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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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芬回忆，同治三年全家赴金陵，初十入督署。当时她穿的是蓝呢夹袄及已故长嫂贺夫人遗下缀青花边的黄绸裤。曾国藩见了斥为奢侈，于是曾纪芬赶忙拿三姐的一条绿裤换了下来。而三姐这条绿裤也是贺夫人所遗之物。嫂遗姑，姑与姑又互相袭用。
曾国藩并为曾纪芬等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
他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于女眷则）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右验功课单谕儿媳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曾纪泽新婚，曾国藩写信给诸弟并纪泽，论以教诲新妇：
“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凡此祈诸弟一一告之。”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
曾国藩婚嫁儿女，只限二百金。大女儿出嫁，他寄银二百五十两，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并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二女儿出嫁，有一枚重七钱的金耳挖，值二十余缗，为人所窃。欧阳夫人忧惜之，数夜未眠，虑女儿至其夫家无耀首之饰。四女儿出嫁，于舟上发轿，欧阳夫人亲自送亲。仍恪秉曾国藩规定的嫁妆成法。曾国荃听说后诧异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打开箱奁查验，果然只有二百金，这才相信。他再三嗟叹，以为实在寒酸、难以敷用，私下里又送了四百金。
曾国藩对两个儿子更是望之切，责之深。在赴天津办教案之前，他预留了一篇遗嘱，中有这样的话：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右。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其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沅叔扶助之力。我身没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浦、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附忮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
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
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
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右不忮）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
芬馨比椒兰，盘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伙。
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涂，奚事先嗟忾。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右不求）
或许曾国藩历经了人世沧桑，对儿子与对诸弟的教育不尽相同。在一如既往强调勤俭、孝友，教导二子进德、修业的同时，曾国藩屡屡告诫他们不要热衷入仕做官，不要热衷科举考试，要不忮不求，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
两个儿子不能脱离开当时的社会，仍然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又一次次铩羽而归，最终连举人都未能考上（曾纪鸿被特赏举人）。不过，在乃父曾国藩办洋务的环境和氛围中，兄弟俩在洋务之学方面，都得以登堂入室，成名成家。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后出使各国，所谓“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曾纪鸿尤精算学，并编着《炮攻要术》六册、《电学举隅》一册，跻身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之列。


第二章修身

立志（1）

曾国藩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实现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书生变蛟龙”理想。进入京师后，曾国藩并未如常人般沾沾自喜，内心深处充满着宏远抱负。他所立定的是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认为，志向的高远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初涉京畿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考中进士是曾国藩政治生涯的起点，同时也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号都改换门庭。曾国藩本名子城，到京城后，先改号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后得益于名师劝导，改名国藩，以示做国之藩篱，为朝廷栋梁。
曾国藩立定君子之志，投身于京师求学交友的广阔天地。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表露了开辟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过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师后才发现“乡间无朋友，实为第一恨事”。衡阳同学均为“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他劝说弟弟们不要和这些人密切接触，他们“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他甚至认为，“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当时只不过是三十左右的青年，却以达到千百年来文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为目标，身心疲累程度可想而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有：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绝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年轻的曾国藩乐观地相信，所谓本性不能移完全是虚妄之语，人的品行可以改变，就如同流水一般，导之向下则无孔而不入；人的情趣就像禾苗一样，加之阳光雨露则能健康成长。然而说易行难，诸多今人眼中逆性而为的举动在躬身实践中又是何等艰难！曾国藩亦不例外。
儿时的曾国藩本性并非宽容达观。九岁时，曾国藩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主人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暗藏心底，离别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才兴高采烈地随父亲回家。十二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再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六里的古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他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成年后的曾国藩亦非老练沉稳之人。他曾一度为仕途扶摇直上而沾沾自喜。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给祖父去信云：孙儿“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语气乍听颇为谦恭，但在给叔父和弟弟们的信中，他道出了真实想法，在致叔父的信中他写道：“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致诸弟信中则云：“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其自负心绪表露无遗。
后来的曾国藩品性坚卓、为人通达，乃是他修身养性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被后世奉为圣人的曾夫子最初是如何实践这“日课十二条”的。
第一条是“主静”。计划中规定“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曾国藩实践起来又是怎样的呢？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京城忽然刮起大风，这样恶劣的天气曾国藩仍不能呆在家中，其日记中记载，“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曾国藩在京城居翰林之位，主要做的事情便是读书。读书是非常艰苦的事情，要真正深入研读必须做到心无旁骛。曾国藩的读书状态又如何呢？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研读《易经》时的情形：“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第二条是“静坐”。曾国藩本打算用功读书，韬光养晦，实际行动上却总是慵懒怠忽，“因循过日”，日记往往无可记录，四十多天“日日玩憩”。这种状态使曾国藩时感空虚，晚上回到寓所将自己检讨一番，立誓明日洗心革面。孰知明日复明日，许多光阴空蹉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读罢《易经》后便出门会友。上午与杜兰溪谈学论道，留在杜家吃中饭，下午为何子敬祝寿，晚上于何宅赏听昆曲，直至初更时分才回到寓所。静夜思过，曾国藩充满愧疚，在日记中写道：“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底意思，又有姑且随流底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交友聊天本是年轻人的常性，曾国藩亦不例外。他平时忙于交际应酬，酒酣耳热之际更是忘乎所以，高谈阔论，哪里还记得“静坐”功课？曾国藩对京城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甚至连菜市口斩决大臣的热闹也想去凑。“欣然乐从”途中，才意识到观赏杀人乃“仁心丧尽”之举，于是“徘徊良久，始归”。
第六条是“谨言”。争强好胜之心，有野心的年轻人常常有之。这对饱读诗书、春风得意的翰林公曾国藩来讲，亦不例外。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每夜静思，面对“谨言”课程时，他常常愧疚不已：白天“总是话过多”，“言多尖刻，惹人厌烦”的情形历历在目。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据《曾国藩日记》记载，一次，他与好友为学业争论起来，反省云：“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此种情形在其日记中时有反映。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至友人陈源衮处为其母拜寿，“席前后气浮言多”，同汤鹏等人讨论诗文时“多夸诞语”。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曾国藩为戒妄语付出了艰苦努力。他甚至刻意疏远朋友，被大家戏谑为“淡而无味，冷而可厌”。师友吴廷栋劝导他说：“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然君子不谓命。”
第七条是“养气”。今人眼中的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之典范。过去史家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往往为突出其政治属性，将这些人物简化为冷冰冰的面孔，对曾国藩的评价便是典型一例。曾国藩无疑是理学家，恪守“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后世史家往往由此出发，忽略曾国藩和其他男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另一面。曾国藩笃信理学，并未纳妾，且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因此格外羡慕姬妾成群的同僚。一次，曾国藩应邀赴宴，看到进士同年美妾如云，心中顿生无限游思，“目屡邪视”，回家后又闻妻子病榻呻吟，心中无端烦躁。入夜静思，他顿感理学功夫大减，反省云：“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挚友陈源衮新纳美妾，人皆赞貌若桃花，曾国藩羡慕不已，借故意欲一见。陈源衮拗不过曾国藩，只好从命。曾国藩见美妾后窘态百出，出言调戏，“狎亵大不敬”。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曾国藩在好友汤鹏家中又故伎重施，对汤鹏的两个姬妾“谐谑为虐，绝无闲检”。除调戏友人姬妾外，青年曾国藩还经常出入声色场所，“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第八条是“保身”。曾国藩平生有三戒，除“戒妄语”外还有“戒围棋”和“戒水烟”。
曾国藩自幼即酷爱下棋，任职京师后更如鱼得水，“溺情于弈”。京城为棋界精英荟萃之所，曾国藩的师友中有不少人耽于此道，如刘谷仁、何子敬、朱廉甫等。曾国藩论学之余，最大的爱好便是下棋，几致沉溺痴迷的程度。一次，曾国藩上午刚同友人战罢，午饭时看到有人下棋仍“嗜之若渴”，立在一旁指指点点，“几欲自代”，其爱好程度可见一斑。然下棋非常劳神，一局下罢往往令人头昏眼花，精神萎靡。曾国藩为专注精神于正务，决心戒棋。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为了戒棋，曾国藩令家人将围棋束之高阁，藏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可是，一旦棋友来家做客，他便将誓言、决心弃之不顾，命家人取出棋具，下将起来。戒棋对曾国藩来讲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修身极限，终其一生亦未戒除。一次，郭嵩焘至曾国藩家中做客，谈罢公事，二人“围棋二局”。下完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非常疲乏，发誓“以后永戒不下棋”。没想到，曾国藩的“永戒”之期竟然未能坚持一日。次日便又与郭嵩焘下棋，“复蹈昨日之辙”。第三天又同黄鹤汀下棋良久。虽然围棋暂时戒不掉，但沉溺其中有损身体却是不争事实。选择理性还是欲望，曾国藩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一天，好友徐石泉来访，二人围棋数局，“石泉去而余头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绝书香也”。即使下如此大的决心，曾国藩还是未能戒掉棋瘾。无论金陵决战的殊死时期，还是天津教案的千钧一发之际，曾国藩都未曾忘记围棋。
梁启超将曾国藩视为唐宋以来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尤以个人意志力“坚苦卓绝”著称于世。他对曾国藩能够戒烟深表钦佩。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经世”学派影响，对当时流行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然而，他却有抽水烟的嗜好。曾国藩意识到“吃烟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为“保身”计，决心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戒烟。曾国藩平素吸烟成瘾，甫一戒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戒烟初期，曾国藩时感六神无主，精神恍惚，犹如婴儿断乳般难受。他一方面告诫自己断不能复吸，另一方面拼命找朋友下棋、聊天，防止戒烟失败。关于这一段痛苦经历，他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戒烟中期，曾国藩的烟瘾时有反复，“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每到这种时候，曾国藩便“不能静坐，只好出门”。一个月后，曾国藩终于成功戒烟。
由上种种来看，曾国藩的修身实践艰难异常，始终徘徊于同本心欲望斗争的困境。然而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
曾国藩正是在“君子之志”指引下，抵制随波逐流，虽经困惑挫折，终于修炼为一代道德典范。其幕僚薛福成对曾氏道德操守的评价可谓中肯：“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家训（1）

同治十年，曾国藩于金陵督署中总结自己的修身之道，归纳四条，记入日记。
第一是“慎独”。曾国藩以为，能够做到“慎独”——即使一人独处、即使在内心深处，也保持和实行儒家的行为规范，才能使心灵达致“安静”境界。他认为，修身之道最难在于养心。心虽然知道有善，知道有恶，却不能实用其力为善去恶，这就叫做“自欺”。一个人内心深处方寸之地，自欺与否，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清楚。所以，《大学·诚意》一章两次讲到慎独：如若果真能够好善、嫉恶，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中所讲的“自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