句，形成生新瘦硬的风格，给宋诗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寄黄几复》《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一（投荒万死鬓毛斑）、《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之一（凌云一笑见桃花）等是他的名作。黄庭坚的词也写得颇出色，现存词一百八十余首，《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其名作。当时有很多诗人追随黄庭坚或受到他的影响，如陈师道、韩驹、洪朋、谢逸等，一时在诗坛上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被称为“江西诗派”。

　　　　在苏门文士中，秦观是最为出色的词人。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6年）进士，因与苏轼的关系被一贬再贬。他工诗善词，诗风与词风相近。词多写男女情爱，也颇有感伤身世之作，风格委婉含蓄，清丽雅淡。他性格柔弱，情感细致，“愁”是他的词中最常见的主题，如《千秋岁》（水边沙外）、《踏莎行》（雾失楼台）等，意境凄婉悲苦。其描写男女恋情的词往往真挚动人，如《鹊桥仙》（纤云弄巧）、《满庭芳》（山抹微云）等。少数词作如《望海潮…广陵怀古》也有豪放之气。他特别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诗句，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出自隋炀帝的诗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化用了杜甫的诗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是表达爱情的名句。凄迷的景色、宛转的语调和感伤的情绪，构成了秦观的词的艺术特征，因此他向来被看作婉约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词长于抒情，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其中的感伤情调很容易引起一些怀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鸣，对后来从周邦彦、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纳兰容若等词人都有显著的影响。

　　　　贺铸（1052—1125）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外戚之家，个性倔强，不阿附权贵，喜论天下大事。因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他能诗善文，尤长于词。他的词紧紧追随苏轼，内容、风格丰富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于化用前人成句，用韵严格，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其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境界奔放阔大。其词以《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鹧鸪天…半死桐》、《芳心苦》（杨柳回塘）、《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等最著名。《青玉案》是他的压卷之作，因“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节，贺铸在当时就获得“贺梅子”的雅号。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亲手抄录这首词放在案头，把玩吟咏，同时还写了一首小诗寄给贺铸，对这首词给予很高评价：“解道当年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铸7岁学诗，诗作总数多达数千首，数量之巨远过于词，其诗名为词名所掩。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博涉百家之书，为人落拓不羁。二十四岁时入太学读书，因献《汴都赋》升太学正。后仕途屡遭贬斥，曾任提举大晟府。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曾整理各种曲调，创制许多新调，进一步丰富了词的格律和形式，对词乐的发展贡献很大。其诗文俱佳，尤精作词，是北宋末期的词坛领袖。他的词题材狭窄，内容多为风月恋情、怀古羁旅、别愁离恨、咏物抒怀之类。他讲究章法布局，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律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其词格律谨严，音律谐美，追求典丽，为后世格律派词人所宗。代表作有《兰陵王…柳》、《瑞龙吟》（章台路）、《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和《六丑…蔷薇谢后作》等。周邦彦虽然在词的题材和内容方面没有新的开拓，但他在词的艺术形式、语言技巧方面是又一个集大成者，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时期的词人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都十分推重周邦彦。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学词的典范。

　　　　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以下还有韩驹、潘大临等二十多人，“江西诗派”从此确立。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这一诗人群体具有前所未有的较为严格的宗派色彩，他们都以学杜相号召，不仅在诗学观点和写作风格上大体一致，而且多数成员确实相互联系切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诗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以故为新”，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讲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继承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而仅仅片面强调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艺术技巧，因此就愈来愈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江西诗派”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风靡一时，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其影响。其余波一直持续到晚清的“宋诗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女诗人，至少表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北宋诗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当时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大多不传世。北宋出现了著名女诗人魏夫人、朱淑真等。

　　　　魏夫人，即曾布妻魏氏，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名字及生卒年均不详，生平亦无可考。其文学创作在宋代颇负盛名，朱熹甚至将她与李清照并称。她的词多写离情别绪，如《菩萨蛮》之一：“东风已绿瀛洲草，画楼帘卷清霜晓。清绝比湖梅，花开未满枝。长天音信断，又见南归雁。何处是离愁，长安明月楼。”其笔下的离愁别恨表现得颇为深沉真切。其存世作品只有诗《虞美人草行》1首，词10余首。其弟魏泰，著有《临汉隐居诗话》等。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其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她生活于北宋末期，南宋初年尚在世。她出生于仕宦家庭，幼时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遇人不淑，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作品为其父母焚毁，后人将其流传于世的诗词辑成《断肠集》2卷、《断肠词》1卷，因辗转相传，版本很多。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艺术成就颇高。如《菩萨蛮…木樨》：“也无梅柳新标格，也无桃李妖娆色。一味恼人香，群花争敢当。情知天上种，飘落深岩洞。不管月宫寒，将枝比并看。”

　　　　女词人聂胜琼有一首词《鹧鸪天…寄李之问》：“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写离别相思之情，颇为感人。

　　　　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河南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蒋兴祖以身殉国，其女被金人掳走。蒋氏在雄州驿馆墙壁上题了一首词《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朝云横渡，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进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女词人心怀凄恻，悲怨情深，充满感伤身世、眷恋故乡的情感。

　　　　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设童子科，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又称“童子举”。《宋史…选举志一》载：“宋之科目……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童子科年龄限在15岁以下，科考的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要获得神童称号，应试者必须至少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七经”约28万字的儒家经典熟读成诵，其中《毛诗》39000余字。《宋史…选举志二》载：“凡童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

　　　　杨亿（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诗人，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宋史…杨亿传》载：“（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馆阁诗人效仿李商隐的诗风，大量写作雕琢用典、铺陈词藻、属对精工、深婉绮丽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宋绶（991—1041）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杨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杨氏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宋史…宋绶传》载：“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他曾辑录《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1500余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经过先后三次兴学后，官学、私学、书院等三类学校的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也更加丰富实用。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待，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而私学往往集中于蒙学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学教育更加发达，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学有较完备的蒙学教材体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诗》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两种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蒙学读本。蒙学诗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诗》。《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备了诗歌的特点，可以看作是诗歌类教材。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较长、流传范围很广的一种蒙学识字教材，它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隔句押韵，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的作者是钱塘（杭州）的一个儒生，前几个姓氏的排列大有讲究，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三字经》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流传。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流传不远。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时期名扬江淮地区的著名诗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刻苦读书。十七岁就自立门户，在天长、高邮等地以做私塾先生为生，素有治国安民之志，年仅二十八岁便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在短暂的十余年里就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他的诗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志向与人生态度及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难，深刻揭露了黑暗政治和民生疾苦，《梦蝗》一诗是其代表作。他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气势磅礴，意境高远。《暑旱苦热》一诗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他的诗歌曾受到王安石的极力称赞。

　　　　《十七史蒙求》共十六卷，仿照唐朝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韵语，上下两句对偶，生动地介绍了许多历史典故，富有教育意义。如：“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石苞当相，卫青封侯。误点作蝇，落笔画牛。一诺季布，片言仲申。衍口雌黄，裒皮阳秋。荀家八龙，贾氏三虎。战胜朝廷，折冲樽俎。汉卧发兵，郝餐击虏。致瓜苏琼，挂黄兴祖。裴楷如玉，卫玠若珠。明牛漏蹄，庾马的颅。”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汪洙，字德温，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县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九岁便善赋诗，有神童之称。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中进士，授明州助教。他曾筑室西山，每月召集诸儒讲学，以教授族闾子弟，乡称崇儒馆。据说，他九岁时曾在一所废弃的学宫旁放鹅，见殿宇破败，心有所感，就写了一首诗：“颜回夜夜观星相，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因而县令召见他，他当即又作一首诗：“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被县令称为神童，受到奖赏。《神童诗》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据学者考证，通行的《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对它进行了许多增补。《神童诗》最初共34首，均为五言绝句，其中劝学诗14首，表现科举及第得意心情的诗5首，歌咏时令节气的诗15首。后人又增补了一些描写花草和自然现象的诗篇。通行的《神童诗》有48首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简洁含蓄，浅白清新，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再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导少年儿童学作诗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时代局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一心读书，曾遭人非议，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

　　　　宋初承唐代科举制度，也以诗赋取士，《昭明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伤仲永》，记述了当时一个神童方仲永的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五岁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倒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说他“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诗，就太夸张了，恐怕是神话里才能发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实，根据常识来判断，方仲永幼时肯定接受过一些诗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径，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没有说，大概是当地人神化了五岁童就能作诗这件事，以讹传讹，以致真相被湮没了。不过，儿童五岁就能作诗，的确不简单！王安石在文中强调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既刺激了文学作品的生产，又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如曾巩的《苏明允哀词》称三苏的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词在宋代达到顶峰就与此相关。城市中的歌楼酒馆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词新曲为荣，甚至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获得新词，这种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而她们的传唱又使新的词作不胫而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柳永的词在当时就赢得了普遍欢迎。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由于传统诗歌体裁成为正统思想观念的载体，词的兴盛也就成为宋代民间诗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

　　　　宋代的文学家颇重视研究、总结诗词创作规律，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既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这就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王直方《归叟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吴开《优古堂诗话》、吴可《藏海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等。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其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对佳句的点评赏析，也有掌故轶事介绍和谬说更正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学思想。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学创作有深切体会，因而其诗话多有“点睛”之妙。其中对人物典故的叙述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后人借鉴。因此，这本书在后世广为流传。

　　　　在北宋时期，胡瑗、程颢、程颐等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世称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先后在苏州、湖州执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苏湖教法”，宋仁宗时诏令在全国推行。“苏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科，改变了隋唐以来重辞赋的学风。“经义”科以探索六经义理为主，着重学习研究经学的基本理论；“治事”科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为主，强调学以致用。“苏湖教法”实行分科教学，导致了学风的转变，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