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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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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向哲浚的主张占了上风并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所接受。于是，1928年1月1日就被正式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至少可以上溯到19世纪后期的甲午战争以前。
多年以后，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写道：“最后的这个主张无疑是比较正确的，合乎逻辑的。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说，也还算差强人意的。当然，这个日期还可以推得更久远一点，但是推得太久远了，取证是有困难的。”
2．上 任（3）
证据难找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日本在战争中就严令保守秘密，违者将会受到制裁；其次，日本投降后，盟军没有及时占领日本，给日本统治者毁灭罪证留下了时间。从1945年8月14日至30日这16天当中，日本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东京政府大厦顶上一直浓烟滚滚。在日本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凡有日本陆海空兵团和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于销毁文件。他们干得是如此彻底，甚至连销毁文件的命令也被销毁了。而且，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也未注意收集和保留证据。
所以，中国检察官从国内带来的除了要起诉的11名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的证据。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犯罪，将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缺少足够的证据，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工作人员后来多次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
证据之所以在远东国际法庭中如此重要，是因为这里的审判程序采用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两种不同的审判方式：大陆法系采取究问制，以法官为中心，犯人一旦被提起诉讼，就基本确定他有罪。英美法系则采取对质制，以证据为中心，犯人在定罪之前首先假定他无罪；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为证据不合法或不可信，可以当庭拒收。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对英美法系的诉讼非常重要。
由于东京审判为美国所操纵，审判的准备工作完全由美国单方面进行。澳大利亚和苏联对此表示不满。澳大利亚认为，东京审判不应由美国主导，而应由同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和各同盟国政府共同负责。但在美国的反对和英国的劝说下，澳大利亚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苏联认为，根据美国起草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有重大差异：法庭没有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设置预审官，陪席检察官也不能像纽伦堡审判那样可以独立行动。因而苏联没有立即派出代表参加东京审判。后经美苏间多次交涉及美国方面的一再敦请，苏联检察官C。A。戈伦斯基才于1946年4月13日到达东京。另外，姗姗来迟的检察官还有：荷兰检察官鲍格尔霍夫·马尔泰，1946年3月19日抵达；法国R。L。欧涅特检察官和菲律宾P。罗佩斯检察官，均于4月2日抵达。而印度检察官G。帕尔赶到日本时，法庭已经开庭。
在苏联等国的检察官到来之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确定工作已接近尾声。苏联由于拖延，几乎未能参与“构成检察活动核心的被告确定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的撰写工作，最终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诉书以美、中、英、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为原告，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道罪”向28名被告提起控诉。起诉书详细陈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体制、与德意法西斯共谋瓜分世界、发动“九一八事变”攫取中国东北，继而侵略全中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罪行，以及实施违反人道和国际公法的各种屠杀和犯罪行为，一共55条罪状。
1946年4月29日，季南代表盟军总部国际检查局，并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的身份，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体法官出席了起诉书递交仪式。在接到检察方的起诉书后，卫勃问季南：“你打算把这件起诉书登记归档吗？”季南肯定地回答说：“是的。”
卫勃说：“我们命令你，现在就把起诉书和《宪章》副本传达每一被告，并且通知被告，四天后法庭正式开庭。”
一天以后，起诉书被送到巢鸭监狱28名被告手中。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丧钟就要敲响。
3．用尊严维护尊严（1）
◆ 座席之争初现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荣誉和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座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发人深省。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法官会议曾有过激烈讨论。按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的席位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按照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顺序排列。许多法官，特别是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但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左右手，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变更这个安排。
在法官会议上，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两个非英美派的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卫勃的提议落空了。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庭长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
这时又有人提议：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的法庭，就不必强调法官所属国家而应该以法官个人的年资深浅为序。但是，此论一出，马上就有人问道：“年资”是什么？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后，还是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何况法官职务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级法院法官是否能够等于任一年全国最高法院法官？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折算？当律师、当教授的“年资”同任法官的“年资”又应该如何折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得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盖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准时开庭谈何容易？庭长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够，徒有虚名。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那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却又无令人信服的理由。英国法官一脸尴尬，又带几分恼怒，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起来。
梅汝璈成竹在胸，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璈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璈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3．用尊严维护尊严（2）
◆ 僵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这一天，法官席次问题的争执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５月２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４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坐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荷、印各国法官，左边将是英、苏、加、新、菲各国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而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梅汝璈遵从他的安排。他实在没有料到梅汝璈会以拒绝参加预演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婉转地对梅汝璈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呢？”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璈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璈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略带激动地回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尚只遵守合法的命令义务，何况一个法官。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梅汝璈最后说出的这句话无疑涉及庭长的人格，但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卫勃听了之后尽管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璈态度坚决。如果自己寸步不让，这样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站起身来，向梅汝璈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做出要回帝国饭店去的姿态而连忙说出的。
果然，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璈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立即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我们应该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坐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这是绝对不行的。
梅汝璈当即答到：“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惟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惟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璈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3．用尊严维护尊严（3）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面带焦躁地对梅汝璈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 争得合理坐次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梅汝璈心中有数，知道没有他的出席，预演是不会举行的，即使草草举行，明天的正式开庭也必定会延期。对于这一点，梅汝璈完全有把握。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璈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预演结束之后，法官们还拍了许多照片。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将正式开庭。这是轰动东京的一件大事，法庭内外挤满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盟国来宾及旁听的群众。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座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至此，法官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坐次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往往关乎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绝不能视为细枝末节而淡然处之。当时，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她仍然常常遭到某些国际势力的压制和歧视，其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和剥夺，甚至连她在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也往往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忽略。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祖国的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苦的斗争。中国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梅汝璈法官对于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梅汝璈寸步不让，凭着自己的决心、勇气和智慧，赢得了非常珍贵的胜利。
梅汝璈的坚持非常必要，因为法官坐次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且坐次好更便于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审判，左右局面。加拿大的麦克杜哥法官尤其高兴，他笑着低声对梅汝璈说：“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的坚决斗争，我的席位便要排在法国人的后面，这将是很可耻的。我看，原来那个要英美居中的荒谬安排完全是卫勃（庭长）个人的意思，他抬出麦克（最高统帅）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而已。”至于法官坐次的最初安排究竟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思，还是卫勃庭长自己的想法，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将永远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不过，在梅汝璈当天晚上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在酒吧间里，遇到庭长老卫，他说：“明天是我们‘开张大吉’的日子，早点睡吧。”我们相视一笑。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除了梅汝璈以外，10位法官也都是学历显赫、经验丰富的出色法律人才。通过坐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另眼相待。他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英语娴熟而措辞精当，法律界推崇的就是具备这种素质的人。
1947年8月3日，天津的《益世报》发表了驻东京特派员刘浦生的一篇题为《介绍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法官席位之争的来龙去脉和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表现。对于那些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以侵害中国利益为家常便饭的人来说，梅汝璈的所作所为不啻当头棒。
为坚决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为坚持法律原则，梅汝璈不惜与当时的最高总司令部和美国的麦克阿瑟针锋相对，力争自己认为合理的“坐次”。这份坚持、爱国情怀和做学问的态度，不单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典范和榜样，更是每一个法律人之所以能成为法律人的一份依凭。如果说中国法制的发展是一部大书，梅先生便是这部大书封面和书脊上的显赫人物。每一个中国人要不断完善自己，一代代继承和发扬先人对法律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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