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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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启超呼吁更多的诗人努力从事歌谣创作，并举黄遵宪为楷模。康有为、章炳麟、秋瑾、高旭等人都有这类歌谣体作品。江苏籍留日学生也在创办于东京的反清革命刊物《江苏》上刊载了供儿童歌咏吟诵的学校歌（儿童诗）《游春》、《扬子江》、《秋虫》等。俞复、丁宝善编写的《蒙学课本》里也有新歌谣，如第三册第二课：“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这些新创作的歌谣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寓教于乐，语言通俗，形式自由，易读易懂，便于歌唱，易于流行，将传统韵文体蒙学教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创作新歌谣也就成为宣传进步思想、教育青少年的最佳方法。

　　　　晚清末年，在维新变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由于难以适应宣传革命思想的需要，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末路，与之相适应的诗歌教育也逐渐衰落。随着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诗歌教育被赋予了新任务、新内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奇闻逸事集　013　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第五章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在上面几章中，本书概述了古代诗歌教育的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本书将古代诗歌教育的的下限延续到了晚清时期。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晚清阶段往往被历史学家划入“近代史”，并成为“近代史”的主体部分。但本书并非纯粹的历史学著作，也无意改变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只是无法将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生硬地割裂开来；而且晚清时期的诗歌教育与清代前期、中期的诗歌教育并无很大不同，人为割裂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似乎不太妥当。故一并加以概述，尚祈见谅。

　　　　下面，本书将从教材体系、基本方法和主要特点三个方面对古代诗歌教育作一综述。

　　　　第一节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体系

　　　　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传授自然知识与伦理规范，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十分丰富，很难一一列出来。本书在前面简述诗歌教育史时只能采取挂一漏万、管中窥豹的方法提及其中的一部分。概括地说，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是儒家的经学类教材，是指以《诗经》为核心形成的注释《诗经》的许多著作。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有一些产生于西周初期的诗歌，在当时就被用于教育贵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诗经》和开私学授徒算起，《诗经》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约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诗经》就成为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诗经》先后被列为“五经”（西汉）、“九经”（唐代）、“十三经”（南宋），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为了便于学子学习《诗经》，历代学者阐释《诗经》的著作数不胜数。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等人奉诏所撰的《诗经正义》和南宋朱熹的《诗集传》。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融通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古文经《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首次提出《毛诗》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别，首次指出《诗》之《大序》为子夏所撰，《小序》则为子夏、毛公合作，在经书注释上独创了“笺”的名称。郑玄《毛诗笺》、《毛诗谱》出现后，《诗经》的流传发生了重要变化——古文经“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而今文经的“齐诗”、“鲁诗”、“韩诗”就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诗经》教育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现今流行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孔颖达于贞观年间奉诏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完成。后又经校定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五经正义》共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毛诗正义》是对“毛传”和“郑笺”的疏解，对魏晋南北朝以来众说纷纭的注释进行了鉴别裁定，因此又叫《毛诗注疏》，是注解《诗经》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被清代学者阮元列入《十三经注疏》，影响至今。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诗集传》是《诗经》诠释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士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在《诗集传》中，他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而就诗篇本身探索其本旨；文字音义则不拘泥于训诂之学，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齐、鲁、韩三家学说，而以己意进行取舍。《诗集传》释义简洁，明白易晓，逐篇述其主旨，逐章言其大意，常有新解。朱熹以后，注释《诗经》者多以《诗集传》为宗，元、明、清时期科举取士也以《诗集传》为准，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和“诗教”传统对中国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毛泽东就曾写作数首四言诗，如《奋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等。1937年4月，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就采用了古朴典雅的四言诗形式。《诗经》里的一些诗篇在今天仍然是诗歌教育教材，如《关雎》、《蒹葭》、《伐檀》、《硕鼠》等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二是纯粹的诗歌类读本，是指根据某种需要编选的各类诗歌选集、全集、总集之类。

　　　　《诗经》原本就是一部诗歌总集，本名曰“诗”或“诗三百”，孔子加以整理后用以授徒，虽然作为礼乐教育的教材，但并未改变其本来面目。西汉时“诗”被儒家尊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此后其文学色彩越来越淡，而经书味道越来越浓。

　　　　自两汉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诗歌的选集或总集就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就成为文士学习作诗的范本而广泛流传。如《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花间集》、《江湖集》、《唐音》、《唐诗品汇》、《唐诗解》、《唐音统签》、《名媛诗归》、《明诗综》、《词综》、《全唐诗》、《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这些诗歌选集、全集、总集往往规模浩大，适应对象也非常广泛。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北宋时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窜改，所收诗歌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对古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中唐时期，蒙馆塾师也往往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蒙馆塾师选定为教材。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全唐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900卷，收录了唐五代时期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48900多首。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代一些诗人、学者还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类著作，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六一诗话》、《韵语阳秋》、《沧浪诗话》、《浩然斋词话》、《乐府指迷》等。

　　　　三是蒙学诗歌读物，是指专门为学童学习诗歌和进行文化伦理教育而编选的诗歌读本。

　　　　古代一些学者非常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曾编写了许多供学童讽诵的诗歌读本，如《咏史诗》、《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此外，还有一些较好的诗歌选集（如《文选》）和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学习诗歌的教材。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诗歌教育读本。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神童诗》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通行的《神童诗》选入48首五言绝句，浅白清新，格律严谨，音韵和谐，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导少年儿童学作诗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时代局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一心读书，曾遭人非议，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

　　　　《千家诗》最初是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收录律诗和绝句1270多首。后来分别出现了谢枋得编选的七言《千家诗》和王相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后来有人将五言和七言这两种《千家诗》编成合刊本，成为流传最广的诗歌教材。清代通行的《千家诗》包括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共220余首，所选诗歌题材十分广泛，风格浅近易懂，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风靡各地，广受欢迎。《千家诗》在清代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百、千、千”，是蒙学中最普及的读本。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唐诗精选普及读本。全书的编选以适合私塾教学为基本原则，以学童容易理解和记忆、适合儿童兴趣为主要出发点，注重选取历来为人们广为传诵的佳作，选入七十余位唐代诗人的诗歌300余首，涵盖了古诗中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各种诗体，名家名篇入选甚多。因此，《唐诗三百首》被塾师广泛采用，而且深受学童和成人的欢迎。这本书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们得以欣赏到唐诗中的精华篇章，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的确是一本质量上乘的精选诗歌读本。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学习唐诗的首选读本，风行海内外。

　　　　四是蒙学韵文读物，是指为帮助学童识字或学习文化伦理常识而编写的启蒙韵文教材。

　　　　由于汉字特有的音节和声韵特点，汉语韵文具有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易读易诵、便于记忆的优点，因此，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上产生了许多韵文形式的教材。汉语韵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诗歌，而诗歌与其它韵文形式并没有很大区别；尤其是那些句式严整的韵文，即使称之为诗歌也无妨。因此，在概述古代诗歌教育史时，也不能忽视这些韵文类读本。采用韵文形式编写蒙学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

　　　　古代蒙学韵文读物的主要内容有识字、属对、声律、自然常识、历史典故、百科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等，大致可分为五种：韵文识字读本、属对用事读本、韵文百科读本、伦理道德读本、韵文历史课本等（这种分类并不够严密，少数读本还有交叉兼类现象），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蒙求》、《十七史蒙求》、《训蒙骈句》、《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名物蒙求》、《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鉴略妥注》等。这些知识都与作诗有密切联系，其中的属对、声律、用典还是作诗的基本技能，因此，这些读本都是古代诗歌教育的辅助教材。实际上，古代的韵语读物明显具有诗歌的形式和特点，其中一些与诗歌并无两样（如《鉴略妥注》）。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即使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称之为诗歌似乎也并无不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韵语读物也是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教材。

　　　　在西周时期，已出现韵文形式的识字读本《史籀篇》，这是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识字课本，可惜早已失传。这本书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这本书为后世编写儿童识字课本提供了典范，对后世影响巨大。

　　　　我国历来有大学者为儿童编写蒙学识字韵文教材的好传统。李斯撰《苍颉篇》，司马相如著《凡将篇》，史游著《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扬雄著《训纂篇》、班固著《十三章》、蔡邕著《劝学篇》、周兴嗣编《千字文》、王应麟编《三字经》等。此外，还有北宋无名氏的《百家姓》。其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影响最大，合称“三、百、千”。

　　　　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识字和常识课本。它以识字为主，同时介绍各类知识，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顾炎武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作为一种儿童读物，其使用时间之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今存《急就篇》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或用三言、四言，共34章，计2144个字。《急就篇》在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对后世童蒙教材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有很大影响。此书自成书后就广泛流传，并被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

　　　　南朝梁代周兴嗣编写的《千字文》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极短的篇幅内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名贵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士人农桑、生活起居等。其行文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文采，押韵和谐，抑扬顿挫，即使完全当作诗歌来读也无妨。如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本书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百家姓》与《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的固定教材，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流传。

　　　　南宋末年王应麟所作《三字经》继承了历史上蒙学教材编写的传统，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优点，是一部集识字、自然常识、历史知识、读书方法和伦理教育于一身的综合性蒙学教材，是古代童蒙读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其句子往往言浅意深，每三字一句，整齐排列，读起来琅琅上口，非常易于儿童诵读记忆。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因此，《三字经》出现后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蒙学教材。七百多年来，《三字经》不但是蒙学基本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89年10月，《三字经》英译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发行。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确定为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自唐代实行诗赋取士以后，吟诗作赋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诗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文人功名的成败；而格律诗尤其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因而学习作诗、学会属对用事也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因此，在韵文识字读本之外，自唐代以后还出现了许多帮助学童学习声律对句、了解历史典故的启蒙韵文读物，如《蒙求》、《十七史蒙求》、《训蒙骈句》、《蒙养故事》（《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唐代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课本。《蒙求》大概是属对用事读本，凡596句，2384字，把592个典故编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诗。全书所讲大多是历史人物故事，四字一句，两句一组，互为对偶，隔句押韵，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其中许多典故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等蒙学读本的取材来源。在古代语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后世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仿照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韵语，上下两句对偶，生动地介绍了许多历史典故，富有教育意义。如：“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石苞当相，卫青封侯。误点作蝇，落笔画牛。”

　　　　明代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是为学童学习声律属对而编写的一部教材，全文采用平水韵平声的三十个韵部，按韵部次序编排，每韵三节，每节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讲究平仄，隔句押韵，对仗工整。如开头第一节：“天转北，日升东。东风淡淡，晓日濛濛。野桥霜正滑，江路雪初融。报国忠臣心秉赤，伤春美女脸消红。孟柯成儒，早藉三迁慈母力；曾参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这本书为学童学习作诗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清代学者又编写了类似读物《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明代萧良有的《蒙养故事》也是仿效唐代李翰《蒙求》编撰而成的蒙学教材，后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杨臣诤加以增订，改名《龙文鞭影》。其内容主要来自史书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和笔记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全书包括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