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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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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修之的军队进入江陵，下令将刘义宣及其十六个儿子全部杀死。按照《宋书》和《南史》的刘义宣本传的说法，则是刘义宣事先就死在了狱中（郁闷失望而死，倒也合乎常理）。刘劭、刘骏、刘义宣，英雄刘裕的后代们，竟然一个更比一个烂。
与烂人刘骏同时期的北魏皇帝拓跋濬，虽然知名度不高，在北魏历史上却是位相当重要的皇帝。在我看来，南北朝北强南弱的局面的最终形成，正是在拓跋濬时期。有趣的是，他在位期间对外用兵的次数非常之少，对南朝宋国勉强算有三次小规模的边境接触战，对柔然用过一次兵，其他都是些小打小闹的平叛活动。军事力量的对比，最终体现的是综合实力的对比，拓跋濬一朝所起的作用，就是积累实力。
拓跋濬即位时摆在他面前的北魏帝国，形势很窘迫。拓跋焘末期连年用兵，国库亏空严重，地方上各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大。拓跋濬是先皇嫡孙，皇位本不该有什么争议，但由于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稳固。年轻的拓跋濬刚一上台，拥立有功的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与尚书令长孙渴侯就因为争权，把朝中搞得乌烟瘴气。拓跋濬果断地将这两人赐死，稳住了朝政。不久，他又暗中诛杀了两个叔叔拓跋谭和拓跋建。关于这一点，《魏书》里语焉不详，只说这两位王爷薨于同日。不过有线索表明这两人可能也参与了废立活动，为了防患于未然，拓跋濬先下了手，行迹还算机密，没有波及其他人员。（宫廷政变每每引发大规模的杀戮，最坏情况是像刘宋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打出手，北魏的这次在拓跋濬的处理之下勉强挺过了危机。）
北魏境内的零星叛乱依然不断。第二年，长安的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等人又造反，失败后自杀。拓跋濬势单力薄，当务之急是提拔一批他能够充分信赖的官员，支持他的源贺、陆丽等人自不必说，都被晋爵为王。这还不够，毕竟这些鲜卑人打仗厉害，搞政治决策，统治华北地区还欠缺能力，他选用了许多汉人儒生补充他的决策层。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耿直忠诚的高允。
高允一直为拓跋濬的父亲拓跋晃出谋划策，是几代下来的老臣了，拥立拓跋濬他也有功劳。但是拓跋濬不知为何并没有给他升官，高允也缄口不言，还做他的著作郎。前文说过，拓跋焘大杀以崔浩为首的史官，唯独高允侥幸未死。魏国的著史机构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拓跋濬让高允牵头，在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重新恢复了史官。
有好事之徒劝拓跋濬大修宫室，高允进谏说：“臣听说太祖皇帝（即拓跋珪）平定天下，才在都城修建了宫殿。当时的营造工作，无不是在农闲时节进行的。如今我们建国已久，宫室齐备，永安前殿（即正殿）足以会见天下众臣，西堂温室（即内宫）足以安置圣驾，高台楼阁也足以观望远近。若是要修建更壮丽的宫殿，应该放慢速度，不可仓促而行。采集材料搬运土石的杂役就要两万人，加之老小供饷，这么着也得四万人，半年建完。古人说得好：‘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且发动几万人，损失可谓巨大。希望陛下仔细思量。”拓跋濬很敬重这位老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不再大兴土木。
高允说话直，有时并不考虑听者的立场和心情，乃至拓跋濬也经常受不了他。拓跋濬并不责罚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让左右把他给扶出去。高允锲而不舍，又跑回来要求再见拓跋濬。拓跋濬拗不过，也知道他是好意，就屏退左右，与他单独面谈，对他推心置腹。
有一次，拓跋濬感慨地对群臣说：“君主与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了错误，做儿子的怎能不当面指出呢？你们啊，应该学学高允，他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错误，他常能正面直言，即使是朕不爱听的话，他也敢侃侃而谈，绝不避就。你们这些人在朕左右多年，从来听不到一句正经话，只顺着朕的意思吹捧，乘着朕高兴的时候求官乞职。说得不好听点，你们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在朕身边站站而已，如此都能做到王公，而高允呢，他用写史的笔匡扶国家，才不过是个著作郎，你们难道不觉得自愧吗？”于是他下令把高允提升为中书令。
这时司徒陆丽进言道：“高允虽然深蒙陛下宠待，但他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都无以为生。”
拓跋濬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今天看朕提拔他了才说是吧！”当时就带领群臣一同前往高允家中探视。
高允毫无准备，当然是“原样奉呈”在皇帝面前。拓跋濬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景象，这位朝廷大员的住宅居然只是茅草盖顶、几间平房，再无其他漂亮的建筑了。走进屋中，只见炕上堆的是麻布被子、粗陋棉袄，厨房里也只剩一些咸菜。拓跋濬对众人叹道：“自古以来清贫之人，恐也莫过于此啊！”便赐他丝帛五百匹、粮食一千斛，并任命他的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即刻上任。高允多次上表推让，拓跋濬根本不理他，并且更加重视高允，对他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皇帝起了头，其他人有样学样，从此“令公”美名，远播四海。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高允的时代，北魏还是实行百官无禄制的，一般官吏有家产的还好办，否则就必须另找谋生手段，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北魏初期官吏多贪的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高俸禄，高待遇，又何尝不是贪者居多呢）。高允家里穷，所以一直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用以自给。这样一位清到根子上的官员，没有人会不肃然起敬吧。）
高允在南北朝时期是寿命极长的一位，他从拓跋焘时起就受召为官，一直活到拓跋濬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元宏在位时期，屡次告老还乡而不得，享寿九十八岁而终。所谓“无欲者长存”，高允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对于各地官员，拓跋濬的措施是对治理的成果进行考核，强调赏罚分明；对于平民百姓，他也很愿意搞“形象工程”，每年都要下到地方上去观察了解风土人情，多次下诏减轻免除不必要的赋税和徭役。就这些举动而言，他几乎不像是出生于戎马大漠的鲜卑部族，倒更像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人皇帝。
太安元年（公元455年），他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人巡行各地州郡，下诏明确指出巡查的目的：
“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
不管是地方上出现哪种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当地官员的渎职与疏忽，需要惩罚、罢黜，甚至处死；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执政优异，予以褒奖。同时地方上有冤屈的，有罪行的，可以向巡查申诉；如果巡查收受贿赂，断察不平，则可以上诉到皇帝这里来，严厉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巡查的效果不错，扫除了不少地方上的积弊。
北魏在拓跋濬的治理下从起初的一片萧条渐渐转向兴旺。最明显的一点变化，是头几年各地零星的叛乱活动，到其统治后期几乎绝迹了。为了进一步缓和矛盾，安抚广大人民群众，拓跋濬恢复了被拓跋焘取缔的佛教，信佛的人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破坏算是最多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次倒下之后的重建，反而比以前更加兴旺发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骑马出巡，忽然一头撞上一名和尚。和尚害怕，连呼“罪过”。拓跋濬喝退上去抓人的左右侍从，对他笑道：“此乃吾马识善人，哈哈！”他认定这是上天要他结识的牛和尚，便把和尚迎入宫中，奉以师礼。
这名和尚的确是个高僧，他法名昙曜，因为听说皇帝开禁，所以就恢复身份，从中山赶往京城。拓跋濬喜欢听讲佛法，常召昙曜入宫详谈，说到激动处，自然动了心。在昙曜的鼓动下，他仿效敦煌的莫高窟，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凿山开窟，一共五窟，分别镌建一尊佛像，这便是今日大同云岗石窟的前身——昙曜五窟。自此以后北朝佛教日益兴盛，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国家。
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是北魏一朝正中间的十四年。北魏没有中宗，若把这个庙号授予给拓跋濬也不过分（他本人的庙号是高宗）。在他去世的时候，北魏制度完善和全面汉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他的皇后冯氏与长孙元宏日后的作为，实际上正是完成了他生前所未竟之事。这些后话，我们留待第三部《明主昏君》中，再细细展开。
消灭了叔叔刘义宣以后，刘骏认定天命归他，谁再想造反夺权，一律杀掉。他把刘义宣的女儿全部召到宫里，改名换姓，册封为妃嫔，供他享乐（刘义宣诸女也是毫无感情的动物，父亲被杀，依然安心侍奉仇人）。其中最为受宠的是他的次女，笑起来尤其迷人。刘骏把她封为淑仪，假称是大臣殷琰的女儿，以掩人耳目。这位“殷淑仪”宠冠刘骏后宫，无人能及，后来两兄妹还生下一子，在刘骏诸子之中排行第八，起名刘子鸾，也是万般宠爱，自不必提。
好色之外，刘骏也极其贪财奢侈。史传他“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用现在的眼光看，相当之聪明。但他却不知自省，不把才智发挥到重要的地方。他喜欢和大臣们玩赌博游戏，大臣们也乐得让他赢得爽，这样就可以得到赐封的官衔。刘骏一朝大兴宫室，铺张浪费十分严重；同时他又喜欢拿国库里头的钱去赏赐，凡是看着顺眼，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宫女侍卫，发下去的财物都不在少数。这样日复一日，国库怎么可能不亏空？不过刘骏也有对策。他定下规矩，地方上的刺史官吏卸任回到京城建康时，都要向朝廷上贡财物。有些官吏在地方上搜刮得不少，以为满足皇帝要求的数量也就够了，可是刘骏不干。他收完官吏孝敬的财物之后，又笑容满面地把他们留在宫中，与他们赌博，一直玩到掏光他们的口袋，才肯罢休。这样的流氓皇帝，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是不中用的。
所以不如索性造反，献身尝试者大有人在。
首先是刘骏的十弟武昌王刘浑。人如其名，这家伙也的确够浑的。孝建二年（公元455年），他十七岁，刘骏给他的官职是在襄阳当雍州刺史。他闲来没事，就和身边一帮文人起草文檄，自称楚王，又立年号永光，把底下的幕僚玩伴封为百官。说起来就是小孩子还没长大，玩玩而已。可是有心人（当然是有心升官者）可不这么想，他的长史王翼之得到了这份文檄，秘密交给了刘骏。刘骏大怒，把他贬为庶人，之后就勒令他自杀。
这是属于游戏人生的，或者说没事找事型。有些人就比较识相，比如刘骏的七弟建平王刘宏。文帝活着的时候最宠爱他，但是他这个人谦恭内敛，也明白政治这东西，你实力不行的时候只能装孙子，所以在刘骏朝中比较受信任。他“运气”也不错，体质差，很小的时候就大病小病不断，结果在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就一病呜呼，得以善终（这种政治混乱的时候，从政之人能够一生平安就值得烧高香了，有时候早病早死反而成了好事）。
当然也有真正图权谋逆之人——刘骏一向忌惮的六弟竟陵王刘诞。
刘诞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一位亲王。元嘉末年的北伐战争中，他的表现中规中矩，也很受文帝重视。讨伐刘劭和刘义宣的战争中，他都站在刘骏一边，出了不少力。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他的这些行为都或多或少有为自己谋私利的目的。
刘诞给自己大造府第，虽然规模不可能有皇帝的宫殿大，但建筑极尽精巧，园林极尽优美，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更有甚者，他在自己府第中聚集了各方的文武英才，还配备精甲利器，招致了刘骏的猜忌。刘骏派他去做南兖州刺史，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上任，对他进行观察。
刘诞自然也明白哥哥的意图，他以北魏常入寇边境为名，修治城防，聚粮整军，把广陵搞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广陵离北方的边境线还远得很，刘诞这么一搞，连民间都开始盛传刘诞要举兵造反了，南面的朝廷不可能不作出反应。
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刘骏对刘诞摊牌，他令有司上奏刘诞所犯之罪，贬其爵位为侯。然后任命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让他带着羽林禁军去广陵上任，乘隙袭取刘诞。按理说这件事情安排得很周密，应该能迅速成功，可不知是否因为没有打点好，负责开门内应的典签不小心把垣阆的行动计划透露给了刘诞的手下。刘诞收捕了典签，大闭城门。垣阆天亮进不了广陵城，反遭到刘诞手下精兵突然出城袭击，全军溃败，垣阆也被杀死。
刘骏只好下诏内外戒严，任命身边最为信赖的将领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率领大军讨伐刘诞。刘诞闻听风声，就派人强行焚烧广陵外城的民房，把居民都赶入广陵城，然后闭门自守。（仅从刘诞的这一行为就能看出，他即使能当上皇帝，作为也不会比刘骏英明多少，刘氏一家子的基因已经坏掉了。）
沈庆之兵临城下，刘诞还没体会到敌人的强盛，不可一世地鄙夷说：“沈先生都满头白发了，何苦来这里送死呢！”
沈庆之道：“朝廷认为阁下太狂妄无知了，不足以劳烦那些少壮派军官。”
刘骏担心刘诞狗急跳墙、投奔北魏，命令沈庆之切断他的逃路。沈庆之把营寨迁到广陵北面十八里的白土，同时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兖州刺史沈僧明等人，都领兵来助，大军几乎包围了广陵城。
刘诞见状，心中没了底，就留了自己的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广陵，自己带了几百名亲信出城北抄小道逃跑，沈庆之派部将武念追赶。刘诞才走出十几里，随从就不愿意走了，纷纷请战。眼看沈庆之的追兵就要追到，刘诞号召不动大家，只得鼓动他们的斗志，与他们又返回广陵。
战战兢兢的刘诞回到广陵城附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赶紧对左右说：“那个站在城头的白胡须老头，难道不是沈公（沈庆之）么？”
左右回答说：“王爷看花眼了吧，那是申中兵（申灵赐）啊！”
刘诞擦擦眼睛，才舒了口气，率众进城，筑坛誓师，并下令给这些人加官。
朝廷方面的加紧文书如雪片般发到沈庆之大营，沈庆之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率众往前冲。沈庆之受命在广陵城西南修筑了三座烽火台，约定：如果攻克广陵外城，举一把烽火，攻克内城，举两把，如果捉到了刘诞，就举起三把烽火。
沈庆之率部烧了广陵的东门，填平沟壑，整修道理，在城外摆好了楼车等攻城器具。然而这个时候正值江南雨季，阴雨不断，根本无法攻城。双方从四月熬到了七月出头，一把烽火都没举起来。刘骏动了怒，一边命御史中丞庾徽之上奏，免除沈庆之官职，一边又下诏不予追究，想以此激发沈庆之的斗志。
怎么办，死打呗！沈庆之身先士卒，顶着广陵城头的箭林石雨，与众将士一起猛攻外城，终于攻了进去（起了一把烽火，不容易啊）。朝廷军乘胜前进，很快又攻克了内城。刘诞无处可逃，在自己的后花园里被小军官沈胤之找到，坠入水中，被拖出来后斩首。（如果我们细心比较沈庆之攻打广陵城的战役与刘裕以前的几次攻灭刘毅、谯纵、司马休之的战役，同样是平定内乱，其战争的艺术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刘氏统治集团，已经是在比谁更弱，而没有什么强者的概念了。）
刘骏不满足于这样的胜利，他认为，坚守了三个多月的广陵城里，所有的人都是与朝廷作对，没有人可以宽恕。于是他下了一道恐怖的命令：屠城！（对自己的老百姓啊，这样也要屠个鸡犬不宁，八百年后的成吉思汗也要徒叹弗如了。）
沈庆之当然知道不妥，反复向刘骏上书，要求免除老百姓的死罪。好说歹说，最后刘骏勉强松口，五尺以下的男子可以留下性命（基本上也就是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士可以侥幸不死），女子当然更可怜，全部赏给军士们享用（拿自己的老百姓充作慰安妇，又是一“绝”）。
这样子过滤一遍之后，城里一共杀了三千多人，而且还不是一刀毙命。每个人都要割开肚肠，挖去眼珠，鞭打全身，再把苦酒倒在创口上，折磨够了，才把人头砍下来，其场景惨不忍睹。杀完人之后，刘骏又命令在石头城下堆积起人头，名为“京观”，作为长江边上的一道风景来欣赏（到这里我已经无语了……）。
两年之后，刘骏的第十四个弟弟海陵王刘休茂也起来闹事了，这次又是在襄阳，刘休茂这年也是十七岁（刘浑第二）。起因是该王爷的司马庾深之对他的行事常有劝戒，而他却喜欢独断专行，心怀不满。他的左右张伯超乘机劝他杀掉庾深之举兵自立，即使不成功也可以投奔北魏（一个个都想拿这个作退路，刘氏的子弟们不但人品糟糕，连创意也缺乏）。刘休茂赞同，就杀了庾深之一堆管事的，起兵据守襄阳，对抗朝廷。可惜听他的人不多，没过几天，他手下的一名参军尹玄庆起义，把他活捉斩首。
刘骏前后消灭了两个哥哥、四个弟弟、一个叔叔。皇位是保住了，自己的国家也耗得差不多了。他最后几年的年号是“大明”，祖冲之著名的《大明历》，就是于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编制完成的。扬州的大明寺，也因始建于大明年间而得名。不过，“大明”这个年号，留给人们更多的是黑暗的记忆。大明八年（公元464年），沉溺酒色多年的刘骏因为追思先他而去的堂妹殷淑仪，郁郁而终。一个暴君倒了下去，却有更多的暴君站了起来。黑暗时代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
刘骏的太子刘子业即位，年仅十六岁。他父亲生前的所作所为，是他效仿的榜样，并且被他发扬光大。
一开始就有了兆头，这位少年皇帝接受玺绶时，一脸倨傲狂妄之色，一点看不出伤心的样子，即便是装也懒得装。执行大礼的吏部尚书蔡兴宗出来以后就跟旁人悄悄地说了：“当年鲁昭公即位而不悲，叔孙穆子就知道他不得善终。我国恐怕要大难当头了！”
刘骏留给刘子业五名顾命大臣，不可谓关照得不细致。这五位依次是太宰刘义恭、骠骑将军柳元景、始兴公沈庆之、仆射颜师伯、领军将军王玄谟。事无巨细，都要找刘义恭、柳元景商量，大事与沈庆之参议；打仗的事交给沈庆之，内部的事务托付给颜师伯，外部的事务则由王玄谟处理。应该说刘骏虽然贪财好色，在这些事情上还不糊涂。刘子业手中有这一把好牌，平平安安过日子本是没问题的，不曾想他却将刘宋皇朝折腾得够呛。
起先的几个月还比较正常，原因是他头上还有个母亲王太后罩着，不敢太放肆。可王太后不久得了重病，眼看就不行了。
太后想念儿子，派人去叫刘子业来见他。刘子业说：“病人房间里鬼多，我可不去！”
太后气得全身发抖，对身边的侍从说：“快去给我拿刀，剖开我的肚子，看看我究竟怎么会生出这样的东西来！”
王太后连气带病，两腿一蹬追随她夫君去了。这下好了，刘子业终于“老子天下第一”，想干吗就干吗了。
前朝旧臣戴法兴常在他耳朵边嘀咕：“别这样呀，陛下难道想做营阳王（刘义符）么！”刘子业早就对他不耐烦了，偏巧身边的小太监华愿儿在他身边说戴法兴的坏话：“陛下知道吗，路上很多人都传说呢，说宫里头有两个天子，戴法兴是真天子，陛下嘛……只是个假的天子而已，真是让人担心哦！”刘子业一想这还了得，便免了戴法兴的官职，贬他回乡，之后又让他去死。
这件事情对于朝中的官员震慑力非常大。江夏王刘义恭与柳元景、颜师伯等人小心翼翼地熬过了刘骏一朝，刘义恭那还是极尽邀功拍马之所能，才保了一条小命。他们以为刘骏死了，不用再担惊受怕，整日里莺歌燕舞、狂欢彻饮。刘子业拿戴法兴开了刀，他们当然无法自安了。于是几个人日夜聚会，密谋废掉刘子业，改推刘义恭为帝。
柳元景觉得孤掌难鸣，就把计划告诉了沈庆之，想拉他下水（和当初徐羡之、谢晦等人拉檀道济废刘义符是一样的伎俩，只不过这次沈庆之可不愿步檀道济的后尘）。沈庆之与柳元景倒是常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算老战友了，但对颜师伯这类专断朝中大事的人，很看不惯，心怀忿恨。他就跑到刘子业那里打小报告，刘子业正愁没个理由除掉叔祖呢，亲自带了宫中的羽林兵去刘义恭府上杀人。
刘义恭等人还在犹豫不决，哪里会有防备。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三人及其子侄、兄弟，一概被杀（最倒霉的是刘义恭，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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