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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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顿不久就发明一种射出时能发声的响箭——鸣镐，他下令给他的部属说：“注意响箭，响箭射什么，你们就也射什么，不射的处死。”最初用在打猎上，冒顿响箭射出后，发现有未跟着射的，立即杀掉。有一次，冒顿用响箭射他自己的马，部属有不敢跟射的，也立即杀掉。又一次，冒顿用响箭射他自己的妻子，部属又有不敢跟射的，也立即杀掉。过了一些时候，昌顿用响箭射他父亲的坐骑，部属们不敢再不跟射。冒顿知道已训练成功，于是，上世纪（前三）最后一年，纪元前二○一年，冒顿用响箭射他的父亲，头曼遂死在儿子的乱箭之下。冒顿把他的继母与弟弟同时杀掉，宣称自己是“单于”（匈奴语“元首”），建立匈奴汗国。
　　——我们给“汗国”的定义是：元首和中央政府迁移不定，也就是没有固定首都的国家。中国史书上，称为“行国”，对元首和中央政府临时的所在地，称为“王庭”。
　　匈奴汗国在冒顿统治下，向四面扩张，东到辽东半岛，西到西域（新疆），南部收回被中国秦王朝夺去的河套地区。面积比中国当时的版图还大。然后宣称他们是中国夏王朝的后裔，所以中国也有他们的一份，借以向中国发动侵略。这是北方民族锲而不舍地向中国侵略的开始。
　　自从匈奴汗国崛起，中国以后两千年间的外患，就差不多固定的来自北方。跟日尔曼蛮族锲而不舍侵略罗马帝国一样，南方的富庶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不能忍受这种侵略，于本世纪（前二）的第一年（前二○○），乘着刚刚击败项羽、统一中国的余威，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进攻。两个新兴的力量遇在一起，而中国军队大败，刘邦在白登（山西大同东）被团团围住，几乎被俘，后来还是用一种不名誉的方法，才突围逃出。
　　就在此时，一位政治家娄敬向刘邦建议和亲政策，主张把中国公主嫁给单于，他说：“中国正十分疲惫，不能跟匈奴汗国作战。冒顿单于是一个弑父凶手，除了武力，什么都不认识。唯一降服他的办法是把中国公主嫁给他，嫁妆一定要丰富，他既然用不着抢掠就可得到这么多金银财宝，而又成为中国的女婿，女婿自不能跟岳父作对。将来公主生的儿子，继任单于，于是中国的外甥外孙，中国是他的舅父外祖父，外甥外孙更不能跟舅父外祖父作对。”刘邦大喜，立刻下令他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远嫁，虽然被刘邦的妻子吕雉哭闹不休的阻挠，不能成行，但刘邦仍选了一位皇族的女儿（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和亲的少女的名字，跟她和亲后的下落），封为公主，送到匈奴汗国，当然少不了足使匈奴动心的嫁妆。
　　——和亲政策自此成为中国对付野蛮民族的重大法宝，除了纪元十世纪和十四世纪宋、明两个王朝之外，都不断使用这个法宝。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凡使用和亲政策的时代，都是中国强大的时代。凡拒绝和亲政策的时代，都是中国衰弱的时代。这应该是自卑心理在作怪。
　　刘邦于纪元前一九五年逝世，儿子刘盈继位，刘盈的母亲吕雉以皇太后之尊，掌握大权。吕雉是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然而冒顿单于既没有把中国看到眼里，更不用说什么皇太后了。纪元前一九二年，冒顿单于写了一封戏弄性的信给吕雉说：“听说你死了男人，而我也恰巧死了女人，我可以收你当小老婆，从此匈奴和中国，成为一家。”吕雉虽然气的吐血，也无可奈何，只好回答说：“我已年老，不能侍奉你，愿意用年轻的公主代替。”这是匈奴汗国强大的顶峰。
　　二　　道家思想的实践——黄老政治
　　匈奴汗国对中国肆无忌惮地凌辱，是看准了中国没有力量反抗。中国所以没有力量反抗，在于人口稀少，而且民穷财尽。
　　刘邦、项羽间的战争时间虽短，杀戮却非常惨重。刘邦于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即纪元前二○○年，从白登逃到曲逆（河北顺平）时，赞扬曲逆城市的伟大说：“雄壮啊，我到过很多地方，只有洛阳和这里最为繁华。”曲逆那时不过五千户（秦王朝时三万户），每户平均五口，不过二万五千人。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象。所以当时政治上最大的需要是使人口增加和生产增加。刘邦白登失败后，不能反击，吕雉被冒顿戏弄，仍要乞怜，就在于中国没有足够的兵源与财源。道家学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对人民不加干涉。好像树苗，不必每天往上拔它，那不但不会帮助它成长，反而会致它死命。只要不管它，它会自然茁壮。这个学说被宰相曹参服膺，并付诸实施。
　　刘盈继位后，宰相萧何逝世，曹参接替他的官位。曹参把道家学派清静无为的学说，用到复杂的政治现实上。他一切都依照着萧何所订的规章行事，不作任何改进，凡向他建议改进的人，他就请那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开口才罢。曹参这种态度引起刘盈的责备，他就问刘盈：“你的才能，比你父亲如何？”刘盈说：“不如。”曹参再问：“我的才能，比萧何如何？”刘盈说：“似乎也不如。”曹参说：“这就对了，他们两位定下的法令规章，我们这些不如他们的人，岂可自求表现，随意变更。”刘盈只好支持他的作法。
　　刘盈逝世后，他的儿子刘恭继位，因为跟祖母吕雉冲突，被祖母毒死，由刘盈的另外一个儿子刘弘继位。纪元前一八○年，吕雉逝世，发生政变，大将周勃把吕雉的家族和党羽，全部斩杀。废掉刘弘，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选择了二十三岁的亲王刘恒继位。历史证明这次选择是明智的，对西汉王朝而言，更是幸运的。刘恒虽然很年轻，但为人诚恳谦逊，没有花花大少脾气。他的妻子窦皇后信奉道家学说，她命她的儿子刘启和其他王子，都要读《老子》、《庄子》请书。
　　刘恒受妻子的影响，也成为热心的道家学派的拥护者，他从李耳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勤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刘恒的性格加上政治信仰，使他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在他在位期间，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对贵族尤其特别安抚，八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赏赐，并经常免除全国田赋。刘恒有时候甚至穿着草鞋上殿，他最心爱的姬妾慎夫人穿的衣服，不用流行的拖地样式，因为拖地样式所费布料较多。有一次他想盖一个宫殿，预算要二千两黄金，他说：“这是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竟不建造。他的儿子刘启即位后，在老母窦太后主持国政下，继续追求维持现状的安定。这就是有名的“黄老政治”，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历时四十年之久。
　　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也随着大量增加。各郡县仓库，都告盈满。中央直辖仓库，存粮太多，以致发生腐烂。存钱也太多，一直不曾动用，连串钱的绳索（中国古钱当中有一个方孔，用以贯穿绳索），都被虫蛀断。跟本世纪（前二）○○年代和一十年代对照，史学家称赞此四十年黄老政治的成绩为“文景之治”（刘恒号称文帝，刘启号称景帝）。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发动一连串御侮和开拓战争，大部分军费都依靠这些年累积下来的丰富储藏。
　　不过黄老政治最大的缺点是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后来，人口渐繁，耕地渐少时，贵族和富农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政策下，大量兼并自耕农，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主阶层。富人的田地一望无际，穷人却连立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
　　三　　七国之乱
　　黄老政治之际，发生七国之乱。
　　西汉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采取“郡”、“国”并存制度。当时人们的看法，认为周王朝亡于分封，而秦王朝亡于不分封——如果封国林立，到处有皇族据点，陈胜、吴广星星之火，便不会燎原。西汉王朝则采取折衷办法，一方面仍保留秦王朝的郡县制度，一方面也恢复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我们用下表说明——王爵封国统辖数县或十数县，地位高于郡，侯爵封国只统辖一县或数乡，与县相等。
　　刘邦当了皇帝后，原则上皇族子弟封王，非皇族的功臣封侯。刘邦对封侯不太注意，但因“封王”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军队，所以十分重视。他特地杀了一匹白马，厚着脸皮命大臣向天老爷盟誓：“不姓刘而当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但刘邦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开始了离心现象。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遗风仍在，知识分子和聪明才智之士，在中央政府不能施展抱负，往往投奔封国。封国既有实力，又有理论指导，欲望遂一天天提高，离心力逐日增加。
　　这种现象被很多人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刘启的宰相晁错。晁错极力主张把封国的面积缩小，把封王的权力减少。刘启赞成这种做法，但那些已经够大的封王，当然不愿意接受。所以在雷厉风行削小了三个封国之后，前一五四年，东方的七个封国，送联合叛变。这七个封国是：
　　七国封王跟皇帝的关系，用下表说明：
　　从表上可看出，除刘濞、刘戊之外，其他五个封王，都是皇族近亲。这至少显示一点，政权的安危，与分封与否无关，封国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
　　当七国联合叛变时，半壁河山，全都陷入叛军掌握。刘启大为震恐，他想不到他的对手如此强大，懊悔自己孟浪。七国提出的两个口号，一是杀掉晁错；一是退还削去的土地。刘启全部接受，那个忠心为国的晁错在上朝途中，在街头被武士摔下腰斩，而且屠灭三族。
　　七国联军并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动，刘濞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他的军队已迫近洛阳，但他只信任他的儿子，而不相信他手下几位有谋略的将领：田禄伯、桓将军、周丘。中央政府方面，刘启却明智地选出周亚夫当大将。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胜负决定于统帅，只两个月工夫，周亚夫切断吴楚联军粮道，吴楚联军饥疲撤退，周亚夫衔尾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既败，吴楚二国即灭，其他各封王或自杀或被杀，来势汹涌的七国之乱，转瞬平息。
　　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转换点，如果七国胜利，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并吞，战争不休。七国失败，使西汉王朝顺利的通过瓶颈，统一形势更加坚固。刘启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封国的宰相），国相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政府遂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府，有能力作更多的贡献。
　　四　　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儒家学派自从孔丘于纪元前五世纪建立，三百年来，受到很多轻视和打击，但门徒们并不放弃他们的努力，而且借着聚集学生讲学的方法，使他们的学说，继续传播。陈胜、吴广引起全国性混乱时，除了参加战争的军人，天下最忙碌的，莫过于儒家学派人士了。孔丘七世孙孔鲋就抱着儒书，四处投奔那些叛军首领。他们受到的待遇也很可怜，刘邦就是第一个厌恶儒家学派的人，他见了儒家学者——儒生，就把他们的帽子抓下来，当众往里面撒尿。但儒家学者仍苦守着不去，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处境的尴尬和内心的痛苦。因为别的首领还不如刘邦，刘邦总算还收留他们。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的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视——必须爬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囗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的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借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把部长），赏黄金五百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儒家学派虽然在技术上博得皇帝的欢心，但因为正逢黄老政治时代，所以只能保持官位，不能对政治发生影响。另一位博士辕固生就比叔孙通倒霉，他稍为对李耳、庄周表示不满，窦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兽栏里打野猪，幸亏当时皇帝刘启暗中给了他一把刀子，才算没有送掉老命。后来，宰相赵绾也曾经计划排斥其他学派，窦太后把他逮捕下狱，赵绾自杀。但窦太后逝世（前一三五年）后，黄老政治无形中终止，儒家学派的好运气来了。
　　刘启的儿子刘彻于纪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于次年（纪元前一四○年）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为国家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国家管理人才，由皇帝亲自考试。刘彻那一年十七岁，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作主。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允许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有些项目，像“避讳”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
　　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时代，比道家思想时代——黄老政治，更多出五十倍的时间，直到纪元后二十世纪，因受到崭新的西洋思潮的冲击，才告衰退。所以，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是在儒家思想——复古和保持现状的实践之下。
　　五　　对匈奴汗国的反击
　　黄老政治带给当时中国空前的繁荣，虽然黄老政治终止，但繁荣仍在。仅以马匹而言，○○年代时，宰相只能坐牛车，皇帝当然有马车，但想要四匹颜色相同的马，都找不到。可是五十年代时，中央政府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就有四十万匹。民间大街小巷，处处是马，而且竞争着只骑雄马。对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国，反击的时候已到。
　　中匈两国之间，由于和亲的缘故，边境久久没有大的冲突。当中国反击行动于六十年代开始时，采用的是诱敌先发的策略。前一三三年，大将（将屯将军）王恢统军三十余万，埋伏马邑（山西朔州）左右山谷之中。马邑豪民聂壹，跟匈奴一向有商业上密切的往来，他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马邑城门上，告诉匈奴间谍说，他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匈奴乘虚进击。军臣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山西左云）入境，直指马邑。行军一百余公里，距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觉到有点异样。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降望台），俘虏了一位雁门郡（山西右玉）的官员，要杀他时，那官员泄露了全部机密，军臣单于大惊说：“是天老爷把你赐给我们。”把那官员封为天王，急令撤退。中国毫无所获。
　　这一场阴谋奇计，虽然落了空，但中匈两国五十年之久的和睦邦交，从此破裂。匈奴汗国又恢复从前那种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可是，形势已不是从前，中国的反应十分严厉，立即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
　　马邑之谋四年后（前一二九年），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明年（前一二八），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代郡进击。又明年（前一二七），卫青、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这一次开始有大的收获，匈奴大败，中国再度把匈奴驱出河套，就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兴筑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三年后（前一二四），卫青率六位将领，分别出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右北平（内蒙古宁城西南）、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三路进击，深入匈奴汗国三百公里，俘虏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人，牛羊数近一百万头。
　　明年（前一二三），卫青再率六将领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进击。这一次中国吃了败仗，大将苏建所率领的三千人骑兵团，全部覆没。另一大将赵信于兵败后投降匈奴，因赵信深知中国内情，匈奴汗国像宝贝一样看待他，特地为他兴筑了一个赵信城。两年后（前一二一），中国二十三岁的大将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挑）进击，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山）五百公里，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时用的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作第二次进击，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深入一千余公里，杀虏三万零二百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空前胜利，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而河西走廊正是匈奴汗国浑邪王的防地，伊稚斜单于大怒，迫究失败的责任。浑邪王恐怕被杀，就带着他的部落和他的土地，向中国投降。这对匈奴汗国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们衷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