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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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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对于较近的海外贸易，如去南洋，也只能“小打小闹”，不可能形成规模。反过来，对于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的商船大小却是没有限制的。这种不公平的限制的结果就是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权益双手奉送给外国商人。
另一个重要的限制是对于出海时所带物资近于有意刁难的限制，。比如，以限制粮食出口为名，每日每人只许带一升米；以限制铁器出口为名，一条船只许带一口铁锅，一人只许带一把斧子等。这样，远洋贸易是绝不可能进行的，就是在出海以后，想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改变计划也都是很难的；在海上如果遇海匪或歹人，没有武器可以自卫；至于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延误了行程或被迫改变航行路线，都可能会出现断粮这类的严重问题。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出海的商船要预先规定往返的日期。如果到了海外，发现有生意可作，本来是应随机应变，好赚大钱，有了这样的规定，有好生意也不能作，只好按期打道回府。这样的规定对于新贸易航路的开通，更起着致命地扼杀作用。
还有对出国年限的规定，也有极恶劣的影响，“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那时到东南亚这样近的地方，也只能一年一往返。如果到更远的地区去贸易，或遇到点天灾人祸之类的特殊情况，很易逾期，成为有家不能归之人。这对于有钱财或有地位的人进行外贸是个严重威胁，一旦因出外时间长了不能回籍，家中财产必然会受很大损失，所以进行外贸只能小本生意，赚了些钱后，或是移居他乡，否则就得歇手不干。
还有，中国外贸商人不能在外国设置常驻的贸易机构或人员。自从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后，外国商人在中国一直是有常驻人员的。
很多规定都显现中外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外国人强加的，而是英明的康熙大帝所加在中国人头上的。
在这样政策限制之下，即使是开海禁，允许老百姓出海，中国人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也只能处在半死不活地状态。在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国内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口增长也很快，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却不可能随着其它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长足发展。外贸的主要利益都供手奉送给外国人了。当康熙帝莫明其妙地禁止老百姓到南洋进行贸易后，国人进行的外贸更只能迅速萎败。
在《清圣祖实录．２７０》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康熙帝禁止去南洋贸易的过程。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对大臣们作了与此相关的指示。
二十五日讲到吕宋（指菲律宾）、噶喇吧（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藏匿的盗贼很多。内地老百姓希图获利，往往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人就留在那里。二十六日康熙则对大臣们进行了长篇指示，和禁止去海外贸易有关的内容有：海防是今日之要务；造船出洋贸易者有把船悉卖在海外，速宜禁绝；东洋（日本）可以贸易，商船不可去南洋等。并令广东、福建的将军、总督来京，和大臣们共同商议具体实施办法。
数月之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大臣们和地方大吏按康熙指示制定出了具体办法，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不准中国人去南洋，去东洋（主要指日本）照旧，依旧准许外国船来华贸易；二是如将船卖给外国，造船人及卖船人皆斩首；三是不准出海之人留在外国，否则，同去的知情人枷号三月，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追回斩首。
到了雍正五年，福建闹灾，老百姓没饭吃，要造反，雍正不得不开放了福建、广东两省民间对南洋的贸易。从这点上看，雍正似乎比康熙还要开明些。实际上，在封闭中国起来这一点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康熙被尊为圣祖，有清一代，许多原则制度都是康熙定下来的，后来只是延续而已，康熙帝的责任远远超过了后两个及其他皇帝。
闭关锁国的恶果极为严重，其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一是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二是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三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由于闭关锁国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其结果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及乎就是零。据说，当时有位清朝官员认为西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建议在和他们打仗时，在地上撒些豆子，他们摔倒就爬不起来了。如果能对外部世界有一点点皮毛的了解，也就不至于有这样愚昧的建议了。至于那些精明的官员，即使想了解外国，局限也极严重。林则徐是中国人中很有见识的人物，在清政府的官员中也是佼佼者。但是，他对欧洲国家及欧洲人的了解也是极差的。
他在接受禁烟的任务，担任钦差大臣时，他认为不必惧怕英国人，这在原则上当然没错，但在他所举出的理由上，却有可笑之处，他在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讲到，英国兵的腿脚缠裹紧密，屈伸都很不方便，到岸上以后，就干不成什么了，这种认识水平，和前面讲的那个官员昏话，也并无原则差别。
不能因此而过分责怪林则徐，他曾雇好几个翻译，大量地翻译和英国有关的书籍和英国报纸，可以说是拼命地想了解对手。但是，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几乎是零，林则徐临时抱佛脚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自己的无知，也不可能改变我们整个民族的愚昧状态。这种无知的根子可归之于康熙的闭关锁国。
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从事外贸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其中包括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在明清之际，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大力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对于中国是十分有利的。一直到鸦片战争，如果不把鸦片这种毒品算在内，在正常的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中国的茶、瓷器、丝织品等都曾是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而欧洲人却拿不出多少可以吸引中国人的价廉物美的货物。
在十八世纪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国际间的贸易是茶叶贸易。英国大量从中国低价收购茶叶，然后在欧洲高价售出，获利极大，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要占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允许中国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留给他们进行大规模远航贸易的条件，由中国输往欧洲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大宗出口商品中的高额利润，应该有一部分属于中国商人。这种利益又会反过来促进中国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激发手工业生产者去提高水平和扩大规模。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妨碍这种贸易就是妨碍中国国力的增强。
限制国人出海贸易的极深远的坏影响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有一些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人士能出海贸易，或因另外的原因出国，对欧洲诸国或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了解增多，也可能会从那里吸收和学习其文化中的精华，也包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至少可得到一些消息，使有心人产生兴趣。这样，中国虽然由于制度的影响，没有能自己独立地产生近代科学技术，但从别人那里学，即使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也可以算是有了点近代科学技术吧。何况，中国人是不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吸取了别人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再进行改进和创造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只能归因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康熙帝。
本文太长了。但这个话题还没说完。至少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是较早还有明太祖和明成祖禁止老百姓出海，为什么不说他们是罪魁祸首，而偏要说是康熙。
另一个是为什么康熙要实行海禁？实际上，其出发点就是对汉族人的防范。
这些话题以后再写吧。
奇闻逸事集 015 雍正的天真
雍正的天真——
自从某专吃清史饭的大作家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以来，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三个皇帝世宗胤，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们手里牵着的小孙子，都知道咱大清国有一个雍正皇帝。
鄙人生性疏散，向来耐不住电视剧的冗长加唠叨，所以尽管《雍正王朝》几番热播，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不过，虽然眼睛没看电视，却依然逃不脱雍正的阴影，因为总是有人来问，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好。
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嗦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都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功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靠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地是喜欢这种贾政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了，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的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顺，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按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让曾静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地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企图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雍正为了把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实际上未必有雍正想像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像。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
奇闻逸事集 016 储位之争
储位之争：前奏
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6岁的福临继位；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8岁的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破坏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清代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例。
康熙继承了其皇父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采取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好处是免得皇帝死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坏处是皇太子同兄弟之间会产生残酷斗争。康熙看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
康熙共有35个儿子，排序的有24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20人。这20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12人。他们是：大阿哥允、二阿哥允礽、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t…ng）、十阿哥允（…）、十二阿哥允祹（t…o）、十三阿哥允祥、十四阿哥允（t…）。
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实际上是第六子）允礽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允礽时难产死亡，年仅22岁。康熙十分伤心，故对允礽格外钟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年康熙22岁，皇太子才两岁。康熙的这个决定虽然看到他父亲未能尽早立储的教训，但立储过早、太子过幼，显然也是欠妥当的。因为其间的变数太多、太大，两岁的皇太子允礽以后会是什么样？难以预料。
康熙对皇太子的教育竭尽心力，生活上特别关爱。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太子出痘，时值平定三藩之乱的紧要时刻，但康熙亲自护理太子，竟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平时他也分担处理皇父的部分政务和军务。所以，在皇太子册立后的33年间，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
皇太子集团。皇太子允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一处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清楚！”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说不定哪天就被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警惕，心神不宁。”后来康熙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乖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以皇太子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宣布废除皇太子。当时，他且谕且泣，至于仆地。谕毕，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后患中风，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
康熙废皇太子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抱有野心的皇子们，结党钻营，谋贪大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皇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
皇八子集团。皇八子允禩，“有才有德”，聪明能干，内外经营，很得众心。在初废皇太子之后，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党羽相结，谋为代立。皇长子允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职的大学士明珠，本没有希望获取储位。但允生母惠妃曾抚养过允禩，于是两人勾联。其他如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与胤禛同母），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依附于允禩。
皇长子允的密谋泄露，被夺爵、幽禁。储位空悬，也不是回事。大臣们建议康熙早定储位。康熙命诸大臣密举可继立为太子者，以测验大臣之意。大学士马齐等大臣都秘密推举皇八子允禩。允禩觉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也纷纷靠向允禩。由是，在皇八子允禩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争夺皇储的政治集团。后允禩被锁拿，革爵位。十四阿哥允求情，康熙大怒，“出佩刀将诛允，允祺跪抱劝止”。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帝怒气稍解，命诸皇子鞭挞允禩。
康熙看到废皇太子后诸子争夺储位斗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允礽为皇太子。诸皇子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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