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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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炸沉和炸毁我们的船舶。……　
11．这些不幸的情况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已经说过了——即在地中海的东部和西部之间，划了一条人为的界线，使拥有军队的西部司令官们免除了对于在东部处于危险中的重大利益所负的一切责任。第二个原因当然是“霸王”作战计划带来的阴影。魁北克会议作出的决定，是在意大利崩溃所造成的后果变得明显以前，而且也是在意大利舰队投降和我们顺利地攻入欧洲大陆以前。尽管如此，这些决定，直到两星期以前，仍然被硬性地、机械地维持不变。我们一直不可能在更早的日期举行会议。目前，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前景，即“霸王”的既定日期将继续妨碍和削弱我们的地中海战役；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情况将要恶化；同时，爱琴海将继续被德国人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是为了一个根据假设而确定在5月进行的战役；这个假设到时候很可能不会实现，而且如果我们放松了在地中海的压力的话，它就肯定不会实现。　
12．目前在军队中人人都已知道，为了春天在另一地方进行一个战役，将尽量根据需要，把人力物力从地中海战场抽调出去。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情况，因为它对整个地中海战役产生了瓦解士气和削弱斗志的影响。军队和登陆艇正在撤出这个战场，而且军事机构也奉命准备回国，这些事实本身就是有害的。我们希望集中力量攻打敌人这一强烈愿望，已经受到了损害，而在过去，这种愿望曾经使我们从阿拉曼一直打到了这里，并且在突尼斯战役中，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现在我们只有在地中海才能和敌人周旋，同时能够使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压倒他们。可是，在今后几个月中唯一能够采取任何行动的地中海战场，我们却使战斗放慢下来，这确是援助俄国人的一个古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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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密码代号“六分仪”）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3日，星期二，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对蒋介石和中国代表团正式扼要地说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魁北克会议上所拟定的东南亚作战计划草案。蒙巴顿海军上将及其僚属已从印度乘飞机到来。他首先叙述了他已接到的而且要在1944年在东南亚战场执行的军事计划。然后，我就海军的一般情况作了补充。由于意大利舰队的投降，以及其他对海军有利的事态发展，不久就可以在印度洋建立一支英国舰队。这支舰队最后将拥有不下于五艘现代化的主力舰，四艘重型装甲巡洋舰和十二艘辅助运输舰。蒋介石插话说，他认为缅甸战役的胜利，不仅依靠我们驻在印度洋的海军部队力量，而且还要依靠海军的行动与陆地作战的同时配合。我指出陆地战役和孟加拉湾的舰队行动没有必要的联系。我们的主要舰队基地能够在距离陆军作战的战场二千至三千哩以外，发挥它在制海权方面的影响。因此，这些战役和西西里岛的战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在西西里岛的战役中，英国舰队能够在密切地支援陆军的情况下作战。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并且商定由蒋介石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有关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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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召开了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讨论欧洲和地中海的作战计划，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我们在前往德黑兰以前，要考虑这两个战场的关系并互相交换意见。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他谈到了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所能采取的任何可能的行动，包括土耳其参战问题，将对“霸王”作战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我在发言时说，“霸王”作战计划仍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战役不应当粗暴地否定了地中海的任何其他的活动，例如，在使用登陆艇方面，应该有一些灵活性。亚历山大将军曾经要求登陆艇前去参加“霸王”战役的日期，应当从12月中旬延迟到1月中旬。在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发出了命令，要求额外建造八十艘坦克登陆艇。我们要设法做得甚至比这更好。我们也许会发现美英两国参谋人员所争执的问题，只不过影响到两国人力、物力的十分之一（太平洋的力量未计在内）。无疑地，某种程度的伸缩余地是留得出来的。我仍然希望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们削弱了和冷淡了“霸王”，或企图退出这个战役。相反地，我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总起来说，我认为我所主张的方针是在1月份占领罗马，2月份占领罗得岛；恢复对南斯拉夫的物资供应，解决关于司令部的安排问题，并且根据我们和土耳其交涉的结果来打通爱琴海；在上述地中海的政策的范围内，加速进行“霸王”作战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在德黑兰会议前夕所持的立场的一个忠实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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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飞返英国，这时，从英国前来和我们会合。他的到来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他和伊斯梅将军从莫斯科会议返回英国途中，曾在开罗会见了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土耳其人士。在这些会谈中，艾登先生指出我们急需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空军基地。他解释说，由于德国的空中优势，我们在勒罗斯岛和萨摩斯岛的军事形势是危险的。后来，这两个岛都失陷了。艾登先生同时也详细说明土耳其参战将会带来什么有利的后果。首先，这将迫使保加利亚不得不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在边境，从而迫使德国必须以相当十个师的兵力，去代替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的保加利亚军队。其次是可能进攻一个也许有决定意义的目标——普洛耶什蒂。第三，可以切断土耳其运往德国的铬的供应。最后一点则是道义上的利益。土耳其的参战可能会加速德国的和它的卫星国的崩溃过程。所有这些论点，都不能打动土耳其代表团。最后，他们说，如果提供安纳托利亚的基地，那就是等于对战争进行干预，如果他们干预战争，他们就无法防止德国对君士坦丁堡、安哥拉和士麦拿进行报复。我们曾经保证供给他们足够的战斗机来对抗德国人所能发动的任何空袭，同时也向他们保证，由于德军在各处的兵力都十分短绌，因此已无可用之兵来进攻土耳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放心不下。会谈的唯一结果是，土耳其代表团答应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土耳其人曾亲眼目睹爱琴海的事态发展，因此对于他们的小心谨慎，我们是无法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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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一直没有再听到关于“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役的联合司令部的计划，我便设想英国的意见已经被接受了，但是，11月25日，当我们在开罗逗留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用正式的备忘录，向我们提出关于成立一个最高统帅部的建议。由此可见，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最高司令部强烈地认为必须任命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两方面的对德作战行动。他们仍然希望有一个西北欧作战司令官和一个地中海盟军司令官，而在这两个司令官上面还有一个最高统帅，他不仅计划和指挥这两个战场的战争，而且他在认为妥善时可以把军队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个战场。必须记住，我们当时不但在陆海空军各个兵种方面，已经拥有巨大的优势，以及在将来的许多个月中必然继续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由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突尼斯和非洲沙漠的胜利，我们的声誉很高。　
美国的备忘录立即遭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他们和我都用书面写下了我们的意见。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回答如下：　
关于英美对德作战的三军指挥问题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5日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仔细地研究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即“立即指派一名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一切对德作战行动”。这个建议牵涉到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显然是一个应由美英两国政府进行最认真的考虑的问题。尽管如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必须立即声明：从军事的观点来说，他们根本不同意这个建议。他们把理由列举在下列各节中。　
总体战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力量的问题，即便按照“军事”这个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战争问题，都有政治、经济、工业和内政方面的含义。　
因此，很明显，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都必须和美英两国政府进行磋商。简单地说，事实上他只能在较小的和严格属于军事的问题上作出决定，而不必请示高级当局，诸如把一两个师，若干空军中队，或几十艘登陆艇从他的许多战线中的一个战线调往另一个战线，因此，他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将成为一个额外的和多余的环节。　
福煦元帅在上次大战中享有的地位，同现在考虑准备给予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相同之处。福煦元帅仅负责指挥西方战场和意大利战场。他的职权没有涉及萨洛尼卡战场、巴勒斯坦战场和美索不达来亚战场。按照目前所拟议的安排，最高统帅不仅有权指挥“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场，而且也有权指挥巴尔干战场和土耳其战场（如果这个战场开辟的话）。盟国政府托付给一个军人的职责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目前拟议中的职权范围，看来似乎大大地超出了这些限制。　
美国参谋长委员会提议，这位最高统帅作出的决定“可以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撤销”。如果这种新的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迅速作出决定的话，看来上述的附带条件恰恰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将来势必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最高统帅发出了命令，而军队按照命令前进，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马上又撤除了原来的命令，这就引起了混乱。再说，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最高统帅的决定，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完全不同意。这样一来，怎么办呢？另一方面，从军事观点来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然而却发现有关的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并不准备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办呢？　
如果这位最高统帅要行使真正的指挥权，他需要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把情报、计划和后勤等方面的一切人员集中起来，而这些人员会成为战区司令官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一个庞大的缓冲队伍。……　
如果现有的这个久经考验的、曾使我们安全度过了前两年时光的机构，在较小的问题上有所失灵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把它检查一下，找出如何提高它的效率并加以调整的方法，而不要着手进行一个完全新颖的试验，这种试验只不过是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增加一个累赘的和毫无必要的环节，而且必然会导致幻灭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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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打动了美国三军参谋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意味着结束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权，因为这位最高统帅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从参谋人员讨论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应由政府首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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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烈地赞同参谋长委员会的文件，并在第二天，写了一个备忘录，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论点。　
关于对德全面作战最高统帅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6日　
自从萨勒诺战役以来，我们在指挥作战方面的各种困难和缺点，都是由于两国参谋人员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我们看不出这些分歧怎能通过委派一个最高统帅而得到消除，因为这个统帅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他的决定可以被该委员会撤销。这些分歧，既是军事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它们势必仍然要通过现在的方法，即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间和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进行协商来加以调整。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除了被颂扬为世界大战的英雄以外，事实上会发现自己的职权的活动余地很小：一方面受到仅能用现行方法来处理有关政策和战略等主要决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两个主要地区司令官的职权范围的约束。　
2．上述情况当然不足以证明：由于宣布委派一个“击败德国的最高统帅”，就一定能产生一切希望，就一定要建立各种机构。　
3．另一方面，如果最后决定权事实上授予这位最高统帅，那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也就被他取而代之，因此，两国政府和最高统帅之间将立即产生十分紧张的关系。姑且不论人选的问题，我十分怀疑是否能找到任何这样的将领，即他对于目前由两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助下所处理的非常繁杂的问题，能够做出决定。　
4．在处于同等地位的盟国之间应当尽量遵守的一个原则是，任何一个战场的指挥权，应该属于那个已经在该战场部署或将要部署最大兵力的盟国。根据这一原则，地中海的指挥权当然属于英国，而“霸王”战役的指挥权则属于美国。　
5．如果将这两个司令部合并，而由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那么，到［1944年］5月，英国对德作战的兵力显然比美国要多。因此，最高统帅似乎应该由一个英国将领担任。作为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我很不乐意把这样一个惹人不快的职责委托给一个英国将领。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哪一方使用的兵力占有优势，竟把这个最高统帅的职务授予一个美国将领，同时他又宣布主张集中全力于“霸王”战役，而不顾我们地中海战役所受到的损害，那么英王陛下政府也碍难同意。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无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都将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在全世界面前承担了发号施令的责任，而他的命令却又被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撤销，这样他除了辞职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将对我们两国政府迄今一直保持的和谐而愉快的关系，造成最严重的危机。　
6．我看不出为什么现行的办法不应当继续下去，如果能根据建议对它进行一些次要的改进的话。在现行的安排下，一名美国司令官将指挥规模庞大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而一名英国司令官将指挥地中海战役，他们在行动上的互相配合，而兵力的分配，则由隶属于两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处理。……同时，也应当作出安排，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更经常地举行会议，而各自的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月用一星期的时间，轮流地访问伦敦和华盛顿。　
在我们启程赴德黑兰以前，我把这个备忘录面交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我不知道他将作出什么答复。我从私人方面听说，美国三军参谋长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联合参谋机构和新的最高统帅在权力方面可能产生的冲突，同时他们在权衡我们的论点以后，已不再坚持这个计划了。罗斯福总统以及和他接近的人们，在和我们接触时，不论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场合，始终没有以任何方式提起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一直互相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我便以为马歇尔将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回到华盛顿去接替他；　
而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则有责任遴选地中海战场的司令官。　
当时我无疑地认为，这个司令官应当是已经在意大利作战的亚历山大。于是，这个问题在我们重新回到开罗以前，便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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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适逢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军队的每一名士兵，在那天按说都要吃火鸡，而他们大多数人在1943年确实也吃到了。供给开罗美国参谋人员的大批火鸡，是由罗斯福总统乘坐的军舰运来的。罗斯福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参加晚餐。他说，“让我们来举行一次家宴。”因此，萨拉也受到邀请，此外，还有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的“汤米”（汤普森海军中校）。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包括他的私人亲信，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女婿伯蒂格少校，哈里·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我们愉快而又安静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只大火鸡由人按照隆重的仪式送了进来。罗斯福总统高高地坐在椅子上，用非常高明的技巧，毫不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因此，切鸡肉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而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替自己切上一份。我看到他把一盘盘堆得满满的鸡肉分给大家，担心他自己会一点也吃不到。但是，他计算得非常精确，到最后，当两付鸡骨架撤去时，我看见他开始吃他自己的那一份，这才放了心。哈里看见我着急的样子，便说，“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席间，大家致词表达了热诚而亲切的友谊。那两个小时，我们把一切忧虑都抛在一边。我从未看见过罗斯福总统那么高兴。晚餐以后，大家便到我们曾经举行过好多次会议的那个大厅去。跳舞音乐——用留声机唱片播送的——开始响起来了。萨拉是唯一在场的女人，她已被人抢先请走了，因此我和沃森“老爹”（罗斯福的亲信、旧友和副官）跳舞，他的首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欢乐的夜晚，以及罗斯福总统切火鸡的景象，是我在开罗停留期间所有最愉快的经历中最突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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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难题终于都得到了解决。美国宪法、罗斯福的健康、斯大林的顽固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前往巴士拉的旅程和横贯波斯的铁路的复杂问题，都已一扫而空，因为现在迫切需要举行三国会议，而且除了飞往德黑兰以外，其他一切代替方案都已失败了。于是，我们就在11月27日黎明乘飞机离开开罗，向那个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的会议地点飞去。沿途天气非常晴朗，我们从不同的航线，在不同的时间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①　
①我没有提到当时使我关注的一个国内问题，以免打断以上叙述。关于释放莫斯利夫妇的问题，请阅附录（6），第635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第十九章　德黑兰：会议开幕

保卫工作的安排——我反复阐明我的观点——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会谈——11月28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斯大林说明苏联前线的形势——我阐述英国的看法——土耳其的立场——“霸王”作战计划需要三十五个师——斯大林赞同进攻法国南部作为次要的目标——我坚持要占领罗马——罗斯福总统与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土耳其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不能称赞有关方面所作的在我飞抵德黑兰以后的种种接待安排。英国公使乘车来迎接我，我们从机场一同驶往公使馆。当我们接近德黑兰城区时，在长达至少三哩的路程中，沿途每隔五十码，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是明确地向歹徒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到达，而且将经过哪条路线。骑马的卫兵是在指示路线，却不能提供任何保卫措施。在我们前面一百码，有一辆警卫车开道，预告我们快到了。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不久，大批群众挤满了骑兵中间的空隙；而且，我极目四望，只看到几个徒步的警察。在接近德黑兰城的中心时，密集的人群有四五层。他们是友好的，但是却很拘谨。　
他们挤到离我的汽车几尺远的地方。事前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以防止两三名携带手枪或炸弹的亡命徒在这里进行袭击。我们到达通往公使馆的拐角处时，路上已被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在那些拥挤的、张口呆看的波斯人群中，停留了三四分钟。如果事前本来就是打算要我们冒最大的危险，既不想让我们有突然秘密到达的安全，又不想给我们以有效的护送，那么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场面就是最完善的安排了。然而，沿途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向人群微笑，他们也都向我报以微笑。最后，我们到达了英国公使馆，使馆周围有英印部队的严密警戒线。　
英国公使馆及其花园，几乎就同苏联大使馆毗连，而负责保护我们安全的英印部队，同在苏联大使馆周围警戒的为数更多的俄国军队已有了直接的联系。不久，两国的军队会合起来，于是，我们这里便成了一个隔离的地区，并且采取了战时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国公使馆由美国的军队守卫，和我们相距约一哩多远。这就是说，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须来往穿过狭窄的德黑兰街道两三次。这时，在我们之前二十四小时已经到达这里的莫洛托夫，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说苏联的秘密情报人员发觉了一个有人阴谋杀害“三巨头”（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我们）中的一两个人物的阴谋。因此，他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两个人不断地来往通过街道，感到非常不安。他说，“如果发生了任何这类的事件，那就会造成极其不幸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莫洛托夫邀请罗斯福总统立即迁进苏联大使馆，该馆比英美两国使馆大两三倍，场地广阔，现在周围有苏联的军队和警察。我对莫洛托夫的邀请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说服罗斯福先生接受这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带着全体僚属，包括他的游艇上的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