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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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独资公司。所以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手下有一帮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这些小兄弟帮忙，能耍了大清，当了民国大总统。理论上民国是一个国有大公司，大家有份，所以手下的旧部愿意给这个大总统即民国的CEO效力，可是他一旦要复辟帝制，当洪宪皇帝，把江山传给袁克定这样的残疾人，冯国璋等老兄弟想法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有了民国，和老大哥袁项城之间有总经理和其他高管的等级之分，可以接受，而将民国变成袁家的独资公司，继续伺候你家儿子，给小袁当臣子，这些老兄弟就有想法了。袁世凯复辟后，蔡锷西南举兵，只是个反袁的引子，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那些北洋系众大将的反对。　　　
北洋系众将领的反对在情理之中，已经有比独资的家族公司更好的选择，如上市的股份公司，谁愿意把股份都交回去，再变成一家某个人控股的独资公司？这样的话，众功臣的安全更没有保证，很难说不会得到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元勋的下场。　　　　　　
叫花子的胃口越来越大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这点老百姓都知道。叫花子当皇帝没什么稀奇的，在胜王败寇的中国古代，谁坐上金銮殿那把龙椅，就是受命于天，没谁不服气。比朱元璋早一千五百年的另一个和乞丐差不多的人——戍卒陈胜早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大凡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大富大贵后，就会有很多传说，证明他生来就不是等闲之物。比如汉高祖刘邦，《史记》说他妈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就是说刘邦不是他爹刘太公生的，难怪项羽要烹太公，他还说能否分一杯羹。《明史•；太祖本纪》说朱元璋出身没有刘邦那样邪乎，至少不是人兽相交生出的真命天子，而确是他父亲朱世珍的儿子，但也有神迹，说元璋的母亲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在他少年时，就显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小伙伴中很有威望，似乎他天生就能当领袖。据说他当了和尚后，云游天下，途中得病，有两个紫衣神仙跟着照顾，等他病好后就消失了。这类忽悠人的把戏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某些中国人还在玩，洪秀全大病一场就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他小时候比别的孩子更调皮、更有主意应当不假，可非得说他从小就多么非同寻常，那是扯淡。所谓“贱时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一个人发达了，总能找出他少年时许多不平凡的事迹来，连一个从草根层走出来的富商，也会在自己的传记中，吹嘘青少年时种种比别人更高明更能吃苦的往事，何况一个得了天下的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民不聊生、群雄并起的动乱年代，决定脱下袈裟穿战衣，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投奔造反的部队，其实很偶然，取决于一卦。《明通鉴》记载，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正在皇觉寺当一个小沙弥，思量去他乡躲避战乱，在菩萨像面前占卜，决定去留的卦相都不吉利。留，留不得；躲，看来也无处躲。那么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朱元璋自言自语：“难道让我参加造反这样的大事吗？”再卜一卦，大吉。当晚，他便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　　　
老朱本来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这一卦，促使他把身家性命拿出来做一场豪赌，结果赌出来国祚延续近三百年的大明朝。他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陈胜和一帮戍卒因为大雨，不能按时到达服役地，按秦律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逼上绝路的汉子只有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刘邦也差不多，亭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当了多年，也就盼着混吃混活，揩点油养活老婆儿子。可秦朝末年，暴政对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逼得普通老百姓没法活了，连大多数小官吏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上峰命令刘邦押送一些人去外地服役，那时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靠两条腿走路，误期是经常的，他面临和陈胜一样的命运，于是便带领这些人躲进芒砀山，瞅个机会造反了。　　　
在古代中国，科场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很多，逼到悬崖上的百姓更多，但大多数可能像羊羔一样逆来顺受，要么死填沟壑，要么成了孔乙己。可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豁出去赌一下，就不得了，天下可能为之动荡。　　　
这些人本来是为了活命，哪能想到自己成为帝王，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一个人的胃口是越撑越大的。就如一个乞丐，开始只想乞讨几个窝窝头，等到衣食不愁后，便自然想到盖个大宅院，娶个媳妇，过上仆从如云的生活。朱元璋当年去投奔郭子兴的心思大约也是这样，可后来觉得自己不比人差，举目一看，张士诚、陈友谅这些人不过如此，胃口也就大了，想鲸吞天下了。一则野史说到，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刚修好的宫殿里自言自语说：我朱重八原来只想乱世中有碗饭吃，没想到打下了这一片花花世界。说完抬头看见一个工匠正在梁上刷油漆，觉得失言的皇帝决定把工匠叫下来灭口，可怎样叫工匠就是不理睬，最后让人把他拽了下来。——原来那个工匠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聋哑人，逃过了一劫。　　　
后来的人只看到刘邦、朱元璋这种绝处逢生而且得了江山的人，他们的成功和个人的本事、眼光息息相关，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大部分拿身家性命去赌的，多是血本无归，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和现在买彩票一样，大伙儿只注意那个中头奖的人，可多数人买了彩票，连个末奖也没捞着。　　　
打江山也好，做企业也好，这种因为绝地反击而成功的，会带来不小的副作用。他们是赌成功的，那种穷人乍富的心理往往决定他们时刻担心到手的财富丢失掉，也决定他们更依赖于赌一把的路径，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政权和企业的运作非理性的程度更大，很难走上健康的循环。　　　　　　
皇帝为什么善待厨师　　　
洪武帝登基后分封自己的一大帮儿子为王，晋王拜辞凤阳祖陵后，去封国的路上，鞭笞他的厨师。洪武知道了后，怒斥晋王，说你老子戎马一生，对手下的将帅十分严格，可二十三年来唯独对自己的私人厨师没有斥责过。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不是太祖仁义，杀功臣毫不手软的皇帝哪有什么仁义？只是手下的将帅所图者大，要封妻荫子，要开府建衙，用现在的话来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所图者大，必须要忍人所不能忍。而且跟着老皇帝出生入死的将帅，没有谁是省油的灯，都是些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主，当然要恩威并施。而厨师独掌自己的饮食，就是个手艺人，虽然也有君臣之分，但更多的是资方和雇佣的工人关系，图的是一份丰厚的薪水，以及额外的赏赐，顶多是告老还乡时给一个虚衔。厨师只管做菜不觊觎实际权力，作为帝王没必要对人家那样严酷。　　　
大部分开国帝王没有成功前，能和战友一起称兄道弟，彼此间有友谊。可一得天下只有君臣之分了，安能和文臣武将有友谊？因为友谊意味着平等，一旦成为君臣，只有“宠幸”和“疏远”的不平等关系，严子陵不应光武之召当一个高官，而是回家垂钓，他便可以和皇帝同榻而卧，保留一份较为独立的尊严。李泌对唐肃宗，方苞对康熙，都是布衣出相，不要编制内的宰相名分，他们这样做能最大限度避免体制内君臣的尊卑关系，说白了，这是给皇帝帮忙而非臣子对帝王尽本分。　　　
历代帝王为了驾驭手下的大臣，琢磨出很多办法，有明太祖这样找个理由诛杀的，也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　一句话，软办法也好硬办法也好，都是为了提防那些替自己打江山的能臣有二心。而对身边的仆人，大多和洪武一样，恩宠有加。这就是帝王之术。项羽有妇人之仁，对普通士兵的伤痛格外忧心，可不能给身边文武僚属想要的东西，所以韩信这样的人去楚就汉。而刘邦是个没教养的流氓，年轻人偷鸡摸狗的事情没少干，见了慕名而来的文士，张开大腿大咧咧坐着迎接。可他知道这些文臣武将想要什么，便用“功名”、“爵位”的狗骨头哄着他们好好干活。　　　
朱元璋善待厨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侍食、侍寝之人，离自己太近，帝王的吃喝拉撒和常人无异，他能运筹帷幄，可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人，对自己肉体能直接威胁的往往是这样能接近自己的人，因此必须笼络，否则厨师想办法整你，你防不胜防。　　　
儿时在乡下听老人讲，过去的地主在农忙时雇短工给自己收割，让他们吃得不错，而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吃粗粮。看上去对别人比对自己的人好，地主似乎很仁义，仔细分析则不然。自己财产妻儿有份，可以享用继承，因此他们有勤俭节约的义务，节省下的钱他们也有份。而雇工纯是拿钱干活，财产增益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仅仅出卖劳动力。因而要让他们卖力气干活，就不能怠慢，否则人家可能趁东家不注意，给你偷工减料。　　　
我以上说的是安于本分的侍食、侍寝之人，那些不安本分贴近权力拥有者的人，一旦动了政治上的念头，后果更可怕。如古之皇帝的太监弄起权力来，政权框架内预设的制约机制，如对文武大臣准备的监察制度，对这些人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名分上只是皇帝生活上的仆人，不在名列朝班的大臣之内，而实际权力可以打着皇帝的旗号不断扩大。因而就不奇怪了，洪武生前最怕太监专权，搞了许多防范措施，甚至选用的生活上的仆人大多是文盲，可禁不住他死后的大明成为历史上阉祸最厉害的朝代。——无他，帝国专制使然！　　　　　　
收养义子是很划算的买卖　　　
小时候看《隋唐演义》时，对第八条好汉、忠心耿耿保大隋江山的靠山王杨林，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武艺，而是他广收义子。他一旦看到哪个年轻将领武艺、智谋出众，是可造之材，就将他收为义子。连后来大唐功臣秦琼也做过他的十三太保。　　　
我们去关帝庙，会看到关帝塑像背后站立的两员大将，一个是贴身保镖周仓，一个是他最器重的儿子关平。——这儿子也是关羽收养的义子。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地义军将领有收养义子的习惯。朱元璋收养的义子，见诸史册的不下十余人，如沐英、李文忠、平安、何文辉、朱文刚、朱文逊、徐司马、真童、金刚奴等等。　　　
朱元璋最有名的两个义子，一个是外甥李文忠，一个是世代镇守云南边陲的沐英。朱元璋从皇觉寺出来造反，是做提着脑袋吃饭的勾当。家中亲人的死活也没法顾及。在天灾加兵祸的时代，朱家的兄弟姐妹差不多死光了。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已经自领一军、羽翼丰满了，那一年他的侄儿文正、外甥文忠来投奔他。他的姐姐、哥哥都死了，两个孩子能找到手握兵柄的亲人，便有了活下来的希望了。当时外甥十四岁了，连个大名都没有，大家叫“保儿”，他牵着朱元璋的衣服玩耍——大概怕这个舅舅走掉了吧。一向严酷冷漠的朱元璋也感叹道：“外甥见舅如见母也！”战争年代正需用人，上天把已经快成年的侄子、外甥送回来，自然会加以好好培养，作为倚重的将领。　　　
古代的将帅大多喜欢收养义子。分析其原因不外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人和人的亲密程度是靠血亲或姻亲维系的。在残酷的战场上，这种关系就更为重要，所谓“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自己的儿子是最放心的。可是一个人生育能力有限，就是广纳妻妾，也不可能太多，而且不可能一一养活。朱元璋生了几十个儿子，已经是很了不得了。况且这些儿子要么年龄太小，要么有可能是个纨绔子弟，不能堪当大任。尤其是军旅中，死人的事情是常有的，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老爸有点于心不忍。乱世用“物竞天择”的规律给筛选一遍，而那些乱世中能幸存的孤儿呢，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生存能力极强，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培养成担当一方大任的将军。他们父母早亡，四处流浪，只求能有口饭吃，苟全性命而已。又因为受尽了颠沛与欺凌，对别人给的恩惠格外感念。一旦被某个头领收为义子，大多会誓死效忠。后人评价元末头领广收义子，是“以为将帅之储备，或为监军。皆看中其忠诚度”。　　　
认干爹、收义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很普遍的现象。实际上是将没有血亲关系的人用“拟血亲化”、“准血亲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比如说过去农村里，两家人相处很好，那做好朋友不是很好吗？不行，朋友关系太不靠谱了，总觉得不太牢固。要么就对个娃娃亲，你家闺女许配我家小子。如果双方没有条件结成儿女亲家，怎么办？那就认干亲吧，你家孩子叫我干爹，两家就有了虚拟的血亲关系。——好像不这样做的话，那种投缘的好朋友关系就会不稳定，叫人放心不下。　　　
朱元璋广收义子便是这个道理。让那些被收养的孤儿，为自己卖命，光给他们恩惠还不够，必须有父子的名分。——这就是为什么朱元璋让外甥都改姓朱，按着朱家辈分起名“朱文忠”。这外甥本来就够亲的呀，外甥半个儿呀。可是外甥毕竟是外姓人，让他成为义子，不是显得更亲密吗？——沐英、何文辉原来叫朱文英、朱文辉，大明建立后因劳苦功高，皇帝特赐恢复原姓。恢复原姓在皇权时代，是莫大的殊荣，说明给他光宗耀祖的机会了。　　　
但“义子”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战争中让他们领兵打仗没必要像对亲儿子那样担心安危，朱元璋义子在革命尚未成功时牺牲的不少。而那些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义子呢？天下一统后，又担心他们能力太强、功劳太大，危及自己亲儿子的江山。李文忠在朱元璋的功臣中，列第三，仅次于徐达、常玉春，自己又有皇帝义子加外甥的这层关系，可他非常低调。他死后，他的儿子李景隆还是卷入了朱家叔侄的江山争夺战。先是带领南军，奉表哥孝文帝之命，北上讨伐表叔。等表叔朱棣的部队打倒南京城时，又反戈一击，开门投降。　　　
义子平安，父亲从朱元璋起兵，战死后，平安被朱元璋收为养子，骁勇善战。靖难之变，率军与燕王战于白沟河，差点俘虏了燕王朱棣。朱棣即帝位，怀恨在心。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朱棣巡北京。快到达北京的时候，翻阅百官前来朝拜的奏章，看到平安的名字，对左右曰：“平保儿尚在耶？”平安听到后，知道皇帝不想自己活着，为了子孙考虑，便自杀。永乐帝看到这个干兄弟倒还知趣，命令平安的儿子袭了父职。　　　
沐英是众多义子中下场最好的。他很早就去守边疆，远离了宫廷斗争，得以免祸。马皇后死时，他哭到呕血的程度。几年后太子朱标又死在朱元璋前面，他又伤心大哭，因此得病去世。早年他在朱元璋帐下，干爹要求严格，动不动就处罚这些义子，全靠慈祥的义母马皇后和仁厚的大哥朱标说情，减轻处罚。对一生依仗的两个亲人的死，从亲情来说，哀恸是自然的。另一个因素大约是以后朝廷里少了两个可以维护自己的重量级人物，对干爹朱元璋的暴戾，义子们恐怕比天下臣民了解得更透彻。别看沐英已经开府建衙、威震西南，可还是害怕喜怒无常的干爹。　　　
从朱元璋和义子们的关系来看，大约可以明白，古时候大人物收干儿子，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　　　　　　
帝王对糟糠妻的情分　　　
君主有糟糠之妻的，此人一般说来是开国皇帝，并且青年时处在困厄微末之中。那些从老爸那里继承皇位的人，娶妻时不管身为太子或者是已登九五，天下美女供他一人选择，何来糟糠之说。而晋、唐这些王朝的开国之君原来就是旧王朝的达官贵人，早有三妻四妾，妻无糟糠之实。　　　
那么纵观历史，帝王有糟糠之妻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最典型，他们都出身穷困，在乱世中起事，最后得到了天下，他们的正妻吕后和马皇后是不折不扣的糟糠之妻。而且这两位糟糠嫁给两位穷小子，都有相同的原因，是她们父亲或养父的一种投资行为。　　　
吕后的父亲是位避仇到沛县的大富豪，《史记》说他“善沛令”，属于那种与县长、市长在一起喝酒作乐、称兄道弟的民营企业家。沛县的小吏们都去吕公家送钱拍马屁，按照官场送礼的规则，礼越重在酒席上的坐席越尊。可刘邦在门口谎称“贺钱万”，实际上一分钱不拿，坐到上席。如果吕公是个一般的土财主，那么这刘邦估计会饱受侮辱，弄不好会让吕家叫来几个如狼似虎的保安，暴揍他一顿再拖出去。《水浒传》中的雷横便吃过这样的亏，他去看县令的二奶白秀英的演出时，大咧咧坐在VIP包厢中，却忘了带钱，解释说自己是本县的捕头，白秀英的老爸不但不给面子，还讽刺他是个“驴筋头”，最后惹出风波，雷横打死白秀英上了梁山。　　　
吕公不像白秀英父亲那样目光短浅，他有着自己同宗吕不韦那种眼光开阔的大手笔。大凡乱世，能成事者一定是天不怕地不怕，有几分泼皮无赖劲头，而且能说大话忽悠别人的汉子，老老实实守规矩的人很难有大的出息。刘老三“身无分文，敢坐首席”，这一下就征服了阅世很深的吕公，连后来成为刘邦股肱大臣的萧何当时都没看出来刘邦会有多大的出息，他对吕公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而吕公不顾自己老伴的反对，坚决把女儿嫁给了这个整天不事产业、游手好闲的无赖。　　　
朱元璋娶马氏时，情况差不多，他家父母兄弟都死光了，一人投奔郭子兴当了名亲兵，那样的大头兵有今天没明天的，苟全性命于乱世就不错了，哪还奢望娶妻生子呀！可这位朱元璋作战勇敢又有谋略，郭子兴觉得他超乎常人，想笼络他。——战火纷飞中的军阀，身边的保镖绝对要可靠，于是将老朋友临死前托付给自己的女儿马氏嫁给了朱元璋。郭子兴此时仅仅是希望让朱元璋死心塌地替自己打仗，肯定没有吕公对刘邦那种想法。他自己也有女儿，年龄比马氏小不了多少，只把养女而不把亲闺女嫁给朱元璋，看来他是认为这笔投资风险很大，养女是别人的，投资失败也就认了。谁承想后来真正得天下的是这位大头兵，朱元璋得势后收罗了郭子兴的部属，连他的亲生女儿也做了妃子。我估计马氏寄养于郭家时，基本上是郭家小姐丫环的角色。这下丫环成正宫，小姐变妃子，怪只怪她的父亲舍不得下注，让养女占了大便宜。　　　
吕后和马后都等到了老公打下江山坐龙廷的那一天，享受了“母仪天下”的无比尊贵。史载马后和吕后都是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但马氏宽厚仁爱，吕后刚毅严酷。这大概可以套用一下曾风靡神州的“出身论”，这吕后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从小娇生惯养，对人颐指气使惯了；而马后很小就成了孤儿，寄人篱下，受够了生活的艰辛，能设身处地替人着想。　　　
吕后在刘邦驾崩后，自己主政多年，让吕家的子弟裂土封侯，权倾一时，最终招来了灭门之祸。这马后，就贤德多了，朱元璋要去寻找马家的后人给高官，据《明史•；后妃传》记载，马后劝阻道：“爵禄私外家，非福。”朱元璋暴戾无常，好几次都是马后救了功臣的命。可惜她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死了，否则的话也许能匡正一下朱元璋晚年的杀戮成性。　　　
刘邦对吕后的感情如何，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一些事例中可看出他俩更像一对利益搭配。有一次刘邦被人追杀时，嫌马车载人太多，行走太慢，将自己和吕后生的孝惠帝、鲁元公主推到车下，幸亏当司机兼保镖的夏侯婴伸出援手。对自己的亲生儿女都这样，那么对儿女的妈妈可想而知。因此刘邦富贵以后不喜欢这个黄脸婆是自然的事情，他宠爱和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常常说如意像自己，和吕后所生的孝惠太懦弱，不像自己，几次想废嫡立庶，多亏留侯张良等人力争，惠帝才能顺利继位。刘邦先吕后而去，吕后当然会疯狂报复，把戚夫人挖掉眼睛，砍断手足，灌下哑药，放到厕所里，命之为“人彘”（人猪的意思）。仇恨会使人失去理智，甚至有几分滑稽，就如清代雍正皇帝登基后，把当年和自己争皇位的兄弟赐名为满语的“猪”、“狗”，试想想，和自己同是一个爸爸所生的人是“猪”，那么自己是什么？刘邦得志后，对吕后情感应当是很淡了。吕后的仇恨难以罢休，自己的儿子孝惠帝先自己而死，又没有留下孙子，所以她想尽办法将刘家天下变成吕家，后来吕后一死，就引起了血雨腥风不是没有缘由的。　　　
而朱元璋和马后，在患难中结下的夫妻之情没有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这和马后的为人很有关系。《明史•；后妃传》中记载，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