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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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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第三节清代的诗歌教育
满族的前身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在两宋时期曾经建立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金朝（1115—1234）。明朝建立后，在东北地区设置了管理军政事务的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儿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后改称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清军乘机入关，逐步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势力，统一了全国。随着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康熙、乾隆在位时间均长达六十年，国力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但是，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浪潮中，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开始衰退。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将各种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在思想上继续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印《性理大全》颁布全国，同时采用高压政策对毁谤程朱理学者大开杀戒，严格限制、排斥各种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学说，以巩固其思想统治。在文化上强化了专制控制，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不断制造文字狱。其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惩治之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如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因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而灭门戮尸。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时知名文人方苞、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涉案人数达三百人之多。雍正六年（1728年），炮制了吕留良诗文案，牵连数百人，手段残忍，震骇天下。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样的诗句而被杀。根据《清代文字狱档》，自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就有文字狱53起。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蔡显《咏紫牡丹》诗案等，文化专制主义达到顶峰。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工作，以示对学术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容。如康熙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编纂了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但是，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规模篡改、销毁了许多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查缴的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余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一样多。在这个过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场浩劫。
清朝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钳制士人外，还继续采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清朝沿袭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对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05年才废除。各级学校都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科举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进了形式化的泥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当童生魏好古请求周学道出题面试诗词歌赋时，周学道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里写道：“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土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苹、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制几句诗，以为笑话。”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学子的“正务”就是学习做八股文，而诗词歌赋都被看作“杂览”，儒家正统的“诗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削弱了。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专制主义重重压迫之下，古典文学仍然绽放出一抹异彩，小说、诗词、戏曲、散文等各个文学领域都取得了新的发展。《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的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戏曲方面则出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优秀作品。散文方面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但在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下，取得的创作成就有限。乾嘉时期，骈文尤盛，成为文学奇观。诗词领域作家众多，流派纷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少许创新。诗话、词话等理论著作十分丰富，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历代诗词创作的经验和规律，对当时的诗人和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吴伟业、王士祯是最著名的诗人。清代中期，郑燮、袁枚、赵翼反对模拟古人，直抒性情，多有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较大成就。优秀诗人龚自珍的出现，开近代诗歌之先声。晚清时期，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派诗”成为旧体诗到新体诗之间的一种过渡。在历经元明两朝的沉寂后，词于清代重新复兴。从清前期到中期，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词人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张惠言、周济等。清代后期的词又进入了新的衰落期。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明亡后迫于清廷压力而出仕，不久辞归。他出生于儒学世家，七岁开始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成为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的弟子。他的诗歌专学唐人格调，辞藻华丽，尤其长于七言歌行。早期的诗如《子夜词三首》等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儒雅风流。明亡后，其诗风苍凉沉痛，晚年学庾信，尤见风骨。他写下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尤以长篇七言歌行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与成就，最著名的是《圆圆曲》。其七言歌行融合了初唐四杰和白居易的特点，文词清丽，音节和谐，注重抒情，委婉含蓄，堪称是唐代以后七言歌行一大家。《清史稿…文苑传一…吴伟业传》里说他“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他的诗歌对清代诗人影响很大，康熙帝曾亲制御诗《题〈吴梅村集〉》：“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他也善词，词作虽不多，但传诵颇广。另有戏曲作品传世。
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五岁入家塾，六岁读《诗经》，幼时即以诗闻名于四乡。他论诗以“神韵”为宗，主张诗歌应意境高妙、韵致天然、音节清亮并富有言外之味。他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就体现了这个特点，此诗一出，在大江南北广为传诵，应和者很多。他在《论诗绝句》说：“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表明他的诗歌主要偏爱王孟韦柳一派，《江上》、《青山》、《真州绝句》等诗篇就是这一风格的体现。他曾选录王维以下四十二人的诗为《唐贤三昧集》，进一步推广他的诗歌理论。《清史稿…王士祯传》载：“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於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作为诗坛一代领袖，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对清代诗人影响很大。他的诗歌作品受到康熙皇帝的喜爱，曾亲自抄录编定《御览集》。《清史稿…王士祯传》载：“上（康熙）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祯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上徵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士祯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可见王士祯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王士祯亦有词名。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出身于以讲究气节著称的文学世家，其父陈贞慧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少负才名，能诗善词工骈文，尤以词著称，与当时名士吴伟业、冒襄、王士祯、朱彝尊等均有交往。在清初词坛上，他与朱彝尊并称，合刊过《朱陈村词》。陈维崧的词作数量很多，约有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现存《湖海楼词》就有1600多首。其词题材广泛，风格豪迈奔放，兼有清真娴雅之作，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著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博学工诗，和王士祯同时驰名诗坛，当时有“南朱北王”之称。他的诗有浓重的学究气息，辞藻丰富，富丽典雅，缺乏激荡奔放的气概。他尤工于词，是浙西词派的开创者。他主张宗法南宋词，讲究字句声律，尤以姜夔、张炎为宗。其词现存500多首，他的词声律严整，精工隽永，艺术成就很高。著有《曝书亭词》、诗文集《曝书亭集》。他曾选编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家的作品，保留了许多明代诗歌资料；还编纂了《词综》36卷，收录唐宋金元词人六百多家的2250多首词，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纳兰明珠长子。他是康熙十五年进士，官至一等侍卫。后因患急病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他自幼敏悟，善骑射，好读书，经史百家无所不学，有深厚的儒学文化修养。他能诗善词，尤好填词，与当时众多名士如陈维崧、朱彝尊等均有交往，是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他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他的词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间有雄浑之作；往往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颇近李煜。著有《通志堂集》、《纳兰词》。《清史稿…文苑传一…性德传》载：“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纳兰词》存词342首，在当时社会享有盛誉，问世后屡屡受到文人学士的高度评价，成为清代词坛的杰出代表。其弟纳兰揆叙、其妹纳兰氏也都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诗人。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其先世三代都是读书人。他自己则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被罢官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他在诗歌创作上推重杜甫，反对当时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其诗歌多山水纪游及题画之作，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儿行》、《逃荒行》等。尤以题画诗著称，语言自然，浅切明快，受人称道。如《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些诗多表达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忧国忧民的情怀，问世后即广为流传。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辞官后居于江宁小仓山下的随园，诗酒优游，广交文士，颇负名望。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的理论，力主“性灵说”，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他的诗体式多样，直抒性情，意境明晰，清新隽永，别具一种清新灵巧的风格。如《春日杂诗》：“清明连日雨潇潇，看送春痕上鹊巢。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其咏史诗也颇有新意，如《马嵬驿》：“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他的诗篇现存4000余首，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清史稿…文苑传二…袁枚传》载：“（袁枚）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可见其在清代中叶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袁枚亦以文知名，《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他出身于清寒之家。其父赵宽以授徒为业。赵翼六岁即随其父在塾中读书，特别喜好诗词古文。《清史稿…文苑传二…赵翼传》载：“生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后于乾隆二十六年中进士。晚岁辞官，专心著述，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赵翼论诗力主创新，反对模拟。如《论诗》绝句：“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其诗今存4800多首，风格浅近流畅，好发议论，或嘲讽理学，或阐述哲理，见解新颖，个性分明。他文武双全，有经国济世之才，生前以诗文名世，身后则以史学见称。文学著作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等。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进士。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学识宏富，以诗、词、文著名。他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其祖龚敬身、父龚丽正均有诗文集传世。其母段驯是著名学者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八岁起学习经史，十二岁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十三岁作《知觉辨》，十五岁诗集编年，十九岁倚声填词，二十一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他既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有敏锐的观察力；又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和良好的文学熏陶，自觉地以诗文创作来经世匡时，干预时政，宣传变革，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诗服务于他的政治主张，多属于政治抒情诗，绝少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总是着眼于现实社会抒发议论，运用意蕴丰富的意象反映现实，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想象丰富，比喻新颖，语言警辟，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在艺术上具有独创性，打破了当时诗坛的沉寂局面。他从十五岁开始诗集编年，四十七岁时诗集共有27卷；他年轻时的诗作大多散佚，今存的600多首诗主要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体式和风格丰富多彩，五七言古体诗较多，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律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其诗歌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或瑰丽，或朴实；或古奥，或平易。其近体诗往往不受格律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以七言绝句最突出。如《咏史》一诗：“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其《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成为诗人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的真实写照。如“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贰炙冢刮判靶砝徜桡 薄熬胖萆逊缋祝蚵砥豚尘靠砂АＮ胰疤旃囟端樱痪幸桓窠等瞬拧！薄吧倌晁湟啾√牢洌槐∏鼗视牒何洹Ｉ柘胗⑿鄞鼓喝眨氯岵蛔∽『蜗纾俊惫ㄗ哉涞氖运枷氲纳羁绦院鸵帐醯亩来葱钥戳斯诺涫璧囊桓鲂率贝９ㄗ哉涞拇室埠苤び谑阈床嘀椋诎耒怖鲋卸嘁钟舨黄街删脱酚谑Ｆ湮脑诘笔北仁忻纭恫厄狻贰ⅰ妒榻鹆妗贰ⅰ兑押チ轮毓镏菁恰贰ⅰ恫∶饭菁恰返取�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今梅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两岁时就跟随曾祖母诵读《千家诗》，三岁进入私塾，九岁开始学习作诗。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他少年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忧民报国思想。他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曾任驻日、英、美等国外交官，回国后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去职家居。回乡后潜心新体诗创作，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积极兴办新学堂。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作为一位早慧的诗人，他青年时期就已经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要求诗歌与时俱变，在题材、风格、语言诸方面打破一切拘忌，积极推进诗歌变革。他二十岁时就在《杂感》一诗里发出了诗歌革新的宣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戊戌变法前夕，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新派诗”的主张。他的诗歌以五、七言古体长篇最具代表性，笔力雄健，气势奔放。他有意以诗为史，用诗歌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如《冯将军歌》、《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等均反映了中法、中日战争中的大事件，对国家的衰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和悲愤。他在《赠梁任父同年》第四首里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壮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他曾经游历西方各国，亲身感受西方文化浪潮，部分作品反映了世界各地风土人情，传播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如《樱花歌》、《纪事》、《番客篇》、《今别离》、《登巴黎铁塔》等，记述了他在国外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古典诗歌开拓了全新的题材，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勇于走向世界的精神。
黄遵宪回乡兴办教育事业期间，十分重视运用诗歌教育青少年。如他的《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共二十四章，实际上是有组织的一篇长诗，每章末字连缀起来，成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六句战斗口号，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敌情绪。如《出军歌》第五首：“怒搅海翻喜山撼，万鬼同一胆。弱肉磨牙争欲啖，四邻虎眈眈。今日死生求出险，敢敢敢！”描绘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经，激励中国勇士奋起抗争。他借鉴客家山歌形式，写下了许多儿童可诵可唱的歌谣，宣传爱国精神，增强忧患意识，鼓励团结向上，愉悦儿童身心。如《小学校学生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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