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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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想的那样是几台电脑和几根试管构成的，其设备的总重量达几千吨，需要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约半个足球场）才能合理摆放，否则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在设备改造期间，专题组人员四处采购部件，运回后自己动手安装，当安装最大部件时，正处于夏天的酷暑时期，青年学者鲁向阳等顾不得斯文，光着汗淋淋的膀子，和其他学者们一道喊着号子来回搬运。1998年初，加速器质谱计的设备改造接近尾声，调试工作和方法学研究即将开始。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谁来担此重任？郭之虞首先想到了刘克新副教授。他是著名核物理学家陈佳洱指导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曾在建造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仪的第一期工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在AMS调试上有丰富的经验。但此时他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且因工作出色外国老板希望他能延期回国。这样的机会不易多得，但郭之虞还是狠下心发出了要求他按期回国的信息。刘克新得知国内情况后，立即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奉召回国，并随即投入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计在成功地改进之后，14C测量精度已由原来的1％一2％提高到0．4％一0．5％，测年误差在32—40年之间。就批量样品的测量而言，所测样品超过工程指定的250个，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其他方面也完全达到或超过了工程预期的效果。　
AMS法专题组，对考古人员提供的木炭或骨制样品，陆序进行测定。当14C年代值测出后，由对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法和贝叶斯统计学作过深入研究的青年学者马宏骥，进行树轮曲线校正和计算，最后通过拟合换算出一个误差较小的日历年代。　
关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分为三段：　
第一段　以王城岗一期、煤山一期为代表；　
第二段　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为代表；　
第三段　以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为代表。　
经过对王城岗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14C年代测定并拟合，得出下列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时间排序为公元前2190—前1965年。　
由于此前用14C常规法所测二里头遗址的最早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这就不难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最晚段公元前1965年，与二里头遗址最早段公元前1880年之间有85年左右的缺环，从文化传承关系和考古发现的层位关系来看，二里头一期遗存常常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之上，两者在时间上紧密相接，其间不可能再有什么缺环。但比较它们的文化面貌，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表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出现过文化中断现象，产生过突变。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河南龙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来源，只是有点“商鉴不远，在夏之后”的味道。于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部分学者认为，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以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根据这条线索，“工程”于1999年开始安排考古人员对新砦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发掘结果证明新砦文化二期上接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正好填补其间的空白。由此，整个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14C测年的年代跨度，其上、下限为公元前2190—前1521年，总积年为669年。　
当然，这个积年只能说是一个大的时间框架，并不能代表整个夏代的年数，有关夏代积年还要参照其他学科的研究情况进行整体推算。于是，便有了天文学的介入。　
科学无情与有情　
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史前时代，先民们对寒来暑往，月圆月缺，植物的生长、成熟和动物的活动规律，就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先民就开始对日、月等天象进行观测。古代人类除对日、月运转分外关注外，对红色亮星“大火”相当重视。“大火”，现代天文学称为“天蝎座α星”。传说在中国古帝颛顼时代，就设置“火正”之官，观察大火运行，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因而天文学在各门自然科学中被称为是最早产生的一门学科。诚如恩格斯所说：“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天文学。”　　　
第四章　夏代纪年的推算（6）　　　
中国早期天文学在“定季节”的同时，还伴有鲜明的占星术特点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周易·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系辞·上》也说：“天垂象，见吉凶。”这里说的天文就是天象。历史上的占星家关注的天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奇异天象，另一类则是五星运动。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全，系列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正是古人留下的这笔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　
不难理解的是，由于天象自身所具有的周期性，根据其运行规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完全可以对文献记载中早已逝去的天象进行回推，这种推算方法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已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这些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从而可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年代学，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某些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席泽宗、李学勤等专家就注意到天象的研究将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参考国外的天象研究方法，专门列出了“仲康日食”、“武王伐纣天象”、“懿王元年天再旦”等研究课题或专题，并由工程首席科学家、科学史界的翘楚、以《古新星新表》蜚声国际天文学、科学史两界的著名天文学家与天文史专家席泽宗院士具体负责。　
在“工程”的早期，席泽宗受有关方面的委托，邀请全国各地的部分天文学家如吴守贤、张培瑜、陈美东、陈久金、薄树人、刘次沅、江晓原、孙小淳、胡铁珠等，在京召开了一个专业性的座谈会，就如何利用天文学方法研究夏商周年代问题进行了讨论，就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并按各自受领的任务分头行动起来。　
从文献记载看，夏代有五星聚合、仲康日食两条天象记录，这两条记录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推加以推算。　
据《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另据《古微书》载：“帝王起，纬合宿，嘉瑞贞祥。”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会聚在很近的距离内，或如连珠，或如拱璧，异常壮观。这种特殊的天象，自然引起特别的关注与诠释。古人多认为五星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动态与政治、灾祥有密切关系。“五星循度，为得其行，则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乱行则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由于五星聚合关系到天下兴亡，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并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许多五星聚合的现象被记录下来，并得以留传后世。　
关于“禹时五星聚”的天文记录推算，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韬和南京大学天文系蒋窈窕两位天文学家负责。　
夏朝建国的年代，按学者们推算的结果，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两位学者应用美国ARC软件公司开发的先进软件，在围绕这个年代前后相差一二百年的范围内搜寻，结果发现有一次非常理想的五星聚合。这次特殊的天象就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电子计算机显示，从2月中旬起，在黎明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非常醒目壮观，完全可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天象奇景一直延续到3月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夜，五大行星几乎团聚在一起，相互之间的角距小于4度，更增加了“五星连珠”的神秘色彩。据此，两位天文学家断言：“这个天象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最难得的‘纬合宿’即五大行星团聚现象。它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嘉瑞贞祥’，暗示‘帝王起’，要建立新的王朝。如是，则上列两条记录反映出夏朝建立时发生的天象，其绝对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953年。”　
很明显，徐、蒋二人的这个推算，是建立在文献记录绝对可靠、日历换算也绝对准确的基础之上的。现代研究证明，古代关于天文现象的记录，绝大多数是出自实际观测，应该是可靠的。就五星聚天象而言，也应是准确和可靠的，不存在后人伪造的情况。但不能排除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记录者出于对时局、灾祥的附会，或许会将天文现象发生的年月做些改动。再加上记录中出现的缺失和传抄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其绝对值也是难以保证的。因此，“禹时五星聚”天象记录推算出的公元前1953年只能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一个参考基点，而不能作为定点。　　　
第四章　夏代纪年的推算（7）　　　
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就将天象观测作为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设置位高的专官，专门从事这种观测工作。而朝廷对于天官的期望也往往很高，督促极为严格，若不认真观测，很容易闹出乱子，天官本人也将遭到被诛戮的命运。如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书经》中有一篇叫《胤征》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司天的天官因玩忽职守遭到杀头的悲剧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之早和具有的典型意义，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夏代经过禹、启到太康时代，国势就有些不妙，而这位称做太康的帝王掌管朝政之后，放情纵欲，不理朝政，既不关心历法，也不过问天官的工作，使国家政务和农事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局面终于遭到了以后羿为代表的武装集团的反对，并起兵夺取了国家政权。太康等兄弟五人在后羿军队的凌厉攻势之下，不得不放弃京都而出逃。　
太康死后，其弟中康继位。为了吸取太康一朝的教训，中康对朝廷内外进行了整顿，不仅新设立了司天的职官羲和，还任命胤侯执掌兵权，很有些中兴的势头。正在这个时期的某一个朔日，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见原本高悬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阳正一点一点地消失，顿时天色由灰变暗，由暗变黑，几步之内难辨人影。在野外游荡的鸡狗鹅鸭甚至微小的蚂蚁，都因急于寻找归宿以致在黑暗中团团乱转，路上的行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天象变化，个个惊恐万状，争相夺路而逃。按照当时的认识和天命的宇宙思想，凡日食出现，预示着国家将有灾难发生，这个灾难可能会危及帝王的地位或者性命。只有国王亲率众臣到殿前设坛焚香舍钱才能将太阳重新召回，灾难也可以避免。这个过程称为“救日”。　
此时，宫中乐官眼看太阳一点点沉没，无尽的黑夜就要笼罩大地，焦急与惊恐之中迅速敲响了救日的钟声，洪亮急促的钟声穿过一层层富丽豪华的大殿，惊动了夏帝中康和文武百官，主管钱币的财官啬夫慌忙赶往财库取钱礼天，中康帝也满面肃穆，慌慌张张地跑出后宫上朝率百官举行救日之礼。就在朝廷上下一片惊恐混乱，鸡飞狗跳之时，独不见负责司天的关键人物羲和前来说个究竟。中康帝心中正为羲和没有提前报告日食之事大为恼火，又不见其人前来行救日之礼，自是愤恨不已，情急中急忙派人去找寻。意想不到的是，这羲和刚与几个哥们从洒肆里喝酒回舍，醉卧铺榻，发着酣声做着金钱美女之梦，外面发生的一切似乎与他毫无关系。几个找寻者见状，忙将其抬起来向宫中大殿奔跑，想不到这羲和突然酒醒，并借着洒劲把几个当差的一顿飞拳乱脚，差役们一气之下，索性不再顾及，径自赶回宫内报告。中康闻讯，顿时脸色铁青，暴跳如雷。根据夏朝政典规定，凡不及时上报日食的天官“杀无赦”。于是中康咬牙切齿地高声喊道：“快把这个擅离职守、违背朝纲的昏官王八蛋给我砍了！”只这一句，正哼哼唧唧，沉湎于美梦中的羲和，脖子上那个椭圆形的肉球，随着一道寒光闪过，“噗”地一声滚落到污泥浊水之中。肉球上的眼皮伴着有些发白的睫毛，于血污的滚动中迷茫而吃力地眨巴了几下，便不再动作。　
这个故事明确表述了夏朝中康时代的一次日食记录，也是全世界所知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在流行的《古文尚书·胤征》中，曾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而与《古文尚书》记载的这次事件相呼应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梁代天文学家虞邝认为文献上记载的这次日食就发生于仲康元年，号称仲康日食。此后历代天文学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汤若望、李天经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进行过推算，至20世纪80年代已有13种不同的结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样注意到了这次日食记录，并委托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天文系等单位的吴守贤、周洪楠、李勇、刘次沅等学者进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第四章　夏代纪年的推算（8）　　　
吴守贤等专家用现代方法，并使用最新的太阳和月亮历表对历代天文学家的13种说法进行核算，发现每一种说法都存在问题。最后专题组将文献记载的“季秋”这个天文学概念，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至此，关于夏代年代学研究的三条主要途径即：文献记载中的夏代积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14C测年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等已全部完成。那么夏代到底起始于何年，又终止于何年？由于夏代总积年已被工程专家组根据文献记载选定为471年，只要找出夏朝灭亡的那一年，再由这一年上推471年便是夏朝的始年。根据“工程”关于商代年代学专家们的研究结果，选定夏朝灭亡、商朝建立之年为公元前1600年。那么以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应为公元前2071年，这个年代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因此，工程专家组为取整数，定公元前2070年为夏的始年。　
至于这个夏商分界之年，也就是公元前1600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1）　　　
夏商界标的论争　
夏代纪年已有结论，接着要叙述的是商代纪年的推定。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整个商代以著名的殷墟文化为界，分为商前期和商后期两部分，每一部分各设几个小的专题。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属于商前期的重要遗址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等。如果以上述遗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为基础，就可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当然，在这几处遗址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又是主要研究探寻的对象，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两座都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才能确立夏商文化的分界。　
前文已述，关于二里头遗址文化一、二期之间，二、三期之间，三、四期之间，四期与郑州二里岗下层之间等等，到底哪里是夏商文化分界的争论，在1997年11月于河南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上，专家们通过对实物的观察，普遍趋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也有个别人表示到死的那一天也不与其他学者共识）。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已不存在商文化的问题了。那么最早的商文化在哪里？郑州商城或偃师商城哪一个是夏商划分的标志？随着问题的提出，学者们在将目光集中到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这两座文化遗址的同时，也围绕上述问题再度展开了激烈争论。　
“工程”开展不久，为便于14C测年研究，“工程”首席科学家专门安排考古人员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某些区域进行了发掘，提取了具有典型性的含碳标本。就在这次发掘中，偃师商城的考古人员在原来大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座南北长约1710米、东西宽约740米的小城。小城内外有壕沟、道路、墓葬、水沟、灰坑等遗迹。从发掘的遗迹、遗物看，小城明显早于大城，大城正是在小城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尤其在小城内宫殿区北部发掘出的一条大灰土沟，时间跨度几乎涵盖偃师商城所有时期，这一发现对其早期遗存面貌的认识和对城址性质的正确判定起到了关健性作用。据此，“工程”专题组成员、偃师商城的发掘者杜金鹏、王学荣等考古专家认为：小城的规模不是很大（面积约80多万平方米），并不构成否定其为早商王都的理由。小城的狭小和在建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仓促与简陋，以及在城墙设计方面所具有的浓厚的军事色彩，应与商汤灭夏之初，为了镇抚夏遗民、巩固统治权而在夏王朝的腹地傍临夏旧都新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时所面临的政局不稳，人力、财力匮乏等情况正相符合。相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若商汤能在河洛地区迅速建筑起一座规模庞大的城池，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小城城垣、宫室以及墓葬朝向等特点，与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安阳殷墟的商代建筑是一致的。根据学术界的共识，二里头文化的大部分属于夏文化，偃师商城的建造是夏商文化的一个界标。那么偃师商城小城属于商文化遗存，显然是没有疑问的了。……综上所述，偃师商城小城应为早商时期的王都遗址。联系到小城的地理位置正与史传汤都西亳的地望相符合，小城在二里头遗址之近旁突然拔地而起，以及小城与二里头遗址（从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间一兴一废的更替，使得我们有较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考古学事实正是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说商汤灭夏“作宫邑于下洛之阳”的最好注脚。这是划分夏、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针对偃师商城这一新的发现，“工程”专门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有的专家认为，新发现之小城可能是同期打破关系，并不意味着小城时间更早，仍坚持郑州商城早于偃师商城，夏商分界的界标自然以郑州商城为准。　
坚持郑亳说的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认为，偃师商城小城刚刚发掘，所出遗物很少，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而且关于偃师商城的认识与发掘材料出入较大。小城的断代没有确凿依据，大灰沟最早一期的地层单位与城墙没有关系。从已发掘的材料看，偃师商城也不会早于郑州商城，故不能以偃师商城为界标。如果14C对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所提供的含碳标本测得正确，有可能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会在以上三个遗址的测年比较中得到解决。如果14C测年证实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相差不大，那么以这两个城共同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也是可以的，但偃师商城不能作为惟一的界标。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2）　　　
针对邹衡的观点，杜金鹏就偃师商城的情况作了三点说明：第一，偃师商城的发掘并不像邹衡所说的那样糟糕，其地层是清楚的，大灰沟出土的遗物也是清楚可辨的，灰沟第一段出土的遗物以二里头文化因素居多，第二段遗物单纯，主要属于商文化因素。第二，偃师商城的分期是在很多专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的，现在的分期根据新的地层关系早晚搞得更加细致可靠。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请了专家前来考察、把关，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是被学术界认可的。第三，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问题，最早的那个小城，我们在1996年就发现了线索，1997年开始发掘，所出的材料确实不算多，已尽可能地将材料发了简报。但在小城中发现有墓葬、墙、水沟之间的关联关系，大灰沟在宫殿区，周围有墙，可能也是建筑遗迹。它在第一、二段使用，四段时被填平，此时在其北面出现了石砌的水池。另外，发掘的宫殿遗迹有五个在第二段使用，第三段时扩建，此时又出现了大城，这也可作为旁证。　
针对杜金鹏的说明，曾参加过偃师商城发掘的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巍补充道：“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还没有得到直接证据，但现在至少证明小城比大城早。尽管目前尚不能证明城墙本身早到第一段，不过可以结合城内的遗迹关系相互证明得出结论。小城范围内的最早的遗迹是大灰沟一段的，其遗迹与四号宫殿共用一墙，两者可能有必然的关系，而不是像邹衡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关系。”　
关于夏商文化的界标问题，王巍对杜金鹏等人的观点表示认同，并指出在郑州商城要区分先商、早商文化是困难的，而偃师商城出现于夏都二里头附近，它的出现应晚于夏的年代，进入了商王朝时期，所以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应近于夏商文化的分界。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