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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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鞭影》。其内容主要来自史书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和笔记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全书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按照平水韵平声的三十个韵部依次编排，四字一句，每句概括一个典故，对仗工整，易读易记。如“重华大孝，武穆精忠。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秀巡河北，策据江东。”这部书问世后，成为明清时期颇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清朝末年，学者李晖吉、徐兰畦又合撰了《龙文鞭影二集》。清末和民国时期通行的《龙文鞭影》一般都是将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清代李渔编著的《笠翁对韵》是一本专门用来学习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是清代最流行的声律类蒙书之一。全书共三十韵，每韵二则至四则不等，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语言工巧藻丽，音韵流畅；内容博采精裁，编排合理，意境典雅优美，又富生活气息，更易为初学之人掌握。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文中罗列了许多典故，既能够帮助学子增长见闻，又可以在品德修养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代车万育编著的《声律启蒙》是一本专门帮助学童学习对偶技巧和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全书按韵分编，内容丰富，形式上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和谐，琅琅上口，使儿童在诵读中受到语音、词汇、修辞等方面的训练。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这本书也是清代最流行的声律类蒙书之一。

　　　　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百科全书式的韵文读物，如《名物蒙求》、《幼学求源》等。

　　　　南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主要介绍各种名物知识，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器物、耕作、亲属、家庭、伦理等方面的名称和常识，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全书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这本书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欢迎的一本启蒙教材。

　　　　明末学者程登吉的《幼学求源》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简称《幼学》。清朝嘉靖年间，学者邹圣脉又作了一些增补并更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遍行天下。全书按内容编排为三十三类，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识与词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蒙学百科全书。全文采用骈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简炼，对仗工整，易学易懂易记，对于学童增长见闻、学习对句和作诗帮助极大，因而是我国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清代把它与《增广贤文》并列，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明清时期，一些学者还采用韵文形式编写了专门用来传授人生处世经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读物，如《小儿语》、《续小儿语》、《好人歌》、《增广贤文》等。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为了促使儿童诵习有教育意义的儿歌，先后编写了《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杂言句式。如《小儿语》开头部分：“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隔句押韵，句式整齐，易诵易记。吕坤还编写了《好人歌》，内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礼仪。好人不纵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赌钱，好人不尚气。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势。好人不欠粮，好人不侵地。”

　　　　清代车万育编录的《增广贤文》篇幅不长，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以韵文形式将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错而出，灵活多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往往以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连在一起简直就是诗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身之计在于勤”、“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竹篱茅舍风光好，道院僧房总不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求财恨不多，财多害自己”。这本书采录广泛，大致反映了古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耐人寻味，值得借鉴。其语句接近口语，极少运用典故，易于为人们接受。因此，在民间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人们把它与《幼学琼林》并列，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明代还出现了一部用五言韵文编写的蒙学历史课本《鉴略妥注》，作者是明代学者李廷机。《鉴略妥注》以五言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概述了上自远古、下至元明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一部诗歌体通史。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如《三皇纪》：“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黄。无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无为而自化，岁起摄提纲。人皇九兄弟，寿命最延长。各万八千岁，一人兴一邦。分长九州地，发育无边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为粮。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钻木始取火，衣食无所妨。结绳记其事，年代难考详。”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很有歌行体的风格。这本书在明清时期颇受士人喜爱，与《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并列为蒙学基本读物，又被称之为《五字鉴》。

　　　　上述两类蒙学教材都是古代诗歌教育的基础性读本，直接或间接为学童学习作诗服务。有一些读本至今仍在诗歌教育中发挥着作用，是古人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既要注意珍惜和保存，也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尤其是要将古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总结出来，继承并发扬光大。周谷城先生在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撰写的序文中说：“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无论如何，它们绝不比庙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等形式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五是民间歌谣，是指民间流传的民歌、民谣、童谣、谚语、格言等。

　　　　远古时期的歌谣是诗歌最初的源头，当时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其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曾经产生了数不清的民间歌谣，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都是民间诗歌教育的教材，而且对古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歌谣被官府或学者收集、整理、加工之后，就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古代学校教育的诗歌读本，如《诗经》里的部分诗篇、汉代的乐府诗等。其中一些诗篇在古代诗歌教育中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敕勒歌》等。历代农民起义军也往往利用歌谣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古代民间歌谣在诗歌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第二节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方法

　　　　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途径大致有两种：一是官学诗歌教育，是历代统治者主导的以各级官学为主体的诗歌教育，《诗经》自西汉之后一直是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二是民间诗歌教育，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以各类蒙学为主、以民间歌谣自发流传为辅的诗歌教育。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官吏选拔制度影响下，官学诗歌教育往往主宰着民间诗歌教育的基本走向，为民间诗歌教育的发展限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民间诗歌教育往往是官学诗歌教育的附庸，蒙学阶段的各种诗歌教育教材都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但民间歌谣有时也会偏离主流方向，出现一些与社会正统思想观念不一致的现象。

　　　　由于古代民间歌谣除少数篇章外，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布四方，往往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也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方法，因此，论及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主要是指古代各类学校进行诗歌教育的方法，涉及官学诗歌教育和蒙学诗歌教育两个方面。从古代诗歌教育的过程来看，简而言之，其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种：讲授解疑、熟读背诵、模仿练习等。

　　　　一、讲授解疑。这是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法，也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

　　　　在古代学校中，教师的讲解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理解的基础，伦理道德规范的传授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得以实现。古代官学与私学的教学过程和方法大致相同：每学习一首诗歌，往往先由教师教读，然后学生自己温习熟读；下一次上课时，教师先检查温习情况，然后再逐字逐句讲解大意；之后就由学生自己熟读领会，如有疑难，教师再作解答。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曾在《教约》中规定了蒙学教学的具体方法：“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瑕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牡丹亭》第七出《闺塾》中生动形象地概述了陈最良为杜丽娘讲解《关雎》的过程：

　　　　【绕池游】〔旦引贴捧书上〕……〔末〕昨日上的《毛诗》，可温习？〔旦〕温习了。则待讲解。〔末〕你念来。〔旦念书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末〕听讲。“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贴〕怎样声儿？〔末作鸠声〕……〔末〕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末〕胡说，这是兴。〔贴〕兴个甚的那？〔末〕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旦〕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

　　　　【掉角儿】〔末〕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旦〕这经文偌多？〔末〕《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书讲了。春香取文房四宝来模字。……

　　　　上面所引内容对家塾教学过程的概述虽然有浓重的游戏成分，但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私塾进行诗歌教育的大致过程和基本方法。清代学者龙启瑞制定的蒙童课程表中就规定：“每天早起温习读书，背诵。上生书时，老师讲解毕，命学生复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从中可以看出清代蒙学的教学过程，这与《牡丹亭》中的描述是一致的。

　　　　古代一些儒学名师弟子众多，往往数以百计，甚至多达千人。这些名师在教学中往往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才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才生转相授业。东汉学者郑玄师从马融的学习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著名经学大师马融门徒上千，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后汉书…郑玄传》载：“（玄）以山东无兄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自学就尤其重要。

　　　　二、熟读背诵。这是古代士子学习的主要方法，在诗歌教育中有显著作用。

　　　　诵读是学习诗歌的基本方法，历史非常悠久。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其中“乐语”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是诗歌教育，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并能按照音乐节奏吟咏，而且能够恰当应用。在“讽”与“诵”的过程中，也进行着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的传授。

　　　　《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我国古代的诗歌往往分为“歌”与“诗”，能合乐而唱也能诵的是“歌”，不能合乐唱而只能诵读的是“诗”，可见能诵读正是“诗”的特征之一。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大概在经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在西汉初期就已经不能歌唱而只能诵读了，因而被儒家称为《诗经》。《诗经》自西汉之后就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

　　　　宋代有“童子科”考试，年龄限在15岁以下，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应试者必须熟习经史。而要获得神童称号，则必须熟读成诵。仅以“七经”来说，背诵总量至少为28。3万余字，其中《毛诗》39224字。明清时期，蒙学阶段就要求儿童先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进而背诵《千家诗》；进而背《四书》、《五经》。

　　　　古代一些大学者特别重视总结读书方法，尤其重视诵读的作用。他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读书方法被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的读书方法很好地体现了“教化”思想，通过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再经过虚心涵泳、切已体察，最终达到潜移默化的思想境界。他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或《朱子大全…读书之要》）“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童蒙须知》）

　　　　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教约》中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r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也规定有同样内容。

　　　　清代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学者曾国藩的治学经验很丰富，也非常重视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诵读诗文的方法和益处：“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乐曲的歌词。格律诗尤其讲究韵律和谐、平仄相对、隔句押韵，具有音乐美、节奏美、音韵美，只有通过诵读才能品味到诗歌艺术之美。而诵读讲究字正腔圆、感情充沛，需要融情于诗，用心感悟诗人的情思，把情感体验用声音传达出来，从而实现诗歌艺术的再创造。清代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诵读对于诗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蒙学阶段教导儿童学诗、读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儿童识字以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十分重要。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喜欢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作诗的基础。

　　　　三、模仿练习。这是古代学子学习作诗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

　　　　古代诗歌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要传授作诗的方法和技巧。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各类诗歌体裁的不断出现，随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随着历代统治者对“诗教”的重视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吟诗唱和已经成为古代文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能否作诗已经成为衡量文人文化素养高低的一把标尺。看一看唐代之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不会作诗？因此，学习作诗往往是古代文人从学童阶段就开始从事的一项基本任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重视骈文和诗歌的写作训练，要求学生写作诗文时要学会用典，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一些诗人的作品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梁书…吴均传》载：“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