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艺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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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不如说是含有挑拨性的。假使我能得到一些新见识或新印象时，我预备把这些公式逐渐修正，以供我自己应用。它们的价值眼前只限于此，这无非是我智识的进步和我愚昧的缺陷的一个记录而已。
　　这里也许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认为中国人和法国人最为相近，这从法国人著书和饮食的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同时法国人更丰富的理想主义是由比较轻松的性情所产生，而以爱好抽象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请回想他们在文学、艺术和政治运动上的宣言吧）。以“现四”来代表中国人民，是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化的民族，“梦一”的低分数则表示他们在生活类型或生活理想上似乎缺乏变迁性。中国人的幽默、敏感性和现实主义，我给了较高的分数，这大概是我同国人接触密切、印象生动的缘故吧。中国人的敏感性，无需我细为解释，从中国的散文、诗歌和绘画即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了。……日本人和德国人在缺乏幽默感的方面，极为相像（一般的印象），然而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特性，总不能以“零”为代表，甚至中国人的理想主义我也不能以“零”来代表它。其间完全不过是程度高低的问题：“完全缺乏这种或那种质素”这一类的言论，对各民族有亲切认识者是不会说的。因之我给日本人和德国人不是“幽零”，而是“幽一”，我觉得这是对的。我相信日本人和德国人所以在现在和过去都遭受到政治上的痛苦，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缺乏良好的“幽默感”。一个普鲁士的市政顾问官就喜欢人家称他“顾问官”，并且他多么喜欢他制服上的纽扣和徽章啊！一种对“逻辑上必要性”（常常是神圣的）的信念，一种直趋目标，而不做迂回行动的倾向，常常使人遇事过分。其要点不在你信仰什么东西，而是在你怎样去信仰那种东西，并怎样把信仰变成行动。我给日本人“梦三”是特别指出他们对于皇帝和国家的狂热忠诚，这种狂热的忠诚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幽默成分过低的缘故。因为理想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代表着不同的东西。正如所谓幽默感包括着许多不同的东西一般。……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今日之下的美国正在做有趣的拔河竞赛，二种成分都有相当高的分数，因此便产生了美国人特有的那种潜力。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是什么，这问题还是让美国人自己去研究吧；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他们对什么东西都很热心。从美国人很容易给高尚的思想或高贵的语词所感动这一点来说，他们的理想主义想必大部分是高尚的；但是有一部分也不免是自欺欺人而已。美国人的幽默感比之欧洲大陆民族的幽默感也有些不同，可是我的确觉得这种幽默感（爱好玩意儿和原有广博的常识），是美国民族最大的资产。在未来的重要变迁的时代中，勃赉斯（James　Bryce，十九世纪末叶的英国历史学家）所说的那种广博常识，于他们将有很大的用处，我希望这种常识能使他们渡过危急的时期。我以很低的分数给予美国人的敏感性，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们能够忍受非常的事物。……一般说来，英国人好像是最健全的民族，他们的“现三　梦二”，这是民族稳定性的表现。我以为理想的公式似乎是“现三　梦二　幽三　敏二”，因为理想主义或敏感性的成分过多，也不是好事。我以“敏一”代表英国人的敏感性；如果以为这个分数太低，那是要怪英国人自己的！英国人随时随地要露着那种忧郁的样子，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感觉呢——欢笑，快乐，愤怒，满足？
　　我们对于著作家和诗人也可以用同样的公式，现在试举几个著名的人物来做个例：
　　〖莎士比亚①——现四　梦四　幽三　敏四
　　德国诗人海尼（Heine）——现三　梦三　幽四　敏三
　　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现一　梦四　幽一　敏四
　　美国诗人爱伦波（Pce）——现三　梦四　幽一　敏四
　　李白——现一　梦三　幽二　敏四
　　杜甫——现三　梦三　幽二　敏四
　　苏东坡——现三　梦二　幽四　敏三〗
　　这不过是我随手所写的几个例子。一切诗人显然有很高的敏感性，否则便不成其为诗人了。我觉得爱伦波虽有其不可思议的富于想像力的天赋，却是一个极健全的天才。因为他不是很喜欢做推论的吗？
　　我给中国民族性所定的公式是：
　　〖现四　梦一　幽三　敏三〗
　　我用“敏三”去代表丰富的敏感性，这种丰富的敏感性产生一种对人生的适当艺术观念，使中国人很肯定地感到尘世是美满的，因此对人生感到热诚的爱好。不过敏感性还有更大的意义：它事实上代表一种近乎哲学的艺术观念。因这理由，中国哲学家的人生观就是诗人的人生观，而且中国的哲学是跟诗歌发生联系，而不比西方的哲学是跟科学发生联系的。这种对欢乐、痛苦和人生百态的丰富的敏感性，使轻快哲学有造成的可能；这一点可以在下文中看得很明白。人类对于人生悲剧的意识，是由于青春消逝的悲剧的感觉而来，而对人生的那种微妙的深情，是由于一种对昨开今谢的花朵的深情而产生的。起初受到的是愁苦和失败的感觉，随后即变为那狡猾的哲学家的醒觉和哂笑。
　　在另一面，我们用“现四”来代表浓厚的现实主义，这种浓厚的现实主义就是指一种安于人生现状的态度，是一种认为“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态度。所以这种现实主义使艺术家的信念变得更坚固，觉得这似乎朝露的人生，更为美丽。同时，也使艺术家和诗人不至于彻底逃避人生。梦中人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梦。”现实主义者回说：“一点也不错，让我们在梦境里尽量过着美满的生活吧。”但是这里的醒觉者的现实主义是诗人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商人的现实主义；那种趾高气扬，欣欣然走上成功之路的年轻进取者的大笑，也将失掉，而变为一个手捻长须，低声缓语的老人的大笑。这种梦中人酷爱和平，没有一个人肯为一个梦而拼命斗争。他会一心一意地和他做梦的同志一起过着合理美满的生活。因此人生的高度紧张生活即松弛下去了。
　　此外，这种现实感觉的主要功用，是要把人生哲学中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摒除出去，它好似扼住了人生的颈项以免幻想的翅膀会把它带到一个似乎是美而实则虚幻的世界里去。况且人生的智慧其实就在摒除那种不必要的东西，而把哲学上的问题化减到很筒单的地步——家庭的享受（夫妻、子、女）、生活的享受、大自然和文化的享受——同时停止其他不相干的科学训练和智识的追求。这么一来，中国哲学家的人生问题即变得稀少简单，同时人生智慧也即是指一种不耐烦的态度——一种对形而上的哲学，以及与人生没有实际关系的智识的不耐烦态度。也指各种人类活动，不论是去获取智识或是东西，都须立刻受人身本身的测验以及对生活目标的服从。其结果即，是生活的目的，不是什么形而上的实物，而仅是生活本身。
　　中国人的哲学因为具有这种现实主义和极端不相信逻辑及智能，就变成了一种对人生本身有直接亲热感觉的东西，而不肯让它归纳到任何一种体系里去。因为中国人的哲学里有健全的现实意识，纯然的动物意识，和一种明理的精神，因此反而压倒了理性本身，而使呆板的哲学体系无从产生。中国有儒道释三教，每一种教都是宏大的哲学体系，但它们都曾被健全的常识所冲淡，因而都变成追求人生幸福的共同问题。中国人对任何一个哲学观念、信仰、派别，都不愿专心地相信，或过分起劲地去研究。孔子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他常常三思而后行，孔子诙谐地回答：“再，斯可矣。”一个哲学派别的信徒最多不过是一个哲学的学生，可是一个人则是生活的学生，或者竟是生活的大师哩。
　　有了这种文化和哲学，最后结果，就是中国人和西洋人成了一个对照，中国人过着一种比较接近大自然和儿童时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本能和情感得以自由行动；是一种不太重视智能的生活，敬重肉体也尊崇精神，具有深沉的智慧、轻松的快活和熟悉世故但很孩子气的天真，这些成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所以归纳起来说，这种哲学的特征是：第一，一种以艺术眼光对人生的天赋才能；第二、一种于哲理上有意识的回到简单；第三，一种合理近情的生活理想。最后的产品就是一种对于诗人、农夫和放浪者的崇拜，这是可怪的。
　　三、以放浪者为理想的人
　　在我这个有着东方精神也有着西方精神的人看来，人类的尊严是由以下几个事实所造成；也就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第一，他们对于追求智识，有着一种近乎戏弄的好奇心和天赋的才能；第二，他们有一种梦想和崇高的理想主义（常常是模糊的、混杂的，或自满的，但亦有价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能够利用幽默感去纠正他们的梦想，以一种比较健全的现实主义去抑制他们的理想主义；第四，他们不像动物般对于环境始终如一地机械地反应着，而是有决定自己反应的能力，和随意改变环境的自由。这一点就是说人类的性格生来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从机械律的；人类的心思永远是捉摸不定，无法测度，而常常想着，怎样去逃避那些发狂的心理学家和未有夫妇同居经验的经济学家所要强置在他身上的机械律，或是什么唯物辩证法。所以人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动物。
　　总之，我对人类尊严的信仰，实是在于我相信人类是世上最伟大的放浪者。人类的尊严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而绝对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兵士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兵士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读者对于我以前的一部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一般印象是我好似在赞颂“老滑”。现在我希望读者对这一部著作的一般印象是：我正在竭力称颂放浪汉或是流浪汉，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我能成功，因为世间的事物，有时看来不能像它们外表那么简单。在这个民主主义和个人自由受着威胁的今日，也许只有放浪者和放浪的精神会解放我们，使我们不至于都变成有纪律的、服从的、受统驭的、一式一样的大队中的一个标明号数的兵士，因而无声无臭地湮没。放浪者将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后的最厉害的敌人。他将成为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卫士，也将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现代一切文化都靠他去维持。
　　造物主也许会晓得当他在地球上创造人类时，他是创造了一个放浪者，虽是一个聪明的，然而总还是放浪者。人类放浪的质素，终究是他的最有希望的质素。这个已造成的放浪者，无疑地是聪慧的。但他仍是一个很难于约束，很难于处置的青年，他自己以为比事实上的他更伟大，更聪慧，依然喜欢胡闹，喜欢顽皮，喜欢一切自由。虽然如此，但亦有许多美点，所以造物主也许还愿意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正如一个父亲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聪慧而又有点顽皮的二十岁儿子的身上一般。我常想他可也有一天情愿退隐，而把这个宇宙交给他的儿子去管理吗？……
　　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我认为文化须先由巧辩矫饰进步到天真纯朴，有意识地进步到简朴的思想和生活里去，才可称为完全的文化；我以为人类必须从智识的智慧，进步到无智的智慧，须变成一个欢乐的哲学家；也必须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乐，这样才可以称为有智慧的人类。因为我们必须先有哭，才有欢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觉，有醒觉而后有哲学的欢笑，另外再加上和善与宽容。
　　我以为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如果世间有东西可以用尼采所谓愉快哲学（Gay　Science）这个名称的话，那么中国人生活艺术的哲学确实可以称为名副其实了。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有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意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惟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的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一个五十岁的商人，本来可以退隐，在我看来不是哲学家。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念头，而是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当人类渲染了这种轻快的精神时，世界才会变得更和平、更合理，而可以使人类居住生活。现代的人们对人生过于严肃以充满着烦扰和纠纷。我们应该费一些工夫，把那些态度，根本地研究一下，方能使人生有享受快乐的可能，并使人们的气质有变为比较合理、比较和平、比较不暴躁的可能。
　　我也许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中国民族的哲学，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个派别的哲学。这个哲学比孔子和老子的更伟大，因为它是超越这两个哲学家以及他的哲学的；它由这些思想的泉源里吸收资料，把它们融洽调和成一个整体；它从他们智慧的抽象轮廓，造出一种实际的生活艺术，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见，触得到，并且能够了解。拿全部的中国文学和哲学观察一过后，我深深地觉得那种对人生能够尽量的享受，和聪慧的醒悟哲学，便是他们的共同福音和教训——就是中国民族思想上最恒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叠句唱词。
　　第二章　关于人类的观念
　　一、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关于人类的观念，世上有好几种：即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希腊的异教徒观念和中国人的道教和孔教的观念（因为佛教的观念太悲观了，所以我不把它包括进去）。这些观念，由它们深湛的讽喻意义上说来，并没有什么分别，尤其是在具有高深的生物学和人类智识的现代人，给予它们一种广义的解释后，更不能分其轩轾，可是在它们原来的形式上，分别仍是存在的。
　　依传统的正统基督教观念，人类是完善的、天真的、愚笨的、快乐的赤裸着身体在伊甸园里生活。后来人类有了智识和智慧，于是堕落了，这就是痛苦的起因。所谓痛苦，主要的是由于（一）男人方面的流汗工作；（二）女人方面的生男育女的疼痛。为要显示人类的缺点起见，基督教又引进一种人类的新成分，和原来的天真完美相对照。这种新成分就是魔鬼，它大概是由肉体方面去活动；而人类较高尚的天性则由灵魂方面去活动，我不知道“灵魂”在基督教神学里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但是这“灵魂”变成了一种实物，而不是一种机能，变成了一种实质，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把灵魂不值拯救的禽兽和人类明确地划分了。在这里，逻辑便发生了问题，因为“魔鬼”的来源必须解释，然而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他们平常的学者逻辑去研讨这个问题时，他们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界。他们不能承认“非上帝”的“魔鬼”和上帝并存永生。所以在无可奈何中，他们只得说“魔鬼”一定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但是这又引起了罪恶的来源问题（因为另外总得有一个“魔鬼”来引诱这个天使去堕落啊）。因此，这种理论便不能使人满意，他们也只好随它去了。虽然如此，这理论却产生了神灵和肉体相对的奇怪观念；这个玄妙的观念至今存在，对于我们的人生观和幸福还有着很大的影响①。
　　接踵而至的，便是“赎罪”的理论，这理论依然是由牺牲的观念假借而来；从这个理论推想起来，上帝好像是一个喜欢人间烟火嗅味的神，不愿意无代价赦免人类的罪恶。基督教有了这种理论，人类一下子就可以寻到一个可以赦免一切罪恶的方法，因此人类又找到了获得完美的方法。基督教思想中最奇突的一点就是完美观念。因为基督教是从上古世界的崩溃中所产生，所以有一种着重来世的倾向，拯救问题替代了人生幸福问题，或者替代了简朴生活本身问题。这观念的涵义就是人类要怎样才能脱离这个腐败、混乱和灭亡中的世界，而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因此，就有了永生的观念。这和“创世纪”里上帝不要人类永生的原始说法是矛盾的。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亚当和夏娃所以被逐出伊甸园，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为了偷尝善恶树的果子，而是为了上帝怕他们再度违背命令，去偷吃生命树的果子，因而得到永生：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身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四面转动能发火焰的剑，去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善恶树似乎是在乐园的正中央，生命树却是在靠近东门的地方，据我们知道在那边基路伯还驻守着，以防人类侵犯。
　　总之，现在还存有一种以为人类是完全堕落的信念，今生的享乐就是罪恶，以为刻苦就是美德，以为人类除了被一种外来的伟大力量所拯救外，不能自救。罪恶仍是今日通行的基督教教义的根本理论。教士在讲道的时候，第一步是使人体会到罪恶的存在，以及人类本性的不良（是传教士应用藏在袖子里的现成药方时的必要条件）。总之，如果你不先使一个人相信他是罪人，你便不能劝诱他做基督教徒。有人曾说过一句颇为刻薄的话：“我国的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反省，体面的人士不敢再走进教堂了。”
　　希腊的异教世界是一个绝对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对于人类的观念亦异。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希腊人要他们的神成为凡人一般，而基督教徒则反之，要使凡人跟神一样。在奥林匹克那些确是些快乐的、好色的、谈恋爱、会说谎、好吵架，也会背誓的急性易怒的家伙；正像希腊人那样地喜欢打猎，驾马车，掷标枪——他们也很喜欢结婚，而且生了许多的私生子。讲到神和人的区别，神不过具有在天上会打雷在地上会培养植物的能力而已，他们都是永生的，喝花蜜酿的仙酒而不喝酒——不过用来酿成的果实是差不多的。我们觉得可以和这班人亲近，我们可以背了一个行李，和阿波罗（Apollo，司日轮，音乐、诗、医疗，预言等之神）或雅典纳（Athene，司智慧，学术技艺，战争之神）一同去行猎。或在路上拉住麦考里（Mercury，商人，旅客，盗贼，及狡猾者之保护神）和他闲谈，正如和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局的送差闲谈一样。如果谈得很有趣的话，我们可以想像出麦考里说：“不错，好的，对不起，我要走了，要把这封电报送到七十二号街去。”希腊人并不神圣，可是希腊的神却具有人性。这些神跟基督教完美的上帝相较起来是多么不同啊！希腊的神不过是另一个种族的人，是一族能够永生的巨人，同时地球上的人却不能够。由于这个背景，便产生一切关于台美特（Demeter，司农业的女神）、普洛赛宾拿（Proserpina，地狱的女王）和奥斐斯（Orpheus，音乐的鼻祖）等的绝美故事。希腊人对神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苏格拉底将饮毒酒的时候，也举杯向神祷告，求神使他快一点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这点很像孔子的态度。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态度必须是这样的；至于希腊精神如果在现代，其对于人类和上帝将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幸没有知道的机会。希腊的异教世界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也不是希腊的，这是很可惜的。
　　大体说来，希腊人承认人类是总有一死的，有时还要受残酷命运所支配。人类一接受了这种命运后，便感到十分愉快。因为希腊人酷爱这个人生和这个宇宙，他们除了专心致志，科学地去理解物质世界外，也应注意于理解人生的真美善。希腊人的思想里没有类似伊甸园式的“黄金时代”，也没有人类堕落的讽喻；希腊人自己不过是狄卡思翁（Deucalion）和他的妻皮拉（Pyrrha）在洪水后，走下平原时，从地上拾起来向后抛去的石子所变成的人类罢了。他们对疾病和忧虑是用滑稽的方法去解释；他们以为疾病和忧虑似一个少妇有一种难于压制的欲望，想打开一箱珍宝——潘多拉的箱子。希腊人的想像是美丽的。他们大都把人性就当人性看待，但是基督徒或许会说他们是被“总有一死”的命运所支配。但是总有一死的命运是美丽的，人类在这里可以理解，人生可以让自由推究的精神去发展。有些诡辩家认为人性本善，有些却认为人性本恶，可是他们的理论总没有像霍勃王（Hobbes，十五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卢梭（十六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的互相矛盾。最后，柏拉图认为人类似乎是欲望、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理想的人生便是在理论、智慧、真正理解的指导下，三方面和谐地在一起生活。柏拉图认为“思想”是不朽的，不过个人的灵魂之或贱或贵，根据他们是否爱好正义、学问、节制和美而定。在苏格拉底的心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