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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曾国藩-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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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玉屏之所以能具有这样的社会地位，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曾玉屏以筑宗祠置祀产之举成了曾氏宗族组织的领袖。
曾玉屏是将曾氏族人组成宗族组织的倡导者。曾氏宗族历来没有祠堂。曾玉屏“谋之宗族诸老”，为本支始祖、元明之际始迁湖南衡阳庙山的祖先曾孟学建立了祠堂，定于每年十月致祭；又“谋之宗族诸老”，为清初始迁湖南湘乡的曾祖曾元吉别立祀典，“纠族之人议积一岁之租”置圳上之田十亩，又将曾元吉身后四十亩田并为公祀田。这就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将虽聚居却散在的曾氏族人以共同祭祀祖先、共同管理和分享公共祀产的形式组织起来。
第二，曾玉屏是当地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人物。
曾玉屏在地方能够随时随地修桥补路、恤孤济贫；在宗族能够首倡筑宗祠置祀产，说明他与其父曾元吉迁至白杨坪后经过一段艰苦的开山创业、勤俭积累，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难得的是，曾玉屏为富却非不仁。他本人早年失学，未能读书博取功名，年既长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遂“引为深耻”，令子孙出就名师读书，且喜好“宾接文士”，与“通材宿儒”密切往来，对“老成端士”乃至一应读书人均“敬礼不怠”。
曾玉屏又重视搞好亲缘、地缘关系，“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帮财帮物助力。
这些，都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威望。
以此，曾玉屏凭曾氏宗族领袖、地方权威人士的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的地方精英。换言之，曾国藩家自其祖父时起，即在湖南湘乡白杨坪拥有地方精英之家的社会地位。
曾国藩的祖先保持和传承着农民俭朴、忠厚的传统。
曾国藩曾祖曾竟希小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时，父亲给他一百文钱做零用。五月归来，他只用了一文，把九十九文原封不动交还给父亲。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在曾国藩初点翰林步入仕途时，对曾国藩之父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曾文正公年谱》作者写道：“自是以后，公居京城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曾国藩进京离家时，侍祖父于阶前，请求教训。曾玉屏“要言不繁”，只说了一句影响曾国藩一生的大白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曾玉屏此类警句式的大白话还有不少。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如“怕临老打扫脚棍”。说的是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曾国藩从潜移默化到主动自觉地效法祖父乃至祖先，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父母（1）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传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书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长媳再次怀孕后，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个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许愿，只求生个男婴。长媳不孚其望，果真产下男婴。夫人却开玩笑，佯告是“千金”。曾玉屏懊丧已极、如木雕泥塑之际，儿子曾麟书兴冲冲来报是男婴，曾玉屏喜出望外，立即大筵宾客。此时，曾国藩的曾祖曾竟希还在世，据说，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先在宅堂左右盘旋良久，随即又进入内庭环绕一番。曾竟希惊悸而醒，正在琢磨此梦的吉凶，忽听家人报喜，说孙媳妇生了个男孩。他忙把儿孙召来，告之刚才所梦，并说：此乃祥兆，他日此子必定光大我曾氏门庭，你们要好生看顾！
此种梦兆生贵子之事，史不绝书，真假难辨。而彼时彼刻，毋宁说是曾氏家族对这一男孩无限希冀的幻化。这一男孩正是曾国藩。
曾国藩六岁那年，七十四岁的曾竟希没有看到吉梦成真，离开了人世。而他留下的梦却给曾国藩的一生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有说，曾家后宅有株古树被一苍藤所缠已经枯槁，曾国藩出生后，树滋藤荣，又活了过来，垂荫竟致一亩。特别是苍藤形状矫若屈蟠，鳞片层层，与曾竟希梦中所见十分相像。其后，曾国藩得志顺遂时，此藤便枝繁叶茂；失意困厄时，此藤便枯槁凋零，这是由于曾国藩乃巨蟒投胎，与此灵藤相应。连曾国藩后半生所患的百医不治的牛皮癣，也被看作是巨蟒“鳞体”的根据。
曾氏“累世业农”，纵有读书之人，也向与功名无缘。曾玉屏不算富裕，却循依“以耕养读”传统，供给并鞭策长子曾麟书读书，将读书出仕、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曾麟书积极向学，无奈天性“钝拙”，考了十七次童子试，方于四十三岁上考中秀才。在漫长无望的读书科考途中，他开馆授徒为业，兼之发愤督教自己的长子曾国藩读书，将两代人的希望加诸曾国藩一身。曾国藩五岁开始读书，七岁受父课读。自此，八年间未曾离开父亲的身边。道光四年（1824年），十四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父亲赴省城长沙应童子试，父子双双落第。
曾麟书不想让儿子曾国藩遭受自己一样的挫折，道光十年（1830年），他支持二十岁的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双桂书院读书，师从汪觉庵。尔后，又拜在欧阳凝祉门下。汪觉庵、欧阳凝祉的学风为曾国藩日后成为名儒并注重经世致用打下了好的基础。不久，曾国藩考中秀才，并娶欧阳凝祉之女为妻。好事成双，同年，曾麟书第十七次应试，终被取中，成了秀才。父子俩改写了曾氏家族入湘五六百年间没有功名的历史。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年长丈夫曾麟书五岁。因曾麟书排行老四，故人称麟四嫂，后称江夫人。
江氏原籍江西，迁到湘乡后，第十二世祖江嘉爵病故没有请风水先生相“阴宅”，葬于湘乡仙人山称为“仙女袒肤”之地。后据风水先生云：此仙乃处女，葬于此地的人家要“洗女”九代，即九代头胎女孩都不能活，否则于她出嫁的男家不利。江嘉爵六传至曾国藩外祖江沛霖，其间繁衍了二十八个男孩，没有一个女孩。曾国藩的母亲出生后，江沛霖将她偷偷地丢到床下，企图使她冻饿而死。可她命大，冻了大半夜仍然活着。江沛霖大惊道：“可怜可怜，罪过在我，你不该死！”遂将其抱回，起乳名为“怜妹子”。江家“洗女”六代，人说可能发男家，江氏嫁给曾麟书后，丈夫中了秀才，儿子官封一品，荣华已极。因此江氏家族认为，曾家的发迹靠的是江氏祖先葬的这块“仙女袒肤”地。
江家原比曾家富裕得多。江沛霖的父亲江宏辉本是国学生，家业丰厚，颇有豪侠气概。江沛霖兄弟各分得一份不小的家业。而江沛霖“弃场屋为族之领袖”，“轻财好义，家遂中落”。江沛霖“虽然贫困不遏，其志未少损”。将女儿许给曾家后，他对女婿曾麟书寄予厚望。曾对女婿说：吾人为学，如果能不以外物移其志，不以世不录用而迁其业，持之以恒，自能成功。吾知你固能奋力而学，你的后嗣亦一定能光大吾道，努力吧！
曾麟书十分敬佩岳丈，常携妻儿造访江家。曾国藩十岁时，还曾到外祖父门下读书（江沛霖在家设馆课徒，招收了几百人）。江沛霖家旁有一口水井，据说有一次，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提水，与表弟相挤，掉进了井，幸被江沛霖救了出来。江沛霖晚年信佛，认为这是江家与曾家的祖德相报，并从外孙掉进井里险些“浸死”二字的谐音预言：外孙将来一定会成“进士”。后来曾国藩果真成了进士。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考中举人，曾麟书又携妻儿拜望已经八十五岁的岳丈。曾麟书让儿子曾国藩将他中举的试文拿给外公看，江沛霖细细阅读，大加赞扬，对女婿说：吾过去就知汝后代力学有大成，足以为吾道之光，这无非是其发轫耳。
中举才仅仅是个开始。这既是肯定，又是鼓励和更高的期望。江沛霖的话，给曾麟书、曾国藩父子留下了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印象。后来曾麟书为岳丈刻写墓碑时，还满怀敬意地叙述上事，并说：“享年已八十五矣，其志之不衰如此。”
家风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曾国藩母家对曾氏家族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秀品德。她容貌秀丽，勤劳淑德，纺花搓线，烧茶煮饭，样样能干，并受家学影响粗识文字。当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江氏与曾国藩的父亲成婚后，谨守曾门家训，操持家务克勤克俭，特别是侍奉公婆十分周到。曾玉屏晚年卧病三年，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床边，毫无怨言。江氏所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用“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
曾国藩继承了母亲的性格，敢与困难周旋，有倔强之气。晚年时，曾国藩说：他们兄弟秉承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手足（1）
曾麟书育有四女五子。曾国藩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
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在族中大排行居四，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过继给曾麟书三弟曾骥云，在族中大排行居六，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在族中大排行居九，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干，字事恒，称季弟。分别小曾国藩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
对几个弟弟，曾国藩恪尽兄长之责，认为这是在尽孝道，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一次，曾国藩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们：“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几个弟弟道理上明白，但实际行动起来，总是差强人意。如国潢懒散，国荃浮躁，国华受不得挫折，国葆缺乏自制。对此，曾国藩谆谆教导诸弟一要“立志有恒”，一要“专心致志”。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场、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择学择师均一一参与意见，支持弟弟们赴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曾国藩在信中对父亲说：“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脩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廿两至金竺虔家。”
几个弟弟都曾到京城曾国藩身边读书。曾国藩除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又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他常与诸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要求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对诸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爱弟之情时时溢于言表。他曾说：
“我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
曾国藩鼓励并重视诸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做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他接到曾国潢批评自己“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为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的信，回信说：“甚为切当”。“兄读之不觉汗下”。又说：“信中言兄与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所见甚是，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纲之意，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还说，信中有“弟之牢骚，非小人之热中，乃志士之惜阴”，读至此，不胜惘然，“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纵谈数日乃快”。
曾国藩给予诸弟的便是上述“德”与“才”。他特别表示，“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几个弟弟在曾国藩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为符合儒家标准的人。曾国荃成为统帅湘军的封疆大吏不说，未出仕的曾国潢在家乡操持家务、族务、地方事务，成为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曾国华、曾国葆先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阵亡。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江西连破八府五十余州县，曾国藩坐困南昌，数月音讯全无。曾国华赴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发兵五千交曾国华统帅驰援。从未带过兵的曾国华，连克数县，为南昌解围发挥了重要作用，擢同知，赏戴花翎，成为湘军将领。时曾麟书去世，曾国藩、曾国华兄弟丁忧回籍。然曾国华已过继叔父，只须守制一年，遂于翌年由已订儿女亲家的李续宾奏调复出，襄理李续宾部军务。咸丰八年十月，太平军三河大捷，李续宾部全军覆没。李续宾、曾国华等四百余名文武官员喋血沙场。曾国华骸骨数月无寻，曾国藩忧急哀恸已极，泣血写道：
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后来曾国华的遗骸终于找到了，却是一具无头尸。季弟曾国葆因之再次投军，“以报兄仇而雪前耻”，不料身染重疫，病死军中。曾国藩为其写书联云：
英名百战总成空，泪眼看河山，怜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
慧业多生磨不尽，痴心说因果，望来世再为哲弟，并为勋臣。
曾国藩同样将手足之情给予了一个姐姐、三个妹妹。除小妹染痘早殇外，曾国藩大姐二妹都嫁进了普通人家，家庭不和，经济拮据，无一美满。曾国藩除了开导姐妹，帮助调解家庭纠纷外，总不忘接济她们的生活，哪怕自己还在经常举债之中。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为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无缺望，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三妹国芝，是他乞假家居时亲自为之择定的婿门，为本邑朱家。国芝夫家较富有，生活无忧，但国芝婚后病弱不堪，三十岁时难产而死。曾国藩叹道：“吾姐妹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遘痼疾，又离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
妻儿（1）
曾国藩结发之妻欧阳夫人，是其师欧阳凝祉之女，比曾国藩小五岁。婚后四年，她生了长子桢第（又名纪第），惜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染疫早殇。当年年底次子纪泽出世。翌年冬，欧阳夫人携幼子赴京师。在京师连生四女—纪静、纪耀、纪琛、纪纯，后生三子纪鸿，最后生满女纪芬。
自咸丰二年（1852年）始，欧阳夫人带领诸子女在乡下老家生活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其间，曾国藩“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则居勤居俭、任劳任怨操持家务，下厨烧灶、纺纱织布，事事躬亲。曾纪芬晚年回忆道：“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勤俭持家、谦和处事，正是曾国藩提倡的持家之道。他在给子弟的信中反复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
曾国藩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曾国藩女儿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因他认为，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
曾纪芬回忆，同治三年全家赴金陵，初十入督署。当时她穿的是蓝呢夹袄及已故长嫂贺夫人遗下缀青花边的黄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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