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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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无忌与刘毅的失败也可看出，他们两人与刘裕虽然同为起兵消灭桓玄的头号功臣，但在能力上是有高低的。何无忌、刘毅在心里都不服刘裕，可战绩毕竟是摆在那里无法抵赖的，刘裕的的确确配得上晋末第一人的称号。）
卢循与徐道覆乘胜杀到江宁，前方已近建康，将士人数达到十几万，船只前后绵延数百里，声势无比浩大。建康城内能抵抗的士兵只有数千，眼看京城不保，要求朝廷过江北迁的呼声越来越高，孟昶更是认定刘裕不是卢循的对手，刘裕则认为：“朝廷一旦迁动，全局就会土崩瓦解，江北又哪里保得住？如今虽然兵士不多，但还可以打一仗。如果打赢了，则上下都安全，若是真的打不赢，我自会承担责任，以身殉国，又怎能苟求寸日存活？我计已定，你不用再说了！”孟昶仍旧无比悲观，便向朝廷上了一份表，说自己赞同刘裕北伐不对，以致现在社稷危殆，写完后便服毒自杀。
事实上，孟昶算对一半，而刘裕则算对了另一半，以赌徒的性格，有一半的把握，就至少要博他一博。最后的结果证明，刘裕的眼光准，运气好，博赢了。先说孟昶的一半，卢循身边的将才徐道覆，不但有识，而且有胆。他知道己方已处绝对优势，而刘裕的军队为伤病困扰，还在休整之中，正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时机，便向卢循请求，从新亭、白石烧船上岸，分几路进攻建康，与刘裕决战。而刘裕的那一半则押在卢循身上，卢循此人多疑少断，因为听到刘裕回师的情报，心生恐惧，裹足不前，只与刘裕对峙，延误了最佳的战机。卢循的如意算盘是退守寻阳，攻取江陵，以两州的地盘与朝廷对抗（战略家的眼光往往就从与普通人思想观点的对比中得到反衬）。徐道覆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哀叹与豪言：“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对峙期间，刘裕在京城一带招募了不少新兵，壮大自己的兵力，聚集大军专守石头城。刘裕又采纳部下虞丘进（注意这个人是复姓虞丘，单名进，而不是姓虞）的计策，在城外围好防御的栅栏，修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左堡垒，派兵防守。
工事完成，卢循再来打时，就不再有好运了，连续两月不能打下栅栏，船只还碰上了夏季的暴风，翻船淹死了不少人。卢循摇头对徐道覆道：“哎，军队疲乏了，难振作咯，咱们还是据守寻阳，西取荆州，再整天下吧。”只好下令退守寻阳。（估计徐道覆这个时候恨得牙痒痒，心里想：“活该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怜我徐道覆到头来要陪着你倒霉！”）
然而胜败之势逆转，便再也难以恢复，刘裕得到了最重要的财富——时间，便开始造大船，训练水军，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他派孙处与沈田子率领三千士兵从海路偷袭卢循的后方老巢番禺。卢循的军队北上，几乎是倾巢出动，番禺的防守早被忽略，孙处等人来到番禺，碰上大雾天，便猛攻人数极少的守军，一举成功。
北面的卢循各部全线陷入被动：徐道覆攻江陵不下，卢循本人又在雷池战败，想要逃往豫章，在左里一带（今江西都昌西北）筑起栅栏，却挡不住刘裕新建水军的强大攻势，死伤惨重，卢循只坐了一条小艇逃跑。
卢循与徐道覆退到广州境内，还想负隅顽抗。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初，徐道覆的始兴城被晋军攻破，徐道覆战死。卢循攻不下孙处固守的番禺，继续退入交州，最终被逼到龙编（今越南北部）的一条河边，投河自尽。东晋末年最后一场大内乱——孙恩卢循之乱至此画上了句号。












三年之内，刘裕扫平南燕、剿灭卢循，前一项是计划之中，后一项是意料之外。无论如何，功劳都是跑不掉的了，他被东晋朝廷封为太尉、中书监，刘穆之则做了他的太尉司马。刘穆之不仅把太尉府上上下下的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还向刘裕举荐了孟昶手下的参军谢晦。谢晦是谢安的哥哥谢据的曾孙，此人处事断狱很有一套，又仪表堂堂，雅量高志，博学多闻，刘裕对他十分欣赏，任命他做自己的参军。
刘裕大权在手，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经历了桓玄、孙恩、卢循等人的蹂躏后，人民流离失所的江南地区逐渐恢复了面貌，权门兼并的现象也有所收敛。
当年一同起兵倒桓的三人组中，何无忌已死，只剩下了刘裕和刘毅两人。换而言之，对于刘裕的权力构成最大威胁的，仅有刘毅一人而已。刘毅的确对权倾朝野的刘裕相当不满，他与刘裕不同，虽说当年同是赌徒出身，但好歹读过不少书，文才也不错，归附他的清望之士不在少数。因此他性情刚愎，一向不认为刘裕比他强多少。桑落洲一战惨败于卢循、徐道覆联军，他几乎输掉了全部家当，刘裕虽然一直反对他单独进兵，却也并不加罪于他，让他官复原职。刘毅觉得自己打了败仗，难以服众，主动要求降职为卫将军，不过依旧保留了豫州刺史之职。
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刘裕的弟弟、荆州刺史刘道规称病还乡，这给了刘裕一次重新洗牌、对付刘毅的契机。他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刘毅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并转为荆州刺史，而把豫州刺史的头衔给了自己。刘裕的这一招，看起来是给刘毅升了官，并把长江中上游的兵权在名义上交给了他，实际上呢，却不是一般的精明。刘裕了解刘毅赌博的习惯，他下赌注的数额从来都是超乎想象，这样敢于冒险、出奇的人，其野心是不会小的，其胃口也是不容易满足的；刘裕也知道刘毅十分骄纵，他曾经说过：“可恨我没能赶上刘邦、项羽的年代，无法与他们争夺中原！”对于这样的人，无论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上，他都不会甘于人下，而会暗暗用劲，积蓄夺权的力量。他在豫州，离京城太近，反而会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充分施展手脚，而注重行动的隐蔽性。既然如此，不如“欲擒故纵”，先把他放到西边去，给他扩充实力的空间，任他原形毕露，到时再乘隙讨伐他，就可以师出有名了。
果不其然，刘毅还没去荆州呢，就想进一步拉拢刘牢之之子、左卫将军刘敬宣（刘敬宣在刘牢之死后逃往南燕避祸；桓玄被刘裕等人打败后，他又和司马休之等人从南燕回到了建康）。刘毅对他说：“我到荆州就职，打算对阁下委以重任，不知阁下是否有辅佐之意？”刘敬宣听闻此言，冷汗直冒——刘毅这语气，分明是想造反呀！他只好支支吾吾应承了一下，回头跑到刘裕那里，把刘毅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裕，没想到刘裕竟然笑着答道：“老兄只管放宽心，不用多虑嘛。”（刘裕这话不知是否传到刘毅耳中，想必是属于私人谈话了，以刘毅对刘裕的了解，如果听到刘裕这么说，估计晚上也不可能睡安稳觉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刘裕、刘毅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都是明白得很的，只有傻子才会以为刘裕毫无防备，敢说这样的话，可见他成竹在胸。若说消灭桓玄时的刘裕还只是枭雄的话，那么此时的刘裕就已经开始走奸雄的路线了。）
沉不住气的人首先露出气门，刘毅上表说荆州在桓玄之乱后户口数量急剧下降，兵器也少，要想组建军队不太容易，要求再都督交、广两州，刘裕同意。刘毅继而要求任命亲信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毛修之为南郡太守，刘裕照旧同意。
刘裕身边的宁远将军胡藩就没那么有政治头脑，自以为是地提醒刘裕说：“刘公以为刘毅是个愿意一直听您话的人么？”
刘裕默然不语，半天才反问道：“你觉得呢？”（心里肯定在笑：“胡藩你还真是傻啊，你都能看出来的问题，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么，把话都说明白了，就没意思了！”）
胡藩说：“能以百万之众，攻城拔寨，每战必克，这一点刘毅当然是不得不服您的。然而刘毅涉猎传记，谈文咏诗，自以为是个英雄人物，所以有那么多名流士人去投靠他。恐怕他终究是个不愿为人下的人，不如乘会见他的时候把他抓起来。”
刘裕继续露奸脸，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和刘毅都有灭桓复国的功劳，他又没什么明显的过错，不可以自相残杀的。”
刘毅抵达江陵，重新调整当地的官员，换上自己的亲信，并收编了一批江州兵，大约一万多人，故意留在手中不遣返。他又以自己染病为由，向朝廷上书，要求把从弟刘藩从广陵调来作副手，刘裕又一次假意答应，暗中开始行动。刘藩进京受职，刘裕便以诏书的名义，指责刘毅图谋不轨，反叛之心日久，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等人便是同党，不可宽恕。刘藩和谢混半个“反”字还没说呢，就被刘裕先下手赐死。
刘裕的动作极为迅速，他亲自率军从建康出发，溯江而上，讨伐刘毅。参军王镇恶提出自领一百艘快船为先锋。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大军到达姑孰后，以王镇恶为振武将军，与龙骧将军蒯恩指挥一百艘快船先行。临行前，刘裕对王镇恶面授机宜：“如若敌人知道我要来，不妨等大军到，也不过数日而已。若要对战，应该下船上岸。你到了那边，必须仔细考察形势，如果打得过，就进攻，不然的话，就把船舰烧了，在水边留些快艇，等我大军开到。还有，一定要多方慰劳百姓，宣传诏书的旨意：罪责只是针对刘毅一人的，其余人等一概赦免不问罪。假若敌人不知道我方进军的消息，不作防备，也可以考虑突袭。一路上行军，就说是兖州刺史刘藩的船只。”












先锋船队以刘藩的名义昼夜兼程，西上荆州。刘毅及其部下都信以为真，没有作任何抵抗。不到一个月，王镇恶等人就抵达了豫章口（今湖北江陵东南），距离江陵城仅二十里。王镇恶见刘毅毫无防备，便弃船步行进军，蒯恩的军队在前，王镇恶的军队紧随其后。每条快船都留一两个人，并在船上俺边竖旗安鼓，吩咐驻留的人等到先锋军队快要到江陵城时，便击鼓呐喊，显出后有大军的模样；又派一支小分队，暗中烧毁刘毅停在江津（今湖北沙市东南）的船舰，断其退路。
仍然没有路人对这支先锋部队有所怀疑，都以为是刘藩来赴任呢。离城不到五六里了，迎面来了十来个骑兵，数十个步兵，为首之人是刘毅的大将朱显之。朱显之是奉刘毅的命令，要去江津执行任务，他见蒯恩、王镇恶的装束颇为奇怪，便问道：“来者何人？”王镇恶照例答道：“刘兖州来了！”朱显之又问：“那刘兖州本人在哪里呢？”答道：“在后面还没上来。”朱显之心中生疑，放眼远眺，忽见江津方向火光冲天，鼓声大作，这才明白来的不是刘藩，赶忙转回城去，向刘毅报告：“大事不好了，外面有大军，似乎是从下游上来的，几乎就要进城了，江津的船都被火烧了。”
刘毅闻讯大惊，紧急下令关闭各城门，可惜晚了一步，蒯恩、王镇恶率领部下从外城东门突入，立即分兵攻打内城的东门和西门，王镇恶又分出兵力攻打南门，两军混战，从早上打到下午，城里的几千守兵基本上走的走，降的降。王镇恶杀入内城，因风放火，烧了外城的东、南二门。
王镇恶派人把诏书和赦文送给刘毅，刘毅看也没看，给烧了，继续与司马毛修之指挥士兵全力一战。双方在内城中展开肉搏战，这些士兵中有不少都是当初北府旧将，相互间熟悉得很，王镇恶让部下一边打一边做宣传，告诉刘毅的士兵，刘裕本人就在后头。这一着果然奏效，王镇恶的军队很快占了上风。此时已近半夜，王镇恶担心深夜里士兵自相残杀，便率军包围内城，而打开南门，引诱刘毅出逃。刘毅害怕南门有埋伏，带了剩下三百多个人向北杀出一条血路，最后从外城的东门逃了出来。他逃到离城二十里的一座佛寺中，寺里的和尚却不敢收容他，穷途末路、万般无奈之下，他自缢而死。
江陵一战出奇出巧，可算得上是个典型的攻城战例。此战消灭了刘毅的势力，也奠定了王镇恶的刘裕手下第一大将的地位。事实上，王镇恶等人的先锋部队夺下江陵后二十天，刘裕的大部队才到达，王镇恶的作用是，以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打赢了这场战争。王镇恶不是别人，正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其带兵指挥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当年他祖父在灭燕之战中的表现。












刘毅及其党羽被迅速消灭后，与刘裕起兵反对桓玄的异己就只有诸葛长民了。诸葛长民在卢循之乱中守卫京城，立下大功，这个时候就任督豫州扬州六郡诸军事，镇守在京城附近。
诸葛长民虽说也是老资格的重臣，但在很多方面却显得目光短浅，又不懂得明确站队，跟刘裕并不是一条心。卢循进攻建康的时候，诸葛长民的主张与前面所说的孟昶是一致的，要求护驾北迁。刘裕坚决不同意北迁，诸葛长民比孟昶聪明那么一点点，服从了刘裕的调遣，与刘毅等人守备在北陵。卢循之乱平息，诸葛长民升了官，就没了记性，反倒得意起来。
二刘相争，刘裕为了安抚诸葛长民，让他留守太尉府管事，并且可以带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卫士进宫，以防不测。建康这边没了刘裕的强势压力，诸葛长民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他也不理政事，只让手下四处聚敛珍宝美女，并给自己营造宅院府第，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
这好事并没维持多久。刘毅的势力被扑灭，迅猛程度远远超过包括刘裕本人在内几乎所有人的预想。诸葛长民这才有些大梦初醒，对自己的亲信说：“俗话说：‘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当年刘邦诛杀功臣，就是一个个下手的，我怕是要大祸临头了！”
他暗中对刘裕的副手刘穆之试探道：“民间很多人都说太尉（刘裕）与我不和，是啥原因呢？”
刘穆之应道：“太尉西征，把府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托付给了足下，岂能说与你不和？”
诸葛长民这才稍稍放心，但依然惧怕刘裕，暗中图谋不轨。他的弟弟诸葛黎民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他早作打算，乘刘裕还没回京之际发动政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诸葛长民腐败起来“一丝不苟”，性命攸关的时刻却又变得犹豫不决，感慨道：“哎，贫贱的时候想要富贵，富贵了呢，又害怕危机降临，如今我只想在丹徒做个小小的布衣，怎么就这么难呢！”
他终究对自己的实力没信心，不敢动手，却又不甘心，画蛇添足地给刘敬宣写信，要与他联手造反。这真是所托非人，刘敬宣虽然手握重兵，却是个没啥政治野心的“好孩子”，对刘裕忠心耿耿，刘毅想作乱的时候就曾被他告过一次密，比刘毅更弱的诸葛长民哪有希望让他倒戈？“告密专家”刘敬宣专程派人把密信送到西征的刘裕手中，刘裕夸赞刘敬宣忠诚之余，并不十分担心，只派了辅国将军王诞先去京城，协助刘穆之等人防备。
刘裕率领一半军队从江陵顺江东回，开始时带着辎重一起走，速度很慢。诸葛长民带着朝中大臣，每天白天在新亭等候，却迟迟不见大军踪影。快到京城了，刘裕忽然驾着轻舟，带领很少的军队突进，连夜进入太尉府的东府。
天一亮，诸葛长民就听说刘裕已经回府，大惊失色，情急之下，只得亲自去拜见刘裕。刘裕也不大张旗鼓，悄悄地在幕后埋伏了一名叫做丁旿的勇士，然后在门厅内接见诸葛长民。刘裕拉着诸葛长民的手，家长里短地谈得可开心了。反应迟钝的诸葛长民乐呵呵地陪笑，背后已经跳出了手持利刃的丁旿，刘裕脸色立变，丁旿上前拽住诸葛长民，手起刀落，毫不含糊地将他斩杀。刘裕又下令收捕诸葛长民的几个弟弟，诸葛黎民虽骁勇过人，却挡不住捕头人多势重，力战而死。诸葛长民的小弟弟诸葛幼民逃到山里，最终被揪出来杀掉，诸葛氏一家继刘毅之后，也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回头说说刘裕的另一半军队。刘裕在攻下江陵后，就有意再接再厉，进攻谯纵据守的蜀地。前文提过，谯纵的割据势力是桓玄称帝所造成的“副产品”，到这时已有八个年头，期间刘敬宣曾经在义熙三年（公元407年）试图进攻过一次，却无功而返。众将都觉得蜀地艰险，如果刘裕不亲征，恐怕还是难以成功，但蜀地离建康太远，刘裕若是真去了，东面又可能会出问题（这时诸葛长民还没倒台）。伐蜀大军的元帅人选成了个大难题。
刘裕不仅识战，而且识人。刘毅的部下毛修之在刘毅失败后，投降了刘裕。毛修之是原先的益州刺史毛璩的侄子，蜀中兵变，毛璩与毛修之的父亲毛瑾一家都被谯纵所杀，毛修之恰好在江陵任职，逃过一劫，从此他便立誓报仇雪恨。他几次向刘裕请缨，要求带兵西征。刘裕担心他到蜀地会公报私仇，大杀当地军人；蜀地的士兵害怕毛修之，也会以死固守，那样既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攻城拔寨。
几经思量，刘裕提出让资历名气都不高、但很有才干的朱龄石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大出众人所望。刘裕给了朱龄石两万人，并让自己的小舅子臧熹以及蒯恩、刘钟等人做朱龄石的副手，可见对他的信任。（刘裕的这一趟西征，除了完成既定目标外，也颇显出他的战略眼光，通过战争的洗礼，提拔培养了王镇恶、朱龄石等一批能为他所用的得力干将，为日后的北伐大胜和掌握绝对的军事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裕与朱龄石密谋进攻路线，他说：“刘敬宣上回从黄虎（今四川绵阳东南涪江畔）取道内水（指今天的涪江及其下游嘉陵江）进攻，没能成功。按正理我们应取道外水（指今天的成都市府河及其下游岷江）做另一番尝试，敌人也许认为我们会出其不意仍然从内水进攻。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用重兵守卫涪城（今四川绵阳东）以防内水。所以我们如果再从黄虎走，一定正中其计。我想不妨布置少量疑兵取道内水，而以大军从外水直取成都，必能出奇制胜。”为了保密，商讨的内容秘而不宣，朱龄石的西征大军并不知道行军计划是怎样的。刘裕又交给朱龄石一封密信，信封边写着“至白帝乃开”（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是假的，刘裕的锦囊妙计则是真的，历史上像这样你真我假的故事，实在数不胜数）。












朱龄石大军溯江而上，第二年，也就是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六月，到达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朱龄石打开刘裕的密信，上面只写着三句话：“全军主力都从外水攻打成都；臧熹、朱枚从中水（今四川彭山方山下入江的绵水口）攻打广汉（今四川射洪南）；并派老弱士兵乘十几艘高大舰船，从内水佯攻黄虎。”（唯一的遗憾之处是这条锦囊欠缺一点意外性，朱龄石在此之前肯定已经消化了刘裕战略思想的精髓，这封信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人员上的合理安排。但是刘裕以自己的名义写下这封信，就能够预防众人因为朱龄石资辈较低、不从将令的现象，以促使战略思想的全面贯彻。）
朱龄石得了锦囊，便布置下去，诸军倍道兼行。成都王谯纵果然被刘裕算中，他在得到情报后，认定内水的疑兵就是晋军主力，命令谯道福以重兵镇守涪城，以防晋军从内水攻来。这样一来，朱龄石主力走的进军路线就几乎成了蜀兵不设防的地段，大军很快抵达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离成都只有二百里。谯纵才命侯晖、谯诜率万把兵马驻扎在彭模，隔着外水筑起工事拒守。
时值盛夏，朱龄石本想以逸待劳，缓图攻城良机。部将刘钟则说：“这可不行，我们以虚兵进攻内水，谯道福那边肯定不敢动。现在大兵突然杀到，蜀兵已经丧胆，他们之所以据守险地，就是因为怕我们啊。如果现在以精锐猛攻，必获全胜，如若缓兵，蜀兵会明白我们大军全都在这里，到时谯道福从涪城杀回，我们就不好对付了。”
朱龄石听从建议，率领蒯恩、刘钟强攻彭模，力克险峻难攻的彭模北城，斩杀了侯晖、谯诜，转攻南城，一并拿下。与此同时，臧熹、朱枚也击败了蜀将谯抚之、谯小苟（十分有趣的名字），攻下广汉。
朱龄石下令舍弃船只，以步兵趋进，谯纵的士兵们都望风溃散。那位全无王者风范的成都王谯纵（当年众将要推他做主，他执意不从，还企图跳水逃避，这样没有胆识的人竟能做上割据一方的国王，可见天下大乱，已近极致）弃城逃跑。他的女儿都比他明事理，劝他说：“如今逃跑也难活命了，自取其辱而已，不如在城中等死，还可以死在先人的墓前。”
谯纵不听，投奔前来救援的谯道福，被谯道福鄙视了一把。谯道福斥责他说：“大丈夫创了这样的功业却放弃，还想去哪里呢！自古哪个人不死的，有什么好怕的？”说罢一剑掷去，正中谯纵的马鞍。
谯纵没办法，只好逃到一个僻静的所在，拉了腰带上吊自杀（关于谯纵之死，另有种说法是他在涪城被一个叫王志的当地人杀死，这两种说法，前一种见于《晋书》和《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