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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争史 作者:魔鬼门徒-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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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道荆湖”，袭占荆、湖，并灭南平、武平两地割据势力，就是显著一例。当然，此战中所反映的唇亡齿寒的另一层道理，也为后世弱国联合以抗击强国的斗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战争篇 邲之战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6 本章字数：3559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中遭到失败，但由于它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地区的大国，地广民众，物产丰富，兵力充裕，因此仍具备着东山再起的实力。城濮之战后不久，楚国即同晋国讲和，以减轻晋国的压力，转移晋国的视线。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楚国积极发展军力，伺机再次北上中原，同晋争霸。
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胜利后，开始放松对楚动向的警惕，而与原先的盟国秦之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是两国间先后几度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殽之战。是役，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使对方“匹马只轮未返”，取得战役上的大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大大的丢分，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两国间战事频繁，秦国亲近楚国，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
楚国方面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中原地区用兵，扩张自己的势力。它接连并吞中原南部的江、蓼、六等小国，并伐郑伐陈，使之降服。接着它又先后迫使蔡、宋等国归附自己。楚庄王继位之后，英明有为，在他的整治下，楚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甚至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公然陈兵于洛邑境内，向周天子询问九鼎之大小和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无疑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实力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楚庄王心里清楚，要真正号令中原诸侯，光征服陈、蔡等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军事上战胜晋国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积极伺机寻求与晋开战的时机。与此同时，晋国也不能容忍楚国势力重新弥漫于中原的局面，故召开盟会，争取与国，力图抑制楚国的北进。当时，郑、宋等国家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开罪，只好两面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这时它为晋国的威逼，权衡利害，又投靠晋国。楚国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定对郑用兵，迫使其服己，以便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通晋为罪名，大举伐郑，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
是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决抵抗，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楚庄王答应了这一媾和请求，退兵30里，派使臣与郑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
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所以当楚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军发兵已延误战机，进军又不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的时候，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荀林父的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中军副将郤穀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晋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掉郑国，称不得“力”；面临敌人而不打，称不得“武”，若是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郤穀遂不顾荀林父的军令，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
郤穀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郤穀以偏师攻敌，势必招致危险，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令全军南渡黄河，行至邲地（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东背靠黄河列阵。
楚军闻知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时撤兵，不与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等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南撤念头，转而率兵向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戍前往晋营，以“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为由，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答应郑军协同晋军作战。对郑国的这一劝战建议，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郤穀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赞成立即出战，认为“败楚、服郑，在于此矣”。下军副将栾书则不同意郤穀的意见，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非“骄”“老”和“不备”。郑国来劝战，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晋、楚速战速决，以战争结局来决定郑国的去从。中军元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迟迟未能作出决断。
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表示楚这番出师北上，目的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而并无开罪晋国的意思。晋上军将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辅佐周王室，如今郑怀有二心，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而与楚国无涉。回答得比较客气。郤穀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国，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言答复楚使：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必逐楚军”，为此，不惜同楚军交锋，“不避战”。这样一来，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跟前，楚庄王从而掌握了晋军的意向和虚实。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确保决战的胜利，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见楚军求和，即予以答应，并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军就乘机派遣乐伯、许伯、摄叔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又摸清了晋军的虚实。
楚军挑战后，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希望晋军失利的将佐魏锜和赵旃，也先后要求前去向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赵、魏两人进至楚营后，擅自向楚军挑战进攻，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楚大军遂倾巢而出，猛烈攻打晋军各部，给前来挑战的晋军魏锜、赵旃、荀莹部以沉重的打击，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
这时，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楚军突然如潮而至，使得其手足无措，计无所出，竟然在惊恐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这样一来，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大败溃逃，拥挤于黄河河岸附近，争相渡河逃命，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急于开船，未上船的跳入河中，手攀船弦，以至船只不能开动。结果引起一阵自相砍杀，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使晋军蒙受重大的损失。
所幸的是，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另外，晋上军在士会指挥下，预作准备，设伏挫败楚公子婴齐率领的楚左军进攻，有秩不紊地向黄河北岸撤退；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莹而奇袭楚先头部队成功，射死楚将连尹襄老，活捉公子谷臣。所有这些，也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客观作用，减少了晋军的伤亡。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楚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邲之战就此划上了句号。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南还。从此，楚在中原的势力更显见长了。
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即胜败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晋军的失败，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内部意见不统一，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放松戒备，给敌以可乘之机；当战事全面爆发后，又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境；渡河时未妥善实施防御，导致一片混乱。由此而丧失战争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至于论者多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这其实是不谙春秋时作战遵循“逐奔不远”军礼原则的误解。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聚歼晋军。
战争篇 鄢陵之战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7 本章字数：2406
鄢陵之战，发生于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六月鄢陵地区（今河南鄢陵西南）。是役，晋军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沉寂下来。从这层意义上说，鄢陵之战堪称为当时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
公元前578年，晋国取得对秦麻隧之战胜利后，已处于争霸的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时期。这时，秦被打败，一时无力东顾；齐、晋同盟正处于巩固阶段；中原中小诸侯国皆臣服于晋；南方的吴国和晋携手，与楚为敌。晋国只待有利时机出现，即可与楚一战，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霸权。鄢陵之战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周简王九年（公元前577年），郑国兴兵攻打许国，攻入许都外城，许被迫割地媾和。许为楚国的附庸，郑国的行动自然要引起楚的干涉。于是，次年楚国便起兵攻打郑国，迫使它屈服于己。郑国叛晋后，仗恃有楚国作后盾，兴师进攻宋国。郑国的所作所为，直接违反了诸侯的盟约，且为楚国势力的北上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此晋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下决心讨伐郑国：以栾书为中军帅，并联合齐、鲁、卫等国一道出兵杀向郑国，时在公元前575年。
楚共王听说晋国出兵，也不甘示弱，亲自统率楚军及郑军、夷兵，以司马子反为中军帅，迅速北上援救郑国，两国军队于是便在郑地鄢陵相遭遇。
当时晋国的盟军齐、鲁、卫军尚在开赴鄢陵的途中，针对这一情况，楚军统帅部作出决策：乘齐鲁各国军队未到达战场之前，先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晋军，把握军事上的主动权。
为此，楚军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六月二十九日，趁晋军不备，利用晨雾作为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列，以期同晋军速决速胜。
晋军此时未见盟军援兵抵达，加之营垒前方有泥沼，楚军逼近，兵车无法出营列阵，处于不利的地位。鉴于这种形势，晋军主帅栾书主张固守待援，“楚军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然而新军统帅郤至则认为，楚军有诸多弱点，具体说来：①楚军中军帅子反和左军帅子重关系不好；②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③郑军列阵不整；④随楚出征的蛮军不懂得阵法；⑤楚军布阵于无月光之夜，实不吉利；⑥楚军布阵后，阵中士卒喧哗不静，秩序混乱。指出如此杂乱无章的军队一旦投入战斗，必然是互相观望，没有斗志，我军若乘此机会发动进攻，一定能够把他们击败。因此主张利用楚军的弱点，先发制人，主动进攻楚军。
晋厉公认为郤至所言很在理，于是改变先前固守待援、后发制人的计划，决心趋利避害，立即与楚军决战。随即便在营垒中填平井灶，扩大列阵的空间，调动上、中、下军及新军布列阵势。
双方在决战前夕都进行了战场侦察活动。楚军方面，楚共王在晋国叛臣伯州犁陪同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在阵营内的动静。伯州犁向楚共王逐一解释晋军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介绍晋军的临战准备情况。然而，楚军并未能由此而判明晋军的作战意图，并做出相应的准备。另一边晋军方面，晋厉公也在楚旧臣苗贲皇的陪伴下，登高台观察楚军的阵势。苗贲皇熟悉楚军内情，这时便向晋厉公提出建议道：楚军的精锐是在中军的王族部队，晋军据此应该先以精锐部队分击楚的左右军，得手后，再合军集中攻击楚中军。认为这样一定能大败楚军。
晋厉公和栾书欣然采纳这一建议，及时改变原有阵势，即由中军将、佐各率精锐一部加强左右两翼。确定了首先击破楚军中薄弱的左、右军，尔后围歼其中军的作战方案。部署既定，晋军遂在营内开辟通道，迅速出营，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进攻。
楚共王望见晋厉公所在的晋中军兵力薄弱，即率中军攻打，企图先击败晋中军，结果遭到晋军的顽强抗击。晋将魏锜用箭射伤楚共王的眼睛，迫使楚中军后退，未及支援两翼。
楚共王中箭负伤的消息很快传遍楚军，造成人心浮动。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楚军抵挡不住，被逼到不便通行的地形上，陷入被动，阵势大乱，纷纷向颍水北岸方向败退。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夜幕降临，楚军损失很大，公子茂也成了晋军的俘虏。楚共王只得收兵，而晋军见天色已黑，也暂时中止了追击。
当天夜里，楚中军帅子反检查救护伤兵，补充兵卒战车，修理甲胄兵器，整顿部队，准备明日再战。晋军方面见楚还不服输，也积极行动起来，补充军队，秣马厉兵，准备来日再一决雌雄。楚共王听到晋军备战的消息，心里不安，急忙召见子反商量对策。但这时子反却因多饮了两盅，大醉卧帐，不能应召。楚共王见元帅如此，不禁心灰意懒，自料再战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率军宵遁。撤退到瑕地时，楚中军帅子反引咎自杀身
死。
次日，晋军胜利进占楚军营地，食用楚军留下的粮食，在那里休整3日后凯旋回师。鄢陵之战，至此以晋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两国军队主力会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方面虽然藉此得以重整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了。
楚军遭到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仓猝兴师，行军太急，“其行速，过险而不整”（《左传·；成公十六年》），造成军队疲劳；
（二）一味强调赶在齐、鲁等国军队到达前与晋军会战，过于急躁；
（三）未能判明晋军作战意图，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四）会战中缺乏权宜机变能力，以致被动挨打；
（五）主帅子反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丧失再战信心。
晋军在此战中表现出较高的作战指导能力：它出动军队及时，“先据战地以待敌”，赢得一定的主动。在会战中，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和地形特点，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并及时改变部署，加强两翼，先弱后强，从而一举击败楚军。
战争篇 鸡父之战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7 本章字数：2410
吴楚争夺江淮的精彩一幕
鸡父之战，爆发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夏，它是吴、楚两国为争霸江淮流愈而在楚地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战。在这场会战中，吴军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巧妙选择作战地点和时间，运用示形动敌，伏击突袭等战法，出奇制胜， 大破楚军，从而逐渐夺取了吴楚战争的主动权。
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戍倡导诸侯弭兵会盟后，中原诸侯列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当时，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因国势趋于衰弱，国内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对外扩张、争霸活动的步伐。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部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开始加入大国争霸的行列，由此，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淮河流域， 从中原诸侯国转移到了楚、吴、越诸国。 吴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辖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浙江、安徽的一部。自吴王寿梦 （前586年—前561年）起，经济逐渐发展，国势开始强盛。当时晋国出于同楚国争霸斗 争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 侧面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的北上。而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为了进入中原，也将楚国 作为第一个战略打击的目标，因此欣然接受晋国的拉拢，坚决摆脱了对楚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自寿梦至吴王僚60余年间，两国战争频繁，互 有胜负，但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占上风。鸡父之战就是吴 楚长年争战中的重要一战。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率公子光等，兴兵进攻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楚平王闻讯后，即下令司马薳越统率楚、顿（今河南商城南）、胡 （今安徽阜阳西北）、沈（今河南沈邱）、蔡（今河南新蔡）、陈（今河南睢阳）、许 （今河南叶县）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州来，并令令尹阳匄带病督师。吴军统帅部见楚联军 力量强盛，来势凶猛，遂迅速撤去对州来的包围，将部队移驻于钟离地区（今安徽凤阳 东临淮关），暂避敌锋，伺机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进军途中的楚军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这就是带病出征的楚令尹阳匄（即子暇）因病体沉重，死于军中。楚军失去主帅，士气顿时沮丧低落。司马薳越见状，被迫回师鸡父。拟稍事休整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吴公子光听说楚军统帅阳匄已身亡，楚联军不战而退，认定这正是吴军把握战机，击破敌人的良机，便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捕捉机会。他的分析是这样的：“随从楚国的诸侯虽多，但均是些小国，而且都系为楚国所胁迫而来。况且这些小国也有各自的弱点。具体地说，胡、沈两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帅师的大夫夏齧强硬但却固执，顿、许、蔡等国则一直憎恨楚国的压迫，它们同楚国之间不是一条心，这一点可以乘机加以利用。至于楚军内部，情况也很糟糕。主帅病死，司马薳越资历低浅，不能集中指挥，楚军士气低落，政令不一，貌似强大，实则虚弱。”最后他得出结论是“七国联军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但也可击败”。公子光的分析入情合理，吴王僚欣然采纳。并针对敌情作出具体周密的作战计划：迅速向楚联军逼近，定于在到达鸡父战场后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在兵力部署上， 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胡、沈、陈的军队，战而胜之；然后打乱其他诸侯国军，再集中兵力 攻击楚军本身。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后以“敦阵整族猛攻之” 的灵活战法。
一切就绪后，吴军遂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此举完全出乎楚司马薳越的意料，仓猝之中，他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王以自己所帅的中军，公子光所帅的右军，掩余所帅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而以不习战阵的3000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双方接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刑徒乌合之众即散乱退却。胡、沈、陈军见状遂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三军当机立断，从三面突然出击，很快战胜了胡、沈、陈三国军队，并俘杀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夏齧。尔后又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状，顿时军心动摇，阵势不稳。这时吴军遂乘胜擂鼓呐喊冲 杀向前，直扑三国之师。三国之师的阵势本已动摇，又见吴军蜂拥而来，哪里还有作战 的勇气，于是纷纷不战而溃，乱作一团。楚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等诸侯军之退却所 扰乱，已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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