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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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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勃勃的桓玄，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桓玄加紧篡权行动，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得继续树立威信。他所依仗的主要势力是据守荆州的哥哥桓伟，其他桓氏集团的成员虽然被他安插在朝廷内外，军事力量却有限。这位桓公子想起了当年他老爹树威的手段——北伐中原，有心如法炮制，可年轻的时候玩得太多，没好好学习，从权术到军事都不过一知半解而已，哪里赶得上桓温的魄力与气度？没办法，只好玩点虚招。
他上表请求率军扫荡后秦占领的中原地区，又指使朝廷下诏制止，然后说：“我是奉了诏书才不出兵的哦。”双簧的把戏还颇有些人相信，桓玄也就乐此不疲。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九月，他借着白痴皇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任命自己做相国、总百揆，并封为楚王，拥有十郡之地，最后就是他老爹一辈子都没能得到的殊荣——加九锡（九锡起自汉代，是皇帝给予功臣的最高礼仪。所谓“九锡”，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是“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勇士的别称，指守门的军队），四锡乐器，五锡纳陛（登门的台阶），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钺，九锡秬鬯（用于祭祀的黑黍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册封异姓王，基本上都要赐予“九锡”，所以后来“加九锡”也就成了权臣篡逆之前的必经手续）。
桓玄继续玩双簧胡折腾，他上表请求返回自己的封国，又让皇帝写诏书挽留他。他还编造祥瑞，让百官庆贺，作为自己登基受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他认为以前改朝换代的时候，天下都有隐士，眼下没有隐士很没面子，就派人找来前朝隐士皇甫谧的后裔皇甫希之，拨了经费，让他去山里面隐居；然后再征召他做著作郎，让他“固辞不就”；最后下诏封他做“高士”，人们嘲笑桓玄的虚伪愚蠢，私下里都把这位朝廷册封的“隐士”叫做“假冒隐士”。
表面文章做得再足，也掩饰不住桓玄内心的渴求，他真正爱的，只有钱财与权力。这时候桓伟忽然病故，原本最为可靠的根据地荆州开始出问题。新野人庾仄起兵赶走了襄阳守将冯该，讨伐桓玄，江陵一带震动，朝中不少人约定做内应。桓玄派桓石康前往攻打，才平定了局势，庾仄逃往后秦，做内应的南蛮校尉庾彬等人都被杀害。之后，桓玄的侄子桓亮也以讨伐庾仄为名，在罗县（湖南省汨罗市西北）起兵，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虽然也很快被收捕，但毕竟是自家亲戚造反，对桓玄打击不小。
这样下去，弄不好又要重复老爹的遗憾，桓玄决定立即禅代，唯一顾忌的便是北府兵的将领刘裕、何无忌等人的态度。桓玄虽然杀光了刘牢之一党，对于刘裕等人还得倚仗，一直没有敢动他们。刘裕当时担任彭城内史，在东南沿海一带攻打孙恩的妹夫卢循（此时孙恩已经在临海之战中败死，余众被卢循接管，继续在海上作乱，可参见《纵横十六国》），桓玄派堂兄桓谦去试探，问他：“楚王德高望重，朝廷的意思是要禅让，你认为怎么样呀？”刘裕一脸正容，答道：“楚王乃宣武（桓温的谥号）之子，勋德盖世；晋室衰微，民望早失，承应天运禅代皇位，有何不可！”
桓玄得到刘裕的答复，十分满意，他又岂会知道刘裕可不是只懂打仗的刘牢之，此人逢场作戏也极拿手。刘裕一面对桓玄蒙混过关，一面就与何无忌密谋回京口，静待桓玄称帝。
一心只想做皇帝的桓玄，终于在当年的十二月让自己的亲信卞范之拟好禅位诏书，逼着司马德宗照抄一遍，宣布禅位给楚王。桓玄把晋帝司马德宗迁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然后在自己的驻地姑孰（今安徽当涂）即皇帝位，改年号永始，这便是历史上短命的“楚”政权，也叫“伪楚”。
管你是王是帝，不服的还是不服，益州刺史毛璩不愿接受桓玄的调令，传檄益州各地，列数桓玄罪状，起兵对抗。刘裕与何无忌见时机成熟，就拉了同在京口的北府兵将领刘毅、孟昶等人共商大事。刘裕的异母弟刘道规和将领诸葛长民都在桓玄手下的军队中做参军，刘裕便密令他们暗杀各自的长官，据守广陵与历阳，他又在建康城中广布卧底，只等号令一下，同时举事。
桓玄称帝次年二月底的一天夜里，刘裕以游猎为名，与何无忌一起集结了一百来人来到京口城下。第二天天一亮，何无忌穿上传诏使臣的衣服，对刚刚打开城门的守兵说：“我们是朝廷派来颁布诏书的，让刺史桓修（桓修也是桓玄的堂兄，桓玄称帝，他做了徐州、兖州两州刺史，镇守京口）速来见我。”守兵们不明就里，放他们进城。何无忌一马当先，随从跟在后面，桓修听说敕使到来，赶紧上前听诏。何无忌手起刀落，将他斩做两段，稀里糊涂的桓修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刘裕拿来祭了旗。刘裕登上城楼，对桓修的司马刁弘等城中的文武官员说：“晋帝已被江州刺史郭昶之迎回京城，贼首桓玄已被枭首示众，你等当初难道不是晋朝的臣子们么，还想造反不成？”刁弘等人信以为真，不敢再造次。刘裕又乘其不备，诛杀了刁弘。
一切顺利，刘毅、孟昶、刘道规也同时完成了任务，设计杀了青州刺史桓弘，攻占了广陵。刘裕马上发布讨桓檄文，虚张声势，很快在京口、广陵两地招募了几千兵马，直奔建康杀来。皇帝位子还没坐热的桓玄听说刘裕起兵，吓得六神无主。左右安慰他说：“刘裕等人不过是乌合之众，兵力又弱，不可能成功，不值得忧虑。”桓玄可不这么认为，他说：“刘裕乃是当世英雄，刘毅家里没啥钱，赌博的时候却敢一掷百万，何无忌又酷似其舅刘牢之，这哥仨凑在一起，怎能说他们不可能成功呢？（总算还有点头脑，可惜醒得太晚咯）”他捕杀了刘裕在建康城中布下的卧底，听从桓谦的建议，派遣骁将吴甫之和皇甫敷前往抵抗。
刘裕在此时，已得了不少新助手，文有才比萧何的刘穆之，武有智勇双全的朱龄石，加上北府旧将的一干人等，都是将来辅佐他建立宋国的得力干将。正如桓玄所料，刘裕兵力虽少，战斗力却极强。刘裕又祭出对付孙恩的呼叫战法，部下兵士一个个如下山猛虎，所向披靡，阵斩吴甫之。皇甫敷不甘示弱，亲率数千人迎战。战事激烈，刘裕部将檀凭之战死，刘裕本人被皇甫敷重重包围，被逼到大树前，再无退路。皇甫敷笑道：“刘裕啊刘裕，你想怎么个死法？”说着拔戟就刺，刘裕大吼一声，皇甫敷竟被惊得没刺中！（刘裕几次在不利的战事中凭借吼声转危为安，可见其“狮吼功”练得不是一般的强）两人正相持间，刘裕的部下赶到，一箭射倒了皇甫敷，刘裕又补上一刀，砍死了皇甫敷。刘裕乘胜进军，攻到建康城外的覆舟山下。
建康城中，桓玄听闻自己两员大将战死沙场，心生恐惧。于是他与吏部郎曹靖之之间有了那么一段颇富深意的对话。
桓玄问大臣们：“朕难道败了么？”曹靖之答道：“民怨神怒，微臣怕是真要败了。”桓玄不解：“民怨也就罢了，神却为什么会怒呢？”曹靖之说：“陛下把晋朝宗庙移到江滨，使其流离失所，而自家的宗庙呢，又不祭祖辈（桓玄的宗庙，只祭到其父桓温，因此不合礼法），这些神灵都会怒的。”桓玄生气：“既如此，爱卿为何不早说？”曹靖之说：“辇车上的帝王都以尧舜自居，微臣哪里还敢说话？”一句话点中了帝王们得意时的心态，透彻之极。桓玄无言，只好让桓谦、卞范之等人带着两万兵马出城御敌碰碰运气。
那头刘裕则有心决战，军中士兵饱餐一顿后，他把剩下的军粮全部丢弃，又让老弱士兵登上覆舟山，升起旗帜以为疑兵，各路并进，呼声振天。桓玄的军队不知敌军虚实，虽在实际人数上占优却不敢作战，更何况桓谦的士卒多是北府兵出身，知道刘裕的厉害，还没怎么打呢，士气就矮了半截。刘裕借着风势，放火助攻，桓谦等人的军队便不再抵抗，顷刻间四散溃逃。
早就无心恋战的桓玄一接到战报，便带着儿子和侄子狼狈出逃，一路上失魂落魄，几天吃不到一点像样的饭菜。然而一到寻阳，他就故态重现，自认为天不助他，将来必能卷土重来。他挟持司马德宗，继续西行，回到了老巢江陵。他下令迁都江陵，重置百官，增设刑罚，毫无吸取教训之意。
这样一个“皇帝”，纵有再多的兵将，也是枉然。他留手下将领何澹之把守寻阳上游的湓口，又让庾稚祖、桓道恭等人共同防御一路尾追上来的刘裕、何无忌的军队。何澹之的上万水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却完全顶不住何无忌、刘道规几千水军的急攻，失了寻阳。
桓玄不甘失败，又组织起两万多人的荆州兵，亲自率军顺江而下。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则率领了不满一万人的军队从寻阳西上，两军在峥嵘洲（今湖北黄冈西北）相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将士们有些害怕，想要暂时退保寻阳。刘道规则说：“现在不可以退，敌众我寡，如果现在因畏惧而退却，即使到了寻阳也难以守住。桓玄虽然出身豪门，内心其实胆怯得很，何况现在已经连败几战，手下的士兵并无获胜的信心。两军相遇勇者胜，兵多有什么用！”说着就率领本部兵士冲锋在前，刘毅、何无忌也迅速跟进。
桓玄的性情脾气，被刘道规完全言中。他在指挥水军作战时，又在自己的大船旁边停靠小船以备逃跑，这样的统帅，怎么可能服众？刘毅等人乘着顺风，放起火来，把桓玄大军杀得全无斗志，丢盔卸甲，四散溃逃。桓玄乘着小船，拖着司马德宗，又一次逃回到江陵。
江陵城里也已人心大乱，号令不行，实在呆不下去了。桓玄乘着夜色，带上心腹部下继续西逃（这一次终于不顾那位白痴皇帝了），想去汉中投奔梁州刺史桓希，却在江陵城西的枚回洲碰到毛璩的部下，难逃活路。穷途末路的桓玄，面对挥刀向前的益州督护冯迁，还想着恩威并施，他从头上摘下一枚玉导送给冯迁，又问：“你是什么人，竟敢杀天子？”冯迁不以为然地冷笑：“我不过是杀天子之贼罢了！”
桓玄的皇帝梦，就这么结束了，从登基算起，前前后后不过六个月。古往今来，做皇帝梦的又何止成千上万，然而，却很少有人想过，通向皇帝宝座的陛阶，也可能是一去不返的黄泉之路。
桓玄死后，桓谦以及桓玄之侄桓振等人重新攻下江陵，拥立司马德宗复位，企图与刘裕的势力继续对抗，但毕竟抵不住刘毅、刘道规等人率领的北府精兵的骁勇，很快就又丢失了江陵，把白痴皇帝也拱手让了出来。
内乱刚定，刘裕被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轮到刘裕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然而他终究是一介武夫出身，又是寒门，比不上桓玄那样的名门大族，因此他虽在倒桓大业中立下头功，却还做不到“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桓玄称帝作乱，东晋的“半壁江山”也几近分崩离析。毛璩讨伐桓玄，本想顺流而下攻打江陵，益州一带的兵将不愿远征，发生了兵变，杀死了毛璩一家，推举安西府参军谯纵为成都王。不久，谯纵又向后秦称藩，并与西逃的桓谦联手，与东晋方面抗衡，偏远的巴蜀地区继成汉之后再次出现了割据政权。一直在东海各郡骚扰官兵的卢循也乘机南下，攻占了番禺（今广东广州），又派部将徐道覆北上攻占了始兴（今广东韶关西南）。胸无大志的卢循企图割据岭南，遣使向东晋朝廷称臣纳贡。刘裕等人无暇南顾，便暂且做个“顺水人情”，委任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
益州和广州事实上的独立，使得刘裕等人只能勉强控制住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扬州等地，桓氏余党阴魂不散，零星的反叛令刘裕头疼不已。他花了几年工夫把桓氏势力彻底清除，然后将目光投向了北方。与“纸上谈兵”的桓玄不同，久经沙场的刘裕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北伐成果来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此时的北方，也已经历了几场大规模的动荡。北魏的拓跋氏几乎消灭了淝水之战后在关东盛极一时的后燕，并将都城从塞外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燕的残余势力分裂为两个国家，即十六国里的北燕和南燕，北燕号称继承的是后燕正统，皇帝却一个不如一个，政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入汉人冯跋手中，南燕呢，只保有青州一州之地，其管辖面积不及今天的山东省大，苟延残喘而已；关中的大国后秦在败于北魏后也已衰落，境内狼烟四起，不但对付不了新兴“流氓国家”赫连夏国，面对臣服多年的凉州诸小国，也有些应接不暇；穷兵黩武的赫连勃勃、秃发傉檀等人，做得最多的是烧杀抢掠，在关中陇西一带征战不息，其破坏力远大于建设力。十六国末期的北方形势，大致如此，我在《纵横十六国》已有详述，这里只重点说说终结十六国动乱的北魏。
北魏在其立国之初，并没有什么特别起眼之处，充其量也不过被人看做拓跋代国的复兴，整个国家的规模不比凉州各蕞尔小国大多少。前秦由极盛转为极衰，这个成分极其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在一瞬间支离破碎，公元四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成为北方各部族开展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的十五年。僻处塞北的拓跋鲜卑部追随时代大潮，在今天内蒙古锡拉木林河畔的牛川，召开部族大会，推举已故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为新的代王。“代”这个名字，本是东周时的诸侯国名，秦朝时设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地跨长城南北，素来是防御北方匈奴的要冲，后来人们习惯以“代”指代幽州的北部。拓跋猗卢的骑兵常在这一带活动，因此在永嘉大乱时被晋朝皇帝封为代王，而事实上作为游牧民族的拓跋氏，其统治中心主要还是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代国复兴三个月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完全独立性，拓跋珪把国号改成了“魏”。
（关于代和魏这两个国号的问题，北魏内部曾经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有过一次讨论。群臣的意见是国号应取发源之地的名字为宜，而拓跋珪本人则以平定中原，慑服海内为己任，最终坚持以中原旧国的国名“魏”作为国号。历史上已经存在过曹丕的魏国和冉闵的魏国，所以这个魏曾被称为“后魏”，以别旧朝。今天我们更多的是称其为“北魏”，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拓跋氏的魏国（或称魏朝）是两百年的北朝中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而北朝的所有朝代，除分裂的东魏和西魏外，都被后人加上了“北”字，以区别于南朝（尤其是北齐和南齐需要特别的区分）；另一点呢，是北魏享祚很久，如若加上分裂的东西魏，有一百七十多年，在分裂时期中是时间最长的，加“后”来区分其他魏国，不甚合适。北魏之后，就不再有以“魏”为国号的朝代了。）
他们在当时的首要敌人，还不是内迁塞内的各胡所建立的政权，而是同样地处塞外漠北的周边各部族。对于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而言，和与己为敌的部族作战，就等同于生存之战。拓跋北魏成为北方强国，打赢这一场场生存之战乃是必要条件。这些漠北的部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与拓跋部为敌的漠北鲜卑部族，比如鲜卑贺兰部；二是分布在拓跋部以东的奚，也称库莫奚，他们其实也是鲜卑的一种，但属辽东鲜卑，为宇文部被慕容部消灭后散落在北方的后人，与后来建立大辽的契丹同族异部；三是高车各部，主要分布在北魏的西部和北部，但也常进入北魏统治地区（高车在南北朝时期多是北朝人所用的称呼，以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同时代的南朝人则用“丁零”称之，十六国时期曾建立短暂政权的翟氏，就是丁零人，或者说是迁徙到黄河流域的高车人，高车的别名还有敕勒、狄历、铁勒等等，从源流上考究，高车与漠北其他各族区别最大，其内部分歧也多，主要是因为漠北其他各族基本上都源于胡（即匈奴）或东胡（鲜卑、乌桓等），高车则不然，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近于后来在漠北盛极一时的突厥，而异于东胡各族（一般认为东胡各族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四是被北朝人蔑称为“蠕蠕”的柔然，这也是漠北的鲜卑与匈奴融合后形成的一个大支系（柔然在时间跨度上几乎与北魏共始终，日后统一时将是北魏最头疼的北方强敌）。按照《魏书》的说法，拓跋珪所击败的叱突邻、纥突邻、纥奚、叱奴、黜弗、素古延、侯吕邻等部，都是柔然或高车的部族。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组织框架又非常松散，想要通过一两场战争来消灭掉是很困难的。拓跋部族自己就是游牧民族，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北魏对付这些邻居的一般做法是通过武力征服，吞并和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从而达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
领兵征战是拓跋珪的强项，但他治理内政也绝对不赖。既然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万千牛羊、辽阔牧场，而是整个“天下”，那么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就相当重要了。拓跋珪及其辅臣的学习对象，可能是邻近的汉化较早的其他政权，比如前后秦，比如慕容燕。
拓跋珪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推行的措施具有相当的渐进性和计划性，按部就班，做得十分扎实（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措施能被后继的君主们一步步忠实地执行下去）。他称王之时，便有意引导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鲜卑人改变生活方式，学习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击败后燕、夺取中山城后，他向关东地区迁徙大量人口与耕牛，并实行屯田，解决战争所需的军粮问题。天兴年间，他又学习汉人的礼乐制度，规定各种礼仪与音乐，并统一颁布度量衡，设立法律进行监督管理；他参照儒家经典设置博士，开设太学，招收数千学员；鉴于游牧民族家族为单位构建行政组织，他亲自考核官员，根据各自的能力任用官职，并加强保举制度，没有能力的部族子弟，就不任用官职，而以爵位代替。
拓跋珪的这些措施，在汉人看来极其平常，对于原本粗枝大叶的漠北鲜卑人来说，却是巨大的革新。所谓“强国之本”，并不是一时战功的显赫，而是经受了考验的制度。
通过制定一系列汉化与封建化的制度，拓跋珪的北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生活方式由游牧为主逐渐转变为游牧与农耕并存。这就使他能够稳定地控制住新近从后燕手中夺取的并州、冀州、幽州等地，进而谋取天下。短短十几年间，北魏便在拓跋珪的领导下成为乱世中最夺人眼目的希望之国。他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在平城即皇帝位，成为北魏的开国皇帝，也就是魏道武帝。
制度之后，便是文化。拓跋珪虽然武功盖世，却也不得不佩服中原地区有不少聪明之士，于是他问一位叫李先的博士：“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提高人的聪明才智呢？”（恐怕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了）
李先是个读书人，当然不假思索地答道：“莫过于书籍了。”
拓跋珪又问：“那什么书最好呢？”
李先说：“那就得数经书了，这种书不仅可以教人思考问题的方法，还会讲授做人的准则。”
拓跋珪的兴趣来了，继续问道：“天下有多少书籍呢？朕若想收集，如何才能收全呢？”
李先笑道：“自从有了早期的书契（也就是指刻在器皿、龟甲、竹片等等上面的文字），每朝每代都会增加许多书籍，算到今天，也已经不计其数了。如若主公有兴趣，可以命各州郡县下去搜索，只要有心，收集起来却也不是难事。”
拓跋珪大喜，就下一道命令，让各地官员在民间大规模地搜书，并全部送往国都平城。（这次收集并不算十分成功，连年战事，即便有人有心藏书，也很难保证这些书不遭受战火的侵害。但不管怎么说，拓跋珪以统治者的身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典籍，他对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保护与整理工作还是作出了相当的贡献的。）
“以汉制汉”，是拓跋珪统治关东地区汉人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强过以前诸多中原胡人政权的根本所在。（比如前后燕是典型的家族政权，一家兴则天下兴，一家亡则天下亡；前秦则是企图在文化尚未认同的情况下，盲目推动民族迁徙，最终导致了失败。）
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位走入中原的漠北鲜卑领袖，对于汉人，他不可能做到十分的信任与亲近。从前面与李先的问答之中也可看出，他的学识修养极少，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有限，对于汉人的制度与文化的理解，常常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形式，而不会明白其优越性所在。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文化融合的初期必然经历可怕的阵痛，这是拓跋珪当年面临的问题，也是今日多元文化冲突中现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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